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局不再发布年轻人失业率数字背后的故事——和Eli Friedman的问答采访

导读

2023年8月，统计局宣布停止发布中国青年失业数据。在此之前几个月，16到24岁的年轻人失业率的官方数字飙升至历史最高水平，就业市场形势不佳。国际媒体在报道时往往着重强调对应届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影响和疫情的冲击，而忽视了对深层次的经济结构性现实的分析。最近，ChinaFile 与研究中国劳工议题的社会学家 Eli Friedman 就年轻人就业难以及中国经济转型问题进行了对谈，在失业率数据背后，为我们详细解读了中国令人忧心的就业新形势和政治经济新动向。

关键词：就业、失业、大学毕业生、经济转型

译者：苦海女神龙

校对：蓝蓝

正文

原文：What’s Behind the Youth Unemployment Statistics Beijing Just Decided to Stop Publishing?

作者：Eli Friedman, Jessica Batke

如果你现在在中国毕业，如果你新进入就业市场，你看到的是什么样的形势？有哪些担忧？

Eli Friedman: 能不能找到工作就很让人担忧！大学毕业生迎头赶上现在的就业结构性现实，和上一代相比变化巨大。

自从89年的学生运动失败之后，国家和大学毕业生，也包括知识分子和其他年轻人达成了一些基本默契：如果你们远离政治，你们大学毕业之后，保证你们能找到体面工作，从此生活的物质条件相比父母辈和祖父母辈大大提升。

1990和2000年代，即便是在2008年的经济危机中，直到2010年代，这个默契都维持得挺好。但是，在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之前，这个体系开始显露裂痕。新冠疫情是一个蛮特别的独立的事件，但走出三年疫情之后，一切系统中暗藏的压力都明晰起来了。曾经的现实是，如果你上了大学，你毕业之后找到工作基本没问题，也就可以过上和期望大致相符的生活——现在这种事情越来越少了。上了大学可能压根找不到工作，就算找到了，薪水、条件、工时等因素都不尽如人意。某些案例中，理想和现实的落差巨大，所以人们有很多焦虑，甚至恐惧，有时候就直接“躺平”了。

对海外的留学生来说，这也是一个现实问题。多年来，去美国等其他英语国家留学，就算不能说是通向中产阶级的入场券，也无疑是稳妥的向上流动通道。但现在今非昔比了，就算是进入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名牌大学深造的留学生也会担心回国之后的就业问题，能不能找到工作都不好说。

什么驱动了年轻人失业率近年来的变化？你说新冠疫情是另一回事，但有些体制的裂痕早在疫情之前就暴露了——所以似乎这已经是长期的问题，我是这么感觉的，过去的十年里我每年夏天都读有关毕业生失业率的文章。今年的形势相比往年真的差别很大吗？就失业问题来说，是否只是程度不同？还是说有某种质变让今年的形势尤其严峻？

Eli Friedman: 今年的毕业生失业率数据和去年其实基本上一样高，再往前一年的话，我不记得确切的失业率数字了，但也是20%左右的一个水平。

我想说的是，去年我看到失业率数字的时候，震惊到瞠目结舌。很长时间以来，劳工学者都把中国的失业率数字当做是捏造的。几十年来官方公布的总体失业率大概都是4%这个水平，浮动很小。所以我和很多人过去都认为，这些失业率不过是些假数据罢了。但去年官方公布的数字这么大，我开始觉得，好吧，可能确实中国之前的就业市场非常稳定，虽然我不知道，也没人清楚。但无论如何，这是官方承认的一个系统性问题了，甚至可以说是系统性失败。

我的推测是，今年中国不再有疫情封控了，所以人们对年轻人失业率的关注度更高了。去年夏天的时候，中国多地仍然在封控之中，所以大家都知道经济面临着“人为限制”，尤其是消费方面。封控也对制造业影响巨大。我们都看到，疫情中富士康、特斯拉工厂这样的地方都封了。的确国家的这些极端举措重创了经济，推高了失业率，但我们都知道，迟早封城会结束，中国经济会恢复元气，这些问题都会消失，中国将回到前三十年的繁荣增长正轨上。（虽然我不觉得真的会是这样，但人们有这样的希望，有这样的期盼）

到了2023年，封城终于彻底地、混乱地、悲剧地结束了，经济活动有短暂的振兴，有所谓的“报复性消费”，出口量上升，房地产市场也稳定了。但增长的势头很快停了，春末的时候，经济增长恢复到疫情前水平的幻想已经明显落空。

我觉得今年的数字比去年引起反响更大的原因之一是现在我们意识到问题不是那么好解决的了。去年的时候，好像如果跟其他国家一样，封城结束就可以解决了，就可以回归正常。今年我们发现不是的，要解决失业率问题，势必要就一系列现实的因素下手。

