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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翻译】从生产到再生产：中国的养老金抗议与工人集体行动的变化特征

导读 在中国，在劳动力的老龄化与养老金制度变迁的背景下，关乎养老金的工人行动愈发多见。本文以制造业密集的珠三角地区为例，详细记叙了两个工厂工人养老金抗议的案例。在理论方面，本文敏锐地意识到“养老金”在“再生产”范畴中的特殊性，拓展了劳工行动的理论框架，并以图示形象地展示。总的来说，本文无论是实例、采访，还是理论框架都对工人集体行动的研究颇有启发意义。 关键词：集体行动、劳动过程理论、养老金、再生产 译者：草莓奥利奥 校对：Lope 正文 原文：From production to reproduction: Pension strikes and changing characteristics of workers’ collective action in China 作者：Elaine Sio-ieng Hui, Chris King-chi

【实证翻译】在新兴的社会福利与消逝的孝道文化之间：农民工的退休财务规划路径

导读 本研究探讨了中国农民工的迁移经历与其财务退休规划之间相互关联的路径与机制。通过运用1083份问卷调查和32次访谈的混合方法，本研究发现，良好的财务状况、社会支持系统以及对退休的乐观态度是通向良好财务退休规划的直接路径。良好的健康状况和对退休的希望也通过良好的财务状况和社会支持得到进一步增强。相反，健康状况不佳以及负面的就业经历则与不良的财务退休规划相关。定性研究发现进一步为定量分析中识别的路径提供了背景理解。研究指出，农民工经常在依靠自力更生与传统孝道之间面临两难抉择。这些发现不仅适用于中国农民工，也适用于所有在医疗保健和公共养老金方面获得有限资源的移民工人。 关键词：农民工、退休规划、社会政策、文化、累积优势/劣势、中国 译者：Zen 校对：Allen 正文 原文：Aging With Emerging Social Welfare and Disappearing Filial Piety: Chinese Migrant Workers’ Pathways Toward Financial Retirement Planning 作者：Jing Liu, H

【实证翻译】职工保险与养老金性别差

导读 本文通过计算分析了女性与男性在获得养老金福利上的差距。女性劳动者不仅在工作期间获得的薪酬普遍比男性更低（至少20%），女性在退休后获得的养老金同样比男性更少。尤其是蓝领女性，退休后平均每月退休金不到男性的60%。另外，女性退休后依靠养老金生活的时间更久（更早的退休年龄和更长的平均寿命），这导致女性更容易受到老年贫困的影响，尤其是单身和丧偶的女性。随着老龄化趋势增加，老年女性的贫困问题值得我们重视，本文的分析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这背后的原因。 文章的讨论主要以城镇职工社保为基础，而对于大量无法享受职工社保的女性大龄劳动者，她们的养老问题又要如何解决？养老金制度的设计，如何对女性在劳动年龄期间承担的无偿养育劳动（如家务、生儿育女），以及她们因此在职业和薪酬上的损失，进行更加公平的补偿？ 关键词：养老金，社保，性别，退休 译者：十七 校对：荷丹片 正文 原文：Design of employee pension benefits model and China's pension gender gap 作者：Xiaomeng Lu a,

【实证翻译】普惠性社保能否支持老龄化的人口？

导读 研究养老金文献常常关注工作年龄人口与老年人口的数量之比，而中国的实际情况不同于福利体系更为健全的发达国家，有着庞大的，但并未参与社保缴费的劳工群体。 本文以“老年抚养比”(society‑support ratio) 和“缴费赡养比”(system‑support ratio) 为双线索并指出，在公共福利并未普遍化的中国，后一比率才是决定养老金可持续性的关键。围绕这一诊断，作者否定了过往的的政策──全面放开二孩、推迟退休、延长缴费年限──并逐一指出其边际效用有限。真正有系统化潜力的，是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提升统筹层级，并通过城市化把 2.4‑2.8 亿农民工和 5 亿城乡“居民参保者”拉进同一风险池。 城市化被作者视为缓解养老金压力的杠杆，但推动城市化和农民工等城市移民纳入社保并不是终点，关键在于“迁移身份+社会公民身份”的同步兑现。既让年轻劳动力自由流动，也保证其在流动地享有完整且平等的社保、公共住房以及子女的教育权。否则，城市只是将养老成本外包给农村，再一次形成劳动力的剪刀差。当下对于政府而言，

【实证翻译】普惠、非缴费的农村社会养老金有意义吗？

导读 本文作者介绍了中国2009年开始实施的农村养老保险（新农保）。该制度主要面对没有参加职工保险的农村居民，自愿参加，需要居民缴费满15年才可以领取社保。作者认为，尽管新农保在缓解农村贫困方面有一定成果，但限于养老金水平极低，甚至远低于国家和联合国制定的贫困线标准，因此无法真正解决农村居民老年生活的开销。由于参保人需要缴费满15年才能领取福利，这对很多农村家庭造成了经济负担，让他们无法参保，而且有些县在文章发布时还没有推行新农保，导致参保率不足。 虽然新农保覆盖率在近年持续上升，但现在多个省份退休金仍然不到每人每月200元，无法满足农村居民的需求。而机关与事业单位职工、城镇职工、城镇居民、农村居民等不同群体间养老金的巨大差异，造成了巨大的不平等现象。占总人口62%的农村居民到手的养老金总额，与占总人口2%的公务员相同。 在最后一部分，作者将中国的养老保险与其它发展中国家进行了对比。这些国家人均GDP与中国相当，也有大量的农村人口，而它们的案例一个无需缴费，可以覆盖所有居民，且福利标准在贫困线以上的社保体制是可能的。比如巴西，人均GDP虽让比中国略高，但是已经建立了基本覆盖全体公

在工伤共和国勉力奋斗 —— 韩国工伤运动剪影

"2005年，10名泰国女性劳工因二甲苯中毒身亡，事件发生在京畿道华城市，由于当时安全设备不足，事故无法避免。" "2007年，儘管不算是为工业灾害，丽水外国人保护所发生火灾，导致包括9名中国劳工在内的10人丧生。" "2008年，在利川的Korea 2000冷藏仓库火灾中，40人丧生，其中13人是中国移工。" "2020年，京畿道的一家物流中心发生火灾，38名遇难者中包括3名海外同胞签证持有者。" "2022年，安城的一个物流仓库发生坍塌事故，5名移工丧生，其中3人是中国籍朝鲜族同胞。" 2024年12月13日，在韩国首尔举办的 "从 Aricell 事件探讨移工安全权" 研讨会上，韩国民主劳总属下的移工工会 (MTU) 干事郑永燮先生举出了过往20年牵涉移工的重大灾害事件。遗憾的是，即使只算移工的案例，这些事件也只是冰山一角：在无数个没有广受报导的案件中，断肢致残、患长期病、死亡的案例不胜枚举。韩国统计厅数据指出，2022年全国因工作事故或疾病而死亡的人数达到2200人以上，是经合组织38个发达国家之首。而官方数字以外，往往还有大量无法纳入统计范围的案例。在韩语媒体，"工

实证翻译文章索引

《中国劳动趋势》的学术论文翻译栏目由2023年3月份刊登第一篇文章开始，现在已经持续接近两年了。今年年初，我们为这些翻译文章作了一个年终盘点。这一年多以来，我们一共刊出了45篇文章。作为一个编辑上尚不成熟的栏目，在文章选取上仍显得有点松散。更多时候是成员间在日常的阅读中选取一些有意思的外语文章，翻译并享给读者。 即使如此，我们还是能作一个简单的整理，按照它们集中关注的议题、写作角度，分类并製作成索引让大家检索。我们粗略地把这些文章分为五个大类 —— "劳动体制"、"劳动市场"、"个别行业研究"、"工人群体"和"工人行动"。希望除了便于寻回文章外，也是对于《劳动趋势》当下编辑方针的一个纪录。 继往开来，为了更充实翻译栏目的内容，我们即将迎来一段改版期，在更新频率和文章主题上都会有所改变。敬请读者期待！ 整理：缭凌、Zen、小凯、17 001 劳动体制 “宿舍劳动体制”、”拆分型再生产体制”、”分包劳动体制” ⋯⋯ 自2000年代以来，”劳动体制” 成为了学术界研究农民工常用的关键词，一直延续至今。我们无意为此词彙提供完整定义。重要的是，以此为重心的研究，都忠实地纪录了工人

【系列专题】劳动者与社保改革

《劳动者与社会保险》是“系列专题”栏目的第一期内容。在这个栏目中，我们将集中翻译与特定主题相关的论文、报道等多种形式的文章，以此更加系统性地为读者介绍和梳理已有文献。我们希望在一系列的翻译和传播中，可以更好地掌握当下对中国劳工议题讨论中不同的观点与视角，并在不同文章的相互对比与补充中，找到新的启发。 最近，我们将持续发布一系列关于社保改革的文章。这些文章涉及历史以来的社保制度与改革、当下社保的困境与挑战、老年工人的生活现状、以及工人们为了争取社保而参与的集体抗争—— 在经历过工业化洗礼的社会，一旦生活基本所需离不开商品交易，就出现了一个需求：不能再适应工作强度的年长劳动者，通常需要脱离生产，透过工资以外的渠道获得资金支持生活。养老金的需求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从我们的历史检视来看，这一点在中国也并不例外。 中国改革开放前的养老保障制度，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构建的阶级性保障体系的一部分。尽管当时并没有形成一种所谓现代化的、独立的养老金体制，而是将养老纳入劳动保险制度中（农村则是集体经济支持下的互助机制），但很明显鉴于不同的生产方式、政治冲突、行政管理能力等，改开前的养老

