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翻译】富士康妈妈的困境：社会再生产和中国“零工制造”的崛起

导读

富士康公司，中国境内最大的电子公司之一，曾经因为发生过工人跳楼事件、疫情期间内部感染导致员工大逃亡而臭名昭著。而近年来，富士康也在发生变化，富士康从主要由稳定雇佣的正式工为主的生产方式，转向了以零工为主的季节性雇佣方式。这样的雇佣方式虽然较无保障，却也受到了富士康工人的青睐。这篇文章首次透过民族志分析，探讨了郑州富士康工人（尤其是有家庭的女性工人）为何更偏向于选择这种不稳定的工作方式。

作者认为，这种“霸权性不稳定性”的劳动制度背后是劳动生产、工人家庭生活、教育商品化等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富士康的工人，尤其是那些有孩子的妇女，常常被迫在工作与家庭之间往返奔波，既要在生活教育成本急剧上升的当下努力离家赚钱，又要照顾孩子和家中老人，同时扮演养家者和照顾者的双重角色。这样的状况有利于催生“零工制造业”的兴起。

关键词：富士康、零工、女性劳动者

译者：L

校对：苦海女神龙

正文

原文：The Dilemma of Foxconn Moms: Social Reproduction and the Rise of ‘Gig Manufacturing’ in China

作者：Yige Dong

在过去的十年里，鸿海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又名富士康），一家总部位于台湾，大部分生产线在中国大陆的国际电子产品合约制造商，已成为全球劳工研究的经典田野点。作为苹果的主要供应商，在2010年，富士康深圳厂区18名年轻工人试图自杀，此案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经过对富士康的用工招聘、管理系统以及其在全球生产链中的分工等方面进行细致地调查研究后，学者和劳工观察组织认为，“宿舍劳动制度”已经成为富士康，以及其他位于中国沿海经济特区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企业的共有特征（Chan et al., 2020, 2021; Deng, 2018; Pun, 2016; Pun and Smith, 2007）。通过严格控制宿舍内劳工的日常再生产活动，并将长期和代际再生产转移到内陆的农村地区，这种用工制度一方面引发了激烈的劳工抗争，另一方面阻止工人形成更大的集体力量。

最近，为了应对上升的劳动力成本，包括富士康在内的在大陆办厂的制造业企业采取了“空间修正”（spatial fix）的策略（Harvey，1999），即将生产线从沿海特区搬迁到内陆省份，以及加速转移到其他劳动力仍然相对便宜的国家。随着工厂向内陆转移，中国制造业劳动力的人口组成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转变。许多曾经在沿海经济特区工作的农民工现在已经返回到内陆，在他们家乡省份新建的工厂里工作。此外，过去没有加入农民工队伍的人现在也开始进入这些家门口的工厂。与他们沿海的同行相比，内陆的劳工年龄大得多，通常将近四五十岁，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家里有学龄儿童的已婚妇女，并且他们更愿意接受高度不稳定的就业模式。

2014年，中央政府颁布了一项新法律，用以限制雇主雇佣劳务派遣工人，这些工人是由独立的劳务派遣机构招募的临时合同工（Feng，2019），此举引发了中国农民工的一波“再正规化”（Gürel and Kozluca, 2019）。然而，尽管他们获得了有社会保险的正式职位，大部分内陆富士康工人实际上自愿成为了非正式劳工：他们进入工厂，工作几个月，然后在工厂生产旺季结束后主动离职；第二年，许多人以新员工的身份会以新员工的身份返回同一家工厂。虽然在以前，中国农民工通常会在一个工厂或城市持续工作多年，每年只回一次家，但现在，制造业工作就像在其他后工业化的新自由主义社会普遍存在的“零工经济”中的临时工作那样不稳定。基于此，我将当前的用工体制命名为“零工制造业”制度。

现有关于工作和就业的文献表明，一份正式工作（通常定义是被纳入法定的社会保障体系中的雇佣模式），一般来说比非正式零工更受欢迎。那么，为什么当农民工有机会选择享有保障和福利的长期就业时，却自愿选择频繁地进出工厂呢？是什么社会学因素在产生这种新常态中起作用呢？

