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翻译】“当诉求无人倾听,就转战线上”:中国互联网行业反对工作场所性别歧视的“807”劳工运动

【实证翻译】“当诉求无人倾听,就转战线上”:中国互联网行业反对工作场所性别歧视的“807”劳工运动

导读

这篇文章介绍了2021年发生在中国的一起在线请愿运动,6000多名员工签署了一份在线请愿书来对抗互联网行业中存在的职场性别歧视。在官方公会和妇女组织的缺位下,这场自发的运动争取到了一定的权利:涉嫌性骚扰的嫌疑人被开除,反对工作场所性骚扰的工作组也建立了起来。如同文章所说,女性权利意识的提高为劳工行动提供了一种新的合法性,我们应该意识到,处于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双重压迫下的女性正在用她们的行动来创造新的反抗方式。性别歧视与职场压迫是存在同构的,译者认为,我们应该反思在传统的劳工行动存在的男性中心主义和父权制意识形态残余——一种新的团结是可以被塑造的。

关键词:996、职场性骚扰、互联网工人、数字经济、劳资关系、劳工维权

译者:John Lenin

校对:石榴


正文

原文:“When nobody listens, go online”: The “807” labor movement against workplace sexism in China's tech industry

作者:Hong Yu Liu

发表:2022年

前言

随着经济从制造业和服务业向数字经济转型,互联网产业已成为中国劳工维权的新领域。研究人员已经证明,互联网行业的工作压力很大,剥削性很强,而且时间非常⻓。研究表明,中国互联网行业的工作条件很差,通常在高压力环境下长时间工作。另外,Liu(2022)记录了中国互联网行业激烈的竞争导致的工作时间延⻓(广为人知的“996”排班),以及由此导致的工人倦怠。

本文通过考察“807”劳工运动来审视中国互联网行业的职场性别歧视。 2021 年 8 月,为了抗议歧视女性的职场文化, 超过 6000 名互联网工作者签署了一份在线请愿书,要求他们的雇主阿里巴巴调查他们认为的工作场所性犯罪,并实施多项制度性措施。以及旨在促进更好的工作环境的政策变化。这个案例值得学术界关注,原因有二。首先,阿里巴巴是中国最大的互联网企业,拥有超过20万名员工。因此,阿里巴巴的员工组织可以对整个中国互联网行业的职业道德和职场文化产生重大影响。其次,研究人员指出,中国政府目前的领导层采用了明显更具强制性和压制性的方式来管理劳工行动,包括镇压劳工非政府组织和大规模逮捕劳工活动人士。这增加了与当今中国劳工行动相关的⻛险,并使其士气低落。因此,这么多人愿意公开支持工人的诉求,值得学术界持续关注。

过去关于中国工人集体行动的案例研究主要集中在制造业的农⺠工,例如 2010 年本田工人罢工,2015 年裕元鞋厂的罢工,以及2019年的深圳佳士罢工。与此同时,尽管出现在一些新闻报道中,享有更多特权、收入更高的中国互联网工作者采取集体行动的重要性却被忽视了。此外,现有研究很少将员工的在线活动作为分析的中心。隐含的假设似乎是,即使在今天,罢工等工作场所行动仍然是劳资纠纷中雇主压力的主要来源。本文通过提出以下两个研究问题来应对这种知识的匮乏:

(1)   中国互联网行业,特别是阿里巴巴互联网企业的性别关系状况如何?这种关系是如何引发807网上请愿的?

(2)   807 运动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对中国网络劳工维权的理解,包括政府对数字维权的更普遍的反应?

本文借鉴了一个更广泛的研究项目(2018-2021)期间从在线资源和半结构化访谈收集的数据,该项目考察了中国互联网行业的劳资关系。它认为,妇女权利意识的提高为工人的集体行动提供了新的合法性。 807 运动是理解中国互联网工作场所中性别歧视的一个很好的案例,包括在没有全国妇女联合会 (ACWF) 或全国总工会(ACFTU)的制度保护的情况下,性别关系在激励工人们维护自身利益的作用。

本文首先回顾了两组学术文献:关于妇女赋权的文献,重点研究劳动力市场中的中国妇女;以及关于中国在线劳工行动的文献。接着讨论了方法论问题,然后将其应用于 807 运动及其相关工人诉求。最后,本文评估了中国在线劳工维权的特点和困境。本文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中国互联网行业劳工运动和女权运动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阐明它们的动机和挑战、采取的策略以及国家决策者的反应。

