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翻译】输送团结：平台经济下的平台架构与集体争议

导读

近年来，新闻和舆论一直在关注着外卖骑手的工作条件，而外卖骑手的自我组织、集体抗议和罢工，也多次成为劳动类型新闻的焦点。然而，很多人可能并不清楚，在外卖行业中，骑手的工作模式具体是什么样。美团和饿了么都分别运营着专送和众包两种平台模式。本文作者通过实地调查，采访，文本分析等方法，研究了这两种平台各自的运营模式，以及不同的平台架构如何影响骑手的工作，和他们表达不满的方式。

一般来讲，专送平台的目的是给平台提供稳定的劳动力。专送骑手是全职骑手，收入相对稳定，他们受雇于一个服务站，服务站是平台在一个地区的加盟商。专送骑手受服务站站长的直接管理和控制，因此他们的不满一般会直接指向服务站，尝试通过法律或制度性的框架解决纠纷。而众包平台的目的是给平台提供灵活的劳动力，众包骑手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或地点，收入全靠自己。他们与平台直接签订了不对等的劳动合同，劳动关系不明确，与管理者的接触有限。众包骑手并没有法律或制度性的途径可以解决纠纷，因此他们的不满往往直接指向平台，他们更有可能组织大规模的罢工和抗议。

关键词：平台劳工、外卖、专送、众包、集体争议

译者：石榴

校对：深海巨兽

正文

原文：Delivering Solidarity: Platform Architecture and Collective Contention in China’s Platform Economy

作者：Ya-Wen Lei

发表：2021年

（我们对本文进行了选译，主要提取了文中实证研究的部分）

前言

线上外卖市场在2009年开始在中国出现，自2015年以来迅速扩张，现在市场规模全球最大。2017年，线上外卖市场市值达2970亿元人民币，消费者超过3.05亿人。与经济学家对平台经济的观察一致，中国的线上外卖市场高度集中，由美团和饿了么两家强大的平台公司主导。这两家公司在2018年共有570万注册骑手。随着外卖平台经济扩张，尽管存在着各种集体行动的障碍，骑手组织的罢工和抗议也在不同城市发生（见图1）。

平台经济的崛起，发生在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国家将平台经济视为新的增长引擎和吸收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到目前为止，监管和国家干预主要集中在食品安全、消费者保护和交通安全方面。随着罢工和抗议开始出现，从属于党和国家机关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宣布将加快为平台工作者建立工会的步伐，然而，这一计划至今几乎没有得到实施。政府尚未解决平台经济中新的劳工和市场竞争问题。

以往文献表明，雇主希望工人既可靠，又可以随时替换。美团和饿了么经营两种类型的平台——专送平台和众包平台——以平衡劳动力的稳定性和灵活性。专送骑手和众包骑手都从餐厅取餐送到顾客手中。然而，专送骑手是全职员工，为一个服务站工作，服务站是进行区域协调的物理站点。相比之下，众包骑手可以决定何时工作，且不共享工作场所。

专送平台为这两家公司提供稳定的劳动力，而众包平台则提供灵活的劳动力。不同的功能可以解释，为什么专送平台和众包平台有不同的架构，并以不同的方式进行技术、法律和组织控制与管理。尽管专送平台和众包平台下的经济活动都通过数字媒介进行，但专送平台更少依赖技术控制和管理；这里有规范工作关系的劳动合同；并且强调工人与监工之间定期的交流。相比之下，众包平台更依赖技术进行自动化控制和管理；它依赖于不受劳动法约束的工作关系；并且众包骑手与平台运营商之间几乎没有定期互动。

专送骑手和众包骑手都受到严格的算法控制，有相似的人口背景和就业历史，而且都没有社会保险——但他们对各自工作关系的看法却不同。多数专送骑手不认为他们的工作关系不公平或含有剥削，而多数众包骑手却这样认为。众包骑手更常进行罢工、抗议和表达团结，尽管工作的原子化给他们的集体行动带来更多障碍。两种平台中令人困惑的不同劳工纠纷模式，提供了一个绝佳机会，来研究平台经济中劳动控制和管理如何以及何时会导向集体抵抗。

我还想介绍一下，与其它国家相比，中国外卖市场的一些特点。首先，中国政府几乎没有限制垄断或启动反垄断调查。国家在监督市场力量方面表现不佳，平台公司在加强法律和技术控制方面拥有更大的合同权力，这可能会导致更强烈的不公感。第二，中国的平台工作者对社会保险没有很高的期望。在其它人们对工作安全和社会福利有更高期望的国家，平台工作者可能会有不同的不公感。第三，中国薄弱的公民社会、独立工会的缺失和威权主义的背景，都限制了集体行动的组织。例如，在中国，平台工作者只关注罢工和抗议。在工人拥有更多自由并得到公民社会和工会支持的情况下，集体行动可能会更容易，并且会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最后，中国的平台工作者拥有相似的人口特征。如果工人之间存在更大的内部分化，平台工作者组织集体行动可能会更加困难。这项研究的局限性也指出了未来研究的需求。我们应该努力研究劳动过程以外的因素如何影响平台架构及其与劳动争议的关系。

案例选择、数据、研究方法

我研究中国的外卖平台经济有两个原因。首先，它在中国广泛的平台经济中占据着日益重要的地位，但却受到较少的学术关注。其次，存在越来越多关于外卖平台经济中劳动过程的文献。分析中国的案例可以借鉴这些见解，并为这一领域做出贡献。

研究对专送平台和众包平台下的工作关系进行比较分析，它们分别有独特的平台架构。比较使我能够解释平台架构如何影响劳动争议的模式。遵循比较方法的传统，我将两种平台的案例视为整体，理解和比较整个案例，而不是将平台架构的不同维度视为独立变量。

我研究了中国排名前两位的外卖送餐平台，美团和饿了么。之所以只选择这两家公司，是因为中国城市的在线外卖市场非常垄断。每家公司都经营专送平台和众包平台，且运营方式相近。鉴于这些相似之处，我能够比较专送和众包平台上的劳动过程和抵抗，而不是对比两家公司的情况。我的研究在2017年至2019年之间进行，这是在市场成熟并稳定之后。