本研究通过在郑州的一家富士康工厂进行的案例研究来解答这些问题，该工厂是富士康最大的生产工厂。基于在车间的参与观察法和对工人的访谈，并辅以全国数据，本研究是在富士康大规模向内陆迁移后，首批对富士康车间内的劳工政治进行全面评估的研究之一。我将这种新的“零工制造业”制度的核心特征概念化为霸权性不稳定性（hegemonic precaity），在这种霸权之下，工人尽管可以去签订带有长期福利的正式合同，但是依然认同更不稳定的工作。虽然早期的用工制度的研究已经很好地解释了如何在生产点制造认同（Burawoy，1979，1985；Lee，1998，1999），但它不能解释在关于劳动者是否打算继续或放弃工作上，认同是如何及为何被制造出来的。换句话说，只看生产点不足以解释工人对不稳定就业状态的认同。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个难题，我借鉴了社会再生产理论（SRT; Bhattacharya，2017b; Federici，2019）并从中发展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展示了生产点和社会再生产两个方面的动态变化如何共同生产了造成霸权性不稳定性的社会学条件。我的论点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在生产点，富士康依赖于一个我称之为“加班时间囤积”的机制，意为管理层将加班——即获得更高工资的渠道——的机会囤给一小部分工人，同时维持极低的的底薪标准。因此，在富士康的同一个生产线上，巨大的工资区间（从281美元到888美元）使得该工作的工资上限听起来非常诱人，同时波动极大的工资又迫使工人不愿在此长期工作。在劳动者的社会再生产领域，我考察了两个地点。首先，在宿舍，即工人进行日常再生产活动的地方，交叉的宿舍分配制使工人原子化，创造出各自孤立的日常生活体验。其次，在农村家庭，即工人们的代际再生产(intergenerational reproduction)进行的场所，家庭对现金收入的急需迫使母亲进厂打工，同时，新兴的对强化的母职（Intensive Motherhood）的期待要求她们在孩子需要自己的时候随时待命。总的来说，是收入的不稳定性和社会再生产中的矛盾力量使得富士康的母亲们在工作和家庭之间季节性地奔波。不过，这些矛盾也为女性工人行使能动性和缔造团结开辟了空间。

郑州富士康案例的背景分析

在2010年深圳多起自杀事件发生的时候，富士康已经开始将生产线转移到中国内地，这是一个长期的空间修正战略的开始。在2010年夏天，富士康在郑州开设了首个工厂，该厂拥有25万的劳动力，这使得郑州富士康超越深圳，成为全球最大的富士康厂区，并且是是高端产品iPhone的唯一生产基地（Barboza，2016）。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富士康在郑州又建立了另外两个厂区，使河南省成为公司的最大劳动力供应地。截至目前，富士康在中国已经建设了45个厂区，其中大部分位于内陆省份。从2007年到2019年，大中华区的富士康员工总数从60万增加到81.3万，在2017年达到峰值98.8万。2这只是在中国投资办厂的众多海外公司的大规模制造业搬迁浪潮中的一例，许多新厂的目的地是拥有最多农村人口的原农业大省。大规模的资本搬迁也深刻改变了中国内部人口迁移的形势。从2008年到2021年，内陆大省的省内迁移率从29%增加到43.4%（国家统计局，2021）。在河南富士康厂区的工人中，省内农民工的比例已经达到95%。郑州富士康的工人大多来自河南省内各地，而不是像几十年前的长距离奔波的农民工那样，家乡和工作地相隔数千英里，并且一年只能回家一次。家庭与工厂距离的缩短使得大量有小孩的妇女能够外出工作。从2009年到2021年，在全国范围内，已婚农民工（包括男女）的比例从56%增加到80.2%，而单身农民工的比例从41.5%下降到16.8%（国家统计局，2021）。这些变化与中国农民工老龄化的问题同时产生：从2008年到2021年，40岁以上农民工的比例从30%增加到52%，平均年龄从34岁增加到42岁（国家统计局，2021）。与此同时，富士康30岁以下员工的比例从超过90%降低到48%。这些人口结构的变化产生了一种新的格局，颠覆了我们过去认为电子制造业工人主要是年轻的打工仔和厂妹的旧印象。

富士康的到来为这个拥有最多农民的农业大省创造了瞩目的经济增长。3在2016年，河南的外贸总额达到4710亿元人民币（670亿美元），首次在中国所有省份中排名前十，其中67.3%的外贸贡献来自富士康（Anonymous，2017）。为了吸引资本，河南的地方政府积极帮助富士康通过一切途径招募劳动力。除了富士康从一开始就依赖的学生实习制度（Su，2011），省政府还直接补贴富士康的招工。劳务中介每招聘到一个工人，政府就给机构发放400元的佣金。

在2016年6月，我每天都会去富士康工厂的宿舍区，并在下班后采访了24名工人。在2017年7月，我在同一家厂区的生产线上进行了参与观察，我在工厂宿舍里住了两周，在那里，我和五名同事一起工作、吃饭和生活。当我的监工开始质疑我的身份时，我不得不在两周后结束了在富士康的田野调查。虽然在2016年的所有受访者都口头上同意了我发表访谈内容，但由于在中国调查富士康的政治敏感性，我的参与式观察必须匿名处理。本文中使用的所有名字都是化名。