【实证翻译】90年代广州的养老金改革

导读 1980到1990年代的养老金制度改革，每个地区的经济环境不同，地方政府各自采取了不同做法，可谓是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这句话的体现。要穷举各地的改革历程，大概不是翻译计划能乘载的份量，但周永新和许月宾对于1980年代广州市养老金改革的记载，是一个具参考价值的例子。作为港台外资进驻的第一站，又有著旧制度留下来的各种企业所有制形式，要如何在保障旧国企员工的养老金权利，又能将外资和私企纳入新的养老金系统，是最重要的问题。周、许二人在纪尾点出的问题，一直延续至2010年代，结果是外来务工者到临近退休年龄都还是难以纳入城市养老保险系统。 关键词：社保、广州、市场改革、临时工、90年代 译者：小凯 校对：石榴 正文 原文：Old-age Pension System with Guangzhou Characteristics （来自：Socialist Welfare in a Market Economy: Social Security Reforms in

【实证翻译】养老金改革之后：导航中国的“第三轨”

导读 现今我们面对的养老保险制度，可说是1990年代改革下的产物。在这次改革前，城市央企、省级、市级国有企业，以及其他形式就业的群体，都分别处于不同的养老金管理系统当中。然而中央政府统一管理系统的尝试，却是以巨大的社会变故为背景的——不同地域的经济条件各走极端、各种所有制形式的企业面对不同命运，使各地的地方政府各自有不同考虑。时至今日，各地养老金稳健程度不一的问题，依然是养老保险体制的难题。 Mark W. Frazier 多年来观察中国养老金制度的变化。2004年发布的这篇论文，透过与官员访谈，纪录了养老金系统“统一”和“放权”之间微妙的张力。具体而言，省级和市级政府保留了多少权力，还是要走到各地的改革过程里看。然而 Frazier 这篇概览式的文章绝对可作为一个探究的起点。 关键词：社保，地方财政，养老金，退休 译者：小凯 校对：泡芙 正文 原文：After pension reform: Navigating the

【实证翻译】1949年至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基于社区的农村福利体系

导读 老弱病残、鳏寡孤独是人类社会所面临的恒常的问题。无论是出于人道主义、抑或政治任务，各国各政府均有创制帮助弱势群体的福利体系的实践或尝试。 1949年至197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建国到改革开放前的时期。其中，中国和中国人民历经了三年恢复、土地改革、大跃进、公社化、以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激荡的历史进程。 本文用较为客观的语言追溯了1949年至1979年中共农村地区福利体系的创制与演变。中国共产党自1950年代早期开始寻求在农村地区建立福利体系。尽管随着不同的政治运动，福利体系的名称、行政的层级有所改变，其有一点特征贯穿始终，即去中心化，包括层级较低和实践不统一。 作者整体的文风是客观的阐述，但其中难免有一些显示自己政治倾向的表述。而这些表述可能并未得到很好的论证，交由读者自行权衡。 关键词：社保 译者：Être 校对：小凯 正文 原文：The Community-Based Rural Welfare Syste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79 作者：John Dixon 发表时间：1982年

【实证翻译】从劳动保险到单位福利：1953-1978年苏联模式在中国的实践

导读 社会保险制度不只是一种纯粹的经济再分配制度，同时也是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的一部分，也展现了掌握政权的统治阶级是如何管理国家和劳动力再生产的。本文基于冷战时期“社会主义-资本主义阵营”二分的视角，试图较宏观地梳理从建国到改革开放之前，作为社会保险制度的中国劳动保险制度，是如何继承借鉴于苏联经验，又逐渐在国内因为行政资源的匮乏、与苏联关系的变动，以及各种政治运动的影响，而最终瓦解并降格成为企业内部的保险制度。 文章对于劳动保险制度在具体的现实实践中遭遇的矛盾，尤其是其与政治之间的互动的描述是宝贵的。比如作为工人福利，剥夺反动分子的社保待遇是一种可行的专政手段；社保与国家集中工业化建设的关系；对社保设计上生硬照搬苏联模式的批判以及反批评；文革时期合同工、临时工为首的造反派反对社保待遇的不平等......这些都提示我们不应单独地把社保问题从整体的历史情景中隔离开来看待。但作者在叙述上过于依赖冷战意识形态对立的史观，以及对中共实践过于机械的看法（认为中共实施劳动保险的目的主要是迎合社会主义阵营、维护政权稳定、刺激工人投身生产等），还需读者自行批判性阅读。 关键词：社保、苏联模

【实证翻译】中国的残障就业配额制度：政策、实践、阻碍和未来

导读 本文回顾了中国残障【注1】就业相关的政策、变化，以及执行情况。总得来说，尽管要求公共和私营部门需要有最低就业配额的法律已经出现了三十余年，由于监管的缺失和整个社会环境的不支持，这一配额几乎没有被实现。 文章数据较少且多在 2018 年之前，对于较新的数据，中国残联的数据主页提供了近年的公报。 值得注意的是，除每年更新的公报外，上一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报告在 2006 年。 关键词：配额制、征税、公共部门、私营部门、残障就业 译者：燕鸥 校对：Moon 正文 原文：The quota system for employment of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in China: Policy, practice, barriers, and ways forward 作者：

牺牲的关节：韩国需要“灵活”移工承担工业风险

Aricell火灾事件是韩国移工伤亡人数最高的一起工业事故。23位去世者，其中就有18位非韩国籍移工。除了生命的终结，Aricell事故更揭开了韩国产业中被隐藏的真相：在那些看似最无关紧要的中小企业中，实际劳动着的是支撑起整个工业运转的移工群体。他们承受最沉重的代价与风险，却长期隐藏在产业末端。在韩国这头工业巨人的身体中，移工是其中长期被牺牲的“关节”。 这篇文章中，我们回顾韩国移工政策对工人的分化与限制，以及与这样的政策看似矛盾却内在契合的，在农场、工厂中移工如何作为“灵活”的劳动力，被安排在底层危险、繁重的工作中，撑起各产业链的风险末端。 根据韩国国家人权委员会的统计，2023年韩国吸纳了总数高达144万的外籍移工，在移工团体中，他们一般被称为“移住劳动者”。然而，虽然我们用移工一词来概括所有外籍移工，但他们的處境却是非常不平等的，不论是签证制度、生活圈还是社会认知。韩国的移工制度高度分化，让他们各自被分割成孤立的群体，相互之间的分割宛如高墙耸立，进行层层限制，既阻碍了移工们的自由权利，也让整体的团结变得困难。 谁是同胞？市场决定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发给海外韩裔来韩国生活工

【实证翻译】在工作中了解薪酬：实现薪酬透明的劳动过程

导读 “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薪酬模糊化是支配工人的一种有利手段”。对于工人而言，糟糕的不仅仅是过低的或者被无故克扣的工资数量，而是被剥夺了对于自己工资明细和工资组成以及如何计算的知情权。这不只是涉及企业通过少发工资来降低成本那么简单，而是涉及到资本主义对于劳动力要求一种本质上的支配，要求对劳动者生产过程的完全把握。 这篇文章拒绝把薪酬体系和薪酬制度视为一种出于雇主立场的管理学行为结果，而是在承认劳资关系不平衡的基础上，从一种动态的、对抗性的角度，考察薪酬措施，强调了工人在劳动过程中的反抗和不满如何影响薪酬透明度。 通过对三家工厂进行田野调查，本文发现尽管薪酬沟通是单向的，且工人只能得到有限的个人的工资信息，但工人们仍然可以通过私下建立交流和信息共享，以及通过社交关系，最后是用脚投票离职等方式来增进对薪酬体系和措施的了解，从而拒绝顺从现有的不透明的薪酬机制。然而这种反抗同时受着来自管理层的制约。无论是更加碎片化和复杂化的绩效考核系统，还是人力资源部门的官僚主义手段，以及日常工厂内的监督，都可能阻碍工人通过个人的尝试去理解工资。同时，过高的劳动流动率和集体谈判平台的缺失，也使这些反

【实证翻译】中华全国总工会：挂羊头卖狗肉与政府的工会外交

导读 本篇是来自Global Labour University的2024年6月专刊《中国的劳动角度》，这本专刊是较总结性地概略了解中国的劳动问题的有效材料。专刊由多位作者合著、本章节的作者Frank Hoffer本人所持政治观点是支持自由资本主义以及工会组织，此文并非论述观点性文章， 其介绍的内容与论据详实，但作者的批判角度与左翼角度似有所不同。 Hoffer准确地描述出了中华全国总工会以“工会”之名行镇压工人自主活动之实、以及国际层面上工会对话的两难境况，并批评国际工联的方针为接纳包括全总在内的由非民主政府支持的工会，这并未实际帮助这些国家的工人；最终Hoffer却有止于“霸权东方vs资本主义西方”“两方阵营”的叙事窠臼之嫌，文章重点落于批评权力膨胀的政府机构，而非进一步分析这种情况给工人们和工人运动造成的具体影响，并未探讨工会组织在除了议会民主自由资本主义体制以外的其他可能性，更未涉及工人运动与工会在更广泛的社会变革中有可能充当的角色。 关键词：工会、全总、工会外交、国际劳工组织、国际工会合作 译者：草莓奥利奥 校对：十七 正文 原文：Labour Perspec

