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翻译】算法系统的伦理影响和外卖员的应对实践
导读
平台经济在中国飞速发展，每天数以百万计的身穿黄色或蓝色制服的外卖员穿梭在中国的大街小巷。平台经济带来了新的工作模式，改变了劳动者与企业和消费者的关系。逐利的、不透明的算法，越来越能够决定外卖员的工作与生活，却缺乏足够的、明确的监管。这些改变也带来了新的伦理问题：算法加深了现实中的性别歧视，也将劳动者数字化与商品化。而作为活生生的个体，劳动者们也在资本与法律的夹缝中追求自己的权益：他们可以组建团结互助的社群、寻找算法的漏洞主动“掉线”，或者通过个人行动发出自己的声音。
关键词：算法系统、伦理、平台工作、外卖员、非正规行动、监管
译者：ibrido
校对：伊甸
正文
作者：Ke Huang
发表：2022年
前言
在中国的大街小巷，身穿黄色或蓝色制服的外卖员随处可见。每天，数以百万的网约车外卖员和快递员通过各类平台为人们提供服务。中国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能看到平台经济的印记。但实际上，这些劳动者的处境长期以来并不为公众所知，并被称为 “熟悉的陌生人”。直到最近几年，中国的媒体才开始关注他们。然而，媒体向中国公众描绘的外卖员形象却自相矛盾。一方面，外卖员的形象与“小哥”这一颇具亲和力的称谓联系在一起，他们被描述为积极乐观的，是“新时代好青年”的代表等。在武汉封城期间，他们帮助隔离在家的居民继续送餐，因此被媒体称为“城市的摆渡人”。另一方面，新闻报道中仍然将外卖员描述为受害者。2020年9月上旬，《人物》杂志发表题为《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的报道，强调平台算法严格控制着外卖员的配送时间。为了在规定时间内送达，外卖员经常要超速行驶和闯红灯，因此面临着较高的受伤风险甚至生命危险。起初，平台的算法系统是“悄悄”地侵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然而，该报告向公众揭示了算法和平台对外卖员的控制，在中国的社交网络上引起了激烈的讨论，两天内浏览量达300万次，并引发媒体热议。在这些讨论中，我们看见“一项技术[……]吸引了民间社会公众（而不是专家和专业人士）的关注和反思”，这已成为一场“社会技术争议”。“如何解决这些算法系统的争议？”这些系统将劳动者的福祉置于次要位置，并对某些类别的外卖员进行歧视，这些实际上涉及到算法系统的伦理风险。平台经济在中国拥有巨大的市场，各类平台正在快速发展。中国的平台经济市场广阔，各种平台的算法系统发展迅速，但在长期缺乏规制和监管的背景下，平台算法正在走向“想控制却难以控制”的科林格里奇困境（Collingridge’s dilemma）。
在中国学术界，不同学科的学者展开了大量关于算法伦理的研究，但大多集中在应用于法律和生物医学领域的算法及其引发的伦理问题，或是对人工智能算法伦理进行哲学探讨，抑或是集中在算法对公共治理造成的风险。虽然国内对于平台工作的研究非常丰富，但大多聚焦于平台的工作过程：一方面他们认为平台是一种新的组织形式，突出人工智能影响下工作过程的新特征；另一方面，他们揭示了算法在控制工作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强调算法是平台控制和管理员工的手段和工具，却忽视了伦理问题。我们可以将“伦理”视为一种“思想范畴”，而现代伦理以道德个人主义目的论方法论原则为指导，将个人幸福置于根本地位。这种方法论要求凸显人的主体性地位，并用主体性原则来构建现代社会。
因此，当我们谈论平台算法引发的伦理问题时，我们实际上是在谈论在平台工作的个人所面临的处境。研究这些伦理问题，一方面揭示了平台的资本主义本质，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平台劳动者的主观性。根据在中国进行的一项民族志研究，我们将回答以下问题：平台算法如何引发伦理问题？劳动者何时会面临此类问题？在这种工作体制中出现了哪些实践和抵制形式？这些做法对平台及其系统的监管有何影响？
调查方法