迷宫中的陌生人：在富士康厂房内制造业的霸权性不稳定性

根据我在郑州富士康某条生产线上打工时的的参与观察，这部分详细描述了在生产点上，霸权性不稳定性是如何运作的。为了方便叙述，我按照我的民族志数据收集时的次序来组织这一部分的内容，让读者对富士康内部的世界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在总结河南省劳工不稳定性的历史表现形式后，我的分析从进厂开始，即富士康的招工政策。其次，我阐述了车间内的劳动过程以及劳动力的日常再生产是如何使工人互相疏远和原子化的。最后，我解释了我所称之为"加班时间囤积"的机制，并结合前两个因素，我得以解释富士康极高的员工流动率是如何产生的。

河南省制造业劳工的不稳定性：简要回顾

迄今为止，还没有研究系统地记录中国内陆农业省份劳工不稳定性表现形式的演变轨迹，但对河南企业和工人的三阶段轨迹进行简要回顾很有意义。在第一阶段，从1950年代到1990年代，河南的工业部门由国有企业主导，实行终身雇佣制和全面的社会福利体系，包括养老金、医保、住房福利和育儿服务（Zhao，2012）。在第二阶段，从1990年代末到2000年代，在全国性的工业重组中，所有以前的国有劳动密集型制造企业都进行了私有化改革。从2000年到2010年，河南各类企业中私营企业员工的比例从14.6%增加到61.7%（国家统计局，2001，2011）。这些新的私营企业有两个用工来源：亟需工作的前国企工人和来自河南农村地区的农民工（虽然在这段时间里，大部分河南民工在沿海经济特区工作）。在这些私营企业中，不仅劳动保护和提供的福利少得可怜，且劳动合同经常被视为无物（Dong, 2020; Zhao and West, 2002）。因此，这个阶段的工人体验到的不稳定性程度最高。在第三阶段，从2010年代开始，随着制造业的转移和国家推动就业正规化（Gürel and Kozluca，2019），正式工作的数量大幅增加。例如，从2014年到2016年，河南增加了26万个制造业正式工作岗位（Xu and Chen, 2019）。

正是在这第三阶段，我们看到了“霸权性不稳定性”的崛起，工人现在可以拿到有福利待遇保障的正式合同，然而，矛盾的是，他们更喜欢不稳定的，季节性的就业模式。例如，在我进行田野调查的2017年，富士康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书显示，其所有员工中有93%都是正式合同工。然而，对于占所有员工90%的普工（通常拥有初中或更低学历的基层流水线上的工人），即使在富士康转移到内陆建厂之前，人员流失率也一直很高。在深圳富士康的体系中，普工流失率高的主要原因是恶劣的工作环境和缺乏升职机会（Chan et al., 2020）。在富士康的13级管理系统中，普工和在校实习生处于最底层；管理层职位通常预留给来自台湾的专业人才；只有极少数学历较高、表现优异的新人有机会升级，成为主管。根据2010年和2011年在深圳富士康进行的一项调查，普工的平均在职时间为25.6个月，而比普工等级更高的员工的平均在职时间为64个月；49%的普工会在一年内离职（Yang, 2013）。在夏季的郑州富士康工厂，普工的流失率甚至更高，原因我之后会解释。

宽松的招聘政策和多样化的劳动力来源

首先，现在富士康的招工政策出人意料地宽松——相比不久远的过去宽松得多。多位知情者告诉我，几年前富士康刚搬到河南时，想进该厂并不容易，应聘者必须在30岁以下，至少有高中文凭或同等学历，此外，不招有纹身的人。现在，富士康欢迎任何持有身份证的20岁到45岁的人报名；文凭不再必要。富士康也鼓励内推，对于任何拉到新员工入职的老员工，如果新员工在入职3个月后还没有离职，推荐人将会获得1000元的奖金，差不多是基本月薪的一半。

我一走进工厂的招聘办公室来申请工作，就确认了这些招工政策变化是真的。进办公室时，我无意中听到一名工作人员向他的同事抱怨，“十年前在深圳（富士康），人们挤破头想进厂；但现在，我们严重缺人”。当我和招聘工作人员们说我想做普工时，他们并没有表现得怀疑，只是警告我工作很辛苦，我可能无法坚持下去。在我的坚持下，他们给了我一些表格让我填写内容包括身份证号码和教育背景等信息。我还完成了一个评估我的心理状态的问卷——这是预防工人自杀的一项措施。然后，我和其他许多在今天入职的新员工一起，做了一个筛查艾滋病、肺结核和乙肝患者的体检。当天下午，我就和来自河南和邻近省份的几百名男女工一起，入住了车间旁的宿舍楼。

