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翻译】没有工资的工作： 网络结构与中国建筑民工的抗议活动
建筑行业农民工是中国最弱势的劳工群体之一，因为在多级分包制度下，他们很容易被拖欠工资。本文作者通过在天津、深圳、南昌和韶关四地的实证研究，发现由包工头（劳务分包商）直接招募的工人，在被拖欠工资时不会采取集体行动——他们与包工头之间基于家族、地域或民族身份的强人际关系，让他们得以信任包工头，也要求他们不能通过反抗行动破坏这些关系。而由其他工人作为中介招募的农民工，则很有可能会诉诸集体行动。农民工与招自己进来的中介，以及这名中介招募的其他工人往往关系紧密。
导读
建筑行业农民工是中国最弱势的劳工群体之一，因为在多级分包制度下，他们很容易被拖欠工资。本文作者通过在天津、深圳、南昌和韶关四地的实证研究，发现由包工头（劳务分包商）直接招募的工人，在被拖欠工资时不会采取集体行动——他们与包工头之间基于家族、地域或民族身份的强人际关系，让他们得以信任包工头，也要求他们不能通过反抗行动破坏这些关系。
而由其他工人作为中介招募的农民工，则很有可能会诉诸集体行动。农民工与招自己进来的中介，以及这名中介招募的其他工人往往关系紧密。因此，当他们被拖欠工资时，很容易接受非正式领袖（中介工人）的动员，参与集体行动讨要工资。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下，农民工产生团结并自发参与集体行动，很大程度上依赖非正式人际关系。与上级紧密的关系是一把双刃剑，既能提供一定程度上的保障和协调空间，却又压制了抗议行动的可能性。受到其他工人信任的非正式工人领袖则是集体抗议行动能够成功动员的关键。
关键词：建筑工、工人行动、人际关系、包工头、招募
译者：小扬
校对：蓝蓝
目录
正文
原文：Working without Wages: Network Structure and Migrant Construction Workers’ Protests in China
作者：Haitao Wei & Cheris Shun-ching Chan
周是来自云南省一个小村庄的电焊工。2012 年，他被家乡人招到山东一家分包商那里工作。分包商来自重庆，施工队的工人来自云南、山东、山西、湖南等不同省份。2012 年底，周和他的工友们遭遇拖欠工资，包工头拖欠每个工人约 2 万元。包括周在内的工人们愤怒了，举行了罢工。他们包围了承包商公司的办公大院，并到当地劳动局上访，要求解决问题。
侯是来自云南一个小山村的消防工程安装工。2016 年，他被家乡的一个分包商招入深圳的一个施工队。所有工人都来自同一个村子或邻近的村子。快到年底时，侯和他的工友们没有按时领到工资。分包商拖欠了他们每人约 2 万元的工资。然而，工人们并没有对分包商采取任何集体行动，而是耐心等待分包商解决其经济问题。
在本文开头的两个案例中，周和侯都是建筑民工，同样面临着分包商拖欠工资的问题。然而，他们的施工队对此问题的反应却大相径庭。周和他的队友们采取集体行动，向劳务分包商和承包公司施压，要求他们支付工资，而侯和他的队友们则保持沉默。
- 既然周和侯在中国建筑业同样的分包制度下工作，为什么他们的团队对拖欠工资的反应不同？
- 为什么在同样的制度和行业背景下，当建筑工人的劳动权利受到侵犯时，一些人举行抗议，而另一些人却保持沉默？
根据民族志研究数据，我们研究了建筑民工对拖欠工资的不同反应，并解释了为什么一些人诉诸劳工抗议，而另一些人则保持沉默。在受访的 69 名建筑民工中，有 22 人曾遭遇过拖欠工资，其中 12 人曾参加过针对分包商的集体行动。其他工人则耐心等待，有时一等就是数年，希望分包商最终能支付工资。我们认为，应对措施的差异不在于宏观制度环境或个人情况，而在于工人所处的非正式网络结构。
我们发现，虽然几乎所有的外来建筑工人都是通过非正式关系被招入建筑项目的，但他们是如何被招入的却导致了不同的网络结构。一些工人是由劳务分包商通过其他工人作为中介间接招募的。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与分包商只保持着疏远的关系。这些中介工人通常与他们招募的工人关系密切，从而形成了非正式的集群。中间人扮演着集群领导者的非正式角色，与分包商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臂距关系）。由分包商、群集领导者和工人组成的网络结构就像一颗“卫星”。正如我们的数据所显示的那样，处于这种结构中的工人更容易采取集体行动来解决工资拖欠问题。
