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翻译】工人对空气污染的默许：对中国煤矿工人的定性研究

导读

近年来，中国政府大力投资、推广“绿色经济”，并增加了对环保问题的宣传。与此同时，中国煤炭开采量仍在逐年稳步增长。煤矿工人，以及在矿区的居民们，仍然不得不面对持续的空气污染，承受严重的健康隐患。工人和居民们是否意识到，对她们健康以及他们身边环境的保护，需要限制煤炭的开采、燃烧？她们是否有可能提出对健康与环境的诉求，并通过集体行动来争取？

本文作者在东北的一座煤矿县，采访了18位煤矿工人以及矿区居民。作者发现，工人和居民往往会对空气污染以及相应的健康危害采取消极态度。她们要不否认存在这些问题，要不认为，自己无力造成改变。作者认为，这是因为整个地区的经济依赖煤矿产业。更重要的是，矿工的生计、生活，完全依赖在煤矿的就业。而在就业安全本就没有保障的情况下，提出针对健康危害或环境污染的诉求，可能导致工人们受到煤矿管理层的报复。在生计面前，健康或环保显得次要；而工人在工作场所的不安全感与无力感，更让她们不愿挑战管理层的权威。

作者提到，煤矿工人承受着很大对职业病风险，尤其因为他们的工作环境普遍缺乏预防措施。不可治愈的肺部疾病，如尘肺（黑肺）和矽肺，普遍存在，另外煤矿行业的职业病还包括慢性心脏病与肾脏疾病等。劳动现场状况直接导致的这些职业病，对工人的健康风险很大，也非常直观。相比雾霾，争取个人保护设施、矿井中的防尘设备（洒水等），以及更好的医疗资源等，可能更容易让工人团结行动。我们也期待看到这方面进一步的研究。

关键词：环境污染、雾霾、煤矿工人、职业伤害

译者：石榴

校对：深海巨兽

目录

1. 数据与方法
2. 发现与讨论
3. 归咎于那些可见的：秸秆与钢铁
4. “没有办法”：煤矿工人工作中的无力感
5. 煤矿业背景
6. 本体安全
7. 空气污染的感知与煤
8. 结论

正文

原文：Workers’ Acquiescence to Air Pollution: A Qualitative Study of Coal Miners in China

作者：Haisu Huang

发表：2021年

13 年来，41 岁的渤（音）每月有 20 天在500 米深的地下分发爆炸材料。在这 20 天里，他要上 10 个 8 小时的白班和 10 个 16 小时的夜班。工作期间，渤用约一个小时为每一班采矿和隧道挖掘工人（每天三个班次）分发炸药。分发的量根据每天隧道挖掘和采矿的需要确定，渤会在他的电子设备上记录每一次发放的数量。完成分发后，渤负责看守仓库中的爆炸材料，他在这段时间里阅读、小睡和散步。班次结束时，他归还电子设备、回到地面、洗澡，然后回家。

当我向渤问起中国遭到全球批评的雾霾问题时，他提到了农民焚烧秸秆导致的烟雾，但并不认为这是一个问题，因为它只在春秋季节暂时出现。他会避免在户外逗留。

与焚烧农业垃圾产生的可见烟雾相比，矿业产生的大气污染物，如颗粒物、有毒气体和重金属都较难辨识。商业和家庭用煤的燃烧也增加了这些污染物的浓度，导致矿区周围出现严重的空气污染。所有颗粒物和污染物都明显随时间和空间变化，一年中，冬季是最糟糕的时候。这种空气污染最终会损害人类健康。

关于煤矿工人健康问题的研究主要关注职业性疾病，如慢性心脏病、肾脏疾病和肺部疾病。可预防但不可治愈的肺部疾病，如尘肺（也称为黑肺）和矽肺，在矿工中普遍存在，因为他们在工作中吸入煤尘。即使在高收入国家，矿山工程尘控的监管措施仍然严重不足，而在不发达国家，由于财政投入不足，系统性筛查更加有限。除了有限的工程尘控措施外，在对中国卫生管理的研究中，研究人员还发现了在矿工的健康检查、职业病危害补偿和医疗保健方面存在缺陷。