【实证翻译】伪装成教育改造的生意——中国对性工作者的拘留所教育项目中的「神圣人」生命政治

导读 性欲是人类的根本欲望，是大自然为传递基因的精妙设计。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围绕着性，也产生了商业化的性产业。在中国，性产业是一个特殊的产业，它被法律明文禁止，而实际上处于灰色地带。“卖淫罪”隶属于《治安管理处罚法》，是违法行为，但不是刑事犯罪。相应的，性工作者被逮捕后，也无需法院判决，而是交由公安机关处置。性工作者也是工人，因为性工作的特殊属性，性工作者尤其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原则上，对性工作者的抓捕以及拘留应该遵守法律。拘留所的改造教育更将自己标榜为教授实用的生活以及职业技能，以便被拘留人日后能够有更美好的未来。这样的原则听起来很进步。然而实际上，性工作者却被暴力地对待，被警察以高额的罚款勒索，被游街示众。所谓的教育改造，其实是读毛时代的文本、宪法，甚至是被迫进入血汗工厂工作。 本文的作者Eileen Yuk-ha Tsang采访了数十位曾经历过拘留教育的底层女性性工作者，介绍了她们在暴力的拘留所中的亲身经历，使得她们的声音得以传播。 她们的证词为警察的恶行提供了生动的证据。 此外，本文简要介绍了阿甘本（Agamben）的“神圣人（homo sacer）”理论，并以之为理论框

逝者未昭雪，家属不言休——韩国电池厂火灾事件抗争纪实

编按：2024年6月24日清晨，韩国京畿道华城市的Aricell锂电池工厂突发火灾，火势在短短数秒内吞噬了整层生产车间，造成23名工人死亡、8人受伤。死者中，18人为非韩国籍移住劳动者，包括17名中国籍与1名老挝籍工人。这是韩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移工为主的重大产业事故。火灾当下，事件获得了国际等级的媒体关注。然而后续的维权之路却并不顺利，家属们至今尚未得到公司的正式道歉与赔偿。 如今，时间已经来到2025年，时间已经过去将近200天，这场灾难的受害者家属们仍在寒风中为正义发声。企业、政府的冷漠以及逐渐淡去的公众关注，使这场维权之路愈显孤独与艰难。在京畿道广州市S-Connect总部外搭建的抗议帐篷中，家属们继续在为逝者争取正义。这场战斗并不仅仅关乎赔偿或问责，它更揭示了韩国劳动市场中的移住劳动者长期处于权利真空的现状。 劳动趋势的伙伴于2024年底前往韩国，进行了一手的观察和采访。从这篇报道开始，我们将完整还原、分析、探讨Aricell事件以及背后韩国移工面临的结构性危险：产业外包体系、非正式劳工、剥削移工的制度、产业安全法规漏洞、中国工人在韩国的辛酸史…… “狗崽子，罪行太多了，

【数据新闻】高温热浪下2：高温津贴可以买到平安吗？

核心发现：本文通过对国内高温保护政策的分析，揭示了：（1）现行政策仅有2012年的《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作为纲领性文件，缺乏地方或行业细则，导致政策难以有效落地。（2）高温津贴成为企业规避实际责任的工具，劳动者健康与安全被廉价交易。（3）高温津贴的执行标准在各地存在巨大差异，包括金额、发放时间及对象，执行混乱且不公平。（4）高温津贴政策长期未调整，标准滞后于通货膨胀和气温变化。 关键词：高温津贴、防暑降温、高温作业、劳动健康 作者：深海大鱿鱼 编辑：深海大鱿鱼 在前一篇文章《劳动者的脆弱与威胁》中，我们透过分析近三年热射病新闻中的51个案例，发现了当前劳动者在高温下面对的威胁。接下来，问题的重点在于： * 现在的政策中，考虑到了劳动者在高温天气工作的风险吗？ * 在高温高湿环境下脆弱的高龄工人，能够在高温热浪天气中受到足够的保护吗？ * 所谓的政策保护，实际是否有所执行？ 本篇文章的重点将聚焦政策层面，分析当前国内与高温、中暑有关的政策，从劳动者的角度检视它们是否适用于现实。 防暑降温办法：只是一个模糊的纲领性文件 目前，国内在实际应用的劳动者高温保护政策仍然

【数据新闻】高温热浪下1：劳动者的脆弱与威胁

核心发现：本文分析了2022-2024年高温天气下热射病相关的新闻事件，主要发现为：（1）热射病案例主要集中于7月，且以四川、湖北、浙江等中部省份为主，这与高温高湿的气候条件密切相关；（2）建筑、环卫行业的户外劳动者最容易受热射病影响，但室内或半室内劳动者（如制造业、保洁、物流工人）在高温热浪中同样面临显著风险；（3）受害工人年龄中位数为56岁，平均62岁，高龄劳动者因无法适应高温环境而更脆弱，尤其在低技能岗位中成为热射病的高危群体，反映了高温对劳动者群体的多重威胁。 关键词：热射病、高温、中暑、户外劳动、建筑工 作者：燕鸥 编辑：深海大贝壳 北京理工大学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1990-2019年期间，中国与高温热浪相关的年死亡人数上升了4倍。而22-24年，中国连续三年达到新的10年平均温度纪录，2024年的极端最高气温41.9℃，比2022年的41.8℃高了0.1℃，创历史新纪录。 2024年≥41℃的高温已达5天，超过了2022年的3天。 气候变迁、

【实证翻译】“土二代”：村民房东和广州城中村里的资本积累

导读 “接吻楼”、“公寓”、“日租房”......城中村，无数打工人背井离乡来到大城市打拼时，最先落脚的地方。城中村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市场转型的特殊产物。原来务农的村民，也追随着这股浪潮，盖楼致富，搬进了城市里更高档的小区。 这篇文章梳理了广州地区城中村的变迁史，讲述了村民如何利用自己的宗族关系和土地使用权，将原先的村庄转变成了工业区，并为来自外地的打工人提供暂居之处。通过成立村集体股份公司，并向小老板和农民工收取地租，原先的村民们慢慢成为了城市居民。但于此同时，外来人口，尤其是农民工，遭受了再一次的压榨。甚至在有的地方，村民们雇佣执法人员监管、控制外来人口，并从他们身上勒索各种“费用”。 在今天，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城中村也在慢慢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更加现代化的小区。但是，对于基层劳动者来说，城中村里有价格低廉的住房和亲民的小商店、小饭馆，仍然是许多人的选择。了解城中村的历史，以及作为实际房东们的“土二代”的角色，是我们理解珠三角地区外来打工人生活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关键词：城中村、户口、村集体、分红、农民工、制衣厂 译者：

【数据新闻】累、想跑路的奶茶店打工人

核心发现：这篇文章整理奶茶店打工者在社交媒体的分享/评论，揭示了奶茶店工作环境中的高压力和流动性问题。评论中“累”、“跑路”频现，表明员工因低薪、苛刻考核和繁重工作常常感到不堪重负。此外，店长承受的多重职责和经营压力的层层转嫁，导致奶茶店的冲突被限制在基层打工者之间，更助长了有毒的工作文化。 关键词：奶茶店、劳动强度、店规、打工人吐槽 作者：草莓奥利奥、CF、Zen、Lastine 编辑：深海巨乌贼 *本文为“解读劳动”数据新闻营成果作品 窄门餐眼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4月7日，全国共有3086个奶茶品牌，超38万家奶茶饮品门店；人社部“最缺工”排行表明，奶茶店一直缺工，离职速度比入职快，流动率高…… 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将去奶茶店打工视为选项之一的今天，他们也在“抖音”、“快手”等短视频社交网站上活跃地表达与交流自己在奶茶店打工的经历、心得和困难。打工者自己如何看待奶茶店、饮品店的工作中的不顺？网络社交媒体上是否有打工者进一步团结的可能性？ 在这篇写作中，我们对奶茶打工者分享的抖音视频进行了整理，

【实证翻译】与狼共舞？福利主义整合之下国家-劳工NGO关系的政治

导读 由1990年代起，“劳工NGO” 对于沿海城市的工人来说，是他们在政府容许的渠道外得以组织的形式之一。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待这种NGO的态度也是千变万化的。英国学者 Jude Howell 的论文纪录了这种拉锯关系中的一个重要节点：2012年前后，一部分NGO被收纳到福利供应体系，成为 “购买服务” 制度下的服务提供者。在这波收编里，不愿与政府妥协、以及倚靠国外基金营运的NGO位置显得愈来愈艰难。十多年后回望，这种做法或许可以视为2010年代末大力打压的前奏。 作者 Jude Howell 教授在2022年与世长辞。多年以来，她一直与中国的NGO和学术界维持良好关系，不单翔实纪录了公民社会在这片土壤发韧的历史，也受到NGO工作人员的尊敬。仅以本译文向 Howell 教授致上敬意。 关键词：政府购买服务、非政府组织、NGO、劳工机构 译者：小凯 校对：ibrido 正文 原文：Shall We Dance? Welfarist Incorporation and the Politics

【实证翻译】准备好的二号工人：中国游戏平台劳工的性别化劳动制度

导读 性别、平台、游戏和劳动，这四个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热门领域在作者的深刻分析中交汇，形成了一个引人深思的视角，生动地呈现了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状况。这种交织不仅揭示了社会结构的复杂性，也让我们意识到，在数字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性别问题和劳动问题并没有因技术的普及而迎刃而解。相反，旧有的问题在新兴领域中不断侵袭，甚至愈演愈烈。 回顾邱林川2013年出版的著作《信息时代的信息工厂》，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当时就已被洞察的问题，如新时代的“玩工”（playbor）、性别不平衡的网吧环境以及对技术的性别刻板印象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值得我们关注，更应促使我们思考如何采取行动，以实现实质性的改变。这正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核心要义。 然而，游戏行业的性别现状仅仅是冰山一角。在平台时代，数字劳动者的领域更加广泛，部分劳动甚至变得更加不可见。在作者所描述的现状中，打破那层看似中立的“游戏规则”不仅需要对现状进行批判，更需要思考可行的替代性方案，并对未来保持警惕。因此，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技术与性别、劳动之间的关系，以推动一个更加平等和包容的数字社会环境。只有通过深入的反思与积极的行动，我们才能为实现性别平等和