另一方面，如果工人是由分包商直接招募的，每个工人都与分包商和其他工人有着紧密的联系，那么这种网络结构就像一张“蜘蛛网”。我们的数据表明，处于这种网络中的工人从未通过集体行动来解决拖欠工资问题。我们发现，劳务分包商和工人之间的紧密联系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工人采取集体行动。
因此，与关注人际关系（尤其是利益集团成员之间的横向联系）在动员集体行动中的积极作用的现有文献不同，我们的研究结果强调了人际关系的制约力，尤其是当这种关系是在上级和下级之间纵向构建时，就像我们的案例中分包商和工人之间的关系一样。同时，我们还研究了不同网络结构中的社会关系是如何促成或制约劳工抗议活动的。我们的目标是为中国研究中新出现的关于非正式网络对集体行动动员的影响的争论做出贡献，并邀请更多研究人员沿着这一思路开展研究。
中国建筑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
2020 年，中国有 2.856 亿农民工，其中 18.3%（5226 万人）在建筑行业工作。拖欠工资是中国建筑农民工面临的最大困难之一。根据现有数据，截至 2005 年，建筑农民工工资拖欠总额累计达 337 亿元。建筑行业的欠薪率（以建筑工人被拖欠工资的比例来衡量）一直是所有行业中最高的。例如，2013 年建筑业农民工工资拖欠率为 1.8%，而制造业为 0.9%；2014 年建筑业农民工工资拖欠率为 1.4%，而制造业为 0.6%。从绝对数字来看，每年约有100万建筑业农民工（2013年为1065002人，2014年为855271人）遭遇拖欠工资。
建筑工人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部分归因于多层次的劳务分包制度。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建筑业的私有化，中国出现了多层次的劳务分包制度。劳务分包制度的基本结构可分为五个层次（见图 1）。第一级由房地产开发商（投资者）组成，他们负责土地开垦和项目设计。开发商完成项目设计后，通过招标将整个项目外包给总承包商（第二级）。然后，总承包商将项目划分为不同的部门，并承包给不同的专业承包公司（三级）。专业承包商不直接雇佣工人，而是依靠劳务分包商（第四级）招募工人组成不同的施工队（第五级）。分包商通常为每个项目招聘、管理和监督一队建筑工人，但他可能同时拥有多个项目，并最终管理多个工人队伍。如果分包商同时拥有多个项目，他通常会招聘几名劳务主管，并指派每人管理一个施工队工人的日常工作。
通过分包制度，上级参与者（投资者和总承包商）可以将其责任下放，并依靠分包商预先投入资金，从而减少上级参与者的预付款。一般来说，投资者先向总承包商付款，总承包商再根据项目竣工时间表分期向专业承包商付款。然后，专业承包商在某些任务完成后分期向劳务分包商付款。在收到专业承包商的付款后，分包商再向工人发放工资。
拖欠建筑民工工资有两个原因。一是劳务分包商可能收不到上级专业承包商的付款，导致其在经济上无力支付工人工资。在这种情况下，劳务分包商可能会动员农民工罢工，向专业承包商施压，迫使其付款。另一个原因是，劳务分包商已经从专业承包商那里得到了付款，但由于其他原因，他们不愿意或没有能力支付工人的工资。例如，一些劳务分包商可能承接了多个工程项目，可能会将一个工程项目的款项转到另一个工程项目，或将款项投资于其他用途。在本文中，我们主要讨论后一种由劳务分包商造成拖欠工资的情况，因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发现工人对拖欠工资的反应存在差异。
非正式网络、关系与抗议活动
研究中国劳资纷争的一个引人关注的问题是，在威权背景下，工人如何发起和组织集体行动。有关中国争议政治的研究指出，中国的威权体制和官方所讲的“依法治国”之间存在内在矛盾，这为动员集体行动提供了政治机会。然而，问题仍然是，在缺乏有利于集体抗争的正式、独立组织，且个人参与风险较高的情况下，工人如何动员起来。由于缺乏这些要素，中国的集体行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非正式的人际关系网络作为替代性动员结构。即使在民主国家，非正式的人际关系也能促进团体团结和团体规范，从而有利于集体行动。在中国这样的威权环境中，在动员集体行动方面，非正式网络势在必行，因为它们是一个非正式的中层组织，可以汇集和疏导个人的不满情绪。