我运用多种定性方法收集和分析数据。首先，2018年至2019年间，我在7个城市对30名专送骑手和30名众包骑手进行了深度访谈。我招募了当时正在或在前12个月内曾担任骑手的人。表1展示了这些骑手的分布情况。研究开始时，我试图选择不同地区的骑手，考虑到不同城市平台运营和骑手工作方式可能存在差异。在我发现城市间没有显著差异之后，我的大部分访谈都在重庆进行，因为我在那里能获得很好的支持。

表1 受访骑手分布

注：我收集了受访者们的收入信息，但很难得到确切的数据，因为专送和外包骑手都没有固定工资。总体上，我采访的专送骑手月入4000-5000元。我采访的全职众包骑手月入6000-7000元，但他们普遍工作时间比专送骑手更长。

访谈问题包括基本的人口统计信息、就业历史、工作情况、与其他工人和主管的互动，以及罢工和抗议的经历。许多骑手与我分享了他们的照片、视频和社交媒体通讯，这有助于我重建集体行动的情况。现有文献往往忽视了管理层的角色，因此我还采访了6位担任管理职务的人（其中4位在专送平台，2位在众包平台）。我还采访了1位系统开发工程师和1位内部律师，以了解技术和法律方面的控制和管理情况。我和我的助手记录并转录了所有68次访谈。

其次，我在2018年至2019年间进行了在线民族志研究。我加入了百度贴吧中4个全国性外卖骑手讨论板。我还加入了由骑手组成的10个社交媒体群组。我查看了某些组织或参与罢工及抗议的骑手的微博。在线民族志使我能够联系到集体行动的参与者。我阅读了讨论内容，收听了骑手的语音消息，并做了笔记和截屏。

第三，我在重庆进行了实地民族志研究。在重庆众包骑手2018年5月的一系列罢工和抗议活动之前两个月，我开始与他们进行在线民族志研究。如图1所示，重庆是许多骑手集体行动的城市之一。2018年6月，我前往重庆进行实地研究。当我到达重庆时，许多零工平台快递员仍然对集体行动有着新鲜的记忆。我在一个骑手们聚集的广场上等待，并加入了他们的谈话。一个服务平台站点允许我观察骑手和主管的日常工作，而一个众包平台的经理允许我参观他的办公室。离开重庆后，我通过后续访谈继续观察情况。

我来回反复分析和收集访谈和民族志数据，不断在数据和理论之间切换。最初，我根据算法控制方面的文献设计了我的访谈问题。在进行了前20次访谈和一些在线民族志研究后，我开始分析材料。由于一些新出现的主题和语码并未出现在算法控制的文献中，我的初步实证分析促使我制定了更广泛的理论框架。然后，我根据新的框架修订了我的访谈方案。我对前20位受访者进行了补充性访谈，然后进行了48次新的访谈。

第四，我编制了一个数据集，包含2017年至2018年间的87起外卖骑手罢工或抗议事件。我使用“罢工”，是指人们在一段时间内拒绝工作；“抗议”是指表达对某事物的反对。所有的案例都既是罢工又是抗议，因为骑手不仅拒绝工作，还在横幅或标语上表达了他们对雇主或平台的反对意见。我从专业新闻数据库（WiseNews）、搜索引擎、在线社区、微博、微信和《中国劳工通讯》中整理了这份名单。《中国劳工通讯》是香港的一个劳工非政府组织，提供了关于中国劳资纠纷最全面的数据。我收集的数据包括描述罢工和抗议的文字、照片和视频。我记录了横幅和标语上的口号。对于每一次集体行动，我根据平台类型、平台公司、地点、投诉内容和骑手的行动对数据进行编码。这份数据集在全面性方面存在限制，因此我使用这些数据来补充我的访谈和民族志数据，而不是试图对其进行严格的定量分析。

最后，我收集了合同文本，涉及外卖行业的不同参与者。我还整理了两家平台公司、其加盟商和地方办公室制定的规则文本。此外，我阅读了60份美团或饿了么作为当事人一方的基层或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这些判决大多涉及由于交通事故导致骑手或其他人死亡或受伤的赔偿。这些案件中的争议并不是集体争议的核心，但法院裁决提供了有关专送和零工平台的法律和组织设计的详细信息。我的法律学历和6年的法律职业工作经验，为我分析法律文本提供了便利。

发现

平台骑手

根据美团和饿了么进行的调查，骑手主要是男性（92％），77％为农村户口，70％是外来务工人员。大多数骑手年龄在20多岁，拥有中专或高中学历。最常见的先前职业是工厂工人。在美团骑手中，40％的人报告称，选择成为骑手是因为职业带来的自由。

先前的工作经验，解释了为什么平台宣传的自由话语对快递员有很大影响，以及他们如何思考工作、社会保险和劳动争议。在我采访的骑手中，58％曾在制造业工作过。经历过严苛的工厂工作条件，或听过相关故事，让他们很害怕。他们表示绝不想在工厂工作或返回工厂，提到了工厂封闭的环境等负面条件。骑手渴望自由，希望逃离制造业。对于曾在工厂或建筑工地工作的骑手来说，罢工和抗议并不陌生，因为许多人听说过，甚至亲身参与过类似集体行动。我的采访对象中没有人想要长期做骑手，但大多数全职骑手没有明确的职业计划。

由于劳动法执行薄弱，加上社会保险制度的分裂，专送和众包骑手往往都不太关心社会保险。在中国，劳动法要求雇主为员工购买社会保险。然而，骑手们明白，只有大型工厂才会履行这一义务，而规模较小的工厂或服务业雇主则不会。此外，劳工研究者发现，年轻的外来务工人员通常放弃社会保险，以换取更高的工资，因为他们对社会保险制度缺乏信心，而且他们并非所在城市的居民。我研究中接触的许多骑手认为，因为他们是外来务工人员，即使雇主遵守法律，社会保险能提供保障也会很少。

骑手们自己决定做专送还是众包。专送和众包的申请流程是分开的。通常，骑手会找朋友或社交媒体群中的其他骑手，询问如何在不同类型的平台和公司之间选择。想要做兼职的人，只能选众包，因为专送没有兼职选项。想要做全职的人可以在两者之间选择。一些受访者说他们只是跟着朋友选择。更想生活有计划、收入稳定的人，通常会选择做专送。有些人认为做众包可以赚更多钱。还有些人考虑他们是否熟悉居所附近地区的地理，因为这会影响准时率。如果对某个区域不太熟悉，做众包有主管提供帮助（疑似原文笔误，因为根据后面的论述，专送骑手能获得更多与主管交流的机会，而众包骑手一般没有这样的机会），可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在我与他们联系之前，我样本中的30名众包骑手中，有三人是从专送转成众包的，而30名专送骑手中，只有1人原本是从事众包，后来转成了专送。