在等待体检结果的同时，我们必须参加一个为期2天的入职培训，期间每个新员工都要签订劳动合同，进入正式雇佣状态。新员工还必须参加一个团建培训项目，观看数小时的录播课，内容涵盖企业历史、生产行为规范、出勤制度和福利政策，还有一部分内容介绍劳工权利。让我惊喜的是，这部分还提到了“在中国宪法下有结社自由”，不过重点是介绍富士康内部的由政府赞助的工会，而工会要求工人如果需要投诉，必须在采取任何其他行动之前向工会申诉。关于福利和工人保护的那部分内容强调，自杀不是一种致命工伤，因此不符合任何赔偿条件。工会的职能并非组织工人进行集体谈判，而是要监控工人的心理状态，并协调劳资关系。

在入职培训中，新员工还没有被分到具体部门，而是被分到不同大组进行团建活动。在那里，我有机会了解到工人们来自哪里，有什么样的家庭背景。过去富士康因招大量实习的学生进厂而饱受诟病，近年来公司收敛了许多，开始发掘新的廉价劳动力。在我的田野调查中，我发现有四种劳动力来源：曾在东南沿海经济特区的工厂工作，但现在在回到家乡附近的老农民工；暑期来这里打工赚取零用钱的大学生；以前从未进厂打工，或者已经离开劳动力市场多年，但现在因为工厂离更近而进厂的农村居民，尤以女性居多；最后，下岗的国有企业工人。后文会说明，虽然前三类工人已经接受过短期、不稳定的雇佣模式，但最后一类工人在这里工作是被迫的。

劳动过程与劳工的日常再生产

尽管许多工人是与他们的同学、老乡，甚至是配偶和亲戚一起进厂的，但他们很快意识到，每天穿梭于厂区里的巨大车间，在大部分时间里，自己都是孤身一人。从岗位分配起，原子化的进程就开始了。在两天的入职培训结束后，数百名新员工被随机分配到五个主要部门。第二天，他们会排队等待部门领导或主管带他们去不同的装配生产线。大多数新人的工作不需要任何资历或经验。然而，隐形的偏见和歧视无处不在。例如，涉及计算机操作或基础技术工作的部门的主管就只招男工加入部门，这些部门的奖金也更高。初级职员助理职位全部由年轻女性担任，特别是那些“好看”或“学生气”的女性。所有的主管都更喜欢年轻工人，而不是老年工人，因为前者可以“带来年轻的活力”——我部门的中年男主管就是这么说的。在这一套非正式等级制度的最底端，是大龄农村女性，她们通常都是各部门主管挑选完的“剩菜”。

在工人进入车间之前，有三层安全和出勤检查。到了最后一层，即生产车间的入口，每个员工都必须在上班和下班时接受全身搜查。目的是确保没有人能偷偷带入任何像智能手机或内存芯片这样的设备来盗取产品信息，或者将任何生产材料带出车间。为了提高搜身效率，工人们身上从头到脚不许带任何含有金属的东西。违规物品包括手机、钥匙、金属框架的眼镜、戒指、项链——所有这些都必须放在车间外的储物柜里。实际上，甚至运动鞋上的金属鞋眼也必须剔除，文胸也必须是无钢圈的。在没有窗户的车间里，生产空间根据生产过程的不同被划分为许多子区。一个人可能需要穿过多个不同的子区才能到达自己的组装线。虽然在每个轮班开始时都会发放一次性帽子、口罩和手套，但它们是用来保护产品而非保护工人的。工人必须身处化学气味和潜在的辐射中，而对其风险一无所知。原则上，生产车间内禁止聊天，但在2015年一位工人自杀后，管理层稍微放松了这条规定。然而，除了流水线上直接相邻的人外，一个人很难认识其他工人。宿舍生活愈发加重了工人们的孤独感。工人住在有四个双层床位的八人宿舍里，和室友老家不同，部门不同，年龄差距大，和室友的轮班也往往是错开的。郑州富士康厂区有两种轮班：一个是从早上8点到下午5点的常规白班，一个是从晚上8点到凌晨5点的常规夜班，每人每月换一种轮班。下午5点，刚刚下班的工人回寝，不可避免会发出一些噪音，就可能会吵醒他们的夜班室友，而他们可能加班之后刚睡了几个小时。一天，当我在白班后回到宿舍时，我的19岁的室友亚萍（音）告诉我，她刚和39岁的室友淑娜（音）打了一架。“淑娜在我吃午饭的时候骂我。她上夜班白天睡觉，我制造的噪音把她吵醒了。但她得理解我回宿舍不可能一点声响没有！”工作时的彼此隔绝，频繁的轮班，不同的身世背景，难免被吵醒以及身体的疲惫使室友们不愿意相互交往。在长时间工作过后，工人们在宿舍里典型的活动作息只有下班后迅速手洗自己的衣物，洗个澡，然后躺在床上刷微信。对这些工人来说，宿舍只是一个休息的地方，而不是一个有归属感的空间。