在当代中国，非正式网络在招募参与者和维持集体行动方面的作用已得到了充分研究。在农村，家庭、宗族和亲属关系等关系纽带在动员村民参与有关土地权的集体抗议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城市，业主与地方政府官员和媒体之间的人际关系被认为是维系他们就产权问题采取集体行动的因素。在劳工抗议活动中，非正式的人际网络传播信息、收集材料、促进群体团结和认同，从而推动抗议活动的出现。农民工的生活安排基于地域、亲属关系和族群纽带，这往往促进了他们之间的团结。由于以前的社会主义住房计划，下岗工人往往是邻居，住在同一栋楼里，这自然培养了这些工人之间的紧密联系，促进了他们对大规模下岗的集体抵抗。
就建筑民工而言，他们的身份特点是非正规工作和不稳定就业。作为半农半工和二等公民，他们往往被排除在城市基本公民权利之外。这些工人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亲属关系和同乡关系来安排他们在城市的生活。研究发现，人际关系发挥着信息渠道的作用，对于发起要求支付拖欠工资的集体请愿至关重要。Swider 全面研究了社会网络在中国建筑民工就业中的作用。她指出了与非正式网络相关的不同就业形式，并称之为“就业配置”。其中一种配置是“中介就业”，即工人通过非正式中介找到工作，而非正式中介将他们与大型劳务承包商联系起来。这些大型承包商通常从不同省份雇佣数百名工人，因此并不认识工人本人。另一种就业形式是“嵌入式就业”，即由较小的劳务承包商通过多个社会网络直接招聘工人。嵌入式就业的工人通常来自一个省份，并在城市飞地发展其社会网络。
我们的研究沿袭了 Swider 的发现，即劳务承包商可能间接或直接招募工人，从而分别形成卫星网络和蜘蛛网网络。我们的研究结果也与她的研究结果一致，即非正规工人并不像预期的那样没有权力和组织。不过，在拖欠工资问题上，我们的研究结果与她的不同。她对嵌入式就业的研究中不存在这个问题，但我们的研究表明，在这种就业形式（即蜘蛛网网络）中仍然可能发生拖欠工资的情况。
我们发现，正是因为在嵌入式就业的拖欠工资案例中没有抗议，所以看起来好像没有拖欠工资。正如我们将要说明的那样，嵌入式就业的工人也会发生工资拖欠，但这种就业形式实际上阻碍了针对分包商的集体行动的动员。此外，Swider发现，在中介就业（即卫星网络）中遭遇拖欠工资的工人举行的抗议活动往往是以报复性暴力的形式进行的。而我们的研究表明，在当前的政治环境下，这些工人的抗议活动更有组织性和战略性。
总体而言，现有文献主要关注非正式网络在动员抗议活动方面的推动力，而较少关注其制约力。Deng和O’Brien的研究是一个例外，他们发现当局利用人际关系来阻止工人的集体行动，他们称之为 "关系压制"。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更进一步考察了网络结构如何促进或制约工人的集体行动。因此，我们的研究同时考察了人际关系在动员劳工抗议方面的积极和消极功能，并明确了在何种条件下哪种功能更有可能占上风。
我们的分析框架源自有关中国人“关系”的文献。“关系”在中国社会中的重要性已被广泛记载，并在不同背景下进行了分析。费孝通对“关系”一般模式的洞察，以及合著者 Cheris Chan 的“关系属性”概念，对我们分析网络结构和劳工抗议尤为有用。
费孝通认为，中国社会关系的一般模式具有“差序格局”的特征。这就好比把一块石头扔进湖里，湖面上就会出现同心圆。任何个体行为者（作为“自我”）都处于这层同心圆的中心，从最紧密的联系延伸到中等和较弱的联系，最后再延伸到保持一定距离的联系。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网络结构对中国人的行为模式具有多重文化意义和影响；其中，特殊主义的文化逻辑（指文化实践和行为更倾向强调个人关系、个人连接和特定情境因素）存在于许多关系实践中，并通过人情和面子等关系机制得以维持。
根据费孝通的同心圆理论和Granovetter的强弱联系区分，Chan 推测，不同的联系强度体现了不同的关系属性和文化内涵。因此，与“自我”最接近的强纽带由不对称的义务、感情和信任所定义。换言之，具有强纽带关系的成员有义务为对方提供帮助而不期待当下的回报，彼此同情，高度信任。另一方面，处于圈子外层的公平关系是由对称义务和工具性计算决定的。在公平关系中，人们期望当下互惠和市场交换。在这两极之间，存在着信任、感情、计算和义务等各种关系属性。我们发现，与构成网络结构的不同纽带强度相关的关系属性有助于解释建筑民工对拖欠工资反应的差异。