研究背景与文献综述

数字中国的女性赋权

随着过去 20 年中国经济向数字经济转型,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数字劳动力市场,担任在线内容制作人、软件开发人员和网⻚设计师等⻆色。据估计,2019年中国有2000万互联网行业从业人员。随着互联网行业的不断扩张,它为女性提供了更多的职业机会,包括管理职位,她们的贡献得到了社会的认可。例如,阿里巴巴创始人⻢云经常强调女性在公司的重要性,并指出阿里巴巴三分之一的高层管理人员是女性。硅谷银行的一项研究透露,在近80%的中国互联网公司中,至少有一个高级管理职位由女性担任;这明显高于英国 (53%) 或美国 (54%)。与其他行业的工作相比,数字经济工作需要更多的技术技能和更高的通识教育;他们还为受聘的中国女性提供更多的经济回报。

女性专业人士扩张的结果之一是,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女性在社会和经济上实现了独立,这使她们能够忽视传统限制性的文化规范。例如,Wu和Dong(2019)详细介绍了一些中国女性如何通过勤奋工作和经济独立,成功突破中国普遍的婚姻规范并重新定义单身身份。Tan等人(2021)发现越来越多的中国城市中产阶级女性开始饲养宠物作为伴侣,并用家养动物来展示自己的女性气质,而不是以传统的方式结婚和组建家庭。其他(Liu, 2014, p:21)发现今天的中国女性强调“自我价值、自立和个人自主”,而不是致力于家庭或育儿;她们相信自己应该成为“生活的主人”,不受他人的控制, 甚至获得“训练”伴侣的能力(Peng,2019,p:115)。

所有这些研究结果都表明,中国女性认为传统的性别规范与她们关系不大。她们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自主性、经济能力、价值和自由,所有这些结合在一起,导致当今中国妇女权利意识的不断提高。因此,中国女性更渴望表达自己的声音, 倡导自己的权利并创造社会变革,特别是在社交媒体平台上(Han, 2018; Mao, 2020)。过去,妇女解放运动和与之相关的机构是由国家发起的,并且常常与“解放妇女”的官方叙事关联。然而,今天的中国女性更愿意自己促进自己的权利,而不是通过官方机构(Wang, 2018; Zhang, 2015)。她们并不把自己定位在共产主义的过去, 有些人甚至怀疑官方机构是否有能力代表她们的利益。此外,当全球 #MeToo运动于 2017 年传入中国时,数字空间迅速变得重要起来(Lin & Yang, 2019)。从那时起,尽管存在潜在的反对,越来越多的中国女性开始积极捍卫自己的身份和权利,包括性别不平等和工作场所性骚扰。在工作场所组织的“807”运动可以被视为新一波女权运动中最新的行动范例。

劳动力市场上的中国女性

过去 20 年来,对中国劳动力市场女性的研究主要以对农⺠工的调查为主,因为她们被视为中国最不稳定的劳动力(Chun & Cranfod, 2018; lp, 2017; Liao, 2015; Pun, 2005; Yuan, 2021)。由于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技能有限、 社会流动性较低,许多农⺠工在制造业和服务业从事工作,例如生产线工人、保姆或美容院的美容治疗师。她们对恶劣工作条件的不满在中国引发了工人组织和抗议运动的浪潮,特别是2010年以来,这些事件已成为劳工行动研究者关注的焦点(Chan & Hui, 2012; Gray & Jang, 2014; Schmalz et al., 2017)。

尽管国家为改善妇女就业条件做出了许多努力(例如1992年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和2012年的《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但研究人员发现,针对妇女的歧视性做法仍然存在于招聘、工作分配、晋升、裁员和退休管理等领域(Cooke, 2003; Cooke, 2010; Sincoff et al., 2009)。此外,中国的一些雇主要求女性接受怀孕检查或遵守有关结婚和怀孕计划的严格要求,并经常想方设法强迫怀孕工人辞职(中国劳工通讯,2020)。其他研究者(He & Wu, 2018; Wu & Dong, 2019)记录了劳动参与、失业和收入方面广泛且仍在扩大的性别差距,尤其是在中国的城市地区。

尽管学术界对西方国家和印度互联网行业女性工作者的兴趣近年来一直在上升(Castell & Skardzius, 2019; Dwivedi & Mukherjee, 2021; Richterich, 2020),中国女性互联网工作者受到的关注相对较少。作为一个群体,中国的互联网工作者比劳动力市场上的大多数人受教育程度更高、薪酬更高、享有更多特权,但这些特征并不能否认中国互联网行业中女性存在性别歧视和性化的事实。