本研究基于2020年4月至10月期间在中国三个城市（厦门、深圳和广州）对外卖员和平台用户进行的民族志调查的结果。这些材料包括在这三个城市进行的40次半结构化访谈、观察，以及对社交媒体上的交流进行的跟踪。每次半结构化访谈持续半小时至两小时，重点是外卖员在工作过程中的做法和经验，以及外卖员与平台之间的关系。为了更好地了解算法系统是如何工作的，5、6月我在厦门市调查时做了两个星期的外卖员。7月，调查在深圳市进行，8月在广州市。在后两个城市，我选择了几个固定的区域作为观察点。每天从早上8点到晚上10点，我都在观察点与外卖员见面、谈论劳动相关的话题，有时也会跟踪一些送餐员的行程。9月我回到厦门继续到调查。外卖员们大都会自发创建微信群以相互交流，我也被邀请进群，由此得以观察到他们的日常交流。在厦门的一个群里，我收集了2020年4月到8月的对话（约4万条信息），经过匿名处理后，主要用于分析与工作相关的话题。我还分析了中国政府发布的与数字经济相关的官方法律文件，这些文件真实地反映了平台带来的问题，有助于丰富本文的社会学分析。
本文基于对中国最大的送餐平台美团的运营分析，首先探讨了该平台的算法体系与其他领域的算法体系相比的两个具体特征：逐利性和不透明性。然后，我探讨了这两个特点如何使平台的算法伦理成为我们研究和讨论的对象。我发现，当外卖员在平台工作时，平台的算法将外卖员置于牺牲其福祉的伦理危机之中。与此同时，外卖员们也会采取一些做法来谴责并抵制平台算法的控制，改善自己的工作条件。虽然这些做法是非正式的，但已经影响到了对平台算法的监管。
外卖平台算法的两个特征
逐利性
在中国，人工智能被视为司法领域的积极技术力量，被认为是促进司法公正实现的一种辅助工具。中国政府设定了通过人工智能创建“智慧法庭”的目标，将其视为维护司法正义的工具。换言之，人工智能在司法领域的发展得到了国家层面政策的保障和支持。然而，美团等平台的背后是大量的资本。美团于2018年在港交所上市，其主要股东是腾讯，美团的运营者要对股东负责。因此，尽管美团试图塑造“开放、平等、合作”的形象，但其算法系统仍然是商业性质的。在2021年第三季度的财务报告中，美团送餐业务的利润高达8.76亿元。因此，与司法领域的人工智能发展相比，商业平台的情况有所不同，因为这些算法的研究、开发和维护需要大量投入。美团仅在2021年第三季度就投入了47亿元用于技术研发。虽然算法本身是中性的，但一旦资本介入，从商业意义上讲就被赋予了逐利的特性。
平台公司正是建立在数字资本基础上的一种数字资本主义形式。算法是积累数字资本的一种手段，也是平台占有和生产海量数据的工具。数字资本积累的关键是拥有私有的数字技术——对于数字公司来说，这个技术就是自己的算法系统。因此，平台公司的算法系统具有“以赚钱为唯一目的”的资本主义特征。算法不再是中立的，它受制于社会支配关系，顺应公司的盈利目标。
不透明性
法学界有学者提出，应该实现司法领域人工智能算法的开源，实现算法透明化。然而，由于这些平台的算法系统属于“商业机密”，他们可以保持其不透明性。例如，针对送达时间预估，美团于2017年6月16日开发了一套名为“时间估测方法，装置及电子设备”的算法系统，并已申请专利。这套系统是为了提高预估送达时间的准确性，提高平的服务效率。美团“时间估算方法”这样的算法属于商业机密吗？根据中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商业机密的定义如下：“不为公众所知悉、具有商业价值并经权利人采取相应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
对于平台公司而言，算法由专业人员开发，以解决特定的技术问题。公司花费大量资金，利用专业人员的知识和技能来开发算法。因此，算法作为商业竞争中最重要的工具之一，构成了“技术信息”，被法律视为商业机密。2020年8月，中国最高人民法院规定将算法纳入“技术信息”范畴。因此，根据中国法律，美团等公司的算法显然属于“商业机密”。
关于这类算法是否应作为“商业机密”受到保护的问题，在中国学术界和社会各界仍然存在争议。如前文所述，有学者认为，法律和生物医学领域的算法必须是安全的，所以应该公开透明，甚至开源。而企业算法从一开始就是由经济行为主体投资的，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它们通过保持机密性和隐蔽性而具有真正的价值。因此，它们作为商业机密受到保护。