方法与数据
本研究基于 2016 年 2 月至 2017 年 7 月在中国四个城市进行的为期十个月的民族志调查。田野调查前三个月在南昌（2016 年 2 月至 4 月），后五个月在天津（2016 年 4 月至 8 月）。经过编码和分析之后，又在深圳和韶关进行了为期三个月（2017 年 5 月至 7 月）的实地研究。除了在天津对两个建筑工地进行定期观察外，第一作者在每个城市都驻扎在一个建筑工地。出于理论和实践方面的考虑，我们选择了四个不同城市的五个建筑工地。
从理论上讲，我们采用了基础理论方法，选择不同的案例来寻找相似之处。我们选择了不同地区的案例，以增加就业模式多样性的可能性，并加强我们的研究结果和分析的普遍性。北方的工人通常是季节性的，这些工人在项目中期的流动率很高；而南方的工人则相对稳定，因为工人通常会一直工作到项目完成。从实际出发，我们依靠个人网络进入建筑工地。因此，虽然我们特意选择了不同的地区，但进行观察的特定建筑工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可接近性决定的。
本文提供的数据主要来自访谈。共进行了 87 次面对面的访谈，其中 69 次访谈对象为建筑民工，4 次访谈对象为劳务分包商，7 次访谈对象为劳务监理，4 次访谈对象为专业承包公司的管理人员，3 次访谈对象为总承包公司的管理人员。受访的建筑工人来自建筑行业的不同部门，如钢筋弯曲工和固定工、瓦工、木工、混凝土工和幕墙安装工。他们的年龄从 20 岁到 69 岁不等，但大多是 40 多岁的男性。在我们的调查对象中，只有四名女工。所有农民工都来自农村地区。南昌的农民工来自当地农村，而天津、深圳和韶关的农民工则来自邻近省份的农村。
译者注：数字上看，访谈对象性别比例严重失衡，但这似乎也较为真实地反映了建筑行业从业人员的性别分布。
我们对工人的访谈涉及广泛的主题，包括他们如何进入建筑行业、他们与分包商和队友的关系、对工作条件的看法、拖欠工资的经历、对拖欠工资的想法和感受、是否参加抗议活动以及参加或不参加抗议活动的原因。我们对分包商的访谈侧重于他们与工人的关系，以及他们如何组织和管理工人。我们还询问了他们在拖欠工资和抗议活动中的角色和策略。为了保护我们的信息提供者，我们在本文中使用了化名。
不同网络结构下工人的不同反应
我们采访的所有工人之所以成为建筑工人，都是因为他们在建筑行业有一些密切的社会关系。他们通过自己的社交圈子被介绍到特定的项目和施工队；然而，工人是由工友还是由劳务分包商带入建筑行业，也可靠地预测了他们对拖欠工资的不同反应。那些由工友带入并嵌入“卫星网络”的工人，他们与工人的横向联系紧密，但与分包商的纵向联系较弱，他们在面对拖欠工资时容易提出抗议。另一方面，那些由分包商直接招聘的工人，由于处于“蜘蛛网网络”中，与分包商之间的纵向联系紧密，与其他工人之间的横向联系也很紧密，即使分包商拖欠工资，他们也不会举行抗议活动。因此，工人所处的网络结构和纵向联系的强弱决定了在发生拖欠工资时是否会对分包商采取集体行动。
卫星网络中的抗议活动
在 22 名遭遇拖欠工资的受访工人中，有 12 人曾参加过抗议活动。抗议形式包括罢工、包围上线承包商办公室、堵塞公路或工地大门、向当地政府集体请愿等。这些工人来自不同地区，但他们都是通过工友招募而来，因此与分包商的纵向联系较弱。
通过研究参加抗议活动的施工队的网络结构，我们发现他们的功能类似于“卫星”。在这种结构中，一个劳务分包商通过弱关系与几个集群领导者联系在一起。在“卫星”网络中，工人是通过本身就是工人的中间人（如图 2 中的王师傅、A、B、C 和 D）招募到施工队的，他们与分包商之间的关系是间接的、薄弱的。低信任度、经济计算和对称义务是这些弱关系的关系属性。中介之间以及他们与分包商之间通常也是弱关系，因为他们往往来自不同的地方。不过，这些中介与他们直接招募的工人之间确实存在强联系。因此，中介充当了非正式领导者的角色，并在建筑工人团队中形成了许多群组。同一群组中的工人往往彼此关系紧密，信任度高，感情深厚，没有对称义务。与分包商之间的纵向联系较弱，而与群组内工人之间的横向联系较强，这两者的结合会在发生拖欠工资时引发劳工抗议。
为了理解网络结构与集体行动之间的关系，我们将详细介绍一个典型案例。案例材料来自对深圳某项目专门从事幕墙安装的建筑队的三名工人（王、刘和杨）的访谈。
