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翻译】农民工博物馆在中国：国家与草根行动中的农民工公共文化

导读

2023年5月，建馆满15年的北京皮村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被迫关闭。在工人议题成为敏感议题的当下，一座民间打工博物馆不再有存活的空间。而博物馆的消失也从来不只是空间的消失，它意味着一种来自工人的、理解工人处境的视角正在被抹除。而究竟是什么样的视角被抹除了呢？这篇2020年发表的文章做了很细致的分析，透过与国家兴建的农民工博物馆进行叙事对比，作者认为：国家博物馆透过理想化、英雄化的农民工个案固化了以发展和市场为中心的视角，掩盖了对农民工的剥削与压迫结构；皮村打工博物馆则提供了反叙事，质问资本主义，将政治制度的暴力（户籍制度等）公之于众。

关键词：移民工、农民工、博物馆、文化政治

译者：蓝蓝

校对：柠七

目录

1. 博物馆的背景信息
2. 深圳劳务工博物馆
3. 北京皮村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
4. 结论

正文

原文：Migrant worker museums in China: public cultures of migrant labour in state and grassroots initiatives

作者：Junxi Qian & Eric Florence

博物馆的背景信息

专注博物馆作为值得实证研究的再现（representation）空间有两个理由。首先，博物馆汇集了丰富多样的物料和话语，形成相对连贯的叙事线索。因此，它们提供了进入文化政治领域有效的切入点。但与其他再现的媒介相比，在对中国农民工政治的学术研究中，博物馆研究相对不足。然而，我们的方法选择并不是低估其它再现形式的价值，如文学作品、视觉作品、艺术品、大众媒体等。其次，国家运营和基层创立的博物馆同时存在——这或许是一个巧合——让比较研究成为可能，使我们能够观察这两件博物馆的运营主体，通过使用相似的修辞，展示相似的图片与物品，如何表达极其不同的移民身份和主体性。值得注意的是，博物馆在历史上与共产党和毛泽东时代的国家建设密切相关。正如何若书所示，博物馆在帮助塑造党的新救世主义叙事，在毛时代群众运动中在民间推动革命，以及进行国家权力的投射方面起着非常核心的作用。

这两个博物馆通过公开征集收集了各种物件（图片、文本、工具、文件等）。北京皮村的博物馆全名为“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深圳的博物馆全名为“深圳劳务工博物馆”。其中，“劳务”一词有一种技术性的、甚至是官僚性的含义。这个词在诸如“劳务市场”、“劳务输出”、“劳务工”等表达中都能找到。

深圳劳务工博物馆在三个背景条件下出现：首先，中国大众媒体和公众文化普遍趋于对农民工进行更为积极、甚至浪漫化的再现；其次，中国国家政策重新定位，强调有限承认农民工的权益诉求，并强调更好地将农民工纳入服务和福利体系；第三，21世纪头十年广东发生了一系列工人自杀和劳工抗议事件。

该博物馆于2008年在宝安区政府的赞助下完成。政府投资了350万元人民币，将上屋热线圈厂旧厂区改造成展览空间。该工厂被认为是深圳首家使用来自香港的资本进行生产活动的企业。官方言论表明，该博物馆的目的是

“纪念农民工对宝安和整个深圳市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展示党和政府对农民工的关怀，激发农民工的创业精神”。

展览按主题分为五个部分，分别关注深圳发展的历史背景；工人对城市的贡献；工人在城市生活中的经历；政府为促进工人融入城市服务而制定的政策；以及工人社会阶层提升的典型案例。

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位于北京朝阳区的皮村，在五环附近，距市中心约50公里，距北京国际机场约6公里。该村人口主要由约2万名农民工组成。由于靠近机场，该村迄今为止并未成为房地产开发规划的目标，但是工人们的一些集体设施多次面临拆除或被迫关闭，官方称这是出于对安全和卫生的考虑。博物馆所在的建筑原本是当地农民的住宅。新工人艺术团是一个由农民工组成的团体，成立于2002年，她们从2007年开始租下这个建筑，并将其改造成一个约300平方米的连续空间。博物馆的发起人与朝阳区文化局和村委会合作建立了这个博物馆。资金主要由Oxfam的香港分支提供。这里有一个主展厅，用于永久展览，以及三个次展厅，陈列临时展览。这栋建筑设施整体上相当简单，冬天没有供暖，几乎没有排水系统。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是新工人艺术团发起并领导的一个更大项目的一部分。新工人艺术团最初居住在小家河，于2004年搬到东坝，最终在2005年搬到皮村，成立了工友之家。该博物馆是新工人艺术团和工友之家推广的旗舰项目。