算法系统的伦理影响
通过分析这两个具体特征（逐利性和不透明性）与算法系统应用之间的关系，可以提出美团等工作平台的伦理问题。虽然将人工智能应用于生物医学或司法领域时存在偏差问题，但这些算法始终追求非恶意性，其目的是在人工智能处理个人数据时避免伤害他人，或“使其免受伤害、痛苦、损害，甚至是对其没有意义的身体、心理、经济或社会后果”。它们还尊重公正原则，该原则旨在促进司法的公平和效率。但“伦理”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正义”。因此，美团等平台的伦理问题不仅涉及工作中的歧视和分配不公风险，还涉及劳动者的数字化和物化。我们之所以认为这些危机是伦理问题，是因为在这种由算法控制的工作中，个人不再是主体，他们失去了作为“人”的主体地位，沦为系统中用于计算的抽象数据。
美团平台配送人员概况
根据美团于2021年发布的《骑手职业特征与工作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2020 年在美团平台上赚取收入的外卖员人数约为472万。其中，男性占92.6%，女性占7.4%。外卖员的平均年龄为30.6岁，其中88.2%在40岁以下。美团外卖员以中青年男性为主。此外，19.6%的外卖员平均每天骑电动车行驶50至80公里，27.15%的外卖员平均每天骑电动车行驶80至100公里，28.11%的外卖员平均每天骑电动车行驶100公里以上。根据Zheng对武汉市外卖员的调查，外卖员每天的工作时间在8至12小时之间，其中约31%的外卖员每天工作10小时。
另有报告显示，77%的外卖员来自农村地区。从外卖员的地域分布来看，他们主要来自中国人口最多的三个省份：河南、广东和安徽。外卖员最多的五个省份分别是广东、江苏、浙江、上海和北京，除首都北京外，这五个省份都是经济发达的南方沿海省份。这表明中国的外卖骑手仍然符合从人口大省向经济强省流动以寻求就业机会的规律。
关于外卖员的受教育程度，美团2021年发布的《骑手就业报告》显示，75.3%的外卖员受过高中及以下教育。在收入方面，美团外卖员的平均月收入为4950元。然而，外卖员的离职率很高：26.39%的外卖员在平台上的工作时间不足6个月，21.8%的外卖员工作时间在6个月至1年之间，这意味着约有一半的外卖员在平台上工作仅1年就离职了。
平台工作中的歧视和不公正
人工智能的正义观建立在统计公平（statistical parity）的基础上，它认为接受分类的人的人口学特征与整体人群的人口学特征是相同的。在美团的算法中，外卖员在完成配送任务的过程中面临的是“算法公平”，它并不考虑外卖员的个体差异。所有外卖员都被“一视同仁”。根据算法，“任何”外卖员都能在一定时间内完成某项任务。但在调查过程中，我发现该系统并不总是能够及时应对特殊情况：外卖员身体状况的差异或其他可能影响工作的因素，如道路交通状况，都被平台的算法计算排除在外。
同时，根据调查，如果外卖员因特殊原因无法按照算法要求完成整个送餐过程，或消费者提出了不利意见/评论，系统中就会留下“负面”数据。甚至在问题的源头还没搞清楚之前，送餐员就已经被贴上了“负面标签”，然后被系统判定为“工作质量不佳”的送餐员，在后续的工作中，他们获得订单的机会也会下降。由于平台的目标是盈利，算法自然会优先考虑消费者。当消费者的评论影响到外卖员的收入时，外卖员就会担心得罪消费者，从而被迫提供更多的情感劳动，例如微笑、道歉、表演性的善意话语以及鞠躬等肢体动作：“今天上午的会议约有16或17名外卖员参加。李站长指出了前一天一些外卖员在平台上收到了负面的评价，要求外卖员在送餐时注意与顾客交流的语气，使用文明、友好的语言，如“祝您用餐愉快”、“谢谢您的耐心等待”、“对不起，我迟到了，请原谅”等。他还要求外卖员在送餐过程中面带微笑，并用双手将餐点递给顾客。”