【数据新闻】年龄限制、超长工时、低工价的蓝领劳动市场——上海工业区招聘信息分析

本文分析了上海某工业区5月-8月期间的4543则招聘信息，结果显示：（1）工人们在招聘市场上面临着严格的年龄、性别和身体条件限制，学历要求较低，反映出企业对劳动力的低技能需求，只看重工人身体与形象。（2）工资水平普遍偏低，普工平均小时工价不足22元，且存在广泛的惩罚条款，使得工人即使完成部分工作也可能无法获得应得的报酬。（3）工时安排普遍以两班倒的长工时为主，每日12小时工作为主流且每周仅有一天休息时间，导致工人长期处于超时劳动状态。这些数据揭示出，经济不景气下，蓝领工人的就业形势和劳动条件相当严峻，不仅用人方招聘限制花样繁多，劳动时间超长，小时工价普遍低于法定标准，变相克扣工资极为普遍。

【投稿】爆发叙事：新冠疫情下的中国女性移民工

导读 本文是我们收到的投稿。以新冠疫情期间关于移民劳工的爆发叙事为研究档案，本文通过文本和城市研究的方法，讨论了疫情开始后城市中务工的女性移民劳工在空间、就业和叙事话语上被排挤、被隔离的经验。以及她们如何利用城市现有设施为自己创造临时性的高流动性空间。另外，疫情加强了移民女工的流动，迫使她们更多地涌入零工和非正规市场，并以个体为单位作为一种大流行期间的特殊基础设施重新参与城市。成为了被限制流动的城市中流动性越来越高的人群。 本文指出，对中国移民劳工的爆发叙事往往以男性或者集体视角为中心，缺少对性别的关注。而对移民女工的关注过分脸谱化，缺少对女工自身的个体经验的叙事。在疫情的封锁和招工的限制下，大量城市外来务工人员涌入零工市场，成为频繁穿梭在城市内的外卖员、快递员等。于是，在这种例外状态下，他们不得不寻找新的居所和城市生存模式——对城市公共空间的非常规占领。 一则围绕着一位移民女工阿芬的个人爆发叙事一定程度上揭露了2022年新冠疫情期间女性移民劳工在城市中的特殊空间迁徙体验。在疫情的例外状态下，移民女工的特殊迁徙和城市空间实践是如何开始又是如何结束的？这些女工的共同经历，又能以什么

【实证翻译】威权体制下的运动导向劳工组织：以中国为例

导读 这篇文章综合多种社会运动理论，分析了中国以运动为导向的劳工组织（MLNGO）如何诞生、发挥作用以及衰落。作者指出，胡温政府给了社会组织更大的空间，劳工组织抓住这一时代的政治机遇，运用三种主要策略推进工人的集体行动，分别是选举工人代表、推动与雇主的集体谈判与支持工人抗议。劳工组织会为工人提供各种资源，包括为工人进行集体谈判的培训、诉诸框架化的观念团结工人集体、通过制作工厂地图与建立联系网络等来动员工人。但在习上台后，MLNGO受到打压，劳工组织获取外国资金的难度增加。政府不允许MLNGO对工人有任何的组织与动员，多名劳工活动家被捕，仅有服务工人性质的劳工组织被容忍。MLNGO推动工人集体行动的作用因此弱化，甚至逐渐消失。 关键词：劳工NGO、工人运动、社会组织、社会运动 译者：烤冷面 校对：石榴 正文 原文：Movement-oriented labor organizations in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The case of China 作者：Elaine Sio-ieng Hui

【数据新闻】“山河四省” 梗背后，地域间高教资源不均的事实

核心发现：随着2024年高考成绩在6月底公布，本年高考学生的升学去向也逐渐尘埃落定下来。去年同一时间，”山河大学” 这个网络梗说中了不少高考激烈省份的学生心声——要获取优质高等教育要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一年过去，这种结构性问题仍然存在，省际之间高等教育投入差异，形塑了无数学子的高中生活。 关键词：山河四省、高等教育、高考、人口流出、随迁儿童 作者：小k、苹果派 编辑：眼睛 *本文为“解读劳动”数据新闻营成果作品 去年6月，“山河四省”突然登上微博热搜。这源于一个在网络上流传的玩笑：只要山东、山西、河南、河北四省的高考考生每人出人民币1000元，就可以打造一所综合性大学让这个省份的考生报读。显然，这则笑话之所以引起了共鸣，是因为它背后有血有泪——在这四个省份考高考确实很累。 一年后的今日，“山河四省”的问题依然存在。这则笑话背后的辛酸，是由哪些因素构成，又反映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哪些问题？ 化成网络迷因的民意诉求 一年前爆火的网络迷因，最终还是难免淹没在日新月异的热搜话题当中。不过，迷因反映的辛酸、不满、

【实证翻译】中国在埃塞俄比亚移民工：在留下与回国之间进退失据

导读 过往十年间，中国资本在海外的投资突飞猛进，随之也带来了大量中国在外国打工者群体。相比起「润」出国的年青一代，他们或许跟国内的外出务工者更为接近——抱着终有一天要回乡的心态在外打拼，最后却与务工地形成了藕断丝连的关系。甚至，即使已经在老家买房，还仍是要回到国外打工赚钱还房贷。 人类学家 Miriam Driessen 透过长时间的田野调查和访谈，细致纪录了中国在非洲务工者的生活轨迹。她特别针对讲述在外务工者夹在打工地和老家之间的尴尬状态，而各种传统观念又是怎样协助形成了这种状态。在民族志的体裁中，作者并没有明确明达出对这种处境的看法，但字里行间依然发人深省：中国传统的男／女角色定型、成家立室、生儿育女的观念，造成了多少各式各样的束缚？ 关键词：海外中国工人、非洲、家庭、生育 译者：小凯 校对：深海鱿鱼须 正文 原文：Chinese Workers in Ethiopia Caught between Remaining and Returning 作者：Miriam

【实证翻译】中国农民工子弟的阶级意识

导读 农民工子女如何看待不平等？本文作者借助调查问卷发现，农民工子女了解不平等，但大部分给出了错误的归因，在虚假意识的笼罩下无法认清自己的阶级属性。译者认为，在城乡二元结构被越来越多人熟知的今天，本文重新强调城乡结构同时也是阶级结构是有其意义的。城-乡结构掩盖的是统治与被统治、殖民与被殖民、剥削与被剥削的二元结构，正如《受压迫者教育学》中强调的，人要靠说出真实的字词来改造世界。 关键词：社会阶级意识；工人阶级；农民工子女；小学教育；中国 译者：ibrida 校对：蓝水 正文 原文：Class Consciousness of Rural Migrant Children in China 作者：Jiaxin Chen & Dan Wang 发表：2020年 近年来，中国研究中很少关注工人阶级子女的阶级意识问题。已有研究表明，农民工子女很有可能在未来加入父母的打工群体，成为“中国新工人”。本研究聚焦北京两所以农民工子女为主体的小学，

【实证翻译】“当诉求无人倾听，就转战线上”：中国互联网行业反对工作场所性别歧视的“807”劳工运动

导读 这篇文章介绍了2021年发生在中国的一起在线请愿运动，6000多名员工签署了一份在线请愿书来对抗互联网行业中存在的职场性别歧视。在官方公会和妇女组织的缺位下，这场自发的运动争取到了一定的权利：涉嫌性骚扰的嫌疑人被开除，反对工作场所性骚扰的工作组也建立了起来。如同文章所说，女性权利意识的提高为劳工行动提供了一种新的合法性，我们应该意识到，处于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双重压迫下的女性正在用她们的行动来创造新的反抗方式。性别歧视与职场压迫是存在同构的，译者认为，我们应该反思在传统的劳工行动存在的男性中心主义和父权制意识形态残余——一种新的团结是可以被塑造的。 关键词：996、职场性骚扰、互联网工人、数字经济、劳资关系、劳工维权 译者：John Lenin 校对：石榴 正文 原文：“When nobody listens, go online”: The “807” labor movement against workplace sexism in China's tech industry 作者：Hong Yu Liu 发表：

【数据新闻】“失踪”之后，法庭之上：赴日技能实习生和中介在国内法庭纠纷的案例分析

核心发现：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劳动者前往海外工作。这些工人们往往在国内与劳务中介签订合同，由中介代理联系海外雇主。尽管工作地点在国外，ta们仍然受到国内中介的控制与管理。 本文专注前往日本进行短期劳动的技能实习生。技能实习制度下工人基本无法转职，维权成本高，回国也会面临中断合同导致的中介索赔，因此在公司遭遇不公待遇后不少工人选择“失踪”。当日方公司失踪人数达到一定程度，公司和监理团体就有可能被取消接收技能实习生资格。但在跨国移工的交易过程中，日方受到的损失会通过对中方中介进行索赔或者惩罚，中介再通过诉讼工人及家属来再次转嫁到工人身上。在这个恶性循环中，日方公司和中介利用两国法规的差异完成了剥削工人的共谋，在工人处于证据弱势的前提下，司法系统的缺少作为让中介更加猖獗。而工人在这个跨国的过程中被“一鱼两吃”，在日本难以维权，回国面临着高额诉讼，被夹在系统之间动弹不得。 关键词：技能实习、劳务中介、劳动法、海外劳工、日本 作者：等闲、眼睛 编辑：眼睛 *本文为“解读劳动”数据新闻营成果作品 技能实习生为何“失踪”？ 技能实习制度在名义上是一种让外国人通过在日本的工厂、建筑工