如表1所示，众包和专送骑手有相似的人口统计特征和就业历史。我没有发现证据表明他们在人力资本、技能或特性方面有不同。两组之间唯一的区别是所有的专送骑手都是全职，而只有70％的众包做全职。全职的专送和众包骑手完全依赖平台维持生计，而兼职的众包骑手则利用快递工作来补贴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

平台架构

使用移动应用订外卖的城市居民熟悉美团、饿了么两家公司，但大多数消费者不了解不同类型的平台，更不用说每份外卖背后的平台类型了。顾客选择餐馆和食物。在每笔交易中，餐馆选择送餐平台的类型。一般来说，专送平台在三公里半径内提供送餐服务，而众包平台则没有这样的限制。距离在三公里内时，餐馆可以在两者之间选择。对于餐馆来说，众包平台更便宜，但也更不可靠，因为众包骑手没有主管的监督。这两种平台的优缺点与它们各自的平台架构相关。

专送的平台架构

专送平台的目的，是确保可靠的劳动力。根据美团内部刘律师的解释，建立可靠的劳动力供给需要对骑手有很强的监督权力，但拥有这种权力也需要承担传统就业关系下的法律责任。

美团和饿了么都将业务给其它公司特许经营，以建立可靠的劳动力供给。加盟商在当地辖区经营服务站，并雇用和监督区域经理、服务站经理和骑手。加盟商提供技术——一个用于管理送餐订单和骑手的平台系统。两家公司通过一系列关键绩效指标（KPI）监督加盟商。这些指标由平台系统中个别骑手的表现汇总得来。一位蔡姓区域经理介绍了KPI的工作原理：

平台公司设置了许多KPI，例如准时率、客户评分、投诉数量等等。如果我们的KPI不好，美团可以终止我们的合同或对我们罚款。因此，我们要求每个人都要有良好的KPI。

美团和饿了么的加盟商用公司提供的技术，即平台系统，协助管理和控制劳动过程。因此，技术不是用来取缔管理人员，而是他们的工具。一方面，加盟商和服务站经理受到平台系统的制约。服务站经理派遣骑手，主要依赖平台系统及其中的算法来，但也可以用手动。派遣算法在分配任务时考虑快递员的绩效指标。平台系统包含各种纪律规则，如罚款，并设定了完成每份快递的最长时间。加盟商可以更改系统中的某些参数，例如对快递员征收的罚款金额。

美团和饿了么的技术控制和管理还经历着“游戏化”的过程。移动应用程序设计旨在诱导快递员参与“游戏”，使用了生动的图形设计，让人联想起电子游戏。与流行的电子游戏类似，美团和饿了么的应用程序根据骑手的绩效指标对其进行分类。高级别的骑手获得一些特权，例如在接单时被优先考虑。分类是动态的，因此骑手必须维持分数以避免降级。一位专送骑手表示：“我很着迷，工作竟然可以像玩电子游戏一样。我与其他骑手竞争，试图提升我的等级。”

在法律上，加盟商与专送骑手签订劳动合同，骑手是加盟商的员工，而不是美团或饿了么的员工。在不同的服务站之间，加盟商与骑手建立劳动合同的方式也不一样，但所有合同必须包括工资结构、双方的义务以及监管关系。所有劳动合同都根据订单单价和数量计算工资。一些合同包括最低月薪，其它则没有。在大多数服务站，管理人员会在墙上张贴纪律规则。

专送平台的组织设计强调了管理人员对骑手的监督。管理人员的目标是通过管理骑手来最大化KPI。黄经理，一位有高中学历的专送平台主管，解释道：“平台系统是个有用的工具，它节省了我手动分配任务的时间。不过，我真正的工作是管理骑手，他们都是有情绪的人。”一位区域经理蔡经理告诉我，在招聘管理人员时，他认为有做骑手经验的人是理想人选，他们可以与专送骑手合作，确保KPI表现。

服务站主管和快递员有频繁的面对面接触。每天的接触从早间会议开始。一位饿了么服务站的杨主管如此描述日常工作的例行程序：

我们上午10点开始晨会。骑手清洁他们的送餐箱。然后我们检查统计数据。我们公司在这个区有三个服务站。我们公告每个服务站昨天接了多少订单、好评和差评。我告诉骑手怎么文明表现。我们练习如何向顾客道歉。我必须做思想工作，更好地教育骑手，让他们的KPI表现优异。许多顾客非常苛刻，所以我经常要给骑手鼓劲。

值得注意的是，“思想工作”是中国党国宣传系统用来灌输人们思想的术语。这段引述显示了服务站主管通过规范控制和情感劳动，影响快递员如何为人处事，处理情绪，并完成出色的绩效指标。

众包的平台架构

众包平台的技术、法律和组织设计，旨在建立一个灵活且可替换的劳动力。根据美团刘律师的说法，众包平台通过放弃管理人员对骑手的大部分监督权力，来实现这一目标：“如果管理人员明显参与监督快递员，法院会把劳动关系视为雇佣关系。这意味着平台公司没有灵活性来调整劳动力。此外，平台还将承担更多的法律责任。”

因此，众包平台让大部分管理和监督任务自动化。与专送平台下的技术控制和管理类似，美团和饿了么依靠技术来派遣和惩罚众包骑手。纪律规则，例如罚款和停用应用账户，被构建到系统中，并由系统执行。派遣算法包括了决定哪些骑手在选择任务时优先考虑的规则。在美团做系统开发的王工程师解释了公司的算法：

当消费者下单时，系统会计算消费者与可用的众包骑手之间的距离，以及餐厅与可用的众包骑手之间的距离。算法还考虑了众包骑手的绩效统计数据。系统会优先考虑绩效好的众包骑手。

两个众包平台系统都将骑手分为不同等级。平台还使用信用积分，根据平时行为，例如骑手接受或拒绝派单的记录，来衡量骑手的信誉度与可靠性。与专送类似，众包平台应用程序集成了“游戏化”的元素和动态，以诱导快递员参与“游戏”。