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送达率，年轻的男性外卖员往往能比年长的女性外卖员更快地完成送餐任务，因此他们的漂亮的数据使他们更有可能领到后续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算法系统在平台上造成了分配不公，产生了对某些外卖员的歧视。以下是厦门一位女外卖员的叙述：“有些骑手还要照顾家庭小孩，没办法一直在线的。但是系统里我们又有等级，就像玩游戏一样，你要送更多、更快才能升级。只有你升级了，你才有更多订单。男骑手基本上都整天在线，他们升级比我们快得多了。……而且我觉得，找个工作真的不适合女的。因为雨天大姨妈来时，这是我最头疼的问题，体质好点的还好，体质差的，十几天过不了，我就因为去年连下了几天的暴雨，还在跑，正好大姨妈，导致（月经）一个多月才过去。但是我要是好几天不在线，系统会觉得我不干了。”
一位来自深圳的年纪较大的外卖员也吐露了心声：“大概（晚上）九点我就回去了，实在是熬不动了，太累了，腰酸背痛。不像年轻人，可以一直跑单跑到凌晨。我们年纪大一些的，手脚慢，很容易超时。这弄得我们也很紧张。”
在分配送餐任务时，外卖员再次遭遇“算法公平”，“不利意见”被视为外卖员的“个人特征”，从而剥夺了人们偶尔犯错的权利。前面我们提到，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由于标准和规则相似，系统会将所有外卖员视为同一个人。不过，在分配任务时，系统会考虑个别送餐员之前的表现，将其视为“个人特征”，并据此分配相应的任务。无法长时间在线或无法远距离送餐也被视为“个人特征”。一些女性或年长的外卖员被系统识别为低优先级的劳动者。实际上，该平台通过无视外卖员群体中的性别和年龄差异，暗中将某些劳动者置于次要位置。算法系统在工作过程的不同阶段以不同的方式对待劳动者的“个人特征”，使某些类别的外卖员处于不利地位。
劳动者的数字化和商品化
外卖员在平台上的全部活动都被转化为数据，用于后续计算。在平台上被完全数字化的外卖员成为可计算的对象，可被算法系统预测和控制。工作过程中产生的负面数据仍然与产生这些数据的外卖员相关联，但同时这些数据又被整合到下一步的计算中，用于评估和预测外卖员群体的整体行为。因此，为了能够在系统中创建“正面”数据，外卖员必须通过闯红灯或逆向行驶来尽可能缩短自己的送餐时间，以便在一定时间内送达尽可能多的订单：“闯红灯是家常便饭，因为超时就要罚款了……虽然经常有同行因为闯红灯出车祸，但是大家还是照样闯红灯。”然而，当系统检测到外卖员能够以比预期更快的速度完成任务时，给定的送餐时间就会在随后的任务中进一步缩短。外卖员的速度越快，系统就越会恶化他们的工作条件，危及他们的健康和安全。
数字化的另一个后果是，外卖员成为系统中可替代的部分，系统的利益驱动导致无法胜任工作的外卖员被更快地替换掉。虽然外卖员担心负面数据会影响他们今后的工作，但他们最担心的是自己的账户会被封禁：“我当然要好好养系统，你得让它觉得你随时能按时完成任务，它才会给你好单。一天有三次随意拒绝单子的机会，但是我几乎都忍着不用，拒绝太多的话，系统就不给你单子了。（……）而且我们也不知道拒绝单子会有什么影响，有的人突然就被封号了，原因是服务质量太差。到时候就完蛋了。”
由于账户与自己的身份证相关联，停用账户意味着外卖员永远失去了在该平台上工作的可能。就平台而言，外卖员已从系统中消失，但其并不担心停用单个外卖员对系统运行的影响，因为外卖员随时可以被替换。而且，由于外卖员人数众多，从平台上删除个别外卖员不会对配送产生重大影响。因此，账户的停用或删除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没有个性、被物化的劳动者正变得可以被替代。
外卖员的实践
如果说平台工作的伦理危机的特点是通过将人转化为数据而消解人的主体性，那么付诸于实践则在平台与作为行动者的交付者之间蕴藏着紧张关系。这就是主观阻力。我们在调查过程中，也发现卷入其中的劳动者正采取一种非正式的方式对抗算法系统。他们试图一种非正式的团结和多样化的实践来缩小伦理准则与现实劳动处境之间的差距。
平台外的互助团结