这两个博物馆吸引了完全不同的观众。名义上，它们对所有社会群体开放。深圳博物馆位于一个外围工业区，公共交通不便，因此参观者很少，主要限于居住在博物馆附近的人群，其中大多数确实是农民工。其他参观者主要来自政府组织的学习活动。北京的博物馆除了吸引农民工外，还吸引了大学生、其他非政府组织的活动人士等城市居民。下文将更详细地描绘，该博物馆融入了一个更大的项目，旨在服务当地的劳工社区并为她们提供发声的平台，以及改善国家和社会对农民工的认可。参观人群的差异是另一个证据，表明这两个博物馆为社会的不同群体和不同的权力关系提供服务。

深圳劳务工博物馆

劳务工博物馆的叙述顺序，从市场转型中移民劳动力的产生开始，到劳工在城市中的平凡生活，再到劳工身体和主体性的重新塑造。展览开始的内容，关于移民劳动是如何由工作场所中的劳动体制和国家施加的外部规范产生/塑造的。博物馆的物料设置部分基于原有的上屋热线圈厂的生产和劳动再生产设施，包括流水线、宿舍、淋浴房、食堂、电视室等。这种对移民劳工曾经居住和生活空间的再利用，一方面相对真实地反映了“移民劳动体制”的本质，即劳动再生产不是社会化的，而是内在于工厂的制度中，使国家免除了福利保障的集体责任，同时增强了资本在劳动再生产中降低成本的能力。

然而，另一方面，这些车间和宿舍被再现为空白的空间，生产活动、劳动关系和日常经验不再实际发生。显然，这些物质再现起到了守门人的作用，访客的感知实际上是被设想、净化和审查过的。特别是，访客很难感受到“宿舍劳动体制”所带来的拥挤、限制和被规训的感觉——对生活空间的客观化再现，使农民工的叙事和声音变得沉默。墙上仍挂着金属牌，上面写着宿舍的规章制度，例如遵守工厂的集中管理、进入宿舍时需要提供就业证明、禁止扰乱宿舍宁静的休闲活动、每天每间房间最多使用10度电等等。然而，博物馆并没有努力将这些规定与这种高度封闭、纪律严格的集体生活，与对农民工所带来的困难联系起来。

关于国家规范，展览没有详细阐述户口制度在塑造劳工的生活机会和公民身份方面的作用，但是它展示了各种农民工需要在搬迁和找工作之前获得的证书和许可证，如就业许可证、（临时）居住许可证、就业证明等。然而，在展览的叙事框架中，这些物品并没有被视为制度性歧视和根深蒂固的城乡二元对立的证据，而是作为解放庞大与沉积的劳动人口的过渡仪式。正如博物馆中的一块介绍板上写着：

1978年12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召开。它带来了改革，唤醒了人们沉睡的思想……快速的经济增长造成了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全国各地的工人涌向深圳来建设这片应许之地。

确实，这种乐观、向前看的语气贯穿整个展览。在展览中，“劳动光荣”的观念与两个修辞焦点相呼应，它们完全没有表达对剥削或不平等的焦虑，而是颂扬了工人通过勤奋、无私的劳动所创造的创业可能性。首先，移民劳动与改革时期中国高速的经济发展相结合。虽然展览展示了许多工人在工厂、建筑工地和基础设施项目上工作的照片，但介绍性的文字一致地将他们描绘为服从的劳动者，她们愿意为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和牺牲。农民工被称赞具有高尚的品质，如不追求个人利益，勤奋努力和愿意从事艰难的工作。例如，一尊焊工的青铜雕塑的介绍词写到：

这个形象代表了一个在深圳发展初期来到这里的城市建设者。当时，焊工的工作非常艰苦，特别是在天气炎热干燥时，焊接的工作就像是被火焰和电流炙烤一样。但为了提高工作效率，焊工并不关心个人安全。这真是精神的力量。