两个众包平台还都使用算法来设定报酬。在专送平台，计件率通常是由加盟商在合同中固定的。相比之下，众包平台使用的算法考虑了多种因素来计算计件率，例如距离、目的地的条件、天气等。定价模型类似于Uber Eats。众包平台的地方经理可以更改一些影响报酬的系统参数，如每公里的基本费率。

美团和饿了么都利用技术来确认众包骑手的身份，并监控骑手是否遵守规则。因为众包骑手没有人类主管，所以这平台要求他们在接单之前扫描面部，并在工作期间拍摄自己的照片。正如薛骑手所描述的：“饿了么经常要求我在路上时上传自拍照。他们想看我是否戴着公司的头盔和背心，拿着公司的送餐箱。”不遵守这些规则会有惩罚。

美团和饿了么精心设计合同，以最大限度发挥众包平台的灵活性。美团的刘律师解释了平台所做的法律工作：

法律关系很复杂，涉及多方：平台、骑手、餐厅、消费者和路人。我们的任务是最大限度减轻公司的责任，同时最大程度保持灵活性。我们避免与众包骑手建立雇佣关系。我们不想对骑手的交通意外负责。我们留下了一些空间，让公司调整合同条款、政策，以及重要的技术。

实际上，美团的点击式协议规定，《劳动合同法》不适用于美团或其分包商与众包骑手之间的合同关系。这种法律分类设计与其它国家的零工经济相似。美团的点击式协议还规定，众包骑手必须接受协议中的每一条款以及美团平台上发布的所有规则，包括纪律处罚。美团和饿了么类似于雇佣临时工的传统公司，试图避免由雇佣引发的责任。但与传统公司不同的是，美团和饿了么通过一份非协商的点击式协议，单方面赋予了自己改变合同条款的权力。当被问及他是否认为美团和饿了么的合同不对称时，刘律师，可能因为他知道我有法律背景，坦率地回答：

平台和骑手的权力是极不对称的。中国只有两个主要的平台。腾讯是美团的最大股东，而阿里巴巴独立拥有饿了么。这两个平台有大量的资金、政治联系和律师。骑手们有什么？

众包平台架构的组织设计最大程度减少了管理人员对骑手的管理和监督。尽管美团的分包商和饿了么在其众包平台运营的城市设立了办公室，但我采访的彭经理解释说，他的办公室的主要负责监控和管理数据以及平台系统本身，而不是监督骑手。当我访问彭的办公室时，我注意到大多数员工要么在分析数据，要么在电脑屏幕前识别异常。和我采访过的王工程师一样，彭经理将送餐平台的运营视为一个“多目标优化”的数学问题，即“如何通过动态优化订单和骑手的匹配，最大程度提高收入和客户满意度”。 骑手的体验不是彭或王试图优化的内容。

一个城市中零工平台办公室的数量比服务站要少得多，因为前者没有服务站那样与骑手的定期互动。美团和饿了么都要求骑手完成在线培训，才能激活应用账户。他们进一步要求众包骑手参加线下培训，作为接收超过一定数量的送餐任务，或在违反平台规则后重新激活被封账户的先决条件，而这些培训通常被外包。我参加了一次这样的线下培训，其中一位讲师讲解了平台公司的规则，包括罚款和其它形式的惩罚，并进行了一次考试，测试骑手是否能记住这些规则。表2总结了专送和众包平台的平台架构。

表2 平台架构

集体争议的模式

我发现，尽管专送和众包骑手的人口组成和先前工作经验相似，但在专送和众包平台上，集体行动的频率和不公正框架存在不同的模式。根据我所采访的管理人员的说法，大部分送货工作是由专送骑手完成的，但是相比专送骑手，众包骑手组织了更多的集体行动。在87起集体行动中，39%是由专送骑手组织的，而61%是由众包骑手组织的。这一发现与我对管理人员和骑手的访谈一致，他们表示他们所知道的大多数罢工和抗议活动都是由众包骑手组织的。

专送骑手的集体行动通常针对他们的雇主，即加盟商。骑手通过在线和线下交流为集体行动做准备。他们聚集在服务站外，举起横幅，喊出诉求。通常参与者不超过30人，因为这些行动只包括同一服务站的专送骑手。相比之下，众包骑手的集体行动通常针对美团或饿了么。众包骑手通过社交媒体和线下会议组织行动。由于众包骑手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工作场所，他们站在公共空间，比如广场或餐厅外的人行道上。他们在摩托车上贴标语，在人行道上手持横幅，让公众看到他们的诉求。众包平台骑手还组织“游击罢工”，他们一边骑车一边鸣笛，车上悬挂罢工/抗议标志，在餐厅外或街道上巡逻，阻止不参与罢工或抗议的众包骑手送餐。众包骑手组织的集体行动，往往参与人数更多，通常超过50人，而专送骑手组织的行动参与人数较少。

我分析了在这87起案例中，专送和众包骑手如何表达他们的不满。骑手通常在集体行动中表达多重顾虑。如表3所示，专送和众包骑手的关注有所不同。对于专送骑手来说，最常见的不满是未按合同和法律支付工资以及纪律处分。专送骑手在横幅上常用语包括：“遵照合同与法律支付工资”和“雇主恶意克扣工资。我们也要吃饭！”对于众包骑手来说，最常见的不满是降低单价和单方面更改合同条款或平台规则。众包骑手常用的口号有：“饿了么恶意降低单价，压缩配送时间，欺骗骑手，无视生命”；“美团疯狂降低费率。兄弟们，停止接单。抵制美团！”；“抵制垄断！”；“专制条款！”；“谁能制定最专制的合同？饿了么！”；以及“饿了么剥削骑手；我们要养活家人，我们要求公正。”

表3 集体行动中不满表达

注：数字表示每个不满内容类别，在专送骑手或众包骑手组织的所有集体行动中所占的百分比。比如，专送骑手组织的集体行动中，35.29%提出了对纪律处分的不满。

比起专送骑手，众包骑手组织了更多集体行动，而且他们使用了不同的框架讲述不公。专送骑手使用的不公正框架表达了对雇主未按合同和劳动法支付工资的批评。他们的措辞没有质疑合同的合法性。相比之下，众包使用的不公正框架挑战了合同的合法性、不对称的权力关系、资本对劳动者的剥削以及平台的道德性。表4总结了两种类型平台上集体争议的不同模式。

