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翻译】在工作和个人生活之间界定边界：通过“劳动的多重性“视角理解中国西南地区的民族表演者工作
导读
中国西南部的少数民族是全国最贫困的群体之一。近年来，随着汉族城市中产阶级“消费革命”，前往乡村体验少数民族“风土人情”的旅游项目也变得流行，甚至成为了当地政府积极推动的商业项目，以增加财政收入。许多来自当地乡村地区的非汉族居民成为了少数民族表演者，他们和她们穿戴者专门设计的“民族风”服饰，为汉族游客表演少数民族的“传统风俗”，陪同客人吃饭，甚至进行一些有性暗示的服务。
比起其他服务业劳动者，少数民族表演者需要投入更多的情绪劳动以满足工作要求。他们在工作中要表演极具刻板印象的少数民族形象，尤其对少数民族女性的想象充满了色情元素，这给表演者的私人生活造成了深刻的影响。他们和她们必须重新学习“做”（汉族人期待中的）少数民族，尽管这并不符合他们作为真正的少数民族的成长经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会调整自己的民族身份认同，以及对自己工作的理解，以处理工作要求与真实自我之间的复杂的张力。有些表演者会利用脱贫、保护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等政府推动的叙事逻辑，让自己的工作显得更加合理。
作为来自乡村的少数群体，民族表演者为汉族城市中产提供期待中的表演，但他们的存在本身却被排斥。除了制度上的边界（如户口）外，民族表演者还不得不面对民族、性别等其它边界：对他们来说，“台上”和“台下”不再能简单地区分开，而工作的要求也入侵“殖民”到他们的私人生活之中。
关键词：劳动的多重性、少数民族、民族表演、工作-生活交叉、边界化、私密、城乡流动、能动性
译者：水波蛋
校对：ibrido
正文
作者：Jingyu Mao
发表：2020年
介绍
尽管学界对工作和非工作之间模糊化的边界有了更多的承认，但目前仍然缺乏一种具体的语言去清晰表达和系统性地研究这一倾向，而这一倾向超出了“工作与生活的平衡”的框架。尽管工作与生活之间的边界已经被问题化（比如 Weeks 2007; Gregg 2013; Adkins and Dever 2016），但造成工作和非工作领域之间的边界模糊化的具体过程很少成为问题的中心。在中国城乡流动人口经验的背景里，工作主导生活的倾向也同样更少被讨论，尽管已经有大量记载关于农民工极如何大程度上依靠他们的工作才留在城市，农民工如何压倒性地倾向于在剥削的条件上工作，包括延长的工作时间，低收入，和危险的工作环境。尽管不可能在进城农民工的案例中讨论“生活和工作的平衡”，我们需要新的方式去明确地说明工作如何更多殖民了农民工的生活，包括他们生活里最亲密和私人的部分。本篇论文通过少数民族民工表演者的案例来思考“劳动的多重性”如何提供了一个珍贵的视角来阐明工作和非工作领域之间越来越模糊的边界，以及它如何给工人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语境来协商他们日常的能动性。在这里，能动性被广义地理解为“为自己的个人利益或他人的利益采取行动的意愿或实践”。
少数民族表演者作为这个研究的重心是指在不同的地点（如餐厅和旅游景点）表演民族歌曲和舞蹈的人，他们大部分是属于少数民族进城民工。尽管大部分已有的关于中国城乡流动的文献倾向于专注在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工人，很少有文献分析在中国西南部地区迁移到中小型城市的民工，尽管近年这种类型的民工数量已经大幅增长。此外，很少有研究关注少数民族农民工的经历，因此，我们很少有关于少数民族民工和汉族民工的经验区别的洞见。另外，通过理论化从事民族表演劳动的农民工，这个研究和大部分关注中国农民工的研究不同，后者压倒性地倾向于专注在产业工人群体上而忽略了大范围的非正式劳工。
就像我后续会说明的那样，民族表演本质上是一种服务工作。尽管服务工作已经成为一个工人和性别、情绪、身体和性进行协商的重要场域，很少有研究把工作和生活之间的交叉作为问题的中心。尽管有文献把民族表演者的经验放置在民族旅游业和进城民工的语境中，对研究工作-生活交叉的系统关注仍然欠缺。关于民族旅游业的参与者的文献倾向于指出工人可以成功地区分“台上的自我”和“台下的自我”，而关于进城民工的文献倾向于主张工作已经对工人“拥有生活”构成障碍。我们怎么用一种更不二元论的方式去讨论工作-生活的交叉？这篇论文主张“劳动的多重性”的框架有潜力提供一个阐明这种交叉性的宝贵视角。