最重要的是，对农民工的赞美构成了明显的新自由主义的、以经济为中心的移民公民身份观念。这意味着对农民工社会地位和尊严的认可，更多出于她们在经济上的效用和对发展的贡献，而不是基于她们作为国家公民的身份。正如展览开始时的一段介绍性文本所述：

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里，连续几代农民工在这片土地上流下了汗水。她们勤劳工作，默默无闻，为深圳的经济奇迹贡献了智慧和力量。农民工为这座城市做出了贡献，她们是一个可敬和可爱的群体。

第二个修辞焦点强调，在城市就业是移民劳动者自我提升和自我修养的途径，表明在改革时代需要培养自主创业和负责任的个体。整个博物馆的介绍文字传达了一个明确的观点，即农民工踏上了一个实现梦想的冒险之旅——良好的生活是通过个人努力实现的，而国家的再分配政策和集体责任几乎完全被回避。好几张照片展示了农民工热情投入阅读、学习知识与技能的场景，她们乐观向前地追求社会阶层流动和更光明的生活前景。

总体而言，农民工被描绘为精神饱满、积极向上和充满抱负，而社会被想象成一个公平、公正的舞台，成功和生活机会完全取决于一个人的努力程度。正如另一尊描绘建筑工人的青铜雕塑的介绍性文本生动地描绘到：

“美好的生活是通过努力奋斗创造的；在同一片蓝天下，怀揣对未来的梦想，她们愿意努力工作，忍受艰辛。”

因此，展览毫不意外地再现了详细而长篇的模范劳工故事，这些故事符合国家认可的自我创新和自我提升的话语。特别突出的是安子（音），她是移民社群中的传奇人物，通过努力实现了社会阶级跃升，成为一名作家和经营家政服务公司的成功商人。安子以其倡导辛勤工作和追求成功的“励志写作”而闻名。后来，国家利用安子的故事来概括农民工在城市中寻求和实现梦想的努力，尽管如孙皖宁所指出，从“丑小鸭”到“白天鹅”的转变的故事绝对没有反映农民工的普遍状况和她们作为次等公民的社会地位。

除了安子之外，劳务工博物馆还突出展示了许多其他劳工，她们的个人品质或自主创业的努力得到了国家的认可和赞赏。这些人可以大致分为四类：

1. 成功从销售劳动力转变为发展自己的企业或业务的人；
2. 从无技能劳动者转变为高技能工人的人；
3. 被纳入国家体制并成为国家干部，或成为国家的合作伙伴并积极参与社区服务和慈善事业的人；
4. 通过与犯罪分子斗争和维护公共安全等方式展示高尚道德操守的人。

然而，如果断言对农民工自我提升的表述不过是国家的虚构，与她们的真实主体性无关，这样的观点也过于仓促。相反，许多农民工似乎以非常明显的方式内化了自主创业的修辞：

回顾我所取得的成就，回忆我为自己设定的目标，反思一个来自农村的人的“正常”野心，我觉得还不够满意。你可以说我过于雄心勃勃或贪得无厌。但我敢说这是一种误解。如果人们没有基本的欲望或志向，她们就没有向前看的精神。一个没有前瞻精神的人肯定会落后，永远不会脱颖而出。（摘自展出的杨彦秋（音）日记）

在这方面，我们同意，在毛时代福利体系解体的过程中，农民工以某种方式成为了自力更生和灵活的象征人物。然而，虽然展览中这些人物的成就和品质可能值得称赞，但她们更多是个别案例，而并不普遍。绝大多数农民工并没有通过自我提升和自主创业取得成功的转变，她们也没有因展示出非凡的美德而成为媒体头条。相反，她们面临着被剥削和削弱福利保障的问题，并且在劳动和城市生活中被异化。展览对这些人保持沉默，将她们隐形，从而构建了一个关于农民工自主行动的神话，认为她们完全实现了自我，摆脱了政治经济的结构性逻辑的束缚。

与劳动相平行的是，农民工日常生活的领域同样提供了一个视角，探讨政治经济和移民身份的交互作用。总体来说，国家话语和表述并未将宿舍生活视为一个集体的、全天候的劳动管理机构，正如潘毅所记录的那样。相反，“宿舍是我家”成为主导叙事，宿舍被描绘为一个充满个人愿望和计划的有活力的社区空间。展览呈现了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照片，暗示农民工有很多闲暇时间，并愉快地参与流行音乐、阅读、体育、书法等文化活动。

