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翻译】性别化的空间和劳工控制——对厄瓜多尔一个中资水电站项目的研究

导读

本文作者在2013到2014年之间，对位于厄瓜多尔的可卡科多·辛克雷水电站项目（Coca Codo Sinclair，以下简称CCS）进行了研究。CCS位于厄瓜多尔首都基多东部约170公里处，这里是安第斯高原与亚马逊雨林交界的地方，多条河流汇聚成圣拉斐尔瀑布。CCS由总部设在北京的央企中国水利水电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水）承建，资金来源是中国政府给厄瓜多尔的17亿美元贷款，厄瓜多尔同意通过原油出口偿还债务。这篇文章主要通过一些采访与观察的结果，展示了工程营地如何通过空间的规划，划分不同国籍、工种和性别的工人，并达成对他们生活与工作的管控。部分内容重点摘要如下：

• 营地根据员工的职业、国籍和性别划定了不同类型住房的边界。办公楼中，中国员工享有较大的办公空间，而厄瓜多尔员工则相对较少或处于不利位置。彰显了中国员工的优越管理层身份。
• 中国工人的社交人际关系被狭小的宿舍空间限制。中国工人得到的报酬比厄瓜多尔员工更低，也享受更少的劳工权益。比起厄瓜多尔员工，中国工人没有组织或参与集体谈判。
• 公司试图限制女性的职业发展，拒绝给予她们应有的认可。公司还插手女性的私人生活（鼓励中国女性员工与男性员工交往），试图规范她们的行为，以确保她们留在项目中工作。有部分女员工公开挑战公司的等级制度和这种对私人生活的干预。

关键词：中国海外投资、海外工人、劳动控制、性别

译者：蓝蓝

校对：苦海女神龙

正文

原文：Gendered Space and Labour Control in a Chinese State-Sponsored Hydroelectric Project in Ecuador

作者：Rui Jie Peng

出版：2022年

空间的组织模式

2013年，当我首次进行研究时，我的同事介绍我认识了一位中国经理，他负责中水在厄瓜多尔的建设项目。我作为中国人和知名大学毕业生的身份，让我获得了在CCS项目进行研究的许可。2013年12月，这名经理派我与工人一同乘坐项目车辆，前往位于水引流隧道施工现场旁的主营地。经过四个小时的车程，我们到达了营地入口。大门由身穿黑色制服的厄瓜多尔安保人员（雇佣自当地公司）把守。大门右侧有一个泥泞、褪色的标志，显示这里是CCS项目的营区。在大门左侧，一座石质基座上用中文写着“中国水电”四个字。这里远离大路，且周围没有什么路标，一般人很难找到营地入口的具体位置。

一名安保人员拿着笔记本，走到我们车前。司机停了车，把窗户降下来，出示了身份证。安保人员记下司机的身份信息，又看向车内，打量了每一位乘客。随后，他挥手示意让车辆进入。

我们开了一会儿，遇到了另一道由当地安保人员守卫的大门，并经历了同样的程序。最终，我们抵达了中央办公楼，这是一座有米色墙壁和浅蓝色金属屋顶的单层建筑，宿舍和食堂分布在四周。我加入了一群办理入职手续的新员工，同时看着施工材料被送到办公楼门口。一名身穿橙色反光马甲的厄瓜多尔安保人员坐在那里，扫视经过的人员。营地的偏僻，与办公楼的繁忙和人流形成鲜明对比。我绘制了一张地图来展示营地的布局。

这里以毗邻的村庄圣路易斯命名。营地是四个工地的总部，这里住着工程师、商务和行政人员，以及负责在可卡河上建设水引流隧道的中国和厄瓜多尔工人。项目开始前，中国水电就精心规划了营地的空间布局，设计团队进行了几轮修改，以适应当地住房标准。他们为不同类型的住房划定了清晰的边界，如女性宿舍周围的围栏。尽管建筑质量比规划里的要高，中国水电仍然坚持，基于员工的职业、国籍和性别，给他们工作和生活的空间划立严格的“父权”（patriachal）边界。

办公楼是营地里最显眼的建筑，也是工作和生活的中心枢纽。在里面，项目的每个部门都有一间宽敞的办公室（接近100平米），配备办公家具和用品、会议室和无线网络。一位负责设计营地空间布局的中国工程师向我解释说：