从数据看劳工NGO的十年衰变：全面服务化、遭遇与遗憾

近年来，中国的劳工非政府组织（NGO）经历了显著的转变，维权与面向工人活动方式大幅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各种服务项目。由于国家对于劳工NGO的打压、政府购买服务的引入以及企业公益投资的增加，劳工NGO的整体动能、曝光度和影响力远不如十年前。本文分析了新旧劳工NGO在服务对象、行动方式及自我定位上的差异，揭示了背后国家、资本力量的介入，并反思了这段历史经验的遗失及未来发展的可能性。

【实证翻译】二元土地制度、户籍制和中国流动人口的城市福利权

导读 为何中国的户籍制度改革步履维艰？作者基于2021-2022年在广州及周边城市的实地调研，指出二元土地所有制是关键原因。该制度使政府能通过土地销售获取巨额收益，同时将城市短期劳动再生产成本降至最低，例如城中村提供了工人廉价的租屋，解决了住房需求，而乡村土地的存在又弱化了打工者获取城市户口的动机。这一结构削弱了地方政府改革户籍制度或向农民工提供福利、社会保障的动力。进城打工者的子女，时至今日仍无法在大城市内平等入学。作为比较，越南的单一土地所有制则促进了户籍改革，但政府本身提供社会保障的能力也有限。结果，两国都没有为进城工人和其子女提供足够的保障和教育资源。 关键词：流动人口、户籍政策、流动儿童、教育、城乡 译者：小凯 校对：鱿鱼丝 正文 原文：Dualist Land Regime, the Hukou System and the Welfare of Migrant Workers in Chinese Cities 作者：Zhihang Ruan 发表：2024年

【实证翻译】在工作和个人生活之间界定边界：通过“劳动的多重性“视角理解中国西南地区的民族表演者工作

导读 中国西南部的少数民族是全国最贫困的群体之一。近年来，随着汉族城市中产阶级“消费革命”，前往乡村体验少数民族“风土人情”的旅游项目也变得流行，甚至成为了当地政府积极推动的商业项目，以增加财政收入。许多来自当地乡村地区的非汉族居民成为了少数民族表演者，他们和她们穿戴者专门设计的“民族风”服饰，为汉族游客表演少数民族的“传统风俗”，陪同客人吃饭，甚至进行一些有性暗示的服务。 比起其他服务业劳动者，少数民族表演者需要投入更多的情绪劳动以满足工作要求。他们在工作中要表演极具刻板印象的少数民族形象，尤其对少数民族女性的想象充满了色情元素，这给表演者的私人生活造成了深刻的影响。他们和她们必须重新学习“做”（汉族人期待中的）少数民族，尽管这并不符合他们作为真正的少数民族的成长经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会调整自己的民族身份认同，以及对自己工作的理解，以处理工作要求与真实自我之间的复杂的张力。有些表演者会利用脱贫、保护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等政府推动的叙事逻辑，让自己的工作显得更加合理。 作为来自乡村的少数群体，民族表演者为汉族城市中产提供期待中的表演，但他们的存在本身却被排斥。除了制度上的边界（如

【实证翻译】苦痛不均：新冠疫情对中国流动劳工就业的影响概述

导读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导致中国和全世界进入了一个“危机状态”。尽管新冠疫情对绝大多数人的生活造成了深重的影响，但危机状态下，不同社会群体所受到的影响并不一样。本就受到系统性歧视和不平等困扰的农民工群体，在危机状态下也被迫承担更多的负担和损失。新冠疫情的爆发，加剧了早就存在的城乡之间的不平等现象。本文作者呼吁对户籍制度进行更加实质性的改革，以便将农民工纳入国家社会保障体系，并在下一次危机中得到保护。 据研究估计，全国范围内，至少有3000万至5000万的农民工在2020年3月下旬失去了工作，远远超过了本地城市工人。一项在线调查还表明，农村户口人口承受了疫情的巨大压力。在2月下旬时超过90%的农民工无法找到工作，相比之下城市户口的流动工人找不到工作的只占42%。受教育程度较低和技能较低的群体失业率也较高。同时，社会保障体系覆盖的工人与实际需要社会保障的工人之间存在严重的不匹配。无论是在整个中国人口中还是在流动工人群体内部，疫情都加剧了此前就沿着城乡户籍线存在的不平等现象，包括健康、社会保障、收入和教育等多个方面。 本文写作与新冠疫情爆发早期，作者通过调查和数据分析，估

【实证翻译】灵活专业化：电商平台如何改变中国服装行业的供应链和劳工关系

导读 电商平台的出现，深刻地改变了服装行业的供应链结构，以及纺织工人们的工作模式。本文作者调查发现，电商平台加剧了行业内的竞争，要求供应商更加灵活生产，这也导致了就业的零工化——对工人来说，这意味着更高的不稳定性，但也让一些工人，尤其是高技术工人，能够获得更高的自主性和工资。 服装销售是电商平台中交易的大头，因此竞争非常激烈。许多淘宝店主表示，为了赢得流量，需要投入大量成本进行宣传营销。而且，由于流行趋势日新月异，许多店主不敢大规模存货，而主要放出短期、小额的订单。这导致供应商普遍采用小批量、多品种和快速补货的生产模式。许多工人也自愿或被迫成为独立、灵活的临时工。作者发现，在高技能工人短缺的环境下，那些拥有较高技能的工人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可以自立门户，收入远超大型工厂中的平均工资。 劳动趋势一直在关注平台经济对工人就业和劳动条件的影响。在过去，我们翻译的文章主要关注外卖骑手。而这篇文章关注的是电商平台如何改变服装生产工人的工作模式。不同案例间有些相似点，比如零工化，但也有许多不同之处，读者可以与其它文章对比阅读。 关键词：电商平台、服装产业、灵活专业化、非正规就业、供应链、价

【投稿】一家社会主义工厂中的“红色家政”：中国城市中的家属与再生产劳动转型（1949—1962）

社会主义下“妇女解放”的现有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英勇女性进入男性主导领域的事迹，本文则探讨了社会主义中国常被忽视的女性群体。在中国，这些女性被称作“家属”，她们是工作场所中男女员工的女性家属（妻子、母亲及姻亲）。具体而言，本文聚焦于1949—1962年郑州纺织工人家属的经历。本文认为，尽管家属被描绘为“寄生”在正式工人身上，但她们在家庭内外从事着广泛的有偿或无偿劳作。与资本主义和其他国家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女性一样，这些中国女性的无偿家务劳作支撑着劳动力的日常和繁衍再生产，因而对工业积累至关重要。

【实证翻译】输送团结：平台经济下的平台架构与集体争议

导读 近年来，新闻和舆论一直在关注着外卖骑手的工作条件，而外卖骑手的自我组织、集体抗议和罢工，也多次成为劳动类型新闻的焦点。然而，很多人可能并不清楚，在外卖行业中，骑手的工作模式具体是什么样。美团和饿了么都分别运营着专送和众包两种平台模式。本文作者通过实地调查，采访，文本分析等方法，研究了这两种平台各自的运营模式，以及不同的平台架构如何影响骑手的工作，和他们表达不满的方式。 一般来讲，专送平台的目的是给平台提供稳定的劳动力。专送骑手是全职骑手，收入相对稳定，他们受雇于一个服务站，服务站是平台在一个地区的加盟商。专送骑手受服务站站长的直接管理和控制，因此他们的不满一般会直接指向服务站，尝试通过法律或制度性的框架解决纠纷。而众包平台的目的是给平台提供灵活的劳动力，众包骑手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或地点，收入全靠自己。他们与平台直接签订了不对等的劳动合同，劳动关系不明确，与管理者的接触有限。众包骑手并没有法律或制度性的途径可以解决纠纷，因此他们的不满往往直接指向平台，他们更有可能组织大规模的罢工和抗议。 关键词：平台劳工、外卖、专送、众包、集体争议 译者：石榴 校对：深海巨兽 正文

【实证翻译】能力与政策重点：劳务中介何以充当广西越南客工项目的监管者

导读 近年来，政府在有计划地从周边国家引入短期移民劳工，以满足经济发展的目标。这给地方与中央政府提出了一个艰难的问题：如何将这些外国劳工限制在边境地区和特定产业，防止他们在中国境内自由流动？本文研究了中越边境广西凭祥一个引入越南劳工的项目，并发现，私人劳务中介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管理和监控移民劳工的人物。这主要有两点原因：一方面，地方政府的资源和执法能力有限，无法让雇主控制工人，于是产生的监管空白由私人劳务劳务中介填补；另一方面，地方政府最看重经济发展，这有时会与中央政府对边境秩序的要求产生分歧，这导致地方政府会有选择性地执行规则，而这为伺机而动的劳务中介提供了行动与获利空间。 劳务中介对工人的控制采取安抚和密切监控两种做法。有些劳务中介会协助工人调岗、组织畅饮会来满足工人需求，但较大型的劳务机构则会雇佣专门的监管人员，24小时待命，随时监督工人的情绪、工作职位、饮食等生活各方面。甚至，这些劳务中介也会安插线人在工人之间，严密看守试图逃跑的工人。这篇文章中呈现出的工人控制、权力代理以及客工项目在内政中面临的矛盾都值得参考，或许可能与本地工人劳务中介进行对比参照。 *本文标题在翻译时