Cadell和Jourdan(2018)记录了中国主要互联网公司工作场所性别歧视的程度。例如,中国电子商务公司京东组织了仅限男性员工的社交活动;互联网巨头腾讯的一次员工活动发生丑闻,在活动中,女员工跪在地上,拧开男同事两腿之间的瓶盖;更普遍的是,这些公司中⻓期存在的性别刻板印象和薪酬不平等现象。 2018年,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揭露互联网巨头阿里巴巴的招聘做法高度歧视,女性员工经常因招聘目的而被性客体化。例如,阿里巴巴网站上的几则招聘广告表明了对男性候选人的偏爱和需求,而一则招聘广告则表明了对女性候选人的偏好,并补充说她们应该“具有良好的个人形象和素质”(第38⻚)。有的广告甚至利用女员工的身体属性来吸引男性应聘者,并将女员工描述为“深夜福利”(第86⻚)。报告中强调的另一则广告称,女性候选人应该“给计算机程序员留下足够的印象”,并且“像日本流行女性成人电影明星苍井空那样的身体特征可以帮助应聘者成功”(第38⻚)。

尽管阿里巴巴声称这些广告是幽默营销的尝试,但它们明显违反了旨在保护女性的法律。例如,《妇女权益保障法》第四章规定,“国家保障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劳动权利和社会保障权利”(第二十二条,⻅中国法律⻔戶网,2020年)。然而,包括中国劳工通讯在内的评论人士(2021年)认为这些政策执行不力,而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唯一合法的工会组织)⻓期以来因其在维护女工利益方面的不力而受到批评。例如,Taylor和Li(2007)批评中华全国总工会的行为实际上服务于国家利益,而不是它本应代表的工人利益。尽管妇女加入工会的比例普遍很高(并且对国有部⻔雇员来说是强制性的),但研究人员认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对其成员与性别相关的劳工问题关注甚少。并非巧合的是,女性未能进入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高层领导层(Cooke, 2010, 2011);该工会本身的特点是男性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实际上,该工会不愿意或无法挑战其成员工作场所中所体现的这种文化元素。了解这一背景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中国的大多数劳工维权活动,包括本案例研究中的请愿书,是由行业资深人士、从业者和其他有奉献精神的个人领导的(Chen & Yang, 2017)。

中国的线上劳工维权活动

随着当今中国工人权利意识的不断提高(Chen, 2021),尽管政治障碍越来越高,劳工行动的规模仍然很大。根据中国劳工通讯,劳工非政府组织、学生和活动人士在过去十年中举行了超过 14,000 次抗议和罢工。Chen(2021)认为这些集体行动可以分为三种类型:温和派、自由派和激进的行动,它们代表了激发劳工运动的不同意识形态。温和派的行动主义侧重于保护工人的个人合法权利,例如通过法律诉讼寻求解决劳资纠纷;自由派行动主义主张集体谈判和工人代表;激进的行动主义呼吁在中国恢复社会主义。他认为,国家鼓励温和的行动主义,并限制似乎以自由主义或激进主义叙事为核心的活动;现任中国政府对集体行动和对市场经济政策的批评保持高度警惕(Chen, 2021, p: 17–18)。

事实上,评论员(Howell & Pringle, 2019)注意到,当前的政治领导层正在将越来越多与劳工研究和激进主义相关的内容定为犯罪,并且禁止“寻衅滋事”的模糊法律被用来为逮捕劳工活动人士和其他人辩护(香港自由报, 2015)。最近的事件发生在2021年9月:香港大学学生,社会学博士方然因研究南部制造业中心深圳的工厂劳动条件而被秘密拘留(香港自由报,2021)。

随着中国劳工组织的物理空间缩小,更多的劳工行动正在网上发生。例如,2019年3月,一名匿名用戶在Github上上传了一个名为996.icu的网⻚,以抗议所谓的“996”工作模式。工人们在“反996”网站上填写了自己的工作经历,这表明互联网行业普遍存在上午9点到晚上9点、每周工作6天的做法(Lin,2020)。 2021 年 10 月发生了另一个平行事件,当时另一位身份不明的用戶创建了一个开放编辑的电子表格,其他用戶可以在该电子表格中说出他们的公司并分享他们的实际工作时间(Shen,2021)。这两场活动都吸引了大量在线参与者,但都没有涉及中国劳工维权活动通常依赖的停工。

研究人员注意到,数字平台(包括信息通信技术和社交媒体)对于西方的劳工行动变得越来越重要,并且关于数字平台如何帮助振兴工会的学术文献不断涌现。这些文献是在西方国家工会行动在过去几十年中大幅下降的背景下撰写的(Gumbrell-McCormick & Hyman,2018)。经验证据表明,数字平台可以在很多方面有利于工会行动( Geelan & Hodder,2021)。例如,Panagiotopoulos(2021年)对英国 33 个工会Twitter活动的研究发现,社交媒体可以帮助将沟通网络扩展到具有明确、预期和直接利益的人群之外,从而增强工会参与、招募和动员的力量。