高流失率和加班时间囤积

在我的田野调查中，我经常遇到有的工人在只待了几周甚至几天后就决定辞职。然而，不仅仅是因为厂里严苛的纪律或孤独感，更主要的原因，他们没机会加班。这第一眼看上去似乎有些反直觉。众所周知，把八小时轮班制改成十二小时轮班制以延长工作时间——典型的剥削行为——是富士康侵犯劳动权利最显著的证据。那么，在我研究的工厂中，为什么工人愿意忍受更长的工时，并且如果他们加不了班就干脆辞职呢？虽然在思考这个问题时，必须要考虑生产点和社会再生产的因素，但在这一部分，我将聚焦于生产，表明工人的这一选择是富士康对国家推动就业正规化的回应造成的结果。

自2010年一系列的自杀事件以来，富士康一直受到全球劳工观察组织的密切关注，并面临着恪守中国劳动法规的压力：在工作日的加班时间，也就是连续工作8小时后，时薪是常规时薪的1.5倍；在周末工作，时薪翻倍；在法定假日工作，时薪是常规的三倍。因此，尽管在2017年，郑州富士康的基本工资是1900元/月（280美元），这就是郑州市的最低工资标准，但工人能够在旺季拿更多工资。在苹果公司九月份发布新产品之前的夏季，工人每天都在流水线上工作12个小时，包括节假日，这样他们一个月能赚4000多元，有时高达6000元。这样的奖金机制是工人想要来富士康工作的主要原因。富士康的管理控制显然是遵守劳动法的，但它已经发展出一种机制，可以在不损害生产效率的情况下，将劳动成本尽可能地压低。这个机制就是我所说的“加班时间囤积”，在这种机制中，加班不再是强制的，而是成为企业操纵工人的激励手段。虽然几乎所有来富士康的工人都期待能赚到比最低工资多得多的钱，但只有那些最自律、手最巧、服从性最强的的人才能被主管选中在8小时之外或在周末和假日加班。这种机制在各个部门发挥作用，而我观察到的打磨手机外壳的车间的事例就很能说明问题：在这个车间，有45名工人（全部是女工）在流水线上工作，大多数人都是新来的。由于经验不足，一些工人会不小心摔碎用来做手机壳的玻璃。这会导致连坐惩罚——不仅工人会被罚款，线流水线的监工和车间主管也会被罚款。有一天，有人又摔碎了一块玻璃，我们的监工气坏了：

这一周已经五次了！[管理层]开会的时候我又要被批评了。在我们车间，只要在这工作超过三天，就已经是熟练工了。气死人了。我们规定每日产量是每人800件，但你们的笨手只能做出一半！全因为你们根本不上心。好，如果你们再不上心，那我在也没必要那么上心计算你们的加班时间了（指少报时长）。说实话，如果你们继续这个表现，那你们就别想加班了。我只会给你们中间最认真、手最巧的20个人在周六加班的机会！

事实上，拿不到加班任务是工人辞职的最主要原因，因为基本工资仅够生存糊口。在某天午餐时间，一个同事来找我问问题。‘你能帮我看看我的工资单吗？我的钱都去哪了？’我看了看她的工资单，上面显示她每月收到的1900元月薪中，有321元（15.3%）作为用来缴纳公积金、医疗、养老和其他社保被强制扣除，这是法律的要求。然而，实际上，要想享受这些福利，一个人必须在一座城市连续工作15年，这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不现实的。因此，签订正式合同看似有利，实际上损害了劳动者的利益。在扣除150元的宿舍费后，一个人可以得到大约1600元的现金。此外，在工厂吃住意味着每天至少要花20元在伙食和日用品上，所以当一个月结束时，一个人能攒下来不超过1000元。正如下一节所示，这点钱远远不够，甚至不够弥补工人在家庭中缺席所造成的损失。这种“加班”博弈解释了为什么富士康有宽松的招工政策，并且可以承受极高的人员流失率。富士康工厂毗邻大量廉价劳动力，每天，富士康都能够轻松招进数百名新人。在这些新人接受一点点培训后，就立即投入生产流水线。为了遵守劳动法，富士康必须按小时而不是计件支付工资。然而，它只允许那些最自律、手最巧的工人加班。那些没有被选中的人待不了多久，很快走了。总的来说，这些优秀工人加班创造的利润大于他们的加班工资。与资本对加班的操控沆瀣一气的是政府对最低工资率的压制。由于郑州的最低工资标准如此之低，工人只有通过超时工作才能赚到“足够”的钱。