自我修养和自我提升的理念在这样的表述中也被复刻，因为展示的照片和物品表明，闲暇时间通常用于阅读和学习，以积累知识和人力资本。展览还暗示，宿舍生活并不与家庭生活和亲密关系产生矛盾。例如，展览呈现了艾美特电器公司提供的“情侣公寓”的复制品，以凸显雇主对家庭友好的管理方式。还展出了一些工人约会的照片和与爱人通信的信件。

然而，尽管展览充满了乐观的氛围，但它有意忽视了宿舍劳动制度对农民工生活经验的一些重要的负面影响，例如：

1. 绝大多数农民工在经历了劳动的繁重后通常感到过于疲惫，无法从事任何文化活动，而拥挤和条件较差的宿舍通常不利于文化实践；
2. 虽然“情侣公寓”可能确实存在，但只有极少一部分工人能够享受这个福利；
3. 虽然宿舍生活在集中管理下本身并不对家庭或亲密关系产生敌意，但由于被限制、与家人分离和与伴侣分居造成的社会和情感负担确实是真实而有形的。

在展览的最后，强调了国家对农民工的关怀和慷慨。毫不令人意外的是，国家领导人向农民工展示仁慈和关怀的片段标志着本部分的开始。其中，特别突出的是总理温家宝介入解决工人欠薪问题和总理李克强在春节假期期间探访等待回乡列车的农民工。随后，四个展板详细记录了国家和市级政策的时间线，旨在保护工人在工资、劳动伤害、劳动争议、社会保险、医疗保险、住房和政治代表等方面的权益。与此同时，照片和文字记录了各种各样的地方计划，展示了市级政府对农民工的关怀，例如，地方政府组织的体育比赛、书法比赛、舞蹈比赛和工人的技能培训，市级领导人在节日期间为工人举办宴会，并为回家过春节的工人送行。

我们特别关注的是一系列地方政府的倡议，为农民工提供服务和支持。我们在这里提到其中的四个。首先，深圳关爱工程是一个基于国家社会合作伙伴关系的资助计划。它为工人提供了贫困救助、教育培训、医疗保健、劳动权益保护、心理咨询、文化活动等一系列综合服务。

然而，这个计划没有批判性的意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富士康公司（其对工人不人道的纪律规训，曾导致连续自杀事件）是该项目董事会的成员，甚至在2007年被授予“有爱心的企业”称号。第二，南粤幸福周是一个试验社会治理新方法的省级项目。它侧重于社区服务、社区关怀与支持、社区建设、慈善事业和和谐家庭的建设。在深圳，市政府强调将工人纳入这一倡议。第三，2007年，宝安区政府发布了关于“建设农民工和谐劳动关系”的官方通知，该倡议涉及劳动权益、医疗保健、儿童教育、劳动保险、工人文化生活等领域的服务。最后，博物馆突出了一个名为“圆梦计划”的大规模项目，该项目由广东省政府发起，旨在招收和资助合格的工人上大学。自2011年以来，该项目每年为1万名工人提供支持。

虽然我们并不打算批评或忽视各级政府提供的服务和促进平等的努力，但我们认为关注国家的关怀和慷慨掩盖了对城市政治经济结构性逻辑的批判审视。最重要的是，它掩盖了一个事实，即维护户口制度的国家，正是移民被边缘化和无力感的根源。在大多数情况下，国家的服务和关怀倡议只能触及极少数移民，针对具体的、即时的问题，而未解决被削弱的公民身份的结构性根源。事实上，与其将关怀框定为公民权利问题或国家的责任，展览将社区服务视为国家的慷慨和“恩赐”，农民工应该感激和感恩，而不是理所当然地享有权利。