新冠疫情，地缘政治，许多这些难料的事情给中国经济带来新的压力。但如果看看过去十年的结构性大势的话，就知道变革是必需的，某些特别事件不过是加剧了这一趋势。

哪些改变是必需的？

Eli Friedman: 主要要看中国经济的发展动力，在过去是出口和投资。

在经济繁荣的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出口尤为重要。从很多方面来说，这两个区域是1990年代中国经济腾飞的基地——基于工资抑制的增长模型。80年代的领导人发现，中国拥有的全部比较优势，在于庞大的、相对教育水平较高的、廉价的劳动力人口，因此中国可以从事规模大到亚洲四小龙远不能及的生产。像台湾或者韩国，在生产规模上，以及那个时候的劳动力和土地价格方面，无法同中国竞争。

但后来劳动力和土地的成本升高了不少——我认为这是好事——但这同时也意味着，单从劳动力成本来说，中国的竞争力没那么强了，2010年代初的时候已经是这样。印度尼西亚、越南、泰国，以及拉丁美洲——这些地方的薪资较低，印度的劳动力成本就更低了。

所以中国需要找经济竞争和发展制造业的新赛道。国家也很清楚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要升级为资本或知识密集型制造业。不能只制造玩具、袜子等这些小玩意儿，中国也想制造高端电子产品、医疗设备和汽车，也想引领全球前沿科技，比如电动汽车，中国这方面已经做得很成功了。但制造业转型意味着劳动力没那么密集了，如果你有了高度自动化的生产线，制造电动交通工具这样的高端产品，那么能吸纳的劳动力也少多了。

另一方面则是关于投资的。投资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另一大引擎。尤其是2008年之后，建筑业吸纳了大量就业——基建的建设，楼宇的建设，房地产的建设，以及其他与建设相关的产业：钢铁、混凝土、电线等等。同时这也拉动了制造业，因为人们有了房子之后，就得买家具、厨具一系列东西。

中国制造业就业从2000年中期，甚至2008金融危机前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建筑业的用工需求则不断上涨，尤其是2008年之后，国家推出了586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措施，最终大部分都流向了基建建设和房地产开发。

在基建方面的开支，需要举债融资，因此限制重重。有地方政府陷入财政危机，已经难以偿付利息了。同时我们也看到，在房地产市场中，（开发商巨头）恒大爆出过去两年内（810亿美元）的巨额亏损。这仅是房地产不景气的一个微小迹象，由于各种原因，中国人口都开始下跌了。而中国的住房成本一直高得离谱。

再回到就业的问题：经济发展的那些重要动力，在过去曾驱使千万人走出农村，进入都市打工，而如今已经无力创造那么多就业了。所以中国需要的经济转型，过去二十年来共产党和经济学家都知道，就是转型成为消费驱动型增长。温家宝总理2004年就谈过这一点，如今将近二十年过去了，消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仍然不高。

服务业已经吸纳了中国大部分就业人口，远超第二产业，即制造业和建筑业吸纳的。但大部分新兴的服务业工作都是低端岗位。这种现象对我们理解毕业生面临的就业市场现状十分重要。

但是，如果工作机会正从制造业流向服务业——虽然某些服务业岗位很低端——那么似乎服务业还是会有提供给大学毕业生的岗位。为什么这些人找不到工作？

Eli Friedman: 有一点很重要，媒体报道中经常忽略：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成为了议论的焦点，这可以理解，作为大学教授，我也很关心大学生的问题。

但那个被大家引用的数字，21%的失业率，是所有16到24岁年轻人的。这之中，本科毕业生只占一小部分。中国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制，初三的时候——14岁左右——学生会参加高中入学考试。很多人被淘汰了，其他人可以升学——现在大部分高中生都能上大学了——但大部分人上不了高中，他们有的在9年级之后失学，有的继续接受职业教育。

因此，对于16到24岁的年轻人，只有那些23或24岁的可以被视为本科毕业生。其他人早就不上学开始找工作了。

去年我第一次看到失业率数字时，其实并没有想明白年轻人是谁。但当我意识到这一层后，我觉得这些数字更吓人了。如果你把青年失业问题等同为是大学毕业生失业问题，那么你就会倾向于认为——这种观点也并不全是错的——大学毕业生不愿意干制造业工作，或者他们不愿意进厂打工、去餐馆端盘子。但实际上，这些年轻人中大多数并没有上过大学，他们仍然找不到工作，这才是我真正担忧的点。不仅仅是有的人看不上不需要高学历的工作，而是根本所有人都找不到工作。

如果单单看大学毕业生的话：人们找工作是因为需要钱过上想要的生活，但想要的生活和能上岸的工作之间的差距比天还大，这个情况可以从几个方面解释。

第一，随处可见的服务业工作提供的工资不足以在大城市生存，中国大城市的房价收入比在世界上也属于最高梯队，纽约的房子相比之下都算实惠的了。所以如果你干了那些招人最多的工作，肯定买不起房，如果你买不起房，你就无法让孩子入学。这是因为在正规部门就业和房产通常是在本地落户（拿到在本地的居住许可）的条件，而没有本地户口的话，一系列社会服务和福利，包括本地公立教育、医保、养老金，你都享受不到。