富士康妈妈们的困境：劳工社会再生产领域中的制造业的霸权性不稳定性

虽然纪律、孤立感和加班时间囤积等因素可以共同解释为什么许多工人不会长时间在富士康工作，但这些因素无法完全解释为什么对于许多工人来说，去富士康工作并不是一个一次性事件，而是在工厂和老家之间季节性地来回跑。这一节将解释在他们家乡的村子中，社会再生产因素如何发挥作用并使工人的就业模式复杂化。简单来说，这些富士康妈妈们被两种互斥的力量拉扯：社会再生产成本的上升促使她们进厂打工，她们希望提高她们的现金收入，哪怕只是暂时的；同时，多变的社会再生产领域的文化和基础设施把她们拉回家庭，她们也希望为孩子提供最好的照顾。

河南农村社会再生产的商品化

工人们对提高收入的迫切需求，其背后的结构性原因是社会再生产的商品化。2014年，李克强总理发起了“农民工‘市民化’”运动，目的是将“符合条件的农民工”转变为城市居民。该运动计划通过建设新的公共服务和户口登记系统，目标在2020年让在城市工作的农民工中有一亿（即五分之二）能拥有城市户籍（Chinese State Council，2014）。从1995年到2020年，全国城市人口比例从29%增加到63.9%，而河南省的城市人口比例从17%增加到55%。

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中国农村的社会再生产也开始商品化。到2017年，河南省4764万农民中有62%的人从事非农业工作（其中大约60%的人在省内迁徙）以补贴家庭收入（河南统计局（HSB），2018年）。然而，只有不到20%的河南省内的农民工有城市的医保和养老金。这意味着大多数农民工只能依靠老家的村子来进行代际再生产，但由于农村的房地产行业、私立教育和护理服务的蓬勃发展，这一成本也在不断提高。虽然年轻夫妇们大多保留了在农村的住所，但很多家庭动用所有的资源，甚至贷款，就为了在县城买房。我的采访对象告诉我，如今在河南农村地区，普通人结婚的时候，新郎家需要提供一辆车，一栋房子或公寓作为彩礼，这要花费超过20万元。新娘家通常要提供3万元的嫁妆，而家庭只靠务农的平均年收入仅有5000元左右。有一位工人苦笑着说：“有两个儿子就是倒大霉，你得给他们准备两套房！”

教育资源向县城集中，村里的小学和初中数量减少，这进一步加重了居民的压力。在过去的四十年里，全国高达916,000所乡村小学消失，占所有到1970年代末修建小学的80%（Anonymous, 2018）。在河南，从1978年到2016年，农村小学的数量从48772所降到22881所，初中的数量从22822所降到4557所6。与此同时，私立寄宿学校正在快速扩张，以满足留守儿童及其父母的需求。由于没有高质量的公立学校服务，我采访的人大部分让孩子去私立幼儿园和中小学，学费每学期比公立学校要贵至少1500至2000元。正是在这种商品化的大环境下，生活水平急剧上升，儿童教育成本升高，这让妈妈们感到必须离家赚钱。

既要养家又要照顾孩子：富士康妈妈们的困境和能动性

本文这一部分展示了，一方面，民工妈妈们既被期望为家打工挣钱，同时又要提供育儿服务——这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样她们们陷入了棘手的困境。然而，另一方面，富士康妈妈们正积极构建并接受她们新的双重身份——既是养家者，也是顾家者，这增强了她们在父权制家庭中以及同资本的议价能力。此外，为了解决无法时刻照顾孩子的问题，这些妈妈们创造出一种非正式制度——自组织照顾小组，组里的母亲们轮流负责照顾多个孩子们的生活和学习，其他母亲就可以外出打工。尽管这些照顾小组刚刚兴起，并不成熟，但如我在下文结论部分中讨论的那样，它们有潜力成为新的缔造工人团结的新场所。

在本文的案例研究中，大多数的富士康妈妈在婚前就有过外出打工经历。她们多在初中毕业后，在远离家乡的制造业或服务业工作。在她们二十岁出头的时候，通常会嫁给同乡男人，然后回村，在几年内生两三个孩子，当最小的孩子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她们就会重新开始打工。

尽管我遇到的每一位母亲都表达了没有足够收入供养孩子的焦虑，同时，她们也担心无法亲自陪伴孩子。这也是受了新的育儿文化的影响。不像第一代的农民工妈妈通常会把孩子留给老家的岳父岳母照顾，因为大多数农民工夫妻们没钱带孩子来城里一起生活。现在年轻的父母不信任家中的长辈，因为他们普遍“没文化”，因此无法给孙辈提供优质教育。事实上，大多数我采访的人都不想把在上学的孩子交给长辈看管。一位受访者说：“我宁愿把儿子送到很贵的托儿所，也不愿意让我婆婆带他。我婆婆一天到晚除了打麻将什么都不会，而且她抽起烟来跟个烟囱一样！”