然而,西方经验并不直接适用于中国,原因有二。首先,西方国家工会行动的大幅衰落并没有反映在中国;其次,中国的网络政治与西方完全不同。中国政府审查数字平台上的集体表达已不是什么秘密。作为回应,中国的活动人士制定了创新策略,使他们能够在网上宣传他们的信息。Gleiss(2015)发现,为了逃避审查,中国劳工非政府组织“大爱清尘”——一个为患有尘肺病(中国最常⻅的职业性肺病)工人的组织——在社交媒体平台上采用了“复调表达方式”。这成功地将其工作“去政治化”,并使其在当局眼中不那么敏感。更广泛地说,Gleiss发现,通过创建新的社区,将以前分裂的人口(在她的例子中,农村和城市)联系起来以支持其事业,社交媒体可以通过阐明挑战官方话语霸权的替代话语而不是直接对抗它们来促进宣传活动。

此外,Lin(2020)观察了中国互联网行业的“反996”运动。他认为,社交媒体平台的使用使得不同工作场所的工人能够在没有集中领导的情况下进行网络动员,并有可能创造国际团结的新基础。与公众意识一起,在线劳工行动给目标公司带来了巨大的公众压力。正如他指出的那样,这些策略“类似于其他社会运动,例如中国的女权主义运动”,她们:

利用社交媒体发起围绕性别不平等和性骚扰的公共运动,以提高公众意识并向政府和大学等公共机构施加公众压力。 (第 55 ⻚)

本文站在Lin、Shen等人的立场上,认为当今中国的劳工行动主义是在中国特定背景下产生的。具体来说, 807运动与现有的女权主义运动并不完全相同;事实上,社会上女性权利意识的不断提高,尤其是互联网行业高薪、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专业人士的权利意识的提高,引发了这一事件。

研究方法

作者对亚洲的劳资关系体系有着⻓期的研究兴趣,本文所依据的研究是在一个更广泛的项目(2018-2021)的背景下进行的,该项目考察了当今中国互联网行业的劳资关系。阿里巴巴是该行业最大的雇主,将自己描绘成一个充满活力、健康和社交文化的工作场所。其网站宣称“快乐工作,认真生活”是“阿里巴巴之道”,并引用其创始人⻢云的话:“阿里巴巴与其他公司最大的区别在于强调过有意义的生活”。然而,在地的新闻报道却常常讲述不同的故事。新浪财经(2021a)一名阿里巴巴员工抱怨工作时间⻓和管理不善的故事在中国互联网上疯传;另一篇文章解释了阿里巴巴试图解雇经验丰富的(昂贵的)工人并留住年轻的、廉价的工人(新浪财经,2021b)。

807运动本身受到国内外媒体的关注,本研究的在线部分采用了在两个中国搜索引擎(百度和搜狗)上进行关键词搜索的形式,产生了丰富分析的新闻报道。与劳工维权相关的关键词包括“807事件”、“阿里巴巴女工”、“阿里人上访”等。此外,一些新闻来源受到监控,特别是国营新闻媒体的《人⺠日报》和《中国日报》,以了解政府对激进行动的反应。这两份报纸是中国政府出版的两份最重要的报纸,旨在传播国家信息,促进国家宣传(Zhu & Krever,2022)。

807 行动发生后,作者对阿里巴巴的八名员工(五名女性和三名男性)和一名中国互联网记者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这些员工在这家公司工作了至少两年,是笔者2020年在中国实地考察时认识的。由于作者已经离开中国大陆,所以采访是通过电话进行的,持续了大约一个小时,在征得员工同意后进行了录音。我们的对话是以普通话进行,然后被翻译成英语以撰写本文。这些访谈可以对公共来源的调查结果进行三⻆测量,并提供有关该特定公司以及目前中国性别关系的更多信息。为确保受访者隐私,全文均使用化名。

案例研究:807网络劳工运动

运动背景

2021年7月27日,阿里巴巴女员工周女士与男经理及其他同事连夜出差,去济南市会⻅客戶。周女士声称,她在喝醉酒时遭到客戶性侵犯,随后在酒店房间休息时,又被经理强奸。她向济南当地警方报案。⺠警电话联系了她的经理,并指示其去派出所接受询问;几个小时后,他被无罪释放。

8月2日,周女士向上级领导汇报了此事。她要求他解雇该经理,同时请假。她的休假没有被批准,也没有进行任何调查。几天后,周女士联系了一位更高级的经理,后者承诺跟进她的投诉。三天后,他告诉她,他对此案无能为力。此外,他还建议,不采取行动对周女士本人来说更好,因为如果事件公开,她的声誉将会受到损害。

当笔者就高级管理人员拒绝对周女士的投诉采取行动寻求解释时,受访者给出了以下解释:

在我们公司,男性占据了大部分管理职位,男性文化导致他们忽视女性的关切。(Amber,行政助理)
互联网行业有一种“抱团”文化。抱团源自王者荣耀,意思是队友“团结在一起”并互相支持。经理们往往会互相掩护,希望有一天能得到回报。(Vivian,营销专家)

与此同时,受访者Lily也反思了中国城市的社会文化:

中国有一种指责受害者的文化。如果女性投诉职场性骚扰,人们第一句话会说:“你为什么穿成这样?你是在邀请人来骚扰你吗?”(Lily,助理经理)

另一方面,男性受访者似乎并不同意这些说法。在Gareth看来:

在我们公司,我们拥有最受过教育的人,品格良好、正派的人。这些都是我们招聘人员时的重要标准......有时我们会互相嘲笑,但这并不意味着什么。我不知道有谁不尊重女性。(Gareth,运营经理)

闪点

该“事件”因2021年8月7日发生的事件而得名。在绝望、失望和愤怒的驱使下,周女士开始在阿里巴巴员工⻝堂大声喊出自己的要求,同时分发传单,声称自己被经理强奸了,但管理层没有采取任何后续行动。她的传单上写着:

阿里巴巴一名经理【姓名】强奸并性侵犯了他的下属;其他五个人【姓名】知道这一情况,但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我恳请我的公司给我伸张正义。

当天,周小姐在社交媒体上上传了一条帖子。该帖子提供了出差的详细信息,并解释了她被强奸期间和之后发生的事情:她试图自杀,但被她的丈夫救了。而犯罪嫌疑人仍像往常一样在公司工作;她向高级管理层报告了这一事件,但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一位受访者表示,周小姐的举动几乎是所有积极维权的中国女性的标准流程:

当女性在中国遭受性骚扰时,她首先会去报警。如果警方没有后续行动,那么她会在微博等社交媒体平台上公开谈论这件事以引起公众注意......你需要这样才能换来后续跟进......它来自公众压力。(Cynthia,项目经理)

她的线上线下行为都在阿里巴巴内部员工论坛以及中国社交媒体平台微信和微博上引发了激烈讨论,并立即将事件升级到了工作场所管理者无法控制的范围。其他阿里巴巴员工也开始挖掘出差的细节;她的经理的个人信息被披露和传播。

Vivian 回忆起8月7日在办公室的一天:

突然我注意到手机上有数百条新通知。大家【同事们】创建了许多新的聊天群来讨论这一事件,...... 有些人甚至提议在公司总部内部游行。(Vivian,营销专家)

8月7日深夜,阿里巴巴时任CEO张勇在内部员工论坛上首次发表言论。他形容自己“震惊”、“愤怒”、“羞愧”, 并承诺将向员工和关心的社会人士作出全面回应。与此同时,济南警方发布声明称,将积极调查此事。

这些回应并没有阻止阿里巴巴员工组织起来采取进一步的集体行动。很快,有人创建了一个名为“勇敢牛牛帮助小组”的员工聊天群,旨在弘扬反性骚扰文化,建立反职场性骚扰机制。 “勇敢牛牛”是中国社交媒体上流行的俚语,指的是勇敢而又天真的人。这个聊天群一天之内就吸引了6000多名阿里巴巴员工,他们集体起草了一封致公司的公开信。

要求及条件

这封⻓达两千字的公开信,题为《6000阿里人对807事件的共同倡议》,于8月8日晚发表,包含五个关键信息(请愿书原文发表在《人⺠日报》)。首先,请愿者呼吁警方和公司公正调查该事件。另外,还需要向受害人周女士提供答复和赔偿;其次,他们敦促该公司反思其商业文化,尤其是如何提出和回应投诉。公司还需要反思对工作场所女性的保护。

此外,他们敦促公司考虑六项集体诉求:

  • 公司应处理受害者的原始投诉:为她提供 3 个月的带薪休假,如果调查确定存在不当行为,则解雇被指控的强奸犯;
  • 公司应向受害人及其家人提供额外支持,包括咨询服务;
  • 公司应公开与调查过程相关的信息,包括具体由谁进行调查以及调查机制是什么;
  • 更广泛的层面上,公司应建立针对女性工作场所性骚扰的机制,包括加强对新员工的培训、制定和分发政策指南、消除商务酒桌文化以及设立热线电话,以供举报工作场所性骚扰;
  • 人力资源部⻔应该为员工服务,而不仅仅是为雇主服务;
  • 高层管理人员应亲自与员工会面(而不是在线),解决他们的担忧。为此,应建立高层管理人员与员工之间的沟通机制;