面对不优先考虑生活质量的矿业官僚，煤矿社区在保护自己的权利方面遇到了障碍。Bell（2016）在阿巴拉契亚（位于美国东部）采矿社区发现了环境正义运动动员的四个障碍：社会资本不足、环境正义运动中男性代表的不足、错误地围绕采矿建构的社区认同，以及煤矿工业未被看见的破坏。如果美国的工人面临这些环境正义方面的动员挑战，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假定中国的煤矿工人，如渤，通常面临更差的劳动条件、更少的保护和更多的风险，他们追求健康生活会遇到更多的障碍？如果是这样，这些障碍到底是什么？

基于Bell在阿巴拉契亚地区的煤炭研究，我提出了两个研究问题：

• 中国煤矿工人如何理解由他们自己的行业引起的雾霾？
• 我们可以从他们那里学到什么，以推进既保护生计又保护环境的公共政策？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深入访谈了18名煤矿工人及其配偶，他们来自“光荣”县的“煤山镇”和“谷山镇”（皆为化名）两座煤矿。我使用本体安全（ontological security）的理论框架，研究煤矿工人对雾霾的认识以及他们在工作中的经验。研究结果表明，工人在理解污染的方式上存在矛盾。工人认定燃烧秸秆和当地一家钢铁厂是空气污染的主要来源，同时否认空气污染是一个问题。我确认了他们对空气污染问题的否认与矿工在工作中受到的控制策略之间存在关联，认为维护就业安全是他们默许环境风险的一个因素。

研究表明，煤矿工人在与管理机构就劳动不公正对抗中的失败，削弱了他们追求环境正义的能力。为了省事，不论有意或无意，矿工们逐渐相信，政策制定机构将解决空气污染问题。这种信任减轻了他们在工作或家庭中遭遇不公正时的焦虑，使工人及其家庭能够维持其本体安全和稳定的自我认同。为了避免与已经在工作中默许的权力对抗，工人们需要集体远离令人不安的信息，因此，否认空气污染问题成为一个对他们来说安全的结论。本研究通过将工人对环境风险的认知与就业关系联系起来，为环境正义动员增加了一道新的障碍。我认为，矿工们对雾霾持消极态度，因为他们不会或不愿意将雾霾与自己的福祉联系起来。他们回避将雾霾视作问题，因为他们自认无法改变这种情况。作为针对中国采矿社区的研究，本研究揭示了工作中的权力动态如何塑造个体对环境风险的认知，对理解环境污染下缺乏积极行动的现象具有重要意义。

数据与方法

我的研究所在地，光荣县，位于东北一座以煤矿产业为主的城市，面积大约2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50万。光荣县位于沈阳-长春-哈尔滨高速公路沿线，是东北污染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空气质量有季节性变化。光荣县夏季的空气质量最好，冬季最差。强烈的雾霾发生在10月中旬到5月中旬，当天气寒冷时，煤仍是供暖的主要来源。

在煤山镇的居民楼，大部分煤炭燃烧炉已经被电炉或燃气炉替代。然而，在以农业为主的谷山镇和煤山镇的农村地区，独栋家庭住宅是主要的住房选择，煤炭燃烧炉仍然常见，特别是在冬季。尽管归功于中国的工业振兴计划，光荣县的空气质量有所改善，但东北地区仍然是空气质量最差的地区之一。正如Fuller（2019）所指出的，“中国北方的人们往往会因空气污染相关的心脏和肺疾病而过早去世”。

在光荣县，反对不公正的群众动员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尽管草根抗议主要与劳工不满有关。最近的一次抗议活动动员了数千名矿工和他们的家人，加速了矿工工资的调整。因为在光荣县的历史上，矿工有能力发起动员并改变他们的福祉，所以我展开了一项调查，了解矿工如何应对他们生活质量的另一种威胁，即雾霾。

对光荣县社区的访问对于我选择研究地点也非常重要。作为本地人，我在语言和文化上都有足够的能力进行研究。我家最初来自上海附近，后来为了在煤矿就业搬到了东北地区。我成年前，看到家庭成员被任命、被解雇和在不同的煤矿职位之间调动。我目睹了他们在我们家庭会议上做决策的过程。从小我就知道，在煤矿工作伴随着受伤、慢性疾病和死亡。即使在我成年后，我还与学校的许多朋友保持联系。为了获得最好的访谈信息，我依赖以前的同学为我推荐采访对象。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光荣县的煤矿公司工作，有些与矿工有密切的联系。俄勒冈大学的伦理委员会批准了我的研究提案，批准号为05312019.043，是在我进入研究地点前一个月批准的。