平台工作通常会导致劳动者的原子化和地域分散。但我们的研究表明，平台工作的这些特点并未阻碍外卖员通过社交网络形成非正式的团结。外卖员的应用程序只能用于与客户或餐馆沟通，无法与其他外卖员建立联系。然而，每个城市的外卖员都会自发地在社交网络上创建社区，尤其是微信群，这些是外卖员日常生活中最常用的工具。在这些群组中，他们互相帮助寻找住处，交易二手电动车或者解决日常问题。同时，这些微信群也是外卖员在工作中寻求平台外帮助的空间。外卖员们会就如何避开交警和送餐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如寻找地址）交流信息。微信群中的常见话题包括道路安全、收入和用户反馈。
由于中国劳动法对外卖员的法律地位规定并不明确，外卖员又是一个高风险的职业，一旦发生纠纷或工伤事故，外卖员往往不知道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 ，因此群组就成了他们求助的第一站。有过相关经历的外卖员会提供建议，从这个意义上说，微信群也承担了部分法律援助功能。但在中国的政治背景下，这种非正式的互助已经引起了政府的注意。例如，北京外卖员陈国江的案例。自2019年以来，他发现外卖员工作条件差，却没有办法发出自己的声音。于是，他和朋友创建了一些名为“外送江湖骑士联盟”的微信群。类似的微信群在北京有16个，超过14000名外卖员加入。2021年2月25日，陈在网络上谴责平台对他们的剥削后，被北京警方逮捕。他在视频中呼吁平台引入公平、公开的薪酬计算系统。陈被捕后，外卖员们采取了集体行动。3月初，他们试图在全国范围内组织罢工抗议，但当时正值中国“两会”。由于这是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维稳的关键时刻，罢工很快受挫而无法维续。
Flichy认为，要建立一个为平台劳动者提供社会保障的“新型社会契约”，传统的工会斗争形式是不可或缺的。在外卖员工会组织缺失的背景下，陈的行动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独立工会的作用，体现了该职业群体内部正在形成的团结。更重要的是，这种团结是建立在社交网络上的，社交网络发挥着讨论和动员空间的作用。虽然陈的被捕可能意味着外卖员之间的一种大规模团结暂时失效，但我们可以看到，由微信群组成的不同城市外卖员的社交网络仍然活跃，仍然是外卖员之间相互支持的空间，这种分散的、自发的联系代表了一种在平台和系统之外发展起来的团结形式。
掉线与天气罢工：“主动”的劳动暂停
平台通过算法以及大数据的分析不断进行控制着送餐过程，包括送餐员的路线规划和送达时间。一些学者将该工作过程的监控称为“电子全景监控”或“数字控制”。虽然从组织管理的角度来看，这是控制的细化，但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这忽视了劳动者的能动性。正如受访的一位外卖员所说：“人不是机器，人是活的”。在我的调查中，我发现一些外卖员利用系统的漏洞来获得工作中的“休息”（掉线）：“掉线我一般是用来休息，有时候实在太累了，广州这个季节（夏天）太热了，你不休息一下会中暑。我就把车骑到远远的地方，找个什么地方给手机充电，自己也休息一会儿。……有时候，我甚至会在掉线的时候回去睡觉。”
在实际操作中，外卖员会关闭手机定位系统（GPS），造成因网络问题而无法定位的假象。由于他们工作时会被GPS监视，系统会等待他们重新连接定位系统。在此期间，外卖员通常会吃饭、抽烟、休息或给手机或电动车充电，但系统仍会将“休息”时间算作“在线”时间。这种利用“掉线时间”休息的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外卖员主动对抗平台算法严格控制的一种方式：“系统希望你一直跑下去，永远不要停。我才没那么傻，人要动脑子，系统是人发明的，人不能被它牵着鼻子走。”
面对由算法规定的恶劣工作条件和异常长的工作时间，利用“掉线”来休息是一种利用漏洞改善工作条件的做法，而不影响工时计算，也不在系统中留下负面数据。换句话说，外卖员满足“始终在线”的要求（这也决定了外卖员是否能够“升级”），但实际上并没有在工作。我们将其称为 “主动的劳动暂停”。
在送餐过程中，休息还与天气有关。由于工作是在室外进行的，天气的变化会对送餐员的工作产生很大影响。下雨时，系统会在送餐费率中增加“天气补贴”，以鼓励更多的外卖员在工作。这一激励措施起初效果不错，但津贴减少后，对外卖员的吸引力就降低了：“天气补贴现在就是几毛钱，就是骗人的。大家都觉得没必要为那么点钱拼命，而且下雨天路滑又危险，还是早点回家休息比较好。”