这个施工队有 100 多名农民工。劳务分包商付某来自河南，但已在深圳生活多年。他通过来自五个不同农村地区的五名建筑民工招募工人。其中三人来自河南省的三个不同乡镇（城关镇、湘北向北镇和塘南镇），另外两人分别来自贵州的边山镇和四川的山泉镇。这五名工人招募了本村的亲友和邻居加入团队，组成了五个非正式的工人群组，并担任非正式群组的领导。每位领导者都与集群中的工人有着密切的联系，工人们自己也彼此熟悉。因此，每个群组都是一个紧密联系的团体。由于其中三个群组来自河南，他们约占团队工人的 75%。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以前从未为付某工作过。另一方面，来自贵州和四川的大多数工人都曾通过同一批组长为付某工作过。然而，根据受访者的说法，五位集群领导和所有工人都与付某保持着微弱的联系，集群之间的联系也很薄弱。图 2 显示了工人之间以及工人与付某的关系。
因此，在 2012 年至 2013 年期间，工人们采取了一系列集体行动，以应对付某拖欠工资的问题。当时正值春节前几周，一些来自河南的工人正计划回家过春节。他们要求付某支付他们的工资，但付某找借口拖延支付，尽管他已经从专业承包公司收到了付款。工人们向其他工人（包括来自贵州和四川的工人）散布消息，说付某可能不会按时支付他们的工资。于是，其他工人催促付某在春节前付款。付某拖欠工人的工资总额约为 300 万元，每人约 2 万至 5 万元不等。尽管工人们不断催促付某付款，但他一直找借口推脱。事实上，他承接了太多的工程，导致经济十分困难。河南的三位小组组长意识到付某不会付钱，便协调动员工人们停工。他们还把问题告诉了贵州和四川的工人，这些工人随后加入了罢工行列。
工人们直接来到将工程分包给付某的四星公司，敦促项目经理向付某施压，要求付给他们工钱。项目经理起初并没有接受工人们的要求，而是命令他们返回工作岗位，但工人们拒绝离开公司大院。无奈之下，经理只好立即传唤付某出面安抚工人。付某首先劝说曾为他工作过的贵州和四川工人返回工作岗位，并承诺一定会给他们发工资。这些工人随后离开，但第一次为付某工作的河南工人拒绝离开。经过近两个小时的交涉，付某承诺三天后支付工人工资。在经理的见证下，河南工人也回去工作了。
然而，三天后付某没有露面，工人们也无法联系到他。工人们被付某的空头承诺激怒，决定将行动升级。集群领导人在动员和组织升级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被问及为何参加集体行动时，来自河南城关镇的工人刘师傅说：
“（集群领导）协调了我们的行动。我们很了解他，也很信任他。我们只是听从他的指示。我们不认识其他组的工人，我想他们也只是听从他们的组长。”
河南城关集群的组长王师傅告诉我们，他和其他组长一起讨论了问题并做出了决定。他们对付某的回避态度感到沮丧，决定再次带领工人前往“四星”。工人们威胁说，如果四星公司不能解决拖欠工资的问题，他们将向当地政府投诉并起诉四星公司。然而，项目经理并没有满足他们的要求。于是，工人们向深圳市政府求助。政府官员出面施压，要求承包公司代表劳务分包商支付工人工资。工人们在四天之内拿到了工资。
上述案例展示了建筑民工举行抗议活动直至成功拿到工资的过程。一方面，由于分包商与工人之间的纵向联系薄弱，工人们担心分包商可能不值得信赖，因此不得不及早对分包商采取行动。另一方面，集群内工人之间强有力的横向联系以及他们对非正式领导人的信任，增强了他们的团结意识和参与高风险集体行动的意愿。群组领导帮助制定战略和动员身边的工友，他们的领导力促进了工人之间的协调与合作。
在我们数据中的所有其他抗议案例中，都发现了这种与工人参与抗议的意愿有关的网络模式。卫星网络中的工人都指出了他们与分包商之间的市场关系，即基于公平交易的原则。例如，当被问及为什么要去上访抗议分包商时，来自江西的木匠李师傅说：
“因为我们想拿回自己的血汗钱。这是受《劳动法》保护的。[分包商]应该在我们完成工作后支付我们工资。”
如果工人与分包商的关系很弱，他们就没有理由容忍拖欠工资。
“我们为老板创造利润，老板给我们工资。这就是规矩！”
参加抗议活动的工人普遍这样说。此外，卫星网络中的劳动管理更有可能是苛刻和压迫性的，因为弱关系中的相互信任程度很低。来自湖北的钢筋工方师傅谈到他的分包商时说：
“分包商的主管经常监视我们，计算我们完成了多少任务，并催促我们做得更多、更快。就像有一个警卫用枪指着我们一样。”
简而言之，如果工人与分包商之间的关系不那么密切，而且劳动过程充满胁迫，那么这些工人在面对拖欠工资时就会被激怒，并更愿意举行抗议活动。
蜘蛛网网络中抗议活动的缺失
在我们的访谈中，有 10 名工人被拖欠工资，但从未进行过抗议，我们注意到他们都是由劳务分包商直接招聘的。他们通常是这些分包商的亲戚、好友或老乡，因此他们拥有重叠的亲属关系和社交圈。分包商和工人之间以及工人本身之间的人际关系非常密切。对这些工人来说，他们更愿意为自己熟悉的分包商工作，因为他们相信牢固的关系能保证及时付款。来自江西省的钢筋工张师傅解释说：