为了寻找参与者，我请联系人把我介绍给在光荣县居住和在煤矿工作的工人。我的联系人中没有矿工，但他们组织了晚餐会，我与8位受邀的客人建立了联系，其中3位成为了我进入煤山镇国有煤矿公司的领路人。通过家庭联系，我会见了在谷山镇的私人煤矿工作的矿工。总共，我采访了18名居民，9名来自煤山镇，9名来自谷山镇：14名矿工和4名配偶。研究参与者的年龄在36岁到60岁之间，平均年龄44岁。除了在煤山镇的两名办公室职员拥有大学学位，其余人的教育程度不高于高中。

为了创造最舒适的访谈环境，我同意在他们选择的地方会面，提醒他们（1）只有我和我的指导教授可以查看他们分享的信息，（2）他们可以随时中断访谈，（3）他们应自由选择是否回答某些问题。在开始录音前，我告知并获得了受访人的同意，也提供了书面知情书。与任何定性研究一样，我无法科学衡量研究参与者在回答问题时的诚实度，因为每个个体都可能因各种原因进行自我审查。我意识到我的信息提供者可能对访谈没有完全开放，但通过深入探讨和交叉检查，我能够识别出帮助我理解工人状况的模型。

在我的半结构化访谈中，我询问了煤矿工人关于工作的问题，比如他们的日常工作安排、职务要求以及福利待遇。然后，我询问了他们对于雾霾污染的看法，包括污染来源以及他们为了防止患病而采取的措施（请参见原文附录A）。根据访谈方案，我进一步与他们讨论了他们感兴趣的话题。这样做使我能够将他们自愿分享的所有信息视为后续分析的数据。例如，一对夫妇谈到了他们九岁儿子在冬天免疫系统虚弱的情况，以及他们为他购买防雾霾口罩以及支付医疗费用方面的困难。

为了保护隐私，我在将录音文件保存在受密码保护的文件夹并备份到一个随身驱动器后，从我的数字录音机中删除了这些文件。我的数字录音机是我参加采访时唯一携带的设备。我使用中国最流行的移动聊天应用程序微信来安排会面。然而，为了尊重隐私，我只在面对面的情况下与我的信息门户和潜在受访者分享我的研究议程。我为我的受访者使用了一音节的名字，如渤、蔡（音）和董（音）。

我自己将面谈从中文翻译成英文，并使用英文文本进行逐行编码。受到扎根理论方法的启发，我采用了迭代方法完善分析分类。在此过程中，我进行了有针对性的编码和备忘录撰写，多次检查了中文和英文文本，以确保我的分析质量。

发现与讨论

矿工及其配偶报告了光荣县地区雾霾的两个主要来源：秸秆燃烧和钢铁生产。然而，尽管他们对这些来源进行了描述并感到不适，他们要么否认存在空气污染，要么在环保方面表现不积极（被动接受）：16名受访者中，有12人（75%）在谈到空气污染时使用了“没有”、“无”或“不知道”等表述（ “没有”表示受访者说光荣县不存在空气污染）。两人（11%）否认存在空气污染，同时没有提及他们生活受到任何影响。

为什么这些矿工对雾霾持有矛盾的看法，并保持接受这种健康风险的态度呢？接下来，我通过揭示他们在工作中遇到的权力斗争来解释矿工的默许。我的研究结果显示，为了确保工作稳定，矿工依赖采矿管理机构，这让他们在雾霾问题上保持沉默。他们面临着更严重的空气污染问题，如矿里的煤尘，依赖工作提供的健康保险诊断和治疗肺部疾病。对他们来说，要求改善空气质量不仅在本体上不安全，还可能带来后果，如失去工作、医疗保险、退休金、家庭收入、子女的教育。为了维护他们的本体安全，他们完全依赖管理机构提供稳定就业与健康的空气。

归咎于那些可见的：秸秆与钢铁

矿工——尤其是 “煤山镇”的国有煤矿工人，有非农业户口——称当地的空气污染是由焚烧秸秆引起的。据他们所说，每年春秋季节都会燃烧秸秆。燃烧期间，能见度很低。他们在呼吸时感到不适，难以睁开眼睛。

我在技工董的开放式办公室进行了采访，这个办公室中，同事们自由穿梭，不时有电话，工作人员递水和文件。还有人来询问我的身份，我的访谈被频繁打断。在谈到光荣县的燃烧秸秆问题时，他这样说：