热搜中的劳动议题：退休年龄、服务业劳动者受瞩目（2023/10 - 2023/12）

中国工人与劳动议题媒体监测报告（舆论热搜篇）2023年10月-12月 Media Monitor Report on Chinese Workers and Labor Issues - Social Media Trending Chapter 2023/10 - 2023/12 作者：中国劳动趋势 报告摘要 《中国工人与劳动议题媒体监测报告》通过对社交媒体上中对于工人和劳动议题的记录和报道，透视互联网上劳动者的处境和现实状况。每季度报告发布，分为舆论热搜篇和网络媒体篇。本报告为舆论热搜篇，旨在通过对中国四个主要社交媒体平台——微博、百度、今日头条、抖音——2023年10月至12月的热搜数据进行系统分析，深入研究和解析舆论对于中国工人议题的关注度和态度变化。 劳动议题热度方面，报告揭示，2023年7月之后，劳动议题在舆论热搜中的关注度逐渐下降，热度不若上半年。在上述四个平台中，今日头条对劳动议题的讨论热度升高，超过微博。 劳动权益事件方面，退休问题与服务业劳动者遭遇的恶劣对待是本季最受关注的劳动事件，滴滴系统崩盘也带来大量关于网约车司机的讨论。在热词分析中，

无休止的加班、PUA的领导、看不到前路的职场：白领打工人互助表中的邪恶三角

核心发现：广告业为主的白领打工人在“打工人互助表”中呈现出以情感厌恶为主的对职场环境的厌弃。劳动条件问题，包括无休止的加班、不公平待遇、滥用试用期等，是最主要的不满来源。紧随其后的是工作环境与文化问题以及领导层的管理不公、偏见、PUA行为。性别歧视和性骚扰问题的频繁提及表明性别问题在这类白领行业中仍然严重。然而，尽管存在广泛的不满，几乎没有留言提及具体的反抗或集体行动策略，反映出在面对职场不公时，现阶段白领打工人可能缺乏团结和抗争的意识或能力。 关键词：白领、广告业、打工人吐槽 作者：深海巨兽 大约自3月12日左右，从上海和北京开始，大量广告从业者使用腾讯表格曝光所在公司的恶劣行径，包括强迫加班、性骚扰、管理混乱、工资低、裙带关系等职场问题。3月13日晚间，这些“打工人互助表”登上热搜，获得更多关注。与此同时，这样的做法也启发了更多其它行业的工作者，目前曝光内容已经涉及金融、传媒、互联网、景观建筑等领域，并引起广州、深圳、浙江、青岛、南京等地的白领劳动者自发组建表格参与。 后续，这场被人称为“

【实证翻译】算法系统的伦理影响和外卖员的应对实践

导读 平台经济在中国飞速发展，每天数以百万计的身穿黄色或蓝色制服的外卖员穿梭在中国的大街小巷。平台经济带来了新的工作模式，改变了劳动者与企业和消费者的关系。逐利的、不透明的算法，越来越能够决定外卖员的工作与生活，却缺乏足够的、明确的监管。这些改变也带来了新的伦理问题：算法加深了现实中的性别歧视，也将劳动者数字化与商品化。而作为活生生的个体，劳动者们也在资本与法律的夹缝中追求自己的权益：他们可以组建团结互助的社群、寻找算法的漏洞主动“掉线”，或者通过个人行动发出自己的声音。 关键词：算法系统、伦理、平台工作、外卖员、非正规行动、监管 译者：ibrido 校对：伊甸 正文 原文：Implications éthiques du système algorithmique et pratiques des travailleurs des plateformes de livraison de repas (Ethical implications of

【实证翻译】促进工人团结的动态过程：平台经济中社交媒体与能动实践的交叉理论研究

本文作者从工人运动的角度出发研究滴滴司机的集体行动。关注点不在于抗议行动的爆发、协商和变动过程，而是存在于行动之前、为行动提供土壤与可能性的基础。这些基础被作者称为“可供性”，在本文中被分为结社、话语、动员三层进行分析，分别指的是司机们互相联系彼此、形成反对话语、动员行动的可能性。作者将微信群视为提供这些可能性的基础设施，分析司机们的行动如何从零到有发展出来。此外，作者还特别发现，工人的社会经济特征也影响了他们如何团结，尤其是过去的工厂经历和男性性别霸权文化在团结过程中也产生了作用。这样的研究思路将工厂工人的行动与数字平台的工人劳动联结起来，提供了可能适用于更广泛行业范围的运动框架。

【报名】“解读劳动”数据新闻营

“解读劳动”数据新闻营，希望借用数据的力量、用创新的方法，来挖掘散落四处的互联网数据背后的中国工人叙事。很多经验告诉我们，数据不仅仅可以展现劳动议题的变化趋势、核心矛盾，甚至可以从中窥探个体劳动者真实的命运变迁。

【实证翻译】新经济中的旧冲突？中国外包平台上的骑手抗争

不同于以众包劳动为主的许多西方平台，中国外卖平台高度依赖外包骑手来提供高质量服务。然而外包骑手是否会发起行动？如何发起行动？为何罢工？相关事件一般都是隐形的，亟待研究者去发掘。本文其中一位作者在华南地区担任外卖骑手长达18个月时间。透过局内人的观察与对骑手的访谈，作者发现外包模式经常引发骑手的集体行动，却又在很大程度上隐藏了这些行动。平台企业在外包模式中占据专制的主导权，而它与承包商、督导和劳动者之间存在着矛盾。

【实证翻译】工人对空气污染的默许：对中国煤矿工人的定性研究

近年来，中国政府大力投资、推广“绿色经济”，并增加了对环保问题的宣传。与此同时，中国煤炭开采量仍在逐年稳步增长。煤矿工人，以及在矿区的居民们，仍然不得不面对持续的空气污染，承受严重的健康隐患。工人和居民们是否意识到，对她们健康以及他们身边环境的保护，需要限制煤炭的开采、燃烧？她们是否有可能提出对健康与环境的诉求，并通过集体行动来争取？本文作者在东北的一座煤矿县，采访了18位煤矿工人以及矿区居民。作者发现，工人和居民往往会对空气污染以及相应的健康危害采取消极态度。

隐忍、认同与时间性——在法华人移民劳工的劳务市场与劳动控制

法国对工人权利的法律保护和结社支持都非常健全，而身处群内劳务市场的华人移民尽管劳动条件十分恶劣，却并未寻求法律或者结社力量的帮助，而是对这种剥削持一种隐忍的态度。本研究以巴黎的华人移民劳工为例，探寻影响其抗争策略选择的多重因素，进而讨论国际移民背景下的劳动控制问题。本文先对剥削进行了类型学分析，然后指出造成该选择偏好的两种解释性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移民工人的主体性形成的问题。

【投稿】华南地区罢工的组织机制、工人积极分子的作用与罢工案例分析

本文为《Labor Activists and the New Working Class in China》专书其中第四到六章的翻译。这三章内容聚焦于罢工的组织方式、国家和资本对于工人行动的回应、工人积极分子、劳工NGO的参与、劳动法体系产生的影响，涵盖了中国工人运动中的主要议题。虽然作者讨论的罢工案例与组织大多距今已经至少有十年的间隔，但是尽管当下的经济环境、劳动条件有所差异，文中所提到的工人组织模式、工厂管理层与政府的打压与分化在近期的工人运动中仍然持续出现。这些历史经验积累成的知识并不过时。

【实证翻译】中国劳动法系统、资产阶级霸权和阶级政治

《劳动合同法》于2008年开始正式生效，过去民间大多认为这部法律和相关法律建立起来的劳动法系统是偏向工人的，有利于保障劳动者的权益。但是本文作者在访谈了珠三角地区115名工人后，却发现劳动法系统有助于资本主义霸权的维持。所谓霸权，在这里指的是工人对于企业行为、国家、现有劳动条件的主动或被动地同意。作者发现，通过规范化、补偿、掩盖和转移等机制，劳动法系统能够缓冲工人对市场经济、国家以及党的激进的、根本的批评。例如许多受访工人认为司法系统独立于经济体系，相信国家站在工人一侧，认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不同，只有后者是腐败的、偏向资本家的。

【实证翻译】后社会主义时代中国与越南的养老金制度与工人抗争：对福利体制的分析

在中国和越南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社会福利，尤其是养老金制度，也随之改变。福利制度的变化导致了工人的抗争与动员，工人的集体行动也影响了相关法规政策的实行、监督以及制定。本文主要对比了中国和越南有关福利制度的两场大规模罢工，以及政府和企业的回应。2014年，东莞裕元工厂60000名工人因发现企业没有按照规定缴纳社会保险，举行了大规模罢工，这引起了其它工厂工人和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迫使企业和政府承诺纠正错误——尽管这些承诺并没有真正弥补工人们的损失。2015年，越南宝元工厂80000名工人举行罢工，抗议政府出台新政策，禁止失业工人提前领取社会保险资金，这次罢工最终导致该政策被撤回。

【实证翻译】成长与告别： 辗转于城乡对流动儿童教育和就业的长期影响

近年来，虽然流动儿童在城市受教育的限制逐渐放宽，但是升学过程中各地方政策仍然对于非本地户籍人口做了区分，导致绝大多数流动儿童都难以进入公办学校而不得不在质量较差的民办学校就读。初中毕业后，流动儿童在学校中面对什么样的问题？这样的学校环境如何影响他们的未来发展？本文作者分别于 2008-2009 年和 2015-2016 年对在深圳读书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进行了两轮访谈，研究了他们的求学经历和就业情况。在职业学校、民办高中、公办高中和返乡升学四种教育路径中，本文发现无论升学路径、个人能力、对教育的投资以及早期的职业抱负如何，流动儿童未来都会被引导到低技能的城市服务业中。