北京皮村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

在描述皮村博物馆的结构和它如何引导工人体验，并与深圳的博物馆进行对比之前，我们想强调皮村博物馆的两个特点。首先，它必须与工友之家的其它努力联系起来，这些努力都在记录后毛泽东时代城市中农民工的经验。这些项目旨在通过集体发起的本地和更广泛地区范围的文化行动，改善对农村农民工的认同政治，同时提升她们的地位。因此，该博物馆与其他重要项目之间存在动态的关联，例如自2009年以来的农民工文化艺术节、调查报告、自2012年以来的农民工春节联欢晚会、与工人经历相关的各种本地项目，以及为农民工提供的服务，如工会的地方分支、二手商店、农民工子女学校、图书馆、电影展等。

邱林川和王洪喆强调，工友之家支持的项目具有一种集体参与的伦理，旨在

代表“跨越职业、性别、年龄、历史时期和地理区域的多个工人阶级的声音”，从而促进“更新和更具包容性的阶级想象”。

博物馆的发起人反复强调她们博物馆的特殊性，是一个“活着的博物馆”。它将艺术和文化作为一种具有诱惑力的实践，重要的是赋予农民工权力，并促进集体参与。在博物馆以及她们的其它项目中，强调文化改变社会的潜力，以及通过情感培养集体意识和对公正与尊严的集体渴望的能力：

为什么不叫“打工博物馆”？因为文学和艺术可以以更动人、更真实、更生动的方式记录打工人的历史。这不是一段死去的历史，而是一段充满活力的历史；例如，通过工人的诗歌来了解工人的故事和感受。如果只是冷冰冰的说明性文字，我们就无法产生这种情感。

我们的博物馆不仅仅是一个展览馆，它也是社交活动的场所和社区的工人中心，因此，我们分享工人和社区的经历和命运。

其次，记录工人的历史并为她们的劳动经验发声成为工友之家建设集体身份与认同的核心。关于农民工缺乏认可和遭到误解的问题，贯穿于博物馆的许多展览中。在博物馆入口处的第一幅图片上写着“没有我们的文化，就没有我们的历史；没有我们的历史，就没有我们的未来”。对博物馆的发起人来说，正是因为工人的经历和历史缺乏代表且容易遭到误解，激发了她们建立博物馆的动机：

关于这个博物馆，是因为我们意识到，在主流媒体、文化和历史中，出现的主要是少数人和精英，而作为为社会发展做出如此重大贡献的劳动者，我们的声音无法被听到，人们也无法看到我们的文化(…)因此，我们想，为什么不能记录我们自己的文化和历史呢？历史需要被传达，以便能够转化为可以看到的东西，只有这样它才能流传和继承；如果没有这样的叙述，即使我们创造了历史，我们也将不会进入历史。

至于为什么博物馆在2008年建立，主要是为工人评估改革开放30年的历程。在主流叙事中，这30年总体上被简化为经济奇迹的历史，这段历史确实令人印象深刻，但它并没有提升大众和工人的地位。在我们的博物馆里，工人是主体和创造者，她们有时也是受害者。

在博物馆创设的象征空间中，重复强调了工人缺乏认可的事实，主要通过传达这样一个观念：农民工的努力和牺牲没有得到中国社会的回报，这作为农民工群体认同的核心组成部分，必须赢得可见度。因此，认可的问题也是公民身份和再分配的问题。博物馆的一位创办人将其与享有城市权利的问题联系起来：

我们已经是工人，已经离开了土地，我们是城市的一部分，我们想留在城市，想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因此，对我们自己的了解，对我们是谁的了解至关重要。

由于本文范围有限，我们只会详细阐述博物馆常设展览的核心部分，即第五部分 “管理制度”和第六部分“艰辛的生活”。这部分之前的展览，是关于农村和城市之间的鸿沟的历史，以及人口流动的早期阶段，包括农村的经济改革（特别是农业集体化进程）。在第六部分之后的内容涉及非政府组织、女工、城市中的儿童、农村的留守儿童和地方社区项目。

常设展览的第五部分，展示了关于流动人口管理和农村人在城市临时居住的一系列官方规定，这部分以相当正式的方式展示了这些规定。而第六部分则通过调查数据（加班、工伤等）、物件（各种许可证等）、农民工写的诗歌、信件和文章，以及描绘受伤和残疾身体的绘画和照片，展示了后毛泽东时代政治经济、移民和劳工制度对农民工生活的影响。