燃烧秸秆……多到（我）连面前的车都看不见了。五步之外的人都看不见。那是大约三年前的事了。那几年烧得非常严重。但后来，国家禁止了燃烧秸秆。有卫星高空监测。这些年情况没有那么糟糕，但他们（农民）仍然在燃烧。

董向我指出了最明显的空气污染——来自农田的燃烧——并表示尽管实施了燃烧禁令，但他感到无能为力。农业提供最重要的食物来源，不可能停止。在农民找到可行的替代方案之前，他们被迫继续燃烧，并受到非农业居民的责备。然而，如果董因担心自己的工作而不愿揭露矿业活动产生的空气污染，那么我们可以从煤山镇的铁路维修工永（音）的类似回避中观察到一个模式：

烟雾弥漫……农民在秋天烧东西。今年好些了。今年政策很严格。那些被抓到燃烧农田垃圾的人可能会被拘留。几年前，在秋天，你无法想象（空气有多糟）。很难呼吸。农民燃烧垃圾和废料，为了清理他们的田地……空气让我咳嗽。对健康不好。

董和永都透露了两件事：首先，他们都认为空气污染影响了生活，但污染并非来自煤矿产业。其次，他们面对改善恶劣的空气状况并不积极，因为已经有了燃烧禁令政策。这可能意味着他们要么相信政策制定者可以解决空气质量问题，要么他们害怕挑战实施无效政策的政策制定者。无论是信任还是害怕，或者两者兼具，将空气污染的责任归咎于农业，转移了对他们所在的煤炭行业的关注。他们对空气质量问题的消极态度使董和永能够继续自己的生活，同时获得安全感。

尽管煤山镇的所有受访者都称燃烧秸秆是导致空气质量差的原因，在谷山镇的农民矿工中，只有一对夫妇（33%）这样认为。大多数谷山镇的受访者称家庭燃煤导致了空气污染。朗（音）在谷山镇煤矿兼职，每月工作20天，与煤山镇的全职矿工渤的班次相同，但朗在其余时间里从事商业作物种植。当被问及烟雾时，朗和他的妻子瑾（音）转向了家用煤炉。

瑾：哦，我的天啊，我看不远。都是烟雾弥漫。特别是附近有很多平房。空气污染让我双眼酸痛。

朗：平房烧煤取暖。

瑾：冬天空气尤其差。夏天好一点。就是冬天。冬天的时候，我尽量不出门。空气让我感到窒息。

我很熟悉瑾和朗关于谷山镇的描述。我在使用以煤为燃料的房屋和公寓中长大，童年时在煤山镇和谷山镇上学和拜访亲戚。研究期间，我观察到谷山镇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平房仍然是主要的住房选择。尽管瑾和朗搬到城里的无煤公寓，但他们的家人、亲戚和朋友仍然依赖煤炭作为燃料。要求他们不再燃烧煤炭等于要求他们在冬天挨饿或冻死。这种潜在的内疚感阻止了他们为洁净空气发声。

第二个污染源是钢铁厂，坐落于市中心约8公里外的工业园区。煤山镇铁路工人永说，这是“其它城市不想要的工厂，污染很严重”。然后他描述了从几公里外看到工厂上方悬浮着黑云。当我问为什么这里会接受这样一座污染严重的工厂时，永答道，“它纳税并提供就业机会。没有煤矿和钢铁工厂，光荣县将没有任何收入来源。”对永来说，抵抗来自钢铁厂的污染将导致城市失去用于资助公共服务的税收收入，并增加失业率。因此，尽管不情愿，永接受了黑云作为光荣县的一部分，这让他能够继续在煤矿社会中作一名煤矿工人，而不必前往其它城市找工作。外出打工可能会影响他的家庭，让他无法完成作为父亲、丈夫和儿子的角色。

钢铁工厂不仅损害公共健康。煤山镇的采矿工人孙（音）在工作期间伤到了脚，他在康复期间担任钢铁厂的合同司机。据他说，只有有“关系”的人才能进钢铁厂工作。工厂“培养”着一群不需要辛苦工作甚至根本不需要工作的人。董也在采访中提到过工厂作为社会稳定器的功能。在他煤山镇的开放式办公室，他分享了工厂官僚的历史以及他们如何成为矿山的维稳力量：