不依赖家里的长辈意味着妈妈们选择何时进城打工也要有策略性——往往是在夏天她们不用操心孩子的学业的时候——这种基于季节的，受限制的工作选择，是社会再生产领域中实现“霸权性稳定性”的核心机制。

一位受访者告诉我：

夏天是去打工的最佳时机，因为那会儿小孩放暑假，我就不用每天都做饭看着他们写完作业了。我可以把他们交给爷爷奶奶，然后到这来工作，多赚点钱。当秋季开学的时候，我必须得回家！

与此同时，母亲们积极地建构并接受自己养家者和照顾者的双重角色，以在家庭中和孩子面前获得道德权威。我的39岁室友舒娜（音）有一个14岁的儿子和一个4岁的女儿。她曾经在毗邻上海的昆山富士康工作，那里离家很远，但她为了离青春叛逆期的儿子更近点，就回到了河南。当时是夏天，她的儿子在放暑假。于是，舒娜把儿子送到了一个佛教寺庙里，在那他要做一些志愿工作，并被严格管教，舒娜认为这对他有好处。此外，她让住在寺庙附近的嫂子帮忙照看她的儿子。

舒娜是我们宿舍里最节俭的一个。她说：“我省吃俭用一分一分地存钱，就是为了我的儿子将来能上大学。”她从不和工友去工厂外面的小餐馆吃饭——在那，一道简单的菜和一碗饭就要大约10元。每次我看到她吃晚饭时，不是在吃方便面，就是在吃包子，或者是一小份米粉，都不到5元。每天，舒娜都给儿子打电话，确保他一切安好。但是这个少年相当叛逆，他想从寺庙逃走。舒娜试着通过强调自己的牺牲来教育他：

你不应该抱怨那里的素斋。你吃的每一口饭菜都是辛苦工作挣来的；比你天天在家吃肉要好得多！这是在考验你，让你成为更强更优秀的人。看，我不能陪着你，因为要赚更多的钱。但这都是为了你。不管有多苦，只要你好好学习以后考上大学，我都不会抱怨！

除了根据小孩学校的学期来安排打工时间，河南的移民工妈妈们还发明出了一种非正式制度，自组织照顾小组，在这些小组中，一位母亲会照顾包括自己孩子的几个来自不同家庭的学龄儿童，每个家庭交一笔适当的费用即可入组。但富士康的妈妈们仍然无法摆脱在打零工和照护孩子之间奔波的心理压力。

32岁的小娟是两个儿子（分别11岁和7岁大）的母亲，她来到富士康是因为她认为“女人必须要有工作；能赚钱总比不赚好”。在过去的几年里，小娟外出打工时，每个周五，她的婆婆都会去一个非正式照顾小组接孙子回家，然后周日下午再送他回去。但是最近，她的婆婆去世了，很难找到别人帮忙接送小孩。由于她的丈夫在家乡工作太忙，她的公公又太年迈了，小娟的母亲不得不去接送，这（姥姥带小孩）在河南农村是较少见的做法。小娟内疚地嘀咕道：

“已经过去好几年了，我和我儿子都习惯了[不在一起生活]。我小儿子现在已经到了上学的年龄，他今年也要去[非正式照顾]小组了。”

在我的田野调查中，我认识一位曾在非正式照顾小组工作，最近加入富士康的母亲。来自离郑州60英里外的W县附近的一个村子的丽蓉，现年36岁，有一个14岁的女儿和一个11岁的儿子。几年前，她和丈夫通过劳务中介在昆山的富士康园区找到了一份临时工作，昆山距离W县有600英里。由于担心自己不在身边，儿子的学业成绩可能会下降，她在打工4个月后选择离职。女儿在家乡上学和爷爷奶奶住一起，丽蓉和儿子住在县城，在那里儿子就读更好的学校。这所学校里的许多学生来自农村，但像丽蓉那样，有钱在县城租房陪小孩上学的家庭要少得多。

因此，除了照顾儿子，丽蓉还在一个非正式照顾小组中担任“家务老师”。与另外两名像她这样的老师组队，负责照顾一小群没有父母陪伴的孩子们，包括去学校接送他们，给他们做饭，辅导他们做作业，以及在工作日晚上送孩子上床睡觉。到了周末，这些孩子的父母会接他们回家。