现在还有一些别的职位，工资够高能让你过上想要的生活，但这些工作有“996”的问题——每周六天，早上9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现在你可能有钱买车买房，也许你可以付钱雇人帮你带小孩。但是很多年轻人受不了这样的生活，这在两三年前许多科技公司员工发起的反996运动中反映得淋漓尽致。除此之外，这中间也有代际差异，在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还公开抛头露面的时候，他就有点鄙视、批评现在的年轻人，说对于20多岁的人来说，能做996工作是一种“福报”——年轻时全心全意努力工作，老了之后再享受人生，这是应该的。但中国年轻一代并不成长在50或60年代的贫穷年代里，对他们来说这种先苦后甜奋斗青春的人生观并没有什么共鸣。如果你来自中国大城市里的一个中产之家，你会觉得：“人生又不只是天天上班。”

所以，新创造的就业需求要么工资不够年轻人在大都市生活，要么有高工资但工作又和他们理想的生活冲突。这就是对于大学毕业生来说现实的难题。

如果你是中国政府，你会有哪些应对方案？或者说，你觉得领导人现在打算怎么规划经济转型？假设有无限多时间给中国经济转型，最终会有好转的拐点吗？

Eli Friedman:不会有无穷无尽的时间。如果现在没有严肃的干预措施，经济增长的活力就会逐渐衰退，因为现在中国无法依赖出口。我们都看到了全球供应链大重组的影响，虽然无论如何，供应链都不会完全脱离中国，但在未来几年里，在各类商品生产中，中国的核心地位将不断下降。

债务问题也相当关键，因为家庭和政府现在用那么多资金偿还债务，而不是进行生产性投资，这也会损害经济增长的活力。

因此，经济将面临一段漫长的衰退期。这一点我可以打包票，因为现在可能的经济改革措施——早已为人所知，在经济学家中间也没有什么异议——的政治难度很大。之所以难，是因为过去30年的经济增长体系造就了一批有钱且有政治背景的人群，这些人不愿意改变现状。

这部分人群中，先拿房地产和出口商分析。对于出口商而言，如果政府想从之前的抑制工资的发展模式转型为基于提高工资和增加消费的良性循环的模式，你必须做两件大事。第一，显然工资必须得涨，方法之一是允许工会和资方谈判，将工资拉到市场均衡水平之上。但中国政府不会考虑工会这个选项，因为工会会对政治稳定造成一定威胁。另一种选项是国家直接发号施令，直接说："在某某行业，工资要有多高。我们要大幅提高最低工资"。在2010 年代，最低工资标准曾大幅上涨，但自从习近平上台之后，涨幅明显放缓。国家看来并没有这么做。那么问题来了，既然已经有了一个专政的国家，为什么上面不直接命令 "给工人多发点工资 "呢？因为这样也会造成政治问题，整个中国经济体都是围绕出口组织起来的，出口商和相关行业政治势力非常强大。他们说："这样我们不喜欢"，而党或多或少也顺应了他们。

第二件大事和社会保障有关： 医疗和养老金尤为重要，还有教育。如果你问中国人他们不怎么花钱的原因，其实都是因为担心未来。

比如，"我的孩子教育要花多少钱？" 这个问题，官方说法是中国有免费的义务教育，这某些角度可以说得通。但在大城市里，好学校的学区房价格越来越高昂。这一点美国人肯定深有共鸣。虽然你没有交学费，但实际上你通过房地产市场给学校交了钱。

养老金也是个大问题，而且是个复杂的政治问题。由于人口结构老龄化，退休人口越来越多。(中国的法定退休年龄很低，男性为 60 岁，女性为 55 岁，政府也考虑过上调）。中国的农村和城市人口、当地居民和流动人口之间的养老金差距悬殊。可以说，对于数亿人来说，养老金完全不足以糊口，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要依靠小孩养活。但很多人只有一个孩子，那个孩子还在在还房贷，可能连房子都供不起。

现阶段实现转型的答案就是提高工资和增加社会保障。政策药方其实并不复杂，但却面临极度复杂的政治挑战。即使是像习近平这样自信的人，也很难放手去做。

我认为同时也有意识形态的因素。根据习近平和其他领导人所说的话，我认为他们在这方面是有点新自由主义的。习近平有过很直白的言论，说我们不想要过于慷慨的福利政策养懒人。尽管是一个共产主义政党，但他们觉得这活不该他们干。

再说中国的房地产行业，它不能经济地位太高。国家必须要征收房产税，这样地方政府才有收入来支持刚才我们说的那些福利项目。但房地产公司也不想这样。他们权势很大，很多原本可能会支持的中产阶级也不想这样，因为中国人相当高比重的财富都投资在了房地产上。他们不像一些富国的人那样，有很多股票和共同基金的投资选项，因此，所有的钱都用来投资房地产。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是稳赚不亏的。但是如果他们所有钱都变成房产了，然后突然之间，每年要收百分之多少的税，他们可能在其他开销之外，都没有收入来交房产税了。所以，征房产税的政治阻力势必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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