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翻译】中国农村县城的劳资关系、去人格化以及阶级身份的形成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乡村地区开始了工业化进程，出现了各种私营企业。原本在同一村庄生活、从事相似的农业劳动的人们，渐渐分化出不同的社会身份，即老板和工人。起初，小型私营企业主主要雇佣家庭成员或者同村村民，老板与工人间的关系相对非正式、个人化，这让雇佣关系更加灵活，给工人劳动更多的自主权，却也给双方都造成额外的情感和社会义务。随着规模扩大，许多企业不再雇佣亲属或邻居，开始推行更加正式的、去个人化的管理制度。
实证翻译
理解工人处境需要一手的深入调查和以事实材料为基础的分析，这在学术界被称为实证研究。因为国内研究环境不佳、空间有限，许多优秀的关于劳动、工人的实证研究以英文进行撰写发布。我们会推介其中优秀的作品，进行翻译。
统计局不再发布年轻人失业率数字背后的故事——和Eli Friedman的问答采访
2023年8月，统计局宣布停止发布中国青年失业数据。在此之前几个月，16到24岁的年轻人失业率的官方数字飙升至历史最高水平，就业市场形势不佳。国际媒体在报道时往往着重强调对应届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影响和疫情的冲击，而忽视了对深层次的经济结构性现实的分析。最近，ChinaFile 与研究中国劳工议题的社会学家 Eli Friedman 就年轻人就业难以及中国经济转型问题进行了对谈，在失业率数据背后，为我们详细解读了中国令人忧心的就业新形势和政治经济新动向。
【实证翻译】没有工资的工作： 网络结构与中国建筑民工的抗议活动
建筑行业农民工是中国最弱势的劳工群体之一，因为在多级分包制度下，他们很容易被拖欠工资。本文作者通过在天津、深圳、南昌和韶关四地的实证研究，发现由包工头（劳务分包商）直接招募的工人，在被拖欠工资时不会采取集体行动——他们与包工头之间基于家族、地域或民族身份的强人际关系，让他们得以信任包工头，也要求他们不能通过反抗行动破坏这些关系。而由其他工人作为中介招募的农民工，则很有可能会诉诸集体行动。农民工与招自己进来的中介，以及这名中介招募的其他工人往往关系紧密。
【实证翻译】中国环卫行业的非正规性与工作条件
据“中国劳动通讯”统计，仅2023年上半年环卫工讨薪维权就有13起。在10年之前，环卫工的行动也相当频繁，2012年-2015年间，全国30多个城市就发生了60起环卫罢工。不过如果考虑到整体环卫工的人数，这些行动事件的数量仍然是非常稀少的。本期翻译的这篇文章通过比较温州和广州环卫行业的不同工作组织模式，试图理解为何有些环卫工常采取罢工行动，而另一些地区的环卫工倾向保持沉默。
【实证翻译】为什么不投诉？中国农民工申诉行为的社会决定因素
尽管农民工在工作中普遍（86%）遭遇违反劳动法的情况，只有少数（25%）会认为，自己的权利与利益受到了侵犯，并认为企业应对其违法行为负责。而这些认识到自己被侵权的农民工中，超过半数（约65%）会选择渠道进行申诉维权。为什么很多农民工不认为自己的权益受到了侵犯，或者不选择申诉？本文作者通过在东南沿海多座城市收集的调查数据，分析发现：与雇主来自同一地域的劳工，更有可能遭遇劳动法违规情况，并且较少认为这些情况是对其权利与权益的侵犯。也就是说，雇主与劳工之间共享的社会关系，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更多违反劳动法的行为被劳工接受。
【实证翻译】农民工博物馆在中国：国家与草根行动中的农民工公共文化
2023年5月，建馆满15年的北京皮村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被迫关闭。在工人议题成为敏感议题的当下，一座民间打工博物馆不再有存活的空间。而博物馆的消失也从来不只是空间的消失，它意味着一种来自工人的、理解工人处境的视角正在被抹除。而究竟是什么样的视角被抹除了呢？这篇2020年发表的文章做了很细致的分析，透过与国家兴建的农民工博物馆进行叙事对比，作者认为：国家博物馆透过理想化、英雄化的农民工个案固化了以发展和市场为中心的视角，掩盖了对农民工的剥削与压迫结构；皮村打工博物馆则提供了反叙事，质问资本主义，将政治制度的暴力（户籍制度等）公之于众。
【实证翻译】中国网约车平台的女司机们：女性团结、交流空间以及零工经济中的社会再生产与劳动过程
滴滴出行是目前最大的网约车平台，占据了超过90%的市场份额。尽管许多媒体报道和研究频繁聚焦这一行业，但鲜少关注其中近237万的女性司机。这篇文章的作者进行了17个月的研究，透过对30位女性司机的访谈和民族志方法，研究了她们在劳动过程中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