为了稳定矿工的离职率，他们（矿山当局）开办了一个孵化场。起初孵化了一些鸡，然后是一些鸭子。后来，孵化场经营不利。孵化场实际上只是一个专门为矿工家庭提供工作的地方。孵化场关闭后，他们又办了一家服装工厂…

尽管经历了几次改变，孵化场通过为矿工家庭提供工作来稳定矿山的劳动力，使他们不需要去外地工作，维持家庭的统一，确保矿工的工作参与度。正如孙和董所描述，工厂的存在让光荣县的矿区身份的稳定延续。然而，这也意味着反对钢铁厂产生的污染需要人们面对少数人的特权与权力。

尽管在我们的采访中，工人们指出了空气污染在农业和工业活动中的来源，他们选择对雾霾保持沉默。他们容忍污染的后果且维持不采取行动的现状，以增强本体安全感。他们通过将雾霾“他者化”为都市问题来淡化空气污染的重要性：与北京相比，光荣县“没有那么多雾霾”。空气污染“在其它城市更糟糕”，光荣县“没有空气污染”。“煤山镇四周有山”，这些山自然过滤了被污染的空气。通过淡化雾霾问题，矿工们创造了一种“光环效应”，一种保护感，他们认识到了空气污染的存在，但否认对他们造成影响。

通过何种策略应对空气污染，降低健康风险，对人们如何感知空气污染有着重要作用。工人的应对策略包括购买个人防护设备（口罩、空气净化器）、寻找治疗和为退休储蓄，所有这些都需要可支配收入、健康保险和退休金。对光荣县的矿工来说，所有这些必需品都依靠在煤矿的工作，因此，在考虑是否提出对空气污染担忧时，工人与雇主的关系变得至关重要。接下来，我将展示矿工的工作生活，以及他们对权力的感知是如何让他们不采取行动的。

“没有办法”：煤矿工人工作中的无力感

煤山镇享有福利的全职工人与谷山镇的合同农民矿工的经历形成了劳动力的二元结构，为这两组工人创造了不同的不满情绪，塑造了它们的顺从和抵抗方式。这种二元劳动制度不仅帮助矿业管理机构更灵活地管理劳动力，还可以作为一种分化和征服策略，削弱工人的抵抗。煤山镇和谷山镇矿工之间的分离是一个例证。当我询问谷山镇矿工朗及其妻子瑾有关煤山镇关于工资问题的最新抗议时，朗的回答如下：

那个（国有）矿里发生的骚乱...真的声势很大...我们的矿是谷山镇里的十多家之一...相当有名。而且（矿主）声誉很好。他从不欠工人工资...其它矿是否欠工人工资，我不知道。我们这里的矿不欠工人工资。

在他的回答中，朗以两种方式将自己与煤山镇的工人分开：首先，他的工资都按时发放，他的矿有不欠工资的声誉。其次，他使用了当局的语言“骚乱”来描述工人的罢工，这是一种支持政府打击矿工抗议的方式。当被问及他自己要求加薪的经历时，朗重复了他的老板的话：“你来要求加薪。如果我答应了，其他人也会来要求加薪。然后整个矿就会乱套。”然后他为他的老板辩护说：“他考虑的是公司的利益。那是一家大公司。我们不能说什么。就是这样。”朗再次使用了当局的语言来解释为什么他不符合加薪的条件。他对官员言辞的支持反映了他的无力感，因为他害怕失去老板的好感。

正如朗所说，他有两个选择：“想干活就来，不想干就走”。将官方的语言借用为自己的语言使他能够保住工作，同时在作为一个农民、矿工和为家庭提供生计的丈夫的角色上获得本体安全感。内化上级的价值观反映了工人的无力感。他的声音是支配者的声音，也是他的。像朗这样的工人逐渐变得越来越少地说话，学会了保持沉默，最终不再发出声音。在谷山镇这一侧，一名叫万（音）的矿工谈到他遭遇扣工资的不公经历：