【实证翻译】对中国海外劳工的法律救济

根据商务部统计，2022年中国对外劳务合作总共派出51.8万工人至海外工作，这还不包括大大小小非正规的私营劳务中介。因为一带一路的政策大背景，许多工人从事建筑业工作，他们也常常遇到与国内工人类似的问题——欠薪、工伤、缺乏社保，以及高额不合理的中介费等。甚至，相较于国内工人，他们在异国他乡遭遇问题时处境更不利，工人诉诸法律途径遇到的主要问题包括证据不足、难以找到代理人以及被告的非正式中介。即使部分法官倾向帮助工人，但各类障碍让工人难以诉诸法律途径。

【实证翻译】中国农村县城的劳资关系、去人格化以及阶级身份的形成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乡村地区开始了工业化进程，出现了各种私营企业。原本在同一村庄生活、从事相似的农业劳动的人们，渐渐分化出不同的社会身份，即老板和工人。起初，小型私营企业主主要雇佣家庭成员或者同村村民，老板与工人间的关系相对非正式、个人化，这让雇佣关系更加灵活，给工人劳动更多的自主权，却也给双方都造成额外的情感和社会义务。随着规模扩大，许多企业不再雇佣亲属或邻居，开始推行更加正式的、去个人化的管理制度。

统计局不再发布年轻人失业率数字背后的故事——和Eli Friedman的问答采访

2023年8月，统计局宣布停止发布中国青年失业数据。在此之前几个月，16到24岁的年轻人失业率的官方数字飙升至历史最高水平，就业市场形势不佳。国际媒体在报道时往往着重强调对应届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影响和疫情的冲击，而忽视了对深层次的经济结构性现实的分析。最近，ChinaFile 与研究中国劳工议题的社会学家 Eli Friedman 就年轻人就业难以及中国经济转型问题进行了对谈，在失业率数据背后，为我们详细解读了中国令人忧心的就业新形势和政治经济新动向。

【实证翻译】没有工资的工作： 网络结构与中国建筑民工的抗议活动

建筑行业农民工是中国最弱势的劳工群体之一，因为在多级分包制度下，他们很容易被拖欠工资。本文作者通过在天津、深圳、南昌和韶关四地的实证研究，发现由包工头（劳务分包商）直接招募的工人，在被拖欠工资时不会采取集体行动——他们与包工头之间基于家族、地域或民族身份的强人际关系，让他们得以信任包工头，也要求他们不能通过反抗行动破坏这些关系。而由其他工人作为中介招募的农民工，则很有可能会诉诸集体行动。农民工与招自己进来的中介，以及这名中介招募的其他工人往往关系紧密。

【实证翻译】中国环卫行业的非正规性与工作条件

据“中国劳动通讯”统计，仅2023年上半年环卫工讨薪维权就有13起。在10年之前，环卫工的行动也相当频繁，2012年-2015年间，全国30多个城市就发生了60起环卫罢工。不过如果考虑到整体环卫工的人数，这些行动事件的数量仍然是非常稀少的。本期翻译的这篇文章通过比较温州和广州环卫行业的不同工作组织模式，试图理解为何有些环卫工常采取罢工行动，而另一些地区的环卫工倾向保持沉默。

【实证翻译】为什么不投诉？中国农民工申诉行为的社会决定因素

尽管农民工在工作中普遍（86%）遭遇违反劳动法的情况，只有少数（25%）会认为，自己的权利与利益受到了侵犯，并认为企业应对其违法行为负责。而这些认识到自己被侵权的农民工中，超过半数（约65%）会选择渠道进行申诉维权。为什么很多农民工不认为自己的权益受到了侵犯，或者不选择申诉？本文作者通过在东南沿海多座城市收集的调查数据，分析发现：与雇主来自同一地域的劳工，更有可能遭遇劳动法违规情况，并且较少认为这些情况是对其权利与权益的侵犯。也就是说，雇主与劳工之间共享的社会关系，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更多违反劳动法的行为被劳工接受。

【实证翻译】农民工博物馆在中国：国家与草根行动中的农民工公共文化

2023年5月，建馆满15年的北京皮村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被迫关闭。在工人议题成为敏感议题的当下，一座民间打工博物馆不再有存活的空间。而博物馆的消失也从来不只是空间的消失，它意味着一种来自工人的、理解工人处境的视角正在被抹除。而究竟是什么样的视角被抹除了呢？这篇2020年发表的文章做了很细致的分析，透过与国家兴建的农民工博物馆进行叙事对比，作者认为：国家博物馆透过理想化、英雄化的农民工个案固化了以发展和市场为中心的视角，掩盖了对农民工的剥削与压迫结构；皮村打工博物馆则提供了反叙事，质问资本主义，将政治制度的暴力（户籍制度等）公之于众。

【实证翻译】中国网约车平台的女司机们：女性团结、交流空间以及零工经济中的社会再生产与劳动过程

滴滴出行是目前最大的网约车平台，占据了超过90%的市场份额。尽管许多媒体报道和研究频繁聚焦这一行业，但鲜少关注其中近237万的女性司机。这篇文章的作者进行了17个月的研究，透过对30位女性司机的访谈和民族志方法，研究了她们在劳动过程中的经验。

【实证翻译】富士康妈妈的困境：社会再生产和中国“零工制造”的崛起

富士康公司，中国境内最大的电子公司之一，曾经因为发生过工人跳楼事件、疫情期间内部感染导致员工大逃亡而臭名昭著。而近年来，富士康也在发生变化，富士康从主要由稳定雇佣的正式工为主的生产方式，转向了以零工为主的季节性雇佣方式。这样的雇佣方式虽然较无保障，却也受到了富士康工人的青睐。这篇文章首次透过民族志分析，探讨了郑州富士康工人（尤其是有家庭的女性工人）为何更偏向于选择这种不稳定的工作方式。作者认为，这种“霸权性不稳定性”的劳动制度背后是劳动生产、工人家庭生活、教育商品化等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中国工人与劳动议题媒体监测报告（舆论热搜篇）2023年4月-6月

《中国工人与劳动议题媒体监测报告》通过对社交媒体上中对于工人和劳动议题的记录和报道，来透视互联网上劳动者的处境和现实状况。每季度报告发布，分为舆论热搜篇和网络媒体篇。本报告为舆论热搜篇，旨在通过对中国四个主要社交媒体平台——微博、百度、今日头条、抖音——2023年4月至6月的热搜数据进行系统分析，深入研究和解析舆论对于中国工人议题的关注度和态度变化。

【实证翻译】隐蔽的反抗：中国外卖行业的组织形式和外卖员的集体行动

本文通过对饿了么的研究，详细分析了外卖行业的组织结构，外卖员对平台和配送站的不满，以及几个典型的罢工案例。饿了么的外卖员长期以来受算法监管和严格的绩效评估控制，但外卖配送站点的分包模式为外卖员们提供了新的斗争筹码。外卖员们通过微信进行隐蔽、小规模的罢工，针对作为直接雇主的分包商，这种现象与其他国家外卖员的集体罢工行为有所不同，在维权效果方面也存在一定的限制。研究者发现，尽管政治舆论环境日益受限，网络审查力度越来越高，反抗情绪和罢工行动仍然在外卖员群体中不断产生。

疫情下的收入损失分析：零工、劳务派遣人员风险为稳定雇佣者的1.7倍

在新冠疫情大流行早期（2020-2021），年轻人及有家庭者遭遇更高风险的收入损失，农村户口、低文化教育和低收入群体同样会因疫情而遭受更高风险的收入减低。也就是说，原本影响社会公平的人群结构性差异，在疫情流行期间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剧和恶化。针对雇佣身份的数据分析表明，雇佣结构的非正规化演变、不稳定化会加剧个体经济处境的脆弱性，令劳动者在疫情期间遭遇更大几率的经济损失。相应地，疫情加剧的经济不平等，也正在悄然加剧民众个体对于政治、社会和个体生活的不满和消极态度，这些或将成为后疫情时代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的助燃剂。

【实证翻译】暴风雨中的外卖骑手：平台不稳定性加剧与疫情对中国外卖骑手的影响

这篇文章通过对52位外卖骑手的访谈，分析了中国政府与外卖平台在疫情期间如何联手加剧了骑手工作条件的不稳定性。不稳定性具体包括三个方面：高风险的工作环境：骑手家乡城市的严格防疫政策限制骑手外出就业，却不给他们提供生活保障。骑手因生计所迫，不得不暴露在病毒之下，他们说“如果你想赚钱，就不能怕死”。不稳定的收入：平台在疫情期间重新组织算法，骑手除了外卖食品订单之外还需要配送杂货订单。由于一次配送没有重量限制，再加上无接触配送与消毒等防疫要求，骑手工作量激增，还需要自费购买防疫用品。针对骑手身份的种族主义：感染病毒的可能性随之加剧了城市居民对骑手的排斥，骑手感受到了非人对待。

【实证翻译】死亡、工伤事故、打击工会、定罪： 印尼和中国工人在巨盾镍业冶炼厂的命运

今年初，在印尼的一个中资镍矿厂，两位工人在冲突中丧生。其中一名是印尼工人，另一名是中国工人。这起事件大多被媒体描述为工人暴动产生的悲剧，出资的德龙公司则声称这是印尼工人的反华行动。然而，透过这篇Project Multatuli所撰写的深度报道文章，我们才看见，杀死工人们的一直都是镍矿公司。工人们在冶炼炉爆炸中死亡、在高空坠落死亡、在传送带中被夹死、在绝望中自杀…… 还有更多的工人持续遭受污染的折磨、被拖欠工资的痛苦。当工人们连一件标准工作服都无法获得，只能穿着凉鞋和牛仔裤去工作时，所有的悲剧都是来自公司的恶意谋杀。