在管理农民工日常生活的一系列政策中，第五部分展示了 “收容遣送制度”等官方规定，特别是关于1982年关于收容遣送乞讨者的规定和2003年8月改革该制度并将其转变为“城市救助流浪乞讨人员制度”的决定，从而“替代了实施22年的‘收容遣送制度’”。第六部分的一系列展板，展示了工厂的内部规定和文件，这些内部规定对工人活动的空间和时间施以严格限制。这些内部规定与收容遣送制度在日常的社会控制形成了协同作用，并结合了对农民工生活的正式和非正式控制实践。第六部分首先展示了工厂车间中工人的照片，以及受伤工人的照片和绘画（如断指、受伤的腿等）。然后展示了与国家规定相关的各种官方许可证和文件，这些规定通常具有歧视性，农民工需要在其中想法应对和协商：临时居住许可证、工作许可证、罚款记录、存款收据、延迟发放工资证明、请假证明、工伤证明、劳动合同等。在这些许可证的下方和旁边，是农民工讲述关于她们在城市作为二等公民被控制和拘留，或是她们努力讨要工资或社会福利的故事。

此外，官方和自行组织的调查获得的数据，还量化了剥削性的劳动制度，包括不稳定的住宿条件，并显示了工伤的频率和程度。例如，一块展板强调“由于劳动环境危险，每年珠江三角洲地区有大约3万个手指骨折和4万个断指的案例”。此外，还包括关于高比例工人加班没有休息日的统计数据。官方和工厂规定、工人的许可证、工人的绘画和故事、数据和统计的组合，为农民工作为二等公民的日常经验赋予了强大且直观的现实基础。

该部分最后通过展示一些“重要案例”结束，如2003年的孙志刚案，以及最后一个子节“维权的代价”，记录了那些通过迷宫般的调解、仲裁或司法程序来寻求正义的人们的经历，像卡夫卡笔下官僚主义、荒诞、不可理喻的故事，而这些程序并不总能的真的赋予她们所寻求的权利。

总的来说，如果说深圳劳务工博物馆对导致农民工次等公民地位的结构维度保持沉默，并将其掩盖起来，那么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则将政治制度的暴力公之于众。还有后毛泽东时代一系列国家资本主义的体制，它们导致农民工受到剥削，她们的尊严被伤害。这也有力地证明了我们的论点，即政治经济是以将不平等的公民权利差异化、竞争残酷化的制度为基础的。

但是，依靠独自奋斗和个体失败与成功的叙事不仅在深圳的劳务工博物馆里得到体现，也经常在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社会被讨论，并且很有影响力。皮村博物馆怎么反应这一叙事？

无论是常设还是临时展览，都确实展示了许多个体生活故事或经历。通过展示工人的文字作品，如日记、工人抗争的描述、写给家人的信件、诗歌、歌曲和人类学记录，这些展览展示了个体的生活轨迹。虽然博物馆的一位创始人表示她们“不只想展示艰辛”，她们“在寻找力量和希望”，但该博物馆的另一位核心成员解释说

“我们的生活方式是‘粗糙的’，我们想在这里展示这种粗糙的生活，让每个人都能理解，让每个人都能看到劳动者为城市繁荣所付出的代价”。

因此，在永久展览和临时展览中，我们可以看到对展示工人经历和历史的关切，以及提供一个“平台来表达工人自己的声音和诉求”的努力。

例如，在常设展览中，有七个板块展示了女性和男性工人生活中的重要事件。显然，这些人在面对逆境时的奋斗能力证明了改革时代集体主义的瓦解和自我的个体化。但这些故事从不简化或美化农民工的日常经历。相反，它们倾向于将“塑造移民行为的经济和结构力量”与“那些和这些力量和谐或不和谐地相互作用的个体”相结合。

在博物馆举办的临时展览中，我们发现对“自己的努力必定会得到回报，并且是唯一能解释社会流动的因素”这种叙事模式的质疑。例如，2011-2013年临时展览《新工人，你的家在哪里？》的导言解释说，如今的社会给人们一种“机会平等的印象，只需认真工作就能创造自己的宇宙”，但是，经过几年的努力和牺牲后，人们变得“像机器一样”，“迷失和幻灭”。这种陈述可以被理解为对“努力/牺牲-实现梦想”的叙事模式的批判。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叙事模式被一些，甚至很多工人拒绝的原因，也必须考虑到第二代农民工的出现。她们接受更好的教育，对法律有更好的了解，她们的诉求也更加激进，并更敏锐地体会到社会排挤、怨恨、幻灭和阶级意识。