“劳动的多重性”的理论是为了说明，在国界不再是塑造流动性和劳动力的最关键参照点的情况下，全球资本的边界是如何通过不同的边界机制和复杂的权力组合不断扩大的。全球化并没有带来一个无边界的世界。相反，边界会在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区别被确立时激增。在这里，边界的含义已经扩大，不仅包括地理边界，也包括象征和意识形态边界，尽管这些不同形态的边界在大多数情况下是重叠和交叉的。因此，“边界化”指向划定边界和制造区分的不同过程，而这导致了不同形式的接纳和排斥。劳动力的多重性更具体地指出了工作强化的趋势，工作强度的增加，不仅包括工作时长的增加和工作条件更强的不稳定性，还包括工作如何更深地殖民了劳动者的生活；工作的多样化：劳动者如何被期待同时承担多方面的工作；和工作的异质化：不同地区和规模的异质性，以及劳动者地位和主观立场的异质性。本文意识到劳动力的异质，因此重点关注学术著作往往较少讨论的工人地区和工人类型，并通过劳动力的强化和多样化来说明少数民族表演者工作和生活的交叉。
本文将首先论证民族表演如何最好被理论化为表演者的边界斗争场所，因为他们的工作是由不同的边界机制塑造的。然后，文章将进一步说明劳动的多重性，阐释表演者如何在工作中“做自己的民族”和完成他们的“自我民族化”，以及女性表演者如何通过引述国家层面的关于民族特点的修辞，和被污名化的性化劳动划出一条明显的界限。这些边界斗争凸显了工人在应对工作殖民化效应时的日常能动性，展示了表演者如何参与不同的意义建构机制来理解他们的工作，而这对她们的自我意识也有暗示。他们积极调动党-国关于民族的话语（如弘扬民族文化；将民族旅游与扶贫联系起来）来重申他们劳动的价值。因此，本文进一步探讨了“劳动的多重性”如何为理解工作与个人生活之间的交叉提供了一个宝贵的视角，以及在这一语境下理解工人能动性的意义。
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民工表演者
本文应用了2016至2017年期间在绿城的一家餐厅和两个旅游景点（我称之为瀑布餐馆、茶公园和森林公园）进行的为期六个月的人类学田野调查。绿城位于云南省，是一个小城市，人口约30万，正努力把自己改造为更热门的旅游城市。云南是中国最贫困的省份之一，也有着最为多元的民族群体分布。绿城积极利用民族旅游业作为发展当地经济、实现脱贫的方式。瀑布餐厅是一家高端农家乐旅游餐厅，旨在为脱离乡村生活方式的城市人提供怀旧的餐饮体验。茶公园和森林公园是以民族表演（以及森林的自然风光和动物）作为吸引力的旅游景点。光顾餐厅或旅游景点的顾客主要是城市中产阶级，他们渴望一种对地道的民族文化的鉴赏，可以说，他们通过民族旅游消费再次确立了自己作为现代汉族公民的地位（Walsh and Swain 2004）。民族表演者大多是来自邻近村庄的进城民工。他们中的一些人缺乏资源，无法到离家很远的地方找工作，其中一些人则因为绿城离家更近选择到绿城工作。由于绿城的工厂很少，许多农民工不得不从事服务业工作，比如民族表演。他们大多是16至30岁的年轻人，来自不同的民族背景，包括彝族、哈尼族、拉祜族、佤族和傣族。有些民族表演者是汉族或有着模糊的民族身份，但他们仍然需要给观众留下这样的印象：所有表演者都是“地道的”少数民族。这三个地点的共同点是民族歌舞的舞台表演不是唯一的、甚至也不是最重要的民族表演者的工作内容。在这三个工作场所，少数民族表演者还承担着“伴餐”的工作。这意味着，他们在客人的餐桌上表演民族歌舞，有时也会为客人提供服务，如向客人敬酒，一边按摩客人的肩膀一边给客人灌酒，有时甚至在敬酒时坐在客人的大腿上。这些表演的歌曲和舞蹈都为了民族旅游的目的进行了大幅度的改编。例如，在瀑布餐厅，所有用餐客人都可以免费要求民族节目表演。而接到要求后，所有表演者都会聚集在客人的餐桌前，准备好表演一套歌舞，同时向餐桌上的所有客人进行敬酒仪式。当表演者在客人面前演唱少数民族歌曲时，他们必须轮流为客人按摩肩膀，同时向客人敬酒，这种敬酒通常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因为竞饮也是中国宴会中必不可少的仪式（Kipnis 1997; Mason 2013）。每个客人都轮流享受这种服务：一边听歌，一边接受异性表演者的按摩，同时也成为被强制灌酒的目标对象。表演现场的氛围往往生动激情，客人们大笑、观看并给这奇景拍照留念。类似的伴餐风尚也出现在了茶公园和森林公园，伴随着安排好的民族歌舞登台表演。