“如果你不认识（分包商），你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也不知道你的工资能否得到保证。”
然而，令工人们失望的是，在面临拖欠工资时，紧密的联系也可能对他们不利。为了了解是什么阻碍了这些工人对拖欠工资的分包商采取集体行动，我们将介绍另一个典型案例。案例材料由三名工人（姚师傅、毕师傅和杜师傅）提供，他们在分包商小姚公司工作，但没有按时拿到工资。
小姚于 2013 年刚刚开始从事劳务分包业务。他从河南老家找来约 30 名工人，成立了一个建筑队。例如，老姚和老毕是小姚的亲戚，老杜是邻居。因此，工人们因社交圈重叠而有着紧密的联系。当然，与任何关系一样，即使在这些关系密切的社交圈中，某些类型的关系也比其他类型的关系更紧密。我们用两个同心圆来表示不同的关联模式，一个同心圆与小姚非常接近，另一个同心圆与小姚接近但没那么接近。然后，我们得出了工人们所处的网络结构，它看起来就像一张蜘蛛网。在这里，劳务分包商就像位于中心的蜘蛛，与每个被招募的工人都有着紧密的联系。工人之间的紧密横向联系促进了集体团结和协调，而工人与分包商之间的紧密纵向联系则限制了集体行动。
2014 年年底，工人们完成了部分工程，计划回家过春节，但小姚却无法向他们支付工资。他拖欠每个工人约 3 万元，总计约 90 万元。考虑到工人们急需这笔钱回家过年，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小姚告诉工人们，由于他刚刚开始创业，从专业承包商那里得到的大部分钱都花在了生产材料和工具上。他请求工人们原谅他拖延付款的行为，并承诺会尽快付款。小姚给了每个工人 1000 元钱，让他们回家。工人们默默地回家了。
小姚拖欠每个工人的工资数额与上述案例中的付某不相上下，那么为什么这些工人没有抗议，而是直接回家了呢？老姚（小姚的叔叔）解释说：
“（小姚）不容易，因为他刚刚开始创业。我们是一个大家庭，如果我们不帮他，谁帮他？他拖一段时间不给我钱也没关系。我相信，一旦他有钱了，就会给我们钱的。”
他叔叔的解释说明，正是由于他对分包商道德操守的信任和对他的同情，他才没有发动抗议。此外，强关系成员还受到不对称义务的约束。老毕是小姚的另一位亲戚，他补充道：
“作为亲戚，互相施压是不可取的。相反，我们应该在困难的时候互相帮助。”
当小姚要求工人们帮忙，延迟支付他们的工钱时，强势关系带来的“不对称义务”使这些工人有义务提供帮助。这种义务感限制了工人们对分包商的抗议，因为他们害怕破坏现有的关系。信任、感情和非对称义务的关系属性使图 3 中最内侧同心圆中的工人对拖欠工资持宽容态度。
至于作为小姚邻居的工人们，他们的感情和不对称的义务感没有那么强烈，但他们仍然觉得可以信任小姚，因为他们认识小姚很久了，与小姚有着重叠的社交圈。他们有关于小姚声誉的可靠信息，小姚也依靠他们在家乡保持良好的声誉。这让工人们确信小姚会信守诺言。当被问及为什么他和工友们能容忍拖欠工资时，老杜说：
“我们是老乡，这意味着我知道他住在哪里，我总能看到他家。正所谓‘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我不担心延迟付款。我们是老乡，不能逼他太紧。我相信他迟早会把钱给我的。”
老杜和其他老乡对小姚的承诺深信不疑，因为这是以他们所掌握的小姚的信息和他们重叠的社交圈为基础的。对工人来说，相信分包商会履行义务维护自己在家乡的声誉是合理的，否则他将来就很难招到工人。在这种情况下，“关系”起到了“保证”的作用，因为违反这种信任的分包商将受到社会制裁，其业务最终也会因此受到影响。
小姚的案例说明了强联系的关系属性如何阻碍工人就拖欠工资问题进行抗议。我们还注意到，分包商和工人之间的关系越紧密，拖欠工资的时间就越长。例如，小姚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支付了大部分老家邻居的工资，但他却花了一年半的时间才支付亲戚的工资。这种区别对待是基于一种文化期望，即关系越密切，施惠者就应该有更多的宽容和原谅。
在我们的访谈中，其他没有参与抗议拖欠工资的工人也有类似的经历。他们都被嵌入了蜘蛛网网络。约束力来自高度的信任、感情和同情，以及不对称的义务感：这是强联系的关系属性。信任的来源可以是对分包商道德品质的信任（如老姚和老毕），也可以是密集重叠的社交圈（如老杜）。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蜘蛛网网络中的建筑民工从未因劳务分包商拖欠工资而举行过抗议活动。如果分包商利用这种关系不断拖欠工资，会发生什么情况呢？我们发现，工人们不会采取集体行动，而是会选择离开不断拖欠工资的分包商。鉴于为亲戚或家乡邻居打工的负面经历，他们离开了这些蜘蛛网网络，加入了以卫星网络组织起来的施工队。来自江西省的技术员黄师傅分享道：