“中国员工非常喜欢这个宽敞的办公楼，因为与他们在中国建筑工地上习惯的临时建筑不同，这里是按照永久建筑的标准建造的。”

中国员工也喜欢待在办公楼里，因为这里的空间布局彰显了他们相对于厄瓜多尔员工的优越管理层身份。部门主管将工程师和商务人员的大办公室按照职业级别划分成了不同的办公桌群。在每个部门的办公室里，主管和首席工程师等高级员工——他们全是中国人——坐在远离其他人的角落里，有一两张属于自己的办公桌。较低级别的员工则坐在一个由四张桌子拼凑的工作台边，面对面工作，这导致着他们对彼此的日程和任务非常了解。中国员工通常坐在靠窗户的位置，可以看到整洁的花园，而厄瓜多尔员工则坐在走廊旁边。地位最低的厄瓜多尔秘书（全部为女性），则坐在门旁边的过渡区域。

厄瓜多尔女秘书和中国翻译的桌子没有固定的位置。部门主管让她们坐哪，她们就坐哪。我看到两名厄瓜多尔秘书使用同一张办公桌。但她们不总是待在那儿，因为桌子也会被征用来堆放材料，或者接待访客。

主办公楼东侧，隔一条小路，就是公寓和宿舍了。这里空间同样有明确的等级划分。九栋两层楼高的建筑被员工们称为“公寓”（apartment）。每一栋有八间房间，每间房间配有网络连接、卫星电视和卫生间。每间房里住一到两人。主管和高级员工可以享受更大的房间，他们有更多独处的时间。隔一条小路，就是一些单层的排房，里面住着中国和厄瓜多尔的男性建筑工人和普通员工。他们的住所按国籍划分开来，一般六到八名来自同一国家的工人住在一个房间里。每间房有单独的卫生间，但是没有网络。有一次，我和一名中国经理参观了男性宿舍，他这么形容：

“铺位占据了每间屋子里绝大部分的空间。铺位之间的过道里，时常堆满脏衣服和鞋子。”

在研究刚开始时，我以为来自中国的工人们会发展出紧密的个人友谊与凝聚力，因为他们在远离家乡的海外，与来自相同文化背景的人共享同一间房间。但事实并非如此。男性工人和工程师们告诉我，因为宿舍太小，太乱，根本不适合日常起居，大多数人会选择在办公室里待到很晚，回宿舍只是为了睡觉。除此之外，年轻的工程师和中年建筑工人被特意安排住在一起，这样让人际关系更难发展。一名刚刚毕业的来自北京的工程师告诉我：

“我和中年建筑工人没什么共同点，我们不是同一代人，背景也并不相似。尽管我们在一起住了一年，我们根本没怎么说过话，也没有什么私交。”

很多年轻工程师希望和他们的同行住在一起，以及换好一点的家具。但公司以住宿空间不足的理由，拒绝了他们的申请。

这样的安排显著塑造了工作场所中的社交模式与人际关系。我发现，尽管来自一个发展程度更高的国家，且有更高的职位，中国工人得到的报酬却比厄瓜多尔员工更低，也享受更少的劳工权益。与此同时，比起厄瓜多尔员工，中国工人没有组织或参与集体谈判。我认为，这是因为中国工人是短期的移民劳工，他们得到的报酬参考的是中国劳动市场的标准，管控他们的是中国的劳动法和工作文化。因此，他们认为，做个努力踏实的好员工更能提升自己的议价能力，在个人层面上解决自己遇到的问题。在此之上，中国水电将员工根据阶级与国籍划分开来的方式，进一步限制了工人的人际关系。

基于性别的划分

正如基于国籍和阶级的隔离，一条绿色栅栏把两栋女性宿舍与其它建筑隔开，这里住着30多名女性，大多数来自中国。唯一的出入口是一扇小门，连着一条夜间照明良好的道路，直接通向食堂与办公楼。

CCS项目，与其它水电站工地一样，是一个男性主导的工作环境。中国女性主要从事一些技术性的工作，比如翻译、财务、操控重机械，还有一些是水泥工程师。很多中国女性技术人员的专业水平比男性要高，工作熟练且一丝不苟，而女性翻译和商务人员，因为会说两门语言，对文化差异更敏感，能更好地跨越不同文化之间的边界。厄瓜多尔女性主要从事地位较低的工作，如秘书、清洁和厨师。