我在这三个地点进行了参与观察，在瀑布餐厅作为服务员/表演者与表演者一起工作，并在其他两个地点观察表演者的日常工作。通过朋友的介绍，我认识了旅游景点的管理人员和餐馆老板，从而获得了进入这三个景点的初步机会。我注意确保劳动者不会因为他们的经理允许我参与这项研究而感到压力。我来自当地，会说当地方言，这使我很容易与表演者共事。作为哈尼族人，我（身份证上的）民族身份可以提供一些共同点，让信息提供者更容易与我建立联系。但是我并不认为自己是在进行“内部研究”，因为我对我试图了解的群体知之甚少，并且我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实地研究者既是内部人，同时也是局外人（Narayan 1993）。与信息提供者一起工作或跟踪他们的工作成为我深入了解这些表演者日常单调工作的重要途径，也成为我和信息提供者在接近他们进行采访之前建立联系的好方法。在这三个实地考察地点，我总共对表演者进行了45次深入访谈，了解他们的流动/迁徙经历以及他们如何作为表演者经历他们的日常工作。我没有选择采访企业主/经理和顾客，因为本研究试图从表演者自身的角度了解他们的工作和流动经历。所有访谈均以中文进行转录，并采用主题分析法进行分析。在下面的章节中，我将试图说明，由于表演者在他们被欲求的表演和不被欲求的存在之间的张力中挣扎，也和工作对他们的生活的殖民化影响进行斗争，民族表演由此成为民工表演者的边界斗争场所。
边界斗争与劳动强度
民族表演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服务工作，因为在客人的宴席上表演伴餐基本上是表演者工作的主要部分。由于伴餐涉及表演者和客人如上所述的肢体亲近甚至亲密互动，这是一种互动式服务劳动的形式。这种工作将服务的生产和消费代入同一时空，因为这种工作的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服务提供者和客人之间的互动。因此，民族表演作为一种服务工作形式为工人提供了与工厂工作截然不同的环境。工厂工作主要是让工人大部分时间面对机器，而服务工作则涉及服务提供者与接受者之间的亲近互动。这种身体上的接近给服务业工人带来了新的挑战。例如，在 “民族性的日常提示”（Bai 2007: 257）下工作，也意味着表演者需要以特定的方式行事，满足客户看到 “真实”和幸福的少数民族的期待。企业主也积极利用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边界来获取利润，这诠释了资本如何介入不同的边界机制来拓展其疆域（Mezzadra and Neilson 2013）。
多重的边界机制深深地塑造着表演者的工作和流动，使民族表演成为边界斗争的重要场所——“围绕着‘内部’和‘外部’之间越来越不稳定的界线，在包容和排斥之间形成的斗争”（Mezzadra and Neilson 2013: 13）。民族表演者必须不断面对的紧张关系之一是，虽然他们的表演是被期望的，但他们的在场却并非如此，因为他们是没有当地户口及户籍的流动人员。这种被期望的表演和不被期望的在场（Barabantseva 2015）应结合国家和地方背景理解。近年来，随着绿城出现了越来越多包含民族表演的餐厅和酒吧，民族表演变得越发流行。民族表演在商业化场所的日益流行应当结合中国消费和服务业格局的变化的语境来理解。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社会主义时代，服务业几乎不存在，但到2018年，服务业已占中国GDP的52.2%，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中国城市的“消费革命”（Davis 2005）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城市人光顾餐馆和参与旅游业，而这也让他们确立了自己的特权并获得文化资本。在当地，绿城旅游业的发展“无中生有，有中生旺”，收入从2006年到2015年增长了两倍。如前所述，民族表演在商业化环境中的蓬勃发展也与绿城试图将自身转变为热门旅游城市有关，而促进民族旅游也与地方经济增长和减贫密切相关。
尽管民族表演越来越被需要，表演者却遭受着“差异化的包容”（Mezzadra and Neilson 2013: 159），这意味着农村流动人口被融入城市的条件不同，他们与当地人在各方面受到的待遇也不同。农民工在城市的定居通常构成社会问题，因为没有城市户口这个事实剥夺了他们享有当地人有权享有的许多福利的同等资格。虽然理论上在小城市获得当地户口很容易，许多农民工缺乏信息或这样做的意愿（见 Chen and Fan 2016; Mao 2020）。因此，地方政府并不负责农民工的社会再生产成本，如提供养老金、医疗保健和其他社会保障福利，使得农民工很难在城市中得到基本权益。对农民工的差异化包容意味着，他们的劳动力被需要，他们的存在却不被需要。