那天晚上下着大雨，我看到一个送餐员在微信群里发了一段视频，视频里他一边喝酒一边说：“下大雨还在工作？我早就回来了，下雨补贴那几毛钱就想把我们骗去送单，价格又那么低，跑什么跑，有什么好跑的。”微信群里的其他外卖员也同意这些说法。
天气不好时外卖员的休息对平台影响很大，因为消费者往往不愿意冒雨出门，这就增加了外卖订单的数量，但外卖员的工作意愿却很低。当算法系统发现在线的外卖员不足时，就会逐渐增加补贴，但外卖员不响应，导致平均配送时间大大延长，甚至有些消费者最后不得不取消订单。实际上，雨天送餐很不安全。一位女性外卖员说：“下雨天我们不上线，不是因为补贴太少，而是下雨天送餐危险，但是系统还是让我们用和平时一样的速度送餐，这是很危险的。下雨天的送餐时间就应该延长。……其实大家都不上线，系统会慢慢把配送时长延长的……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2020年11月，一些外卖员把在恶劣天气下休息并在社交网络上表示不想工作称为“天气罢工”，这已成为外卖员在天气不利于送餐时要求提高工作条件安全性的一种口号。在平台劳动缺乏保障的背景之下，骑手的这种互助团结行为，背后是一种对“更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的追求。这反应的是，在以个体福利为追求的价值引导下，骑手尝试实现一种对平台的自发的、非正式的规制。
个体行动：被看见的骑手
无论是通过帮助平台外的人来维护自己的权利，还是通过积极的休息来保障自己的健康和安全，外卖员群体中的这些做法代表了在中国劳动法规定的外卖员与平台之间劳动关系不明确的背景下出现的非正式团结。但让公众看到外卖员的处境的却是一系列悲哀的事件和行为。
2020年12月21日，北京一名外卖员在送餐过程中因过度劳累猝死，但保险公司最初表示只能赔偿3万元人民币，而外卖平台表示将向他的家人发放2000元的人道主义抚恤金，这激怒了网民们。媒体报道后，该平台称将向死者家属支付60万元。此外，所有外卖员的保险金额也增至60万元。
2021年1月11日，江苏又有一名快递员决定自焚。因为第二波新冠疫情，这名外卖员想辞职提前回乡，但中介公司拖欠了他的工资。他在车站前自焚以示抗议。外卖员获救后被送往医院，这才保住了性命。然而，他被严重烧伤，治疗费用大约需要100万元。网民通过众筹为这名外卖员筹集了50万元。很快，在互联网上，许多网民要求“卸载外卖软件”。面对舆论压力，该平台迅速宣布将调查第三方公司并支付拖欠工资和医疗费用。2021年5月，一名外卖员在自己的站点前公开焚烧自己的送餐箱和黄色美团制服，原因是他在担任外卖员期间发生了交通事故，但他不被承认为美团员工，没有获得相应赔偿。6月19日，沈阳一名外卖员在4个小时内接受了253个订单，但他并没有派送这些订单，而是直接停用了自己的账户，以抗议平台的不平等。
通过这些不同的抗议活动，外卖员利用他们的“弱者身份”作为武器来捍卫自己的权益，并要求提高他们的工资和工作条件。这些行动的逻辑并没有脱离“通过创造性手段捍卫权利”的框架，而这正是中国农民工采用的方式。在这方面，我们的研究发现了中国平台劳动者反抗的转变：从集体行动到个人行动的转变。虽然有研究指出外卖员的集体行动体现了一种集体态度和集体活力，但我们的研究揭示了在媒体和社交网络时代，个人行动更具可能性和重要性。
一方面，工作平台化导致雇佣关系模糊不清。同时，原子化和高流动率削弱了外卖员的集体谈判能力，他们在算法控制下成为“弱者”，不得不采取非正式的、更加孤立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却不清楚谁是他们真正的雇主。这反映了中国在法律层面的缺陷：国家机构没有充分发挥作用，劳动者的表达空间也不开放。另一方面，尽管劳动者的原子化是集体动员的障碍之一，但与之相伴的是一种非正式网络社区的形成。通信技术的发展可用于控制劳动者，但劳动者也有机会在控制他们的同一网络上进行动员。这些个人抗议的新闻或视频不仅在外卖员的微信群中传播，而且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也成为讨论的主题，社交媒体起到了放大器的作用，使这些行动能影响到非常广。互联网正在成为表达利益和诉求的重要工具。外卖员们并没有试图改变系统，他们通过这些由媒体传播的个人行动，实际上是在要求当局发挥监管作用。一些人正在用极端的方式来确保他们的权利得到尊重，这些行动引发的公众辩论，似乎正在对平台系统的监管产生更持久的影响。