第四,申诉人要求不公开受害人的个人信息,以保护受害人的隐私;他们在互联网论坛上看到过很多个人信息; 五是敦促公司持续关注职场性骚扰问题。

截至这封公开信在网上发布时,已有至少6000名阿里巴巴员工签名。许多请愿者在员工内部论坛和其他社交媒体平台 (例如他们的个人微信账戶)上分享了这封信。虽然研究人员(Gleiss, 2015; Xu, 2014)认为,在中国,社会诉求和网上批评必须以间接和模糊的语言表达,以避免审查,但“807”公开信直接公开地表达了工人的诉求。这样做有双重好处:高透明度可以让外界了解工人的诉求,这是获得公众支持的第一步;公开信具有高度挑衅性,因此需要雇主立即关注和回应。这一策略可以防止最坏的情况:雇主不做出回应。此外,为了避免国家镇压,公开信以非政治语言起草,没有包含对当局、警察或工会的批评。

Cynthia表示,她签署请愿书是因为她同情受害者并想做点什么:“这就是让雇主倾听你的要求的方式,” 她说。除了签名之外,Cynthia还在她的社交媒体上分享了请愿书并征求更多签名。她的回应代表了当今中国女权主义意识的崛起,女性职业人士更加致力于捍卫自己的权利,而不是加入政治组织,也不背诵国家的妇女解放教条。事实上,像这次请愿运动这样的行动被认为是激进的,并且经常受到由中国共产党资助和领导的全国妇联的限制(Cooke,2010)。

一些受访者选择不签署请愿书:

其实我当时并没有太关注这件事,我觉得这只是个别事件......是一些变态的猥亵犯罪......我在阿里巴巴工作这些年,从来没有经历过职场性骚扰。(Vivian,营销专家)

从Vivian的回应可以看出,虽然中国不断上升的女权意识为行动提供了合法性,为行动者提供了支持,但这种意识能在多大程度上激励工人组织起来,还取决于外部因素,比如日常工作经历。

此外,其他人也担心如果他们签署请愿书可能会产生后果:

我不想签署这封信,因为这可能会损害我的就业记录......它可能会影响我将来的晋升。我不能为此拿我的职业生涯冒险。(Daniel,高级程序员)

这些回应或许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一个拥有十万多名员工的组织中只有6000名员工签署了请愿书:如果员工只将此视为个人事件,那么制度变革就没有必要。Daniel的回应也凸显了中国(网络)劳工维权的一个主要弱点:如果没有制度保护, 维权工人经常面临雇主报复的危险。虽然网络请愿书并不要求参与者透露真实身份,但现实情况是,中国的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和社交媒体平台要求所有用戶以真实身份注册其帐戶,这使得自定的社交媒体假名具有可追溯性。结果,一些工人选择不参 加劳工维权活动,另一些工人选择不在网上讨论维权,这两个因素都减少了劳工行动的影响。

从职场到社会

这封公开信以及围绕周女士的整个讨论很快被社交媒体上的公众关注,“807事件”成为中国搜索引擎的热⻔关键词。人们开始谈论中国互联网行业的商务饮酒和“破冰”文化(一种常见的做法,即新员工在新雇主入职培训周期间被迫玩亲密游戏),大多数评论都对周女士表示同情。这表明在线劳工行动可以为人们提供表达担忧并挑战主流社会话语的机会,这种话语声称每个女性都有责任确保自己不成为性犯罪的受害者。一些人分享了他们作为前互联网行业从业者的经历,批评了以结果为导向的商业文化和工作场所的性别不平等。其他热⻔关键词还包括“被强奸后如何保留证据”、“阿里巴巴公告”、“阿里巴巴涉事男员工”。

几乎从案件公开的那一刻起,国家就对该案产生了兴趣。 8月9日,《人⺠日报》专栏猛烈抨击了“最近发生的性骚扰事件”和中国的企业文化,但没有直接提及阿里巴巴。《人民日报》旗下的《青年参考》,警告阿里巴巴不要认为自己太大而不受国家监管。此外,中国官方妇女政治组织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发表声明称,正在密切关注这一运动。 毫无疑问,这些强大的政治力量的公开插话给阿里巴巴的高级管理层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与此同时,全国总工会却保持沉默,这可能是因为阿里巴巴和大多数私营企业一样,没有设立全国总工会分支机构。这是因为总工会传统上被视为政治组织的一部分。中国的私营企业通常对建立工会单位的兴趣不大,以维持非政治性的商业环境。Wright(2018, p: 390–392)还指出,全总在私营企业的分支机构被工人视为无效和非法的代表。此外,如Liu(2022b)所示,中国的工会经常与帮助经济和社会边缘化社区联系在一起。技术工作者既不是组织的成员,也不是组织最想帮助的社区的成员。因此,在讨论807运动时,没有受访者提到工会也就不足为奇了。过去关于中国劳工行动的案例研究(Chan & Hui, 2012)揭示了工人在行动期间或之后拥有自己的代表权或(重新)组建工会, 但这些诉求在807运动中并没有看到。也许阿里巴巴员工缺乏劳动权利意识,但更有可能的是,他们对工会主义能否改善中国互联网行业的劳资关系持悲观态度。