“我叔叔多年来一直是劳务分包商，专门从事幕墙安装。我们家乡的许多亲戚和朋友都曾为他工作过，我在 2005 年加入了他的团队。两年后，他出现了经济困难，长期拖欠我们的工资。结果，包括我在内的很多工人都离开了，去了其他分包商那里工作——那些我们之前没有任何关系的分包商。”
即使蜘蛛网网络中的工人可以容忍分包商拖欠工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之间的关系不会受到破坏。例如，来自四川省的混凝土工人刘师傅曾为他的姐夫工作，但姐夫拖欠了他年工资的 20%。在连续两年拖欠工资后，他们之间的怨恨逐渐加深，两人几乎形同陌路。尽管如此，由于分包商坚持破坏由紧密联系构成的信任，施工团队最终会崩溃，因此大多数分包商在有经济能力时都会尽力偿还债务，有时甚至是在数年之后。
网络结构是关键因素
我们的研究强调，非正式网络结构是解释建筑民工集体行动动员的关键因素。在一些背景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这一因素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些变量包括宏观政治经济背景、正规组织的缺失、劳务分包制度、拖欠工资的原因、每个工人被拖欠的工资数额以及拖欠工资的持续时间。
尽管如此，我们仍有必要考虑对我们的观察结果做出其他解释。首先，我们要问的是，施工团队的规模是否会影响集体行动的可能性。卫星网络团队一般规模较大，而蜘蛛网网络规模较小；然而，如果规模是一个因素，我们几乎会期待一个相反的结果。较小的蜘蛛网网络因其规模具有促进团结和统一的强大纽带，更容易协调和快速组织行动，这预示着更多的抗议活动。与此同时，由联系薄弱的集群组成的大型卫星网络会削弱工人的集体动员能力。因此，在我们的研究中，网络规模不太可能成为产生模式化结果的可行因素。
其次，领导力在动员和组织集体行动中的作用不容忽视。我们在案例研究中考虑了领导力是否是决定动员劳工抗议的关键因素。我们发现，卫星网络拥有更多经验丰富的非正式集群领导者，他们负责组织和协调工人。然而，其他研究表明，在中国，领导力并不是劳工抗议的必要条件，因为工人的不满可以导致自发的集体行动。我们的访谈数据也显示，当发生拖欠工资时，工人也会自发进行抗议。例如，导言中提到的焊工周师傅在没有协调领导的情况下与其他工人一起举行了罢工。此外，领导力本身并不能充分解释动员的原因。只有当农民工与分包商保持一定的距离时，领导力才能对针对分包商的抗议动员产生作用。因此，只有在特定的网络背景下，领导力才能发挥作用。
在排除其他解释的同时，我们并不是说卫星网络是中国建筑业出现劳工抗议活动的充分条件。相反，我们认为，工人与分包商之间的弱联系有利于工人动员，而蜘蛛网网络中的强联系则制约了针对分包商的抗议活动。换句话说，即使在卫星网络中，也不是每一起欠薪事件都会导致集体行动，因为其他因素可能会抑制这种行动。然而，卫星网络是发生针对劳务分包商抗议活动的必要条件。工人与分包商之间的正常关系有利于劳工抗议活动的发生，但前提是还存在其他促进因素（如领导力）。
由工人主导的卫星网络抗议并不是建筑民工参与的唯一一种集体行动。当上层公司导致拖欠工资时，分包商可能会不顾与工人的联系强度，动员工人抗议，以迫使公司支付工资。在分包商主导的抗议活动中，分包商与工人之间薄弱的纵向联系因其共同利益而得到弥补。根据我们的分析框架，如果分包商与承包商公司的联系紧密，那么分包商在发起针对承包商公司的集体行动时可能会犹豫不决。然而，该分包商会拖欠工人工资，而工人可能会发起抗议，从而导致工人领导的抗议活动。
我们的分析框架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当代中国的制造业工人？与建筑业一样，制造业也有很大比例的农民工，他们依靠非正式的社会关系来确保就业。在求职过程中，工人之间的亲缘关系和同乡网络关系往往被调动起来，促进了工厂车间集群的形成和团结。然而，与建筑行业蜘蛛网网络中的工人不同，工厂民工很难有机会与雇主建立密切联系。预计在制造业中，以不同省份集群为特征的卫星网络更为常见，这种网络结构很可能会导致抗议活动。未来的研究可以探究制造业的网络结构及其对劳工抗议的影响。