结论与讨论：监管的潜在角色
在追求利润的逻辑中，系统必须精确地控制外卖员，确保他们快速完成任务。在这一过程中，外卖员被视为系统的可替代部分。这就是前面提到的平台工作出现道德危机的重要原因。数字经济的核心要素是数据，其中不仅包括劳动者的数据，还包括平台用户的数据。例如，系统通过消费者的数据来积累自己的数字资本，从而获取“来自用户的价值”。通过积累这些资本，这些公司往往能凭借数字资本的垄断地位维持其市场主导地位。
为了巩固对市场的垄断，这些公司会将其平台变成复杂且封闭的系统，旨在以最低成本吸引并留住消费者。这也将消费者置于算法的支配之下，同时算法的逐利性会将消费者放在首位，在这种双重因素的作用下，消费者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公司的决策。媒体的报道和外卖员的实践在中国社会引发了一场关于平台算法的“技术社会争议”。随着争议的发展，消费者的行动（呼吁为自焚的外卖员捐款、“卸载外卖app”运动）给平台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平台也迅速做出了反应。这表明，用户可以发挥监管作用。实际上，伴随着外卖员从集体行动到个人行动的转变，平台及其算法的监管方式也发生了变化：我们看到的是从外卖员自发的、非正式的监管转变为平台外部力量正式的监管。2021年4月26日，中国政府对美团发起反垄断调查，并于2021年10月8日对其处以34.42亿元人民币的罚款。这是中国平台经济公司首次因“垄断”被罚。这可以视为近年来中国政府在平台经济的管理中的重要一步。
这些争议也给公共管理部门带来了压力，尤其是在陈国江被捕和外卖员试图发起罢工之后，中国政府将其视为对社会稳定的威胁。此外，中国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必然伴随着劳动的平台化。面对大量处于不稳定状态、工作条件恶劣的平台劳动者，中国政府需要构建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监管体系来规制平台，用来防范这一群体可能引发的社会的系统性风险。
在法律不明确的背景下，虽然这是一项艰难但至关重要的举措，但是由外卖员采取的行动构成了对平台及其算法系统进行规范至关重要的第一步。在没有具体政策约束的情况下，平台经济经过十年的快速发展，在中国社会引发了争论，并引发了技术争议。在外卖员抗议的同时，中央和地方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旨在保护平台员工的政策。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八部门在2021年7月16日发布了《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随后，7月26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等七部门又发布了《关于落实网络餐饮平台责任切实维护外卖送餐员权益的指导意见》。这是一份专门针对外卖群体提出劳动保护的政策文件，其中提到了建立社会保险制度、组建工会组织等内容。文中还要求平台建立机制，使外卖员在算法不对称的情况下能够进行投诉。尽管这些政策实施的具体效果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显现，但我们可以将其视为国家对外卖员们抵制平台算法行动的初步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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