因为营地女性很少，中国女员工的宿舍没有男性宿舍那么拥挤。一般来讲，两名女性住在一起，每人有自己的上下铺，可以把随身物品和衣物存放在上铺；有些人甚至找来了衣柜或书桌。尽管如此，女性宿舍周围的栅栏象征着女性在工作和日常生活中受到的空间和社交管控。

好几次，我与管理人员和员工激烈地讨论了他们对女性的看法。工程师与经理们，绝大多数都是男人，喜欢称自己为“水电工人”——这一标签通常与工地上艰苦的工作环境联系在一起，暗含了他们引以为傲的男性气概。工人们毫不掩饰他们认为女性不属于这个项目。一个名叫嘉逸（音）的男性地质勘探员说到：

“我告诉你，水电站工地的环境非常恶劣，我们常常要在荒野中施工。女性生来就不适合这样的工作。除此之外，男人可能会威胁到她们，所以她们需要保护。”

在日常情境中，类似的偏见屡见不鲜——大多数男人认为，男女生来干建筑这一行的能力就不一样。但工地的正常运转又离不开女性操纵大型机械，从事翻译和商务工作。男性“水电工人”需要想办法维护他们在这一行的核心地位。于是，通过在空间上和象征性地把女性当做需要保护的群体隔离出来，就可以强化女性不属于这里，或者只能从事辅助工作的性别偏见。男人看到女人们被隔离开，这助长了男性之间的团结。

栅栏把女性宿舍划分成了一个与营地其它区域不同的特殊空间。中国的营地设计师将其视作一个“保护区”。中方主管常常提到，厄瓜多尔人很多一夫多妻，当地男人生活不检点，中国女员工要一直抵挡他们的骚扰和暴力侵犯。中国女性被认为在性方面很保守，在工作上很认真，与此同时，在这种话语里，厄瓜多尔女性被描绘成性开放的“她者”，在工作方面更不专业。中国女性——包括我自己——常常被告知不要一个人离开营地。我多次询问原因之后，一个年长的工程师这样说道：

“外面这种地方，对中国女性危险，不适合你们待。当地人太开放了，男人都有好几个老婆，女人也很不检点。但是，中国女性都很专业，很自爱，她们应该被保护在营地里。”

挑战空间及象征性边界的策略

尽管空间和象征性的隔离如此显著，女性对栅栏的象征意义提出了回应与挑战。有时候，女性在日常生活中，有机会在她们受限的空间中创造出一种自由感。她们会尝试忽略或绕开限制她们工作与社交的条条框框，尽管她们能获得的自由很有限。

比如，晴莉（音），CCS项目中第一位，也是最有经验的翻译，公开发声挑战她在公司等级制度中的位置。她曾是与当地商业伙伴谈判中的首选翻译。2014年年度测评的过程中，晴莉为自己打了“优秀”的成绩。她告诉我：

“我翻译的量是最多的，但是我的上司希望我不要自我评价那么高，只给自己打‘合格’就好。他已经决定把奖颁给另一名（女性）翻译了，但是那个人刚刚休了一个月的假，而且工作也没有我努力。”

因为这个决定，晴莉质问了上司。对方回应称，管理层评奖的时候要灵活一点，以维护新人的工作热情。

在男性主导的领域，女性被认为需要带领与保护，以免她们无法忍受海外水电站项目的困难环境。但是晴莉这样能力强的员工，则认为这是公司在试图限制她们的职业发展，拒绝给她们的语言与专业能力应得的认可，因为公司害怕，这会鼓励她们跳槽，并在本地寻找更好的工作机会。

对女性的控制不仅表现在职业发展方面。她们的私人生活也被规训，以便为公司的目标服务。这一点在一名男性工程师公开追求晴莉后，变得显而易见。他们开始约会后，晴莉的同事，尤其是上司，迅速把这视作一段正式的关系。后来，更了解对方之后，晴莉认为他们不合适，并结束了这段关系，但是却遭到了管理层的插手。晴莉回忆道：