除了在融入问题上挣扎，民工表演者也在工作对生活的殖民化影响中挣扎。这首先表现在表演者被要求长时间、高强度、在剥削性的条件下工作。这一劳动条件的问题并不是仅仅针对民族表演者，对其他农民工也同样存在，非正规服务行业中的许多进城民工也是在不受劳动法律法规保护的情况下工作的（Otis 2011）。在瀑布餐厅，所有表演者都没有签订任何形式的雇佣合同，仅仅通过和餐馆老板的口头协议在此工作。因此，在表演者工作的环境中，企业主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根据自己的方式确定劳动条件和工作场所规则的权力。延长工作时间（每天工作 10 到 15 个小时不等），不给加班费；扣留第一个月的工资作为“押金”，不让他们轻易辞职；请假困难；休息时间非常有限（每周半天），这些已成为本研究中大多数表演者面临的常态。根据中国的劳动法，这些行为都是违法的。然而，地方政府希望通过努力降低劳动力成本吸引投资和发展地方经济，因此往往缺乏严格执行劳动法的动机（Friedman and Lee 2010）。与此同时，不同于工厂工人可以采取罢工等集体行动并在某些情况下取得成功（如 Chan and Ngai 2009），集体行动对小型企业的非正规服务人员来说很少构成一种选择。民工表演者有时会通过不断更换工作来抵抗，但每一次工人想换工作时，他们都会冒着损失押金的风险，而考虑到他们微薄的工资，这并不是一笔小数目。
另外，工作强度的增加不仅仅包括延长工作时间和高度剥削性的工作环境，也关于工作如何变得多样化：劳动者越来越多被期待同时从事多个方面的工作。
劳动的多样化
在工作中做民族
民工表演者是在“民族性的日常提醒”（Bai 2007: 257）下工作的。 少数民族表演者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以某种方式呈现他们的民族身份，满足观众看到“地道”的少数民族的愿望。 正如人们公认在工作中需要“做性别”一样（West and Zimmerman 1987; Hall 1993），农民工表演者在工作中也需要做民族，而且最好能做得很好。 “做”性别并不总是关于符合理想化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而是关于我们如何总是受到“性别评估”的影响（West and Zimmerman 1987）。 同样，表演者在工作中也要接受“民族评估：即他们的民族表演要符合关于他们的民族性的文化规范。
小凯是茶园的一名导游。 尽管凯并不强烈认同自己的哈尼族身份，但他仍然需要做很多工作来满足工作中的“民族评估”：要让客人相信他们是在与地道的少数民族交流，并以符合关于少数民族应当如何的文化规范的方式来“做民族”。 要在工作中“做民族”，凯首先要穿上企业主提供的民族服装。 这些服装是为表演目的而专门设计和制造的，与当地少数民族在无需满足游客的视觉期望的日常生活中或参加当地活动时的穿着不同。穿上风格化的民族服装是少数民族他者的视觉呈现的关键部分，既要满足游客的期望，又要符合主流媒体和国家话语中对少数民族的流行概念（Chio 2014）。 此外，小凯还必须掌握有关云南民族文化的知识，这些知识主要来自当地旅游局提供的旅游手册，并且必须随时准备回答客人有关少数民族的评价和问题。 对少数民族的描述依赖于高度本质主义的呈现，将他们描绘成落后但纯洁、淳朴和幸福的人（Harrell 1995; Schein 2000）。比如，这种描述称少数民族天生能歌善舞，或者有着热情好客的本能根植于他们的热心和纯洁灵魂中。接受“民族评估”也意味着凯要以某种方式从事情感劳动（Hochschild 1983），因为许多游客在参观少数民族场所时都期望看到幸福的少数民族，他们的快乐没有受到现代生活方式的污染（如 Harrell 1995; Walsh and Swain 2004）。 尽管可以说所有的服务人员都要从事情感劳动，但在工作中接受民族评估为表演者要从事的情感劳动增加了另一层涵义。 因此，表演者要不断把自己的情感表现出来，例如要表现出对客人的热情，要以更戏剧化的方式表现情感，做一个开朗快乐的少数民族成员。 虽然表现快乐似乎是一种感受上的规则，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汉族和少数民族来说都适用，但对少数民族来说，垮着脸可能是危险的，暗示了民族主义分裂主义的倾向。 在这里，“幸福的责任”落在了少数民族表演者的肩上：他们不仅要谈论幸福，更重要的是，不能谈论不幸福（Ahmed 2010）。 这种幸福的责任也意味着表演者在工作中更难表达愤怒或悲伤等情绪，尽管他们在工作中经常受到对少数民族的歧视和偏见。