结果

8月9日,张勇在阿里巴巴内部网络论坛上宣布,被投诉的经理已被不光彩开除,拒绝跟进周女士投诉的高级管理人员已被强制辞职,人力资源总监将被记过处分。针对公众尤其是那些分享自己遭受性别歧视经历的前员工提出的担忧,张强调阿里巴巴对性犯罪零容忍。8月12日,阿里巴巴成立专⻔工作组,直接向董事会汇报。该组织以打击职场不当行为为己任,无条件支持员工反对职场性骚扰和商业饮酒文化。

所有受访者都将这一结果描述为“成功”:这一行动引起了高层管理人员的关注,高层管理人员也做出了有意义的回应。Vivian认为,这份请愿书让高层对公司性犯罪问题有了更多的认识,未来可能会更加关注女性权益。这一回应支持了这样的观点:成功的运动不需要包括制度变革。这一观点符合Chen(2021, p: 6)的观点,被描述为温和的行动主义,因为它寻求在现有法律框架内保护和促进工人的个人权利,并纠正偏离法律的劳工实践,而不是提倡集体谈判或工人代表。

事实上,受访者对这一事件中出现的一项制度创新的能力表示怀疑。当被问及她是否相信这个组织能够打击工作场所对女性的性别歧视时,Amber说:“这一切都取决于未来实施什么政策”。Cynthia很感激,“至少......这表明高层正在重视。”表1总结了工人的要求和管理层的回应。

表1 阿里巴巴工人的诉求和管理层回应

诉求

回应

公司应给予答复并赔偿受害者。

主要人员被开除、强制退休、记过处分;公告中并未提及赔偿事宜。


公司应该反思其商业文化和保护工作场所的妇女;健全投诉渠道。

反对工作场所性骚扰工作组已成立,由五名女性高级管理人员组成。


公司应考虑他们的集体建议:

 

1. 在调查后开除嫌疑人,并给予受害者3个月带薪休假;

1. 嫌疑人被开除;没有提到带薪休假;

2. 为受害者提供额外支持,包括咨询服务;

2. 为受害者提供额外支持,包括咨询服务;

3. 公开调查过程的相关信息;

3. 调查结果(如有)尚未公布;

4. 建立反对职场性骚扰的机制;

4. 设立举报工作场所性骚扰的电子邮件和热线;

5. 人力资源部⻔要同时为职工和用人单位服务;

5. 人力资源总监受记过处分;

6. 高层管理人员应亲自会⻅工人。

6. 没有特别安排与工人⻅面。


公司不得公开受害者个人信息,以保护她的隐私。

受害人和被指控人的个人信息尚未被公布(除了他们的姓氏)。


公司应持续关注性工作场所的骚扰。

建立了反对工作场所性骚扰工作组。

线上行动的困境

8月14日,济南警方公布了调查结果:虽然确认周女士的客户及其经理确实对她进行了猥亵,客户随身携带了安全套,而她的经理在进入她的房间之前也购买了安全套。但是没有证据表明她被强奸,所以他们的不雅行为并没有上升到刑事犯罪的程度。此外,对阿里巴巴业务记录的分析表明,周女士是自愿出差的,并且她是自愿饮酒的。

两周后,即2021年9月6日,检察院发布了类似声明:其自行调查得出的结论是的客戶和经理的“不雅行为”不构成刑事犯罪,因此不会出示逮捕令。然而,检察官和警方都没有提供出差期间实际发生的具体情况,例如做了哪些“不雅行为”。 807事件成为阿里巴巴的“罗生⻔”,真相至今不为人知。

从表面上看,检察官的陈述逻辑是矛盾的:醉酒的人无法做出有意义的同意,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的不雅行为必然构成刑事犯罪。但也有一些受访者不同意,因为

在中国,当有人对你进行性侵犯,但你没有明确拒绝他时,比如你喝醉了,无法拒绝,那么人们就会认为这种行为并不违背你的意愿。(Lily,助理经理)

正如笔者所观察到的,检察官的声明损害了公开信签署者的合法性,也对阿里巴巴的员工产生了寒蝉效应。他们不再确定到底发生了什么,因此没有采取进一步的集体行动。这指出了女权劳工行动的另一个缺点:持续性问题。正如所讨论的,当 今中国的女权抗议主要通过社交媒体平台而不是官方机构进行调解,网上公众讨论很容易受到国家的监控和审查。当政治行动是靠事件驱动(例如,工作场所的性犯罪)时,一旦冲突得到解决或“异常行为”得到纠正,激进行动就会失去动力。事实上,Tayler等人 (2003, p: 29-35)认为,全国总工会广泛采用调解和仲裁策略来削弱工人的集体行动并削弱他们的社会影响力。