如果说，模范工人牺牲自我从而激励并启迪其她工人的叙事模式传播非常广泛，在精英和大众对跨越阶级界限的理解中都得到了体现，那么，2015-2017年的临时展览《女工故事》，展示了一种不同的叙事和解释框架，即女性农民工面对严酷的剥削劳动体制时，决定参与基层组织（非政府组织）的集体努力，积极维护农民工的权益。在这些故事中，改善工人状况的希望不仅仅象征性地表现在成功个人的生命轨迹中，更是通过接触展露出奉献精神和参与集体努力的人，并受到她们的启发和鼓励，因为她们在培养、实践团结和对抗不公的决心等价值和态度。

结论

在结论部分，我们回顾引导此研究的理论问题，即后毛泽东时代的政治经济是如何在博物馆中被理解和再现的，和这样的再现方式从什么角度揭示了农民工劳动中遇到的问题，以及她们重塑自我的过程。两个博物馆都宣称“劳动光荣”，这是对政权基础叙事的引用。但引用这一口号，暗示了两种对国家不一样的理解。在深圳的国营博物馆，这是国家的自我叙事，伴随着对阶级关系的系统性委婉措辞，以及对压迫农民工的系统性歧视的掩盖。有趣的是，国营博物馆描述工人对更好未来的期望，以及工人与家的疏离感的措辞，大致与流行的工人经验叙述相同。尽管事实上，国家的叙述中抹去了许多紧张和矛盾，打造出一个简单和乐观的叙事。这类似孙皖宁形容官方电视媒体描述农民工的情况，即“给予可见性而非合法性，给予修辞上的认可却缺乏经济与政治的实际内容”。

回到“劳动光荣”。在皮村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我们可以认为，工友之家用这一口号证实她们项目的基本正当性，是慎重考虑了这一口号的含义的。首先，通过对展览物品、图片和文字的安排，一个基本含义贯穿了整个展览，即历史与制度生产了农村农民工作为二等公民的身份地位。其次，对本文中讨论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皮村博物馆有策略地展示了对社会公正要求的轮廓，以及更包容的公民身份。在这个草根运营的博物馆，引用“劳动光荣”可以被视为期待或者要求国家承担基本的社会责任，或者在意识形态的层面上，中国国家应如何满足其自身对合法性的要求，其中包括代表工人阶级的承诺。

基于这些观察，本文揭示了，再现（representation）可以作为新自由主义的治理技术，也可以作为弱势群体将自己切身经历可见化的武器，且这两种作用之间存在明显张力。本文也指出，农民工并没有被动地接受国家的叙事，她们同样受到将严酷现实变成更好未来的愿景驱动。很有可能，国家与农民工的关系会继续围绕这种紧张的关系发展，尽管它也同样取决于强硬、强制性的国家权力与“软性”政府治理技术之间的波动的关系。

自2002年成立以来，工友之家通过各种形式和层次的传播，构建了其自身身份、主张和行动的可见性。与深圳劳务工博物馆截然相反，这里对人们的意志与自我牺牲的强调脱离了国家所支持的自立和自我负责的单一叙事，提出了一种替代方案。皮村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展示的故事，表明工人们无疑有能力面对日常困境，但是特别突出的价值观是为集体权利斗争的正义感和勇气。这些故事具有教育意义——它们不是倡导个人成功，而是培养团结、集体的温暖与力量，和集体拥有的赋权的潜力。

尤其是，我们在这里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正如孙皖宁指出，希望更美好未来的观念（它可以与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存在，并参与形成各种个人与自我观念）可以被视作新自由主义治理的重要元素。这一强有力的修辞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作为党国体制和市场力量的工具，“给农村农民工灌输强大的、内化的对改善的乐观心态”，它同时也是农村移民强有力的决心和希望，使她们能够在城市中生存下去。因此，作为研究人员，我们不应该“排除她们在长期实现社会变革的潜力”。在北京、深圳和中国其它地方，正在形成的中国城市已经成为被大幅投资的文化场所，展示着资本主义、市场和国家机构复杂而重叠的作用与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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