农民工表演者被期待在工作中“做民族”的方式也是高度性别化的。从上文对民族表演的描述中，我们不难看出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表演者的性别化和性化劳动。这也与中国的宴会政治有关，因为成功的宴会和商业娱乐是建立关系的重要途径，从而将“利益的、算计的、商品化的关系转变为植根于‘非理性’情感和情绪的关系”（Osburg 2013: 33）。 表演者在“伴餐”中所做的事情——唱歌、催促客人竞饮、敬酒，有时甚至与客人有身体接触——都是在客人的酒桌上创造某种气氛和情感的重要途径，有助于客人之间建立关系的过程。这种情绪和情感的创造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表演者的性别化和性化劳动。
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妇女在流行话语中被严重性化。她们常常被描绘成幼化的、原始的但又情色的形象，并面对着与主流不同的性道德的标准（例如Gladney 1994; Schein 2000; Walsh 2005）。因此，女性表演者甚至在与客人有任何互动之前就很容易被性化，因为云南常常被与情色民族旅游业相关联，而这些女工（被视为落后、原始的少数民族，无论真实民族身份为何）常常被视为在性方面可得的（Otis 2011）。
更重要的是，餐馆老板和旅游景点经理等市场行为者积极推广对少数民族妇女的这种本质化和色情化描述，因为女工的性征和性别化表演被视作资源，令优越的客人感到自己享有特权、社会地位得到认可。 正如 Hanser（2008）所指出的，在服务接触中，工人需要进行“区分工作”，承认客人的特权和独特地位，而这最终促成了社会建构和阶级再生产。目前公认的一点是，“区分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女工的性征和性别化的身体，因为性别已成为“‘说出’或制造阶级区分的有力方式”（Hanser 2005: 588）。相似的是，女性表演者进行“区分工作”的方式也在很大程度上与其性化和审美化的身体相关。
在森林公园，为贵宾提供区分服务的方式之一是在敬酒过程中进行一些特殊的“仪式”——要求女性表演者在给男性客人灌酒时坐在男性客人的腿上。这是一种特殊的表演，通常不会为旅游团一类的普通客人进行。由于我不能进入为VIP客户进行此类表演的单独包厢内进行参与观察（这本身就能说明问题），根据访谈，从事这种被严重性化的劳动显然困扰了许多女性表演者。
当我第一次看到VIP伴餐时，看到了各种坐在大腿上、强行灌酒的行为。各种这样的事情。 我甚至看到一位客人试图抚摸表演者。从现场回到宿舍时，我犹豫了，怀疑自己是否选错了工作。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在我脑海中纠结缠绕，但我从来没跟家里人说过这些。如果父母问我做什么工作，我就说......嗯，就是给客人唱歌、跳舞。然后敬酒，你想喝就喝，你也可以不喝。所以我妈妈一直都不知道......就好像......说穿了，你就像个陪酒女......总之，有时候随着时间的推移，事情会变得更容易被接受，你也就习惯了。有一次，我的一个朋友看了我们的演出，他指出这份工作就像陪酒。我说，我们的工作是正规工作，是受保护的，诸如此类。（采访春，22 岁，女，拉祜族，森林公园，2017 年 3 月 1 日。）
春对从事性化民族表演的矛盾心理表现在她选择不与家人讨论工作细节，以及她需要在朋友面前捍卫自己工作的合法性。在做“区分工作”让客人感到自己有特权的同时，像春这样的女性表演者还必须同时在合法的民族表演和其他类型的非法、在中国被官方禁止的性相关工作的边界上付出额外的劳动。后来，我意识到她是对的——这项工作打着弘扬民族文化和通过发展当地旅游业实现减贫的旗号，通过官方背书获得合法性。这表明女性表演者有能动性调动现有的话语和资源来捍卫性化民族表演的合法性与维护自身的尊严。在讨论完表演者在下班时间需要完成的另一项重要工作——“自我民族化”工作之后，我将回来更详细地讨论这一点。
自我民族化
尽管在民族性商业化的背景下，农民工表演不断需要通过在工作中“做民族”来达到“民族评估”的要求，但他们也需要他们的自我民族化工作，将自己变成市场所需要的样子，并潜在地将他们的民族身份资本化。“劳动的多重性”捕捉到了人们需要付出额外的劳动才能将自我转变为工作所需要的人的方式。这更关于“生成”正确的人的潜力，而非“是”正确的人。塑造自我的劳动已成为工作的诸多面向之一。对于小凯来说，这意味着他迫切需要更多地了解自己的民族身份和一般的少数民族文化。