表4集体抗议的不同模式

专送平台下，不满和集体争议的建构

技术控制和管理

专送骑手抱怨了他们的工作，描述了他们的不利经历，特别是内置在平台系统中的KPI和纪律处罚。几位专送骑手表示，一次投诉可能会导致150元的罚款。平均而言，每送一单专送骑手能赚取5元，而骑手最多每天完成50到60个送货任务。因此，一次罚款可能占据了每日收入相当大的比例。许多专送骑手抱怨内置在应用程序中的纪律处罚导致了压力。他们谈到，在混乱的交通和恶劣的天气中超速送货，以保证及时送达。与美国平台工作者因执行情感劳动而感到压力一样，专送骑手描述自己为了获得出色的评价，感受到巨大的压力。

专送骑手还抱怨了调度算法。26岁的陈骑手解释他为什么认为美团的算法不公平：

我明显离餐馆更近，但系统没有把订单分配给我。相反，系统将订单分配给了绩效更高的骑手。前五名骑手一直在接订单，但其他人却没有接到很多单。这不公平。

27岁的王骑手也有类似的抱怨：“算法太蠢了。它总是在我正送货时，给我短时间内分配另一个订单。这降低了我的准时率。”对算法控制和管理的不满在采访对象中普遍存在。

法律控制和管理

尽管专送骑手抱怨技术的控制和管理，但我发现他们的不满很少演变成怨气或不公平的感觉，部分是因为他们对法律关系的理解。专送骑手认为他们的工作条件，符合他们劳动合同所给的预期。几位专送骑手提到，他们从一开始就知道了工资结构和纪律规定，而且费率和规则始终保持不变。正如董骑手所说：“你知道你能拿多少钱，和服务站期望你做什么。如果不高兴，就不要接这份工作。你可以随时离职。”另一位专送骑手也说：“纪律规定很严格，但服务站需要确保服务质量。我们从合同和墙上贴的规则中都能知道。”这些引述显示，平台架构的法律设计，特别是劳动合同中具体和稳定的条款，有助于稳定劳动关系。

此外，专送骑手区分了工作中哪些令人不满，而哪些不可接受。他们认为工资是他们合同中最重要的部分。只要雇主支付工资，就没有严重的问题。王骑手的观点在专送骑手中很典型：

我对调度算法不满意，但这不是最重要的。只要老板给我发工资，我就没问题。我的合同白纸黑字。如果老板不给我工资，我就有证据他违反合同和劳动法。我可以和主管谈。如果他们不回应，我就会去法院。

我问王骑手去劳动局或法院是否会遇到困难，他答道：“微信上别的骑手说，有免费模板可以用。我们投诉只需要填一张表格。你不用找律师。有些骑手成功拿回了钱。”当我问王骑手，如果他没有收到工资是否会考虑罢工或抗议，他说除非其它方法都不起作用，否则他不会这样做。

王骑手的回答在专送骑手中很常见，这显示了理解不公正的框架与集体抗争是否有吸引力之间的关系。因为专送骑手理解不公正的框架基于明确的法律主张，即违反劳动合同或劳动法，他们相信自己可以通过个人非正式的法律动员和机构化的纠纷解决渠道解决问题。只有当“争议树”的其它分支不起作用时，他们才考虑集体抗议。

专送骑手对一个合同内容——工资——的关注，也反映在他们对社会保险的看法上。尽管服务站没有完全遵循劳动合同法，但很少有专送骑手对此感到愤怒。由于劳动法的执法通常较弱，专送骑手对社会保障的期待很低。只有一名专送骑手说，雇主为他购买了社会保险。然而，我采访的专送骑手和主管们表示，由于骑手流失率很高，服务站很难为他们购买社会保险。受访者告诉我，甚至连服务站的主管也不享受社会保险。我采访的专送骑手中没有一个人认为，社会保险是劳动关系的关键组成部分。26岁的方骑手说：

在服务行业，几乎没有雇主会为员工购买社会保险。而且，我们认为社会保险没用，所以我们不要求服务站为我们购买。我在汽车厂工作时买过社会保险。由于我的户籍，我并不觉得有社会保险给我好处。

专送骑手主要关心工资。大多数情况下，只有在工资方面出现抱怨时，其它问题，如社会保险和纪律措施，才会被纳入讨论。

组织控制和管理

专送骑手告诉我，出现问题时，他们与主管进行沟通，就算投诉没有解决，他们对情况也会更加了解。许多骑手明白，主管们本身也受到平台系统和美团或饿了么的限制。例如，尽管陈骑手和王抱骑手怨调度算法，但他们告诉我，责怪主管并不合理，因为主管不得不使用这些算法。陈骑手解释道：

我告诉我的主管平台系统分配订单不公平。我的订单比KPI高的人少。他告诉我，他无法改变系统，但在我和他谈过之后，他时不时会手动给我分配一些订单。这让我感觉好多了。

这段引述显示了，即使出现投诉，就像陈骑手对算法的不满，主管的介入可以防止问题进一步恶化。

另一名30岁的吴姓骑手告诉我，他所在服务站发生了一起可能导致罢工的纠纷。吴骑手和同事们没有按时收到工资，他们在微信上讨论了这个问题，并与主管交谈，主管知道骑手们可能会罢工。在压力下，吴骑手的主管要求地区经理向骑手们解释情况。经理说，他的公司跟饿了么有问题，一旦他们收到饿了么的付款，就会发放工资。最终，骑手们收到了工资。吴骑手说：“因为主管解决了我们的问题，我们没有采取进一步行动，比如罢工。”这个例子显示，有效的管理可以减少集体行动对骑手的吸引力。

大多数专送骑手告诉我，他们与主管没有严重的问题，尽管有两名骑手抱怨主管手动分配任务不公平。我想知道为什么监督关系没有剑拔弩张。陈骑手解释说，他的主管的KPI和服务站的KPI是专送骑手们KPI的汇总。他和他的同事可以通过降低自己的KPI来报复他们的主管，然后如果主管对他们不友好，他们就辞职。小陈还说，如果专送骑手与主管发生冲突，他们很容易换另一个服务站工作。