我们不可能要回那笔钱。为什么我们要烦恼呢？...拿回那笔钱的几率太小了。扣款的钱退还的机会很小。我们只能听之任之。如果工资单上有罚款，我们会保持沉默。

对于朗和万来说，他们用正义换取了沉默。他们不愿意采取对抗性的决策，这使他们能够继续在矿山工作，维持就业安全感。

在煤山镇，即使在过去，工人曾经为了抗议工资问题而动员起来，其中一些抗议确实加速了政策的实施，但他们目前的做法是保持沉默。一个在煤山镇工作的工人，他对不公正扣款保持沉默，这位工人名叫蔡。他的妻子罹患癌症，有资格获得工会的一次性经济援助。他获得了部分资助，只有当工会跟进后，他才知道他有资格获得的经济援助的确切金额。然后他发现，他的钱被委托的主管扣下了一部分。蔡没有因为主管偷走了他的经济援助而与主管对质，他关于主管是这样讲的：“他将来可以回报工会的负责人。工会是矿山的工会...必须听从矿里领导的安排。”

蔡作矿工已有二十多年，他学到了工人如何被主管和工会双重剥削的潜规则。作为一种思想控制，工作场所社会化的过程在工人中创造了无力感。蔡考虑过离开。

“如果我去做其他工作，我在矿山的工作年限就白费了。因为矿山关闭离职和出于个人原因辞职是两回事。如果矿山关闭，它将不得不照顾工人。它将继续支付你的退休金。如果你想辞职，矿山将不再支付这些东西。”

如果保住工作的动机是为了在退休后获得经济保障，那么为什么蔡不会采取行动反对影响他生活的因素，甚至不考虑用自己的声音来改善光荣县的空气质量，就变得可以理解了。

蔡的同事渤与他的主管关系也很紧张。多年来，渤的工资一直低于同事，尽管他做着相同工作并具有相同工作经验。在他争取早就应得的加薪的斗争中，渤通过不采取行动确保他的未来。他说：

说话没用。我们几乎都和主管谈过这个（调薪请求）了。主管说他什么都做不了。他没给任何人加薪...还能怎么办呢？没有办法...谈判薪水是没用的...我们要求加薪。你去了，你赢不了。你回来，你的主管就会惩罚你，给你穿小鞋。

蔡和渤都描述了他们在工作中为正义而斗争的经历，且他们都只能依赖煤山镇煤矿管理者来保有工作。这种依赖与“封闭社会”中的依赖相似，比如在光荣县煤矿，工人与雇主之间存在高度不平等的关系。“无法积极参与决定自己事务的人，也可能不会对自己的状况或更广泛的政治不平等产生政治意识”（Gaventa 1982）。对于空气质量问题，工人及其家庭选择生活在“政治被动的状态”（Gramsci and Carl 1957）。工人只有两个选择：通过继续屈从于管理层的剥削来否认他们在工作中的尊严，或者离开他们的矿工工作，冒失业的风险。为自己发声不是一个可行的选择。

通过煤矿管理者对工人在工作中的经济状况的感知，我发现光荣县的矿工在工人权利方面几乎没有保障。他们对来自主管的潜在报复的察觉，尤其是失业的可能性，加剧了他们的默许。通过从工作中学到的这种默许，已经饱受煤尘之苦的矿工对于改善光荣县的空气质量感到无力。通过允许他们的管理层剥夺他们的经济利益，工人选择维持现状，以保持他们在矿山的身份和在家中扮演的其它角色。对他们本体安全的巩固，使我的研究参与者能够对光荣县的雾霾问题保持消极。我认为，这种不行动根植于他们在中国国有煤矿业工作的生活经验。

煤矿业背景

中国的煤矿开采行业，对巩固毛泽东的共产党领导，有重要的历史影响；工人们将矿区的共产党领导视为他们作为工人尊严的维护者。在工人和政府之间存在一份社会契约， “一种隐性的国家保证，提供就业安全和福利，换取工人的政治默许”（Lee 2007）。然而，在市场改革之后，无产阶级的社会和政治地位迅速下降。他们的劳动力被认为是多余和不必要的。尽管市场改革带来了工资增长和物质条件改善，但在毛泽东时代之后，“不公平感普遍存在”（Perry 2012）。

在工作中遇到不公平待遇时，煤矿工人通常不会寻求工会的帮助。作为全国总工会的一部分，工会通常被视为受到政府严格监督的半政府机构。尽管工会在理论上应独立于企业，但在实践中，工会主席通常是由企业支付薪水。在本研究中，煤山镇的国有煤矿拥有一个充当该矿的宣传机构的工会，而在谷山镇，工会并不存在，使工人更加脆弱，难以追求工人权益。