在我做了这份工作（导游）之后，我觉得我真的需要更多地了解哈尼族的文化和习俗。 众所周知，云南旅游主要是关于少数民族文化的。 这也是游客到云南旅游希望看到的。（采访小凯，21 岁，男，茶园，导游，2017 年 1 月 19 日。）
民族文化的商业化促使小凯有更多了解自己的民族起源的意愿，尽管他以前从未认为自己是地道的少数民族。对他来说，“努力完成自我民族化”，或者以某种方式“做民族”，能潜在地得到市场的回报。这与当地的背景有关，在绿城，民族旅游的发展和民族商业化使民族性成为一种有价值的资产。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发扬自己的民族自我在当地语境里是被积极鼓励的，地方和中央媒体都曾报道过少数民族个体如何通过成为少数民族表演者或演员而获得成功的故事。这些故事在表演者之间广为流传，也有一些少数民族村落通过从事民族旅游实现了脱贫（见 Oakes 1998; Chio 2014的类似讨论）。
其他民族表演者也共享这一在民族自我上工作的想法。一位来自茶园的拉祜族青年演员阿伟在接受采访时说，尽管他对流行歌曲更感兴趣，但他需要用更多的时间来练习民族歌曲，他的理由是：“无论你到哪里找工作，很多地方都需要你唱民族歌曲；当观众看到你时，他们也希望听到民族歌曲，而不是其他歌。”阿伟意识到绿城正在进行着民族文化的商业化，他有意识地培养自己作为民族表演者的技能和才能。在来茶园工作之前，他从来都不会唱民族歌曲，也不会弹吉他。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甚至“从来没有碰过吉他”。村里人在重要的仪式上——如教堂聚会和春节庆祝活动——确实会唱拉祜族歌曲。不过，这些歌曲与民族表演时演唱的歌曲非常不同。讽刺的是，尽管阿伟是一个“地道”的拉祜族人，从小在拉祜族村寨长大，在日常生活里践行着民族性，他仍然需要学习如何以市场要求的方式成为少数民族。在这里，练习吉他和唱歌不仅是关于技能的问题，也是关于根据当前对民族性的文化规范假设，不断完成自我民族化的问题，尤其是那些被国家和市场认可的假设。当被问及为何选择成为一名民族表演艺术家时阿伟说：
我希望找一份有上升空间的工作。 因为像我们这样的人（......）首先，你没有很好的学历。 那样的话，你只能从事体力劳动。 即使你能从劳动中学到一些技能，你也很难进步。 如果你选择成为一名表演者，选择演唱民族歌曲（......），你不需要太多的文化知识。只要你愿意学习。所以我选择了这条路。（采访阿伟，2017 年 1 月 31 日。）
在这里，阿伟这样的表演者要对自己的就业能力负责，“把自己作为资产进行投资，以期未来能得到回报”（Adkins and Dever 2016: 2）。这种要求工人不断完善自我以更好地适应工作期望的模式也是劳动的多重性的一个重要部分，因为工人之所以被雇用，并不是因为他们具备工作所需的素质，而主要是因为他们有能力或有潜力变成他们被期待成为的人（Akalin 2007）。从这个意义上说，自我民族化的工作虽然是表演者应该做的工作的重要部分，但也显示了表演者在抵制边缘化和受剥削程度方面的能动性。虽然像阿伟这样的少数民族所能获得的资源有限——无法通过教育或社会资本来获得——民族性却成为一个人可以汲取利用以实现“有价值的人格”的资源（Skeggs 2011）。因此，个人需要努力塑造民族自我来获得市场想要的形象。通过努力塑造民族自我，阿伟获得了工作机会，同时也渴望未来的自我发展。
除了学习更多有关民族文化的知识和练习相关技能外，自我民族化的工作还包括知道如何以吸引外来者的方式介绍民族文化。
你听说过 XX（一个以民族旅游闻名的村庄）关于他们民族的口号吗？“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研究者：听过，你对此怎么看？】那当然是忽悠。他们告诉游客，这样游客就会在那里买茶叶。这样人们的生活就会改善。你不说这些屁话，谁还来旅游买东西啊？看看那些旅游团是怎么不断来到他们村子的？你必须学会如何胡说八道。一个人需要不断学习新东西，否则就会落后。（采访郎，27 岁，男，拉祜族，森林公园，2017 年 2 月 19 日。）