此外，从理论和实证角度探讨我们的发现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其他亚洲环境也很有意义。对其他亚洲国家外来建筑工人的研究也显示了非正式网络对劳动力市场和劳工抗议的影响。例如，Khurana 记录了印度承包商如何利用种姓、亲属关系和地域关系招募女工，并研究了工人与承包商的关系如何制约了他们对承包商的反抗。这一发现与中国案例中蜘蛛网网络中抗议活动的缺失相似。虽然我们的分析框架是建立在费孝通的”差序格局”概念之上，但我们相信，纵向纽带强度可能会抑制劳工抗议的观点也适用于具有类似人际关系模式的其他亚洲环境。然而，这些网络结构的形式以及哪些结构比较突出可能各不相同，需要加以研究。
结论
许多关于中国劳工的研究通过关注工人对自身利益的认识和有利于集体行动的政治目标，强调了农民工的赋权。然而，影响工人的外部条件往往被视为工人争取自身利益能力的关键。在本文中，我们已经表明，促进和制约工人集体行动的外部条件不仅限于宏观政治环境和正式组织，还包括工人所在的非正式网络结构。对于建筑民工而言，工人是被劳务分包商间接招募还是直接招募，将构成不同形式的网络结构，从而促进或制约工人的集体行动。
在社会运动文献和中国研究中，非正式网络通常被视为动员集体行动的积极因素。这种推动力主要来自于对潜在追随者之间横向联系的关注。层级体系中不同层级参与者之间的纵向联系很少被考虑在内。在此，我们将超越现有文献，同时考虑工人之间的横向联系以及工人与分包商之间的纵向联系。虽然卫星网络和蜘蛛网网络中的农民工都有很强的横向联系，但劳务分包商和工人之间纵向联系的强弱对工人动员解决拖欠工资问题的方式产生了影响。当纵向联系较弱时，会出现抗议活动；但当纵向联系较强时，即使工人之间的联系很强，也不会出现抗议活动。这一发现提出了一个假设，即强纵向联系可能会抑制劳工抗议。
我们的研究为有关“关系”的制约功能的新兴文献做出了贡献。有关商业行为和军队腐败的研究已开始关注“关系”的负面影响。然而，在劳工研究中，关注的焦点仍然是“关系”的积极方面，如帮助移民定居和促进工人之间的团结以采取集体行动。“关系”如何阻碍工人争取自己的劳动权利，这一点尚未得到研究。本文通过对正面和负面案例的研究，加深了我们对“关系”与劳工政治之间关联的理解。Deng 和 O'Brien 发现，地方当局利用“关系”来驱散已经参与抗议活动的人，而我们的研究则探讨了“关系”如何能够完全抑制抗议活动的出现。Swider 认为，在蛛网网络中不会出现拖欠工资的情况，对此我们解释了拖欠工资是如何发生的，但抗议活动却没有发生，就好像工人们没有把拖欠工资当作问题。
我们的研究还显示了“关系”在农民工劳动力市场或雇佣关系中的作用。在我们的案例研究中，传统的关系”成为这些建筑民工所依赖的不可或缺的资源。一方面，在改革时代，“关系”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作为一种工具性资源和文化图式，“关系”在农民工的城市生活——工作内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对于非正规经济中的农民工而言。就建筑民工而言，雇佣关系是通过工人与其他工人以及分包商之间的“关系”来区分和调解的。另一方面，与 Walder 以政治忠诚为前提的新传统主义（neo-traditionalism）不同，改革时代由关系构成的市场客户主义（market clientelism）是一种融合了道德和利益的交换体系。当雇主无节制地利用道德经济，打破了道德与自身利益之间的平衡时，他们就破坏了与工人的紧密联系。这导致这些工人转向更倾向于自身利益的卫星网络。因此，随着“关系”、道德和自身利益之间相互作用的变化，工人对其就业的看法也发生了改变。
总之，我们通过民族志细节，深入了解了促进和制约集体行动以及工人谈判能力的网络结构类型。工人的不满情绪如何影响政治取向，这取决于工人的组织方式以及他们与该领域各种参与者的联系。强大的“关系”网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促进工人之间的团结，但也可能被用来利用这些工人，阻碍他们捍卫自己的权利。未来对中国社会关系和劳工政治的研究可以更多地关注网络结构及其对不同组织和行业中不同层面参与者之间权力动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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