“我的上司和主管都跟我谈话，问我是不是真的决定分手。他们害怕我是不是更喜欢公司的厄瓜多尔同事。”

公司在这种事情上插手，并不只有这一例。很多年轻员工都证实，公司和年长员工会把两个中国人之间的恋情，看作对公司和其价值观忠诚的表现。他们认为，情侣不仅彼此相亲相爱，也会对在中国水电的工作更加专一。晴莉并没有因为公司插手而改变主意。后来，她又与一名华裔厄瓜多尔翻译谈恋爱。我最后一次和她通话时，她已经离开了中国水电，为中美洲一家私营中国企业工作。

女性宿舍周围的绿色栅栏可以被视作公司对她们工作与生活的物理控制。公司宣称栅栏可以保护女性免受男人的威胁，但与此同时建构并且加深了对厄瓜多尔男性的偏见，认为他们都很暴力，以此管控中国女员工，并鼓动她们与中国男性发展“正确的”关系。更深一层讲，这种对女员工私生活的介入，是为了确保她们留在这里，持续为CCS项目工作。

我观察到，生活在栅栏里的女员工感受到更多的是被限制，而非被保护。比如说，她们变得非常在意其她女性有没有遵循公司规定，晚上按时回家。好几次，在我与女员工聊天的时候，她们都评论其她中国女员工没有遵守宿舍规定。这样的谈话往往演变成排挤、指责，甚至羞辱其她女性的八卦。这样一来，很多中国女员工自然变得更小心谨慎，遵守公司的规定。然而，她们仍有许多不同的方式，冲破栅栏所象征的限制。

静（音）是一名年轻的翻译，她与一名年轻中国工程师谈恋爱。尽管公司支持中国人之间的恋情，但仍有传言说，静很“开放”，因为他们的恋爱发展得“太快”。不久之后，静的男朋友按期回国交接，静马上搬出了宿舍，住进了她男朋友的单人公寓，为了逃避同事与领导的目光。她向我抱怨道：

“在我们这里，私人生活，比起工作，变得非常不重要。我们一整天都待在办公室里，完全没有私人空间。男人们常常去营地外面玩，但我们女人需要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我经常被男人骚扰调戏。我不理他们，他们最后终于消停了。但相比男员工，我们女员工如果要求要更多私人空间和更好的生活环境，管理层会更容易接受。”

表面上，通过与合适的男人谈恋爱，静满足了公司想要控制女员工的意图。她同时利用管理层对女员工安全的关注，满足了自己的需要，尽管她并没有挑战这背后的逻辑。像静一样，很多女员工不觉得围栏真能保护她们免受不管是实在的还是想象的危险，反而时刻提醒着她们处在公司的控制之下。她们尝试在恋爱中通过合法合规的行为规避符号性的控制，同时得以开拓额外的自由空间。

空间政治与劳工控制

如本文所述，在CCS项目营地，职位等级、阶级与性别的划分相互交叉，共同指导了其中的空间组织和劳动关系。这些划分体现在管理层的私人公寓与普工集体宿舍的对立中，以及被栅栏圈起来的女性宿舍里。这些划分时刻提醒每一名员工，他们在日常活动中，有早已被安排好了的位置。管理层能够规定，员工们可以待在哪些地方，发展什么样的样的关系，以此控制员工的的社会关系与日常行为。

通过聚焦于空间设计、栅栏以及中国员工的反应，我在本文中论证了，中国水电依靠空间区分的逻辑和父权制的社会规范，得以规训和控制员工的劳动过程，并塑造了高效的工人。我着重记叙了中国女员工如何感知空间设计，就此进行磋商，并回应他人对她们技能、浪漫关系和忠诚度的评论。通过这些观察，我揭示了中国跨国工程在厄瓜多尔的运作中，可能发展出的文化和劳工政治。在营地中，就像在其它地方一样，空间的组织模式影响深远，亦塑造着社会关系。人们的互动反过来又塑造了工作的性别化组织模式，同时强化了劳工的阶层结构和不平等的现象。通过复述营地中女性的经历，我展示了被边缘化的角色如何在工作场所中反对中国跨国资本对劳工的管控，同时有策略地跨越边界，撼动她们在阶层结构中既定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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