从这里可以看出，朗非常了解市场逻辑和发展逻辑。更有趣的是，他试图将自己的自我发展与当地经济发展和弘扬民族文化联系起来。此外，除了郎之外，其他信息提供者也同样害怕被 “落下”。他们中的许多人内化了针对少数民族的文化规范性假设，这一假设将少数民族描绘为落后和原始的群体。因此，他们感到迫切需要提高和发展自己，避免落后。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不断地塑造民族自我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在维护少数民族原始和落后的形象，因为这是以一种强调自身差异和他者性的方式来“做民族”，从而满足游客基于主流媒体的建构（Chio 2014）对与“民族他者”互动的期望。此外，将民族旅游融入当地经济并不一定会为少数民族和汉族带来更平等的工作机会，因为有时这会导致少数民族在当地经济中更加边缘化（Hillman 2013）。例如，在瀑布餐厅，越来越多的汉族人接替了民族表演者的工作，因为表演民族歌舞的技能被认为很容易被复制。因此，尽管塑造民族自我的工作为一些受访者带来了希望和憧憬，但是否必然能切实改善少数民族表演者的工作条件，或者这只是另一种形式的“残酷乐观主义”（Berlant 2010），还有待观察。与此同时，男性表演者更有可能在工作环境中资本化自己的民族性，而女性表演者则会在工作中承受性化的影响。因此，他们可能需要使用不同的方式来确立自己的能动性。
重构民族表演
除了在民族自我上下功夫，表演者另一种试图抵制工作的剥削和边缘化效应的方式是重构民族表演的意义。
我很喜欢（作一名少数民族表演者）。我认为弘扬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是一件好事（......）。如果从长远角度考虑，这甚至有利于我们下一代的发展。如果我们成功地弘扬了民族文化，这对我们所有人都是有益的。（采访小艾，23 岁，男，佤族，森林公园，2017 年 3 月 27 日。）
“弘扬民族文化”是受访者经常用来表达民族表演的文化意义的一种说法。尽管表演者被要求表演被边缘化和异国情调化的少数民族形象，但他们利用这种叙事来阐述其工作的重要性和意义。在这里，艾调动了体现主流价值观的话语，将自己和工作描绘得不那么边缘。这是受访者试图“为自己附加主导符号价值”的一种方式（Skeggs 2011: 503）。同时，通过拥抱“弘扬民族文化”的话语，受访者试图将自身纳入将中国展示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国家建设项目中。在有关青年专业人员职业发展前景的研究中，“爱国职业精神”被用来描述年轻人如何“将个人职业发展与中国的未来繁荣结合起来”（Hoffman 2010: 17）。同样，本研究中的一些受访者也在寻求将他们的职业发展与弘扬民族文化和推广国家建设项目结合起来。
一些女性表演者也用类似的方式重构民族表演来将她们的劳动去性化。
（就坐在客人腿上而言）我本不应该介意，因为这是少数民族文化，是上一代表演者一直告诉我们的。但是（......）作为少数民族，我可能不在乎，但作为女性，我会在乎。（采访小云，23 岁，女，佤族，森林公园，2017 年 4 月 5 日。）
我觉得给客人揉揉肩膀没什么不对。这是我们当地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整个敬酒过程都是为了表示对客人的热情——就像他们在真正的少数民族村寨里经常看到的那样。（采访阿梅，30 岁，女，汉族，瀑布餐厅，2016 年 10 月 22 日。）
小云和阿梅的思考揭示了她们如何利用民族文化规范的某些方面来重构其劳动的意义。通过将与客人的某些身体接触重构为淳朴的少数民族对客人表示好客的一种方式，表演者设法淡化了这种表演仪式的性内涵。例如，根据这种逻辑，摩擦肩膀或坐在大腿上只是表示好客的一种方式，就像少数民族接待客人时会做的那样。表演者试图将民族表演和性内涵脱离，转而强调少数民族仪式的文化意义。
事实上，“这是少数民族文化/习俗”是表演者谈论民族表演时常见的说法。这有时会成为表演者反抗和试图实现权力关系反转的武器。例如，客人有时会要求表演者再敬一轮酒。为了避免这种情况，表演者会尽力让客人在一轮酒中喝得尽可能多。他们往往会尽可能多地往客人的酒杯里灌烈酒。当客人反对并说他们喝得太多时，表演者会说，“这是我们少数民族的文化，你们应该尊重少数民族的习俗”，或者 “一曲终了才能停止喝酒，这是我们民族的传统”。大多数宾客会被迫喝完烈酒，一般不会要求再来一轮敬酒。这样，表演者就能更快地结束他们认为尴尬的接触。通过重构民族表演的意义，也通过负责催促客人喝酒，表演者和客人之间的权力关系暂时实现了颠倒。