根据户口，政府将工人分为两类：非农业和农业。两类工人通过不同的渠道获取资源，如教育、工作、医疗保险、住房等。煤山镇的矿工主要依赖煤矿工作为生，而在谷山镇，由于农村居民拥有土地，工人认为采煤是一种重要但次要的谋生手段。与煤山镇的同行相比，谷山镇的合同矿工可以获得农民专属的医疗保障和退休福利。

尽管户口状态和矿山所有权存在差异，但所有矿工都是煤矿工人，他们的工作和生活经历提供了对中国整个煤炭社区的见解。对这两组矿工的比较可以解释阶级和官僚制度对他们权力观念以及在质疑环境风险方面的无力感产生的影响。

本体安全（Ontological Security）

工人不愿意辨识或承认与他们的工业活动相关的污染问题，最好可以通过本体安全的视角来理解。本体安全，由Anthony Giddens（1984）提出，指的是“对自然界和社会确实如其所呈现的那样的信心或信任，包括自我和社会身份的基本存在参数”。本体安全的重要部分是基本信任，即对外部世界感到自信和可靠，相信事情会自行解决。Giddens（1991）认为，常规和规范阻碍了个体对不可预测性的焦虑感。这些与他人互动中通常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规范促进了本体安全。信任的发展驱散了焦虑和绝望，这意味着高水平的本体安全使个体能够满足社会期望，相信他们在世界中的位置将保持稳定。

维护本体安全是一个可能导致社会默许或否定、拒绝的过程。这种社会默许，或者如Norgaard（2006）所称的“否定的社会组织”，在世界各地的不同社区中都有体现。Norgaard（2011）发现，挪威一个小县的居民通过与信息保持距离，否认气候变化的存在，就算经历了使该社区的滑雪胜地关闭的温暖冬季。2010年BP石油泄漏事件后，渔民有时在捕捞到的虾中发现了石油的痕迹，尽管他们对情况亲眼目睹，他们相信这些虾仍然可以安全食用。Auyero和Swistun（2009）将污染研究扩展到全球南方，尽管他们的研究发生在拉丁美洲一个中等收入国家，阿根廷。通过否认有毒污染的危害，被一家石化工业公司污染的阿根廷贫民窟的居民通常否认有害的毒物污染，以保护他们的生活方式不受威胁。总的来说，这些研究表明，即使人们可能了解环境风险的有害影响，他们倾向于选择与这些环境风险带来的后果保持距离。要认识到污染对健康的危害，可能需要进行身份认同的工作。这个自我认识的过程可能会导致他们根本性地重新组织生活和谋生方式。

与上述研究的北欧、美国凯津人（Cajun）和南美洲国家的人口类似，我发现中国一个小型煤矿县的矿工也努力维持与他们谋生方式的吻合感。尽管在有限的程度上，他们意识到雾霾对他们的健康产生有害影响，但他们与意识到自己在寻求环境正义方面的力量之间，还存在不少距离。

空气污染的感知与煤

空气污染的感知是社会构建的，因此需要结合社会和文化进行敏感的分析和解释。在特定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下，个体对风险的看法反映出他们对社会秩序、等级制度和正义的设想和价值观。例如，Ngo、Kokoyo和Klopp（2017）认为，参与空气质量监测增加了居民对空气污染的认识，并导致采取在地行动解决空气质量问题。如果人们不住在重要的污染源旁边，他们会认为他们的社区比周围地区更清洁。除了室外空气污染，Hofflinger、Boso和Oltra（2019）在那些家里被木头炉子的烟雾严重污染的人群中发现了“光环效应”，这些人认为他们的家比城市更清洁，尽管空气质量数据指出了相反情况。此外，人们的感知与应对空气污染健康风险策略的发展密切相关。具体而言，高收入家庭倾向于比低收入家庭拥有更多的“家庭光环效应”。研究还表明，地方政府对环境相关信息的透明度，可以调节城市实际空气污染与公众对空气污染的感知之间的关系。空气污染的感知与个体的生理感觉或健康状况相关，空气污染水平与医疗保险计划的销售呈正相关。