在与管理人员的访谈中，我还发现了对主管的组织约束。一位服务站黄主管说：“最好友好地教育骑手和与他们沟通。我们是服务业，不是制造业。我赚钱是靠他们的微笑、礼貌和良好的态度。”区域蔡经理也告诉我，关键是“管理顾客和骑手的内心”，以获得良好的KPI。蔡经理指出，根据加盟合同，如果发生罢工或抗议，平台可以终止他公司经营业务的权利；加盟商也有义务监督专送骑手在社交媒体上的行为。其实，KPI和加盟合同的组织约束激励主管进行情感劳动，并对专送骑手进行规范影响，以及监视。

黄主管表示，管理层很容易察觉出骑手们之间的情况，因为他每天都能见到骑手们，而且能看到他们的社交媒体群。 “你知道谁在做什么……我对不守规矩的骑手进行额外的思想工作。”黄主管说，思想工作的一个方面是告诉专送骑手们，抗议或罢工是违法的。黄主管的话与吴骑手对主管监视的描述相符：“他知道我们在讨论什么。我们很难讨论事情。而且与主管关系好的骑手可能会背叛我们。”黄和吴的引述揭示，骑手的工作空间并不自由，而是受管理层监视——这让集体行动更难发生。

集体抗争

尽管存在组织控制和管理，偶尔仍有集体抗议发生。三名参与集体行动的专送骑手提供了相似的描述，说明集体行动发生的原因。明骑手描述了一种情况：

我们理应拿到工资。主管不知道公司[加盟商]为什么没有给我们钱，但他同意是公司违反了义务。由于有些骑手说公司很快就会破产，我们决定采取行动[罢工]。我们没有时间去法院。

明骑手的话显示，对于专送骑手来说，不公正的框架是违反合同条款。罢工之后，明的公司告诉骑手们，公司出现了财务问题。最终，骑手们拿到了大约80%的工资。

我还就集体行动采访了服务站主管和区域经理。一位服务站杨主管表示：

骑手很少罢工或抗议，因为主管已经解决了大部分问题。只有当加盟商与美团或饿了么有矛盾，或者在投资方之间存在内部纠纷时，才会发生罢工。这些问题让加盟商陷入财务困难，主管无法解决。这时，加盟商试图减少开支。骑手和加盟商对是非有着或多或少相似的理解。

杨主管的引述与蔡经理告诉我的内容相符，即加盟商很难拒绝支付工资的义务。蔡经理解释说，从加盟商的角度来看，谈判的重点是“让骑手知道公司的困难，并接受公司能够承担的数额。”综合我对专送骑手和管理人员的访谈，即使发生集体行动，骑手和雇主在合同条款和法律上并没有根本不同的看法。与其质疑合同的合法性，专送骑手更多是要求雇主遵守合同。

在专送平台内部，技术控制和管理可能会引起骑手的不满，但平台架构的法律和组织设计通常会将不满压制住，让集体行动缺乏吸引力。集体抗争对专送骑手的吸引力似乎较小，因为他们理解不公正的框架（即违反合同和劳动法）是基于明确的法律主张，而且他们可以与管理人员进行沟通。最后，平台架构的组织设计，特别是主管的持续在场，也限制了组织集体抗争所需的自由空间。

众包平台下，不满和集体争议的建构

技术控制与管理

与专送骑手类似，众包骑手也批评了嵌入平台系统的算法调度和纪律规则，但他们还对报酬的计算、降低报酬和更改调度与纪律规则存在不满。一些众包骑手指责众包平台“偷走了”他们的钱。29岁的强骑手说：“美团在骗我们。他们知道真实的送货距离，却用两点之间的直线距离计算报酬。我们不是在开飞机！”

与欧洲的平台工人类似，众包骑手普遍批评了平台如何降低报酬。他们相信平台通过改变算法降低报酬，尽管两家公司从未公开承认降低了单价。与美国的优步（Uber）类似，中国的众包平台和骑手之间存在关于平台系统的信息不对称。决定定价的算法仍然是一个“黑匣子”，对工人隐藏起来，因此众包骑手根据自己的观察，抱怨报酬下降。尽管众包平台算法考虑了许多因素来计算每单报酬，但骑手表示，在相似情况下每单的报酬随时间推移已明显下降。

众包骑手经常在网上分享人物截图，因此他们认为自己有单价降低的证据。例如，一位众包骑手说，过去他在1.5公里内送一次餐拿5元，但是现在下降到了3.5元。受访者普遍认为，美团和饿了么改变了的算法，悄悄降低了单价，希望骑手注意不到。众包骑手抱怨单价下降对他们的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22岁的施骑手说：“我以前每个月能挣9000到10000元。现在我每个月挣大约6000元。”许多众包骑手报告说他们不得不每天多工作两个小时，才能维持相同的收入水平。

受访的众包骑手强调，除了降低单价外，平台还在系统内更改了调度和纪律规则，限制了众包骑手拒绝配单的自由。这与优步如何限制司机拒绝分配任务的研究类似。如果众包骑手拒绝配单，美团的平台系统会扣除骑手的信用积分。信用积分较低的骑手更难接到报酬较高的单。在一些城市，美团甚至制定了新的调度规则，要求线下培训，并在骑手拒绝一定数量的配单后，限制接单的资格。

在线上社区中，我看到了许多批评：“骑手没有自由，美团应该停止在广告中使用‘自由’招募众包骑手”；“平台承诺给我们自由，但现在他们像奴隶一样对待我们。我们不得不接受低价订单。”这些评论批评了众包平台工作自由的承诺与调度规则和算法的矛盾。当众包骑手意识到众包平台增加技术控制以降低承诺的自由时，他们将平台与骑手的关系视为主仆关系，并感到被背叛。

法律控制与管理

众包平台系统中，某些调度和纪律规则的更新需要配套的法律安排，从而导致技术和法律控制与管理的重叠。与定价不同，调度和纪律规则的变化通常公开透明。将新的调度和纪律规则纳入平台系统之前，地方办公室会将新规则通知给众包骑手，并合理化新规则是为了“更好规范送货行为”。

地方办公室进一步确认，众包骑手在安装送货应用程序时接受的点击协议，给了地方办公室更改平台规则的“最终法律权利”。然而，我采访的众包骑手中，没有一个人在安装应用程序和接受点击协议时阅读过法律文本，也没有一个人知道平台有权单方面更改协议内容和平台规则。他们都对这些条款以及平台单方面制定的其它规则感到愤怒。众包骑手称此类合同条款和平台规则为“专制条款”，并表示这是剥削的证据。