令人深思的是，虽然中国的民族规范合法化了民族表演的性内涵，但女性表演者也主动通过提及这些规范的某些方面将陪同客人的亲密仪式和实践去性化。女性表演者需要不断付出更多的劳动来避免被认为性滥交，这也体现了劳动的多重性，尽管这种劳动同样没有得到认可或经济报酬。同时，尽管做出了这些努力，从事性化劳动仍然会危及女性表演者与另一半的亲密关系。一些女性表演者被迫向她们重要的人隐藏部分工作的信息来维持她们的“道德声誉”，因为她们的性存在仍被高度道德化。这也会影响到她们的恋爱关系，因为一些女性表演者会因为她们所从事的工作而与伴侣发生冲突，使她们成为道德上可疑的、不理想的婚姻伴侣。这再次表明了工作领域和非工作领域之间的边界的模糊不清，因为工作的影响可能会扩大而牵涉到受访者生活中最私密的部分。
结论
本文关注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中从事服务业的农民工较少被理论化的经验，首先强调了工作和主体性的异质性。通过指出不同的边界机制如何塑造了农民工表演者的工作和迁移经验，包括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的边界，以及户口作为一种边界机制造成的农民工所面临的差异化融入，本文提出表演者的工作可以被理论化为边界斗争的场所。农民工表演者不仅要与他们在城市中被期待的表演和不被期待的存在之间的张力作斗争，还要与工作对他们生活的殖民化影响作斗争。
其次，本文系统地关注了农民工表演者工作与生活相互交错的各种方式。尽管以往关于农村流动人口的文献确实讨论了农民工的工作塑造其个人生活的不同方式，包括他们的家庭关系、性别、身份等（例如，Otis 2011; Gaetano 2015; Choi and Peng 2016），但很少有研究将这种交叉置于探究的中心，并系统地研究工作与个人生活的交叉方式。本文强调“劳动的多重性”可以作为揭示工作与生活交叉点的一个有用的视角。
随着工作对受访者生活加剧的殖民化，工作本身的强度也增大了。这不仅体现在受访者不得不增长时间工作，还体现在工作如何侵入他们生活的更多领域，包括最私密的领域。“劳动的多重性”也体现了工作的多样化，即表演者需要同时从事多方面的劳动 例如，外来务工人员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必须“做民族”，并不断接受民族评估，即他们“做民族”的工作要根据中国对于“成为少数民族的正确方式”的文化规范观念进行评估。这种对民族性的文化规范也是性别化的，因为中国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妇女往往被描绘成色情形象，并受制于不同的性规范。当市场行为者积极利用这种本质化的民族观念来牟利时，表演者则以新的方式受到工作的剥削。
劳动的多样化也说明了表演者如何需要通过某些方式完成自己的民族性以满足工作要求——女性表演者在做“区分工作”（Hanser 2008）以承认精英男性客人的特权的同时，还必须做额外的工作来应对承担性化劳动所带来的耻辱。表演者劳动的许多方面往往得不到认可和报酬，尽管这在服务工作中变得越来越重要。因此，“劳动的多重性”生动地捕捉到了工作与非工作领域之间模糊的边界，因为它展示了工作如何侵入表演者个人生活中最私密的领域，包括他们的情感、自我意识以及与重要他人的关系。工作与个人生活交织在一起的无数种方式绝非少数民族表演者所独有。劳动的多重性也有助于理解其他背景下工作与生活的交叉。
最后，农民工表演者所处的不同劳动环境也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工人的能动性和反抗的意义。当集体行动似乎不是一种选择时，受访者就会采用与自我创造密切相关的个人化解决方案。在民族性被商业化的背景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民族自我的工作也成为表演者的一种反抗方式，因为他们试图利用自己的民族性为自己的人格增加价值。表演者还积极尝试通过重塑其工作的意义来抵抗边缘化。在表演少数民族的异域色彩和色情形象时，他们会引用党和国家关于民族团结和弘扬民族文化的言论以让他们的劳动更合法、更具文化上的重要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能动性可能会反过来强化党-国对少数民族的修辞，并进一步使工作对表演者生活的殖民化效应合法化，因为它使工作能够征用表演者个人生活的更多领域。这再次说明能动性如何总是在特定的社会结构中实践，以及社会结构如何限制能动性所能实现的目标（Ortner 2006）。这些都表明，当工作与生活的边界变得模糊不清时，思考工人的能动性和反抗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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