虽然这些研究显示了空气污染感知与各种预测因素之间的关系，但较少有研究解释了为什么个体可能会低估空气污染的风险。Tilt（2006）将对风险的低估称为“战略风险压制”。在Tilt对中国西南城市的三个职业群体对环境污染的感知的研究中，工厂工人表达了最少的担忧。Tilt认为，工业工人对污染的感知很可能与成本效益的计算有关，他们认为经济生计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其次是生态和健康风险。Tilt的研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关注了职业和空气污染感知之间的关系。然而，这种研究缺乏个人的实际工作经验和个体选择健康保险覆盖范围，这两者都与就业有关，从而忽略了劳动关系中权力动态的微妙影响。

目前的煤炭研究主要关注煤炭开采和使用的经济和环境影响，以及煤炭工业的“漂绿”（greenwashing，指公司、政府或组织打造自己投入环保的形象，但实际上却没有实际的行动或改善，译者注）对公众感知的影响（Bell和York 2012）。在矿区城镇，煤炭采矿行业积极构建意识形态，以说服公众煤炭的重要性，赢得公众的信任。为了维护他们积极的形象，亲煤组织打出烟雾弹，提出某些问题但忽略其它问题，以说服公众他们在环保方面有负起责任，通过改变社会景观、挪用文化符号，并在公众中制造恐惧和沉默。尽管煤矿采用清洁煤技术来减轻污染，但清洁煤技术不太可能减轻对环境或公共卫生的影响。当可以在煤炭和可再生能源之间进行选择，如西弗吉尼亚采取爆破方式开采煤炭的案例，煤炭体现了资本主义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短视的贪婪。这种从煤矿开采中获得的短期私人利益不仅导致环境恶化，还导致该地区失去了风力发展的未来机会，而这可能造福几代人。

研究人员还表明，工人的感知和行为通常反映了工作场所的结构和例行程序。工人开始认识到雇主的需求和要求，并同意自己被剥削。感到无力的工人更有可能依赖控制各种物质资源的精英人士的所谓仁慈。当无权者挑战了权力关系时，这种仁慈将消失。因此，“尽管强有力者受益匪浅，但挑战的成本对于无力者来说可能更高”。在这项研究中，我揭示了煤矿工人对雾霾不采取行动与他们在工作中对不公正的默许之间的联系，从而为环境正义运动的动员障碍领域增加了研究内容。

结论

本研究始于对公众如何理解煤炭工业引起的雾霾以及如何推进有利于人类社会和自然资源的公共政策的探讨。然后，我将我的微观层面分析集中在中国一个小煤矿县的居民和工人，他们对雾霾带来的健康风险以及社会风险的感知。与美国阿巴拉契亚山区不参与环境正义运动的同行不同——他们受制于Bell在Fighting King Coal（2016）中详细描述的四大障碍——中国的煤矿工人在工作内外几乎得不到保护，无法维护他们获得公平工资和清洁空气的权利。为什么雾霾是一个问题，以及他们可以做出什么改变，工人们对此没有完整的认知。矿工及其家人否认雾霾是一个问题，并怀疑他们自己改善空气质量的能力。这项研究表明，矿工的否认和怀疑是战略选择，使他们能够维护其本体安全，继续保持就业的稳定。即使矿工们认为光荣县的空气质量目前不构成主要健康威胁，这一判断可能还太早，因为大多数污染物是看不见的，症状可能时隔多年才会出现。

尽管矿工的叙述具有启发性，但这项研究存在一些显著的局限，未来的研究可以关注。尽管观察到不同访谈文本间非常相似的模式，但样本规模较小（n = 18），这难以产生对中国矿业更广泛的论断。首先，大多数被访者是在职工人（94%），他们的工作要求他们保持健康状况以保持就业。他们的健康状况可能会影响他们对雾霾问题的感知，这可能与患有健康问题——如普遍的黑肺病——的退休工人的看法不同。这些参与者的在职状态还意味着他们可能不愿透露太多关于他们雇主的信息。其次，大多数研究参与者为男性（75%）。他们对空气质量问题的看法可能存在偏见，因为研究表明，性别差异存在于对环境风险的感知中。特别是，男性往往对空气污染的了解较少。未来的研究应扩大受访者的范围，包括退休的煤矿工人，更重要的是，女性。

进一步，社会的福祉需要减少环境压力，并增进人类发展。未来可持续的社会依赖于工作中的合作，可以充分利用所有工人的能动性。由于变革往往是由可能不听取受变革影响最大的人的声音的人领导的，因此，通过纳入受到污染困扰的地方的居民和工人的观点，我们可以更好地制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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