【实证翻译】性别化的空间和劳工控制——对厄瓜多尔一个中资水电站项目的研究

本文作者在2013到2014年之间，对位于厄瓜多尔的可卡科多·辛克雷水电站项目（Coca Codo Sinclair，以下简称CCS）进行了研究。CCS位于厄瓜多尔首都基多东部约170公里处，这里是安第斯高原与亚马逊雨林交界的地方，多条河流汇聚成圣拉斐尔瀑布。CCS由总部设在北京的央企中国水利水电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水）承建，资金来源是中国政府给厄瓜多尔的17亿美元贷款，厄瓜多尔同意通过原油出口偿还债务。这篇文章主要通过一些采访与观察的结果，展示了工程营地如何通过空间的规划，划分不同国籍、工种和性别的工人，并达成对他们生活与工作的管控。

数据显示中国最低工资近年来增长停滞，增长率仅10年前的一半

自2015年起，各省最低工资调整趋于停滞，上调频率下降，增长率降低。一方面，调整最低工资标准的频率已由原来的至少两年一次，变为至少三年一次，甚至在疫情期间全面停滞。另一方面，最低工资的年均增长率也大幅下降，平均增长率由2013年的约14%左右降到2022年仅有5%左右。此外，最低工资增长率也在2017年后开始低于人均GDP增长率，经济增长成果无法被基层劳动者共享。

【投稿】肇庆快递仓库调查报告

作者访谈了广东一家快递物流公司的15位仓库工人，调查工资所得、工作时间、休假休息、工作量、劳动管理等具体的劳动条件。研究发现该仓库劳动强度高，令许多工人“熬不住”而在短时间内离职，形成了临时工常态化的现象。对于企业来说，这种用工手段让它们开脱了许多法律责任，包括不教社保费、劳务派遣公司乱扣费等问题。高度流动的临时工群体反而节省了用工成本。

职业间及职业内部收入分化程度近年来持续扩大：富者越富，贫者薪资增长停滞

2018-2021年间，不同行业的基层劳动者间出现了收入分化，第二产业工人（包括制造业、采矿业、建筑业）的工资收入增长率大幅领先第一产业（农林渔牧）和第三产业（服务业）。2021年最新数据中，第二产业工人的工资增长率较第一产业高3.64%，较第三产业高1.65%。另外，在同一职业内部，高工资收入劳动者和低收入劳动者间的差距也在扩大，富者收入越来越高，低收入者薪资成长几乎停滞。服务业各职业内部分化最严重，收入为前10%劳动者的工资为后10%劳动者工资的3.66倍。

中国青年失业率创历史新高达20.4%，接近OECD国家平均值2倍，东亚、东南亚国家中第三高

2023年4月，中国青年调查失业率达到统计（2018年）以来的历史最高值20.4%。我们比较中国与OECD发达国家的青年失业率变化情况，发现虽然2022年疫情后同样都经历了青年失业率飙升，但是在疫情过后OECD国家青年失业率已经恢复到较低水平，而中国青年失业率却继续攀升。另外，我们还比较了东亚、东南亚14国的2022年青年失业率水平，发现中国高居第三名，仅次于文莱、蒙古。

【实证翻译】管制劳务派遣：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

这是一篇2018年的旧文，但其中提到的劳务派遣、外包在今天却被滥用得更加严重。当时，劳务派遣工人数量已经增长到超过4000万，越来越多工人陷入无保障的临时工地位。国家不得不出手管制，人社部发布了《劳务派遣暂行规定》，要求企业在2016年之间将劳务派遣人数控制在10%以内，并且，劳务派遣员工需与正式员工同工同酬。因此，这篇文章的题目才会是“猫捉老鼠的游戏”，猫是劳动部门，老鼠是企业。

【实证翻译】去产能政策下，内蒙古民营煤矿关闭后工人被无声抛弃

这篇文章聚焦在去产能政策时期，比较在煤矿关停浪潮的大背景下国营和民营煤矿工人的遭遇。主流媒体常常报道国有企业职工在煤矿关闭后有很高的再就业率，但却鲜少报道民营煤矿工人的出路。而后者恰恰是煤矿关闭后最受影响的群体。农村户口阻碍了这些工人转岗进入国营煤矿。他们与煤矿也没有签正式的劳动合同，导致被解雇时孑然一身，没有社保也没有补偿金。政府、司法部门更是对工人关上大门，不提供任何再就业协助或法律救济。如今，为了补足能源需求，许多内蒙古的民营煤矿开始重新运作，但工人们的处境并未发生根本改变。

货车集体停运、趴窝？司机们如何看待抗议行动与低运费困境

4月初，一些货车司机在社交媒体上呼吁集体停运，以抗议当前低运费所导致的生活困境。然而，这一号召并未得到所有司机的一致响应，也未形成大规模的各地串联行动。本文通过抓取货车司机社群线上互动数据，重点分析货车司机对于停运的态度和自身处境的认知。数据显示，总体上支持停运的司机较多（44.75%），但仍有21.6%的司机出于团结困难、贷款家庭压力等原因反对停运行动。司机们对于行动的支持度亦存在地域差别，广东、广西、江西等地司机对于行动支持比例明显低于其它省份。此外，司机们对于当前困境根源的理解也存在分歧，平台垄断、市场竞争、贷款购车、油费和过路费高昂以及交警滥罚款等问题为多数司机提及的困境。

【实证翻译】研究表明工厂应用机器人后显著增加工人加班时间和精神压力

所谓的“机器换人”或智能化生产如何在具体地影响工人的劳动，仍然缺乏详细的调查研究。它们让工人的工作更轻松、更简单了吗？让工人的压力减轻了吗？这篇研究透过对北京一家工厂工人的问卷调查和访谈，给出的回答可能是悲观的：智能化生产简化了工作任务，提高了这些任务的工作效率。但同时，工业机器人显著增加了工人的加班频率和加班时间。工人在工作和日常生活中的精神压力也在应用机器人后增加。因此，机器人的应用加剧了内卷化，并且从宏观角度看，此趋势可能在未来更加严重。

【实证翻译】向临时工转变： 中国制造业中的劳务中介和灵活用工体系

以“返费”为核心的临时工制度是为了工厂方便。如果是临时雇用的话，工厂至少可以减少三分之一的年度劳动成本。返费看似高额，但要求工人在不同的工厂之间不断寻找高额返费，增加了失业的风险。而且拿到返费需要完全服从工厂管理、保持高强度劳动，临时工在管理上遭遇更严重不公。有经验的工人表示，返费的主要来源是没有缴纳的工人的社保费用。也就是说，工厂和劳务中介把工人应得的社保当作额外奖励来发放。 劳务中介用各种手段规避对工人的劳动保障。这些方法包括签订合同时隐藏返费、用劳务合同取代劳动合同、让工人签署一份自愿放弃社保的声明。劳务中介与工厂的关系从派遣转变为外包，以此规避《劳务派遣暂行规定》。

2023年“两会”劳动提案回顾：基层工人视角缺乏，聚焦养老生育就业

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共有66件与劳动议题相关的建议或提案获得媒体报道。大部分提案看似以保障劳动者权益为名，但却大多围绕在生育、养老、大学生就业等三个热门议题；对于改善具体劳动条件的建议（工资、工时、劳动保护、劳动合同、职场压迫等）则是凤毛麟角。此外，大部分提案局限于白领视角，缺乏对基层工人的关注。参与提案的两会代表中，具有劳动者背景的仅3.5%。

【实证翻译】为何加班？对于中国实际工时演变趋势和其影响因素的系统性分析

我们选取这篇文章作为劳动实证论文翻译系列的第一篇，因为其系统性地回顾整理了中国工时研究的主要成果：（1）农民工工作时长在既往研究调查中普遍位于每周65小时左右，远高于其它职业。（2）就业率和失业率是推动员工工作时间增长的首要因素，增加工作时间是个人避免失业压力、确保生存需要被满足的重要手段，大多数中国人对加班工作仍处于刚性需求阶段。

个人账户改革背后的职工医保财务危机

核心发现：职工医保（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人次支出年年攀升，目前的统筹基金大量结余只是疫情下的短暂现象。未来10年内，职工医保统筹基金就将面临赤字问题。在此背景下，当前引发争议的个人账户改革本质上是为了延缓此财务危机。但此方法治标不治本，无法根本上解决职工医保的财务问题。

数据显示劳动监察部门近十年来正在懒政化

核心发现：国内劳动监察部门2017年之后快速懒政化，具体表现为处理劳动争议案件减少、对于企业主动监察次数减少。结果上而言，劳动监察部门在追回工资数额、要求企业补签劳动合同数量、督促补缴社保金额等方面也呈现严重的绩效下滑。 关键词：劳动监察

2022年平均工时达到历史新高，我们为何这么忙碌？

你有没有感觉到，最近几年自己变得越来越忙，身边的同事越来越少？疫情期间许多新的工作形式也反而让自己更陷入加班的困境中。这并不是个别劳动者的经历，而是普遍性的工时增加、劳动强度提高。根据统计，2022年8月最新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劳动时间达到48小时，平均每周加班一个完整的工作日。全年前八月平均每周工时也相较2019年同期提高了1.39小时。疫情之下，新的劳动形式例如居家办公、闭环生产也成为推高工时的帮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