最后但重要的一点是,正如作者所观察到的,围绕阿里巴巴807运动的争论也引发了人们对中国其他互联网公司的职场文化和不当行为的警报。例如,腾讯发布声明,重申其“对工作场所性骚扰零容忍”的官方立场。然而,受访者怀疑这一事件是否会对互联网行业或整个社会的女性权利产生有意义的⻓期影响。这是因为,在他们看来,互联网行业的行动无法解决社会中针对女性的性别歧视的结构性问题。

不光是互联网行业,其他大企业、国企......也不光是工作场所,还包括下班后的社交活动。这些【针对妇女】的活动非常普遍。 (Samantha,互联网记者)
这一事件激励了更多中国女性捍卫自己的权利。但仅此而已。如果没有法律变化或制度变化,什么都不会改变。(Karen,行政官员)
中国社会给女性发声的空间很小......而且法律也不站在我们这边。这正是社交媒体平台如此重要的原因:捍卫妇女权利。(Amber,行政助理)

到2021年10月,与这起丑闻相关的关键词已从中国搜索引擎的热⻔栏目中删除,社交媒体平台上的一些在线讨论也变得无法访问。正如 Gleiss (2015)先前强调的那样,中国的社交媒体受到当局和平台的密切监控;当案件变得过于突出和问题严重时,政府可能会限制对在线内容的访问,表面上是为了维护社会和谐。与此同时,舆论开始转向反对周女士。一些社交媒体帖子公开攻击她是骗子,毁掉了经理们的职业生涯,并可能炮制了整个事件(知乎, 2021)。研究人员(Mao, 2020; Wu & Dong, 2019)指出,“女权主义者”在中国互联网上往往不受欢迎,捍卫妇女权利的人常常面临直接而严厉的批评。同样,这项研究发现,由女权主义意识驱动的劳工行动也面临着这些挑战,无论是在线上还是在线下。

结论

综上所述,807运动是中国互联网行业短暂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劳工维权事件。尽管政府几十年来努力改善性别关系和工作条件,但这一事件表明,劳工行动对于捍卫工人的权利和尊严仍然至关重要。本文认为,这种行动的独特之处以及使这种行动如此强大的原因在于,它与中国女权主义意识的兴起同时发生,这为工人行动提供了合法性。本文还介绍了在中国开展在线劳工维权活动面临的挑战、互联网工作者采取的策略以及国家的应对措施。

这份请愿书是温和行动的成功案例,它占据了中国互联网的头条新闻,引发了公众对职场性别歧视的关注,并激励更多女性说出自己在中国遭遇职场性别歧视的经历。从理论上讲,温和的行动有可能成为强大的推动力,产生法律/制度变革,从而减少性别不平等并在未来进一步保护妇女权利。然而,本研究的研究结果表明,这种转变在现实中具有挑战性,活动人士经常会遇到来自国家决策者的限制,使运动失去动力。

此外,本文认为,中国不断兴起的女权主义意识对工人权力产生了矛盾的影响:一方面,性别团结理念提供了合法性,激励了工人,并为公共和跨行业团结提供了道德基础。这些议价能力很重要,因为中国的工人,包括互联网工人,受法律和制度保护薄弱。另一方面,访谈表明,工作场所性别歧视被认为是一种高度主观和个性化的经历,针对性别歧视相关事件的集体行动往往是基于事件的,因此是非持续的。这些缺点限制了工人在与性别相关的劳资关系斗争中讨价还价能力制度化的可能性,因为工人看到工作中的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是性犯罪),这些冲突被视为性别歧视而不是劳资关系问题的结果。尽管如此,这里记录的行动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当代中国不断兴起的女权主义意识。这种影响力日益增强的社会力量正在与国家有关妇女解放的话语以及以此话语为基础而建立的政治组织分离。

最后,作者承认本文的局限性,特别是与所采用的方法有关的局限性。对阿里巴巴员工进行更多采访,尤其是那些参与起草请愿书的员工,可以丰富实证研究结果,但额外的采访是不可能的。其他媒体报道也可能丰富调查结果,但在作者检索到这些资料之前,它们已被删除。最后,关于中国互联网行业性别关系的初步概括值得适当的学术处理。同样值得思考的问题还有,在数字经济意外的不同工作场所,工人反对工作场所性别歧视的积极性。这些可能是未来研究的可能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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