我很好奇为什么公司在改变定价时如此保密，而调度和纪律规则的变化则公开透明。彭经理解释说，公司必须公布后者以影响众包骑手的行为：“我们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如果骑手不知道新规则，那么即使我们将规则纳入平台系统，骑手也不会改变他们的行为。”他强调了动态调整平台规则的必要性：

目的是增强调度分配的效率和顾客的体验。专送骑手必须接受所在站点分配的每个订单。众包骑手没有这种义务，但公司希望每个订单都由一名优秀的骑手接取。实现这个目标需要不断改进调度和纪律规则。现在我们的平台系统由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驱动。它从收集的大数据中学习并给我们反馈。这些工具通过动态更改规则，帮助我们提高系统的效率。

彭经理的话让我想起了我观察的线下培训，众包骑手被要求背诵平台规则并参加考试。我意识到，众包平台试图将骑手变成平台系统的一部分，自动执行规则。当公司改变规则时，新规则不仅需要安装到平台系统中，还需要安装进骑手的大脑。做到了这一点，劳动者就有效地成为了平台技术的一部分。

然而，不同于专送骑手，众包骑手内化规则不是通过规范影响或情感劳动。众包平台只是公布平台规则和相应纪律措施的变化，坚称他们的“最终法律权利”，并对众包骑手进行规则考试。在这些时刻，技术控制和法律控制重叠，平台的权力变得显著。邓骑手描述了这样一个时刻：

当我看到平台在系统中发布新的调度和纪律规则以及公司的法律权利时，我感到愤怒。然后我明白了，为什么骑手们在微信上抱怨规则专制……骑手们在说从平台规则到法律条款的一切都是由平台，而不是我们决定的。

邓骑手的话表明，平台不受拘束的法律和技术权力让可能的变革时刻变成系统“升级”时刻。先前的文献主要关注工人的法律身份是雇员还是个体承包商，但众包骑手最关心的是平台公司单方面和不受限制的法律和技术权力。在采访中，许多众包骑手强调平台明目张胆的剥削。一位众包骑手说：

现在平台实施各种专制条款。如果你不遵守他们的规则或条款，他们就会扣你的钱。他们强迫你接受低价派单。如果你不接受派单，他们就停用你的账户。这不公平。平台公然剥削骑手。

总的来说，众包骑手认为平台使用了不公平的法律安排，使劳动的投入和回报完全不成比例。他们明白，美团和饿了么可能在技术上没有违反任何现行法律，但他们觉得法律体系中存在不公平的漏洞。我们在此可以看到，众包平台架构的法律维度如何引发抱怨并加剧了被感知的不公正。

当我问众包骑手是否可以通过劳动局或法院解决他们的不满，大多数骑手表示不行，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平台公司违反了哪些法律。他们知道自己的法律情况与传统的雇佣关系有所不同，但他们无法用法律术语来描述自己的地位。曾骑手说：

我们没有合同。我是指劳动合同。我不知道我们有什么样的身份。我只知道我们不是他们的员工。我认为我们去不了法院或劳动局。那是给有劳动合同的人的。我们不知道平台违反了什么法律。我们只是觉得他们错了，事情是不公平的。

在社交媒体群组讨论中，大多数众包骑手与曾有相同的法律理解。正如一名众包骑手在社交媒体群组中与其他众包骑手分享的一样，当他去劳动局寻求法律建议时，他被告知劳动局无法帮助，因为它只能帮助有劳动合同的人。因此，众包骑手认为他们的不满与挑战合同合法性的不公正框架与能被争议解决机构接受的主张之间存在不一致。换句话说，“争议树”的体制内解决这一“分支”，似乎对众包骑手不可行。因此，众包平台架构的法律维度使集体行动比体制内解决渠道更具吸引力。

组织控制与管理

众包平台的组织设计进一步加剧了不满情绪，增加了集体抗争的吸引力。由于众包平台在很大程度上讲控制和管理自动化，众包骑手与管理人员之间并没有形成社会关系。相反，他们与“冷漠”的技术界面进行互动。众包骑手使用应用程序与平台公司进行交流。与美国的优步司机相似，他们试图与平台代表交谈时遇到困难。施骑手告诉我：

我尝试过很多次，但他们从来没有回复过。上次他们改变平台规则时，我联系他们投诉。我并不是唯一一个。最后，骑手们越来越愤怒。我们必须采取其它措施让我们的声音被听到。

众包骑手分享了类似的挫败感，即无法通过应用程序或当地办公室解决问题。挫败感和愤怒加剧了不满情绪。在我分析的大多数集体行动中，众包骑手联系了平台公司，但没有得到任何有意义的回应；他们很快意识到这种方式无法解决他们的不满。

平台公司的疏离意味着，众包骑手有相对自由的空间，主要是在线，但也有线下，来动员团结和组织集体行动。众包骑手在社交媒体群组中表达他们的愤怒和感受到的不公正。尽管众包骑手们根据法律无法形成正式的工会，我看到他们把自己的社交媒体群组重命名为“工会”。许多骑手通过在线声明讨论团结的重要性，比如：“兄弟们，我们必须团结起来捍卫我们的利益。否则，我们将继续受平台剥削。”一些骑手开始组织线下的集体行动。当然，平台试图削弱在线组织。在一些情况下，当地办公室发现众包骑手通过社交媒体群组组织抗议活动后，他们停用组织者的应用程序帐户，并要求社交媒体公司封锁这些群组。尽管如此，骑手仍然能够形成新的群组。

集体抗争

大多数情况下，如果众包骑手认为平台通过改变算法大幅降低酬金，或者平台办公室单方面通知骑手修改平台规则，并引述平台这样做的权力，集体行动就会发生。一般一小部分核心的、已经有人际关系的骑手会发起罢工或抗议活动。他们没有来自基层劳工非政府组织或官方工会的帮助。重要的是经验和知识，这符合以前的社会法学的研究结果。有制造业工作经验的众包骑手在组织集体行动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核心组织者往往是那些每天完成大量订单的人。降低酬金和改变规则使得这些工人每天损失数百元。考虑到如此多的人不愿意回到制造业工作，并且没有可行的替代职业规划，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核心组织者试图改善他们的工作状况。

我将描述2018年重庆的一系列罢工和抗议活动，来说明在线上和线下的“自由空间”中动员的典型过程。核心组织者属于一个关系紧密的团体。23岁的众包唐骑手回忆了，小组如何在美团宣布改变派送和纪律规则后组织罢工：

起初，我们只有四个人。我们是通过一个微信群成为朋友的。我们四个人每周会在下班后聚两到三次。我们看到骑手们在社交媒体群组中表达了愤怒，我们在烧烤店讨论后，决定组织一次罢工……我看过我工厂的人罢工。他们得到了他们想要的。

【我：为什么你们不跟美团谈判，或者去法院或劳动局？】

很多骑手已经向美团表达了不满，但美团没有回应。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知道如何向法院投诉。我们写的东西不会被法院接受。

唐骑手的话印证了我之前的分析，关于法律和组织维度上对骑手的控制，如何影响众包骑手对于“纠纷树”中不同“分支”的认知。

唐和朋友制作了标语和横幅，上面写着“专制条款”、“抵制剥削”和“停止接单”等信息。他们在微信群中招募参与者，写这些内容，是因为群里其他众包骑手已经使用了这些词语。随后，他们访问了几家餐厅，因为餐厅老板也承受着与美团不对等的合同关系，尤其是不断增加的佣金。三家餐厅老板提供了支持，不仅挂出了“抵制垄断，抵制美团”和“抵制专制条款”的横幅，还提供了免费的餐食以示团结。核心团队发送了一条消息，警告其他众包骑手，如果在罢工期间看到他们没有参加罢工还继续送餐，他们的车胎将被割破。一名核心成员组织了一个10人的巡逻队。

罢工和抗议在一个广场上开始后，骑手们将他们的送餐应用截图上传到社交媒体群组中，以进一步动员参与者。他们以“离线”状态来表明自己的立场，发表了类似的评论：“数百兄弟骑手已经离线。不要做破坏分子。我们的巡逻队正在制裁街上的破坏分子”或者“我们决定不再被邪恶的资本家剥削。工人阶级万岁！”。众包骑手经常加入多个社交媒体群组，因此信息在线上和为不同公司工作的众包骑手之间迅速传播。一些未参与的骑手因为忽视警告而被暴力对待。因为有潜在的制裁，几名众包骑手决定不工作，而是作为旁观者前往抗议现场。唐骑手对事情的发展感到惊讶：

起初，我们在我们的片区举行了一次罢工，吸引了大约100名骑手，罢工很快传到了另外五个区，持续了一周。在后面的每次罢工中，我看到了50到80名骑手。我们发起的罢工是针对美团，但罢工也吸引了饿了么的骑手。

大多数参与者是全职众包骑手，他们更受制于平台。一位兼职众包骑手告诉我，“（抗议）不关我的事，因为我有一份真正的工作。”他还说他没有全职骑手那么生气，因为他的相关利益较少。这一发现印证了一些对经济依赖与工作体验关系的研究(Schor and Attwood-Charles 2017; Schor et al. 2018)。

最终，众包骑手持续包围了美团在重庆的一间办公室几个小时。核心成员告诉了美团地方办公室有关平台规则和酬金的具体要求。一名20岁，有高中学历的张骑手回忆到：

最后，我们终于看到了那些从未回应我们的人。办公室里出来了四五个人。他们都二十多岁，和我们一样。你能看出，他们是大学毕业生。经理是名女性。他们非常害怕，对骑手们什么也说不出来。虽然他们没有告诉我们，但我们发现他们提高了价格。他们还发布了一份通知撤回新的平台规则……抗议后，美团八个月没有降低酬金，但他们停用了几名参与者的账户。

张骑手的话，也揭示了管理层和骑手之间的阶级和性别界限，以及当众包骑手最终遇到管理层时，缺乏交流的尴尬。

平台的地方办公室只负责对平台系统的优化，这让他们缺乏应对不满和抗议的能力。2019年9月，美团试图在重庆实施更加严格的调度规则时，这再一次得到了证明，尽管2018年就曾经发生了罢工。当许多众包骑手威胁要再次举行罢工时，美团放弃了实施新规则的计划。众包骑手们很高兴看到美团在压力下改变了计划，但他们也认识到自己无法监督平台并经常施加这样的威胁。

我感兴趣众包骑手为何加入集体行动，而不是简单找另一份工作，尤其考虑到可能受到警察打压。一些骑手告诉我，他们参与集体行动是因为平台公司如此专横，规则如此不公平。愤怒和强烈的不公感，而不是对结果可能的利弊进行工具性计算，促使一些不是核心组织者的众包骑手参与了集体行动。方骑手告诉我，这种情绪是如何引导他参加抗议活动的：“我去那里是因为这种关系太不公平了。我不知道我们能否改变这种情况，但我必须要去，因为我非常生气。” 一些众包骑手被问及为何抗议而不是找另一份工作时感到困惑。他们说他们可能迟早会找到一份工作，因为他们不打算长期做骑手，但他们仍然想给平台公司一个“教训”。我的发现印证了其它研究的发现，即对集体行动的理解框架通常基于道义义务，可以超越理性计算(Morgan and Pulignano 2020)。

一些骑手告诉我，他们只是旁观者。一位众包骑手说：“当我和其他骑手通过社交媒体群看到到一些众包骑手在广场上举行罢工，我们中的许多人立即冲到了现场。我们感到好奇，想看看发生了什么。”将自己描述为旁观者的受访者与其他众包骑手有着相同的情绪，但他们强调自己需要挣钱维持生活的需求。尽管如此，旁观者的存在确实加剧了集体行动。决定不参加集体行动的众包骑手谈到了需要挣钱，并认为这样的集体行动不会奏效，令我并不意外。

当被问及为什么他们不害怕警方的镇压时，许多骑手表示他们只是旁观者，或者假装是旁观者；他们认为，警方不会逮捕他们，因为聚集着很多人。参与2018年重庆抗议活动的人说，警方只带走了少数参与者，并告诉他们组织罢工和抗议是非法的。大多数受访者似乎并未被警方吓倒。

在众包平台下，技术控制和管理导致了不满和对不公的感受。这种控制和管理的维度有时与法律和组织控制管理相重叠，并在某些时刻相互强化，导致冲突升级。众包骑手的不公正框架（即合同不合法）和平台架构的组织设计，使得众包骑手难以使用制度化的纠纷解决和个人非正式的法律动员。平台公司专注于管理平台系统而不是骑手，这进一步给骑手提供了自由空间，让众包骑手将冲突的升级转化为集体行动和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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