丽蓉当家务老师一个月能赚1500元。她有职校文凭，性格开朗，受到学生和家长的喜爱。不过，让她来到郑州富士康的原因是，她听说这里的月工资可以达到3000元，并且工厂离W县不远，坐公交车2小时能到，这样她每周都可以回家。但是，在这里工作了短短几天后，丽蓉决定辞职，回去当家务老师。她说：

“我儿子上五年级了，这是一个关键期。我们是靠走关系他才能入学的，我们真的很重视他的学业。我的婆婆60岁了，身体也不好，没法照顾他。”

只有试错过后，丽蓉才明白自己最在乎什么。

与我交流的大多数富士康妈妈既不完全信任上一辈，也不完全信任非正式照顾服务。他们也没钱享用更正式的私人服务，比如在中国农村迅速扩张的私立寄宿学校。因此，他们只得季节性地跨越工作与家庭的边界，以扮演作为养家者和照顾者的双重角色。尽管这种状态实际上有利于制造“霸权性不稳定性”，但如我在本文结论部分所讨论的，这种矛盾状况也为潜在的团结和变革创造了空间。

结论

关于中国的劳工制度，以前的研究已经深刻揭露了在沿海制造业工厂中强制与抵抗机制的运作模式。之前的宿舍劳动制度在“中国奇迹”的创造中功不可没，资本积累和父权制社会规范与国家强加的城乡对立相结合，产生了一种性别上的动态关系，即女性农民工的生产和再生产的任务之间的冲突在人生不同阶段形式不同：在十多岁到二十岁出头时，她会前往沿海经济特区的血汗工厂打工，几年后，她会回家结婚生子，之后留在家中照顾孩子和老人。

那么，当资本已经迁往中国内陆时，我们能从当前郑州富士康的案例中学到什么呢？本文展示了，当大体不变的企业规章制度(包括成文的与不成文的)与劳工的社会再生产领域的动态变化相互影响时，一个新的用工制度正从中崛起。工厂离家更近使得进厂打工和辞职的风险较低。通过加班时间囤积，富士康的管理层将加班和高新的机会和囤积给少数工人，而大多数工人只有基本工资。同时，中国农村的社会再生产的高速商品化进程使在富士康工作的母亲们不停在工作和家庭之间奋斗。为了给孩子提供教育，为将来的彩礼或嫁妆存钱，这些妈妈们急需现金收入，因此她们必须去富士康打工；然而，矛盾的是，正是由于孩子们，尤其因为孩子的学业，使许多母亲无法长期离家打工。这就是富士康妈妈们面临的困境。当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这些因素共同作用时，新的用工制度造成更高的人员流失率，使工人们在生产点团结起来的潜力下降，一个我称之为“零工制造业”的世界形成了。尽管如此，随着社会再生产领域的全新动力学的涌现，本研究也发现了上演新形式的劳工斗争和缔造团结的新舞台。

这项研究通过三个方面拓展了未来的研究方向。首先，通过揭示在存在正式就业机会的情况下，工人仍选择打零工的底层逻辑，我拓展了对于非正式工作的当前主流研究思路（即着重关注非正式工作的稳定性和相关福利）。一方面，本文表明，在全球就业市场灵活化的大趋势中——主要表现是常规就业向短期用工模式的转变——通过本研究详述的名为“霸权性不稳定性”的机制，不稳定性可以通过某些形式，在所谓的正规工作的表象下存在。未来的关于正式和非正式就业的学术研究应超越其名义上的定义，深入探究工作的的实质性质。另一方面，我的研究和越来越多的在后福特制之外工作的女权主义学者为伍，表明了在更广泛的语境下，工人社会生活中的动态变化(dynamics in workers’ social lives)，而非工作性质，才是解释就业决策的关键机制。随着零工经济全世界不均的迅猛扩张，进一步的研究应超越以工作为中心的学理思路，密切关注在塑造工人就业轨迹中起关键作用的社会和文化因素。

其次，本研究旨在发扬一种劳工政治的整体研究思路，这种思路既关注生产领域和也关注社会再生产领域，并研究它们之间的动态变化。近年来，社会再生产理论的文献呈迅猛发展之势，正确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积累和劳工的社会再生产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本研究表明，社会再生产领域内的矛盾在塑造劳工政治中也起到了关键作用。社会生活的商品化——作为政治经济因素——导致劳动力社会再生产的成本上升，推动更多有孩子的女性在工厂工作，而强化的母职意识（母亲应该时刻陪伴孩子成长的观念）的兴起——作为意识形态因素——又将这些打工妈妈拉回家中。换句话说，仅仅认识到社会再生产在造就资本积累中起到的不可或缺的作用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开发充足的概念工具，详细刻画社会再生产领域内不同因素之间的多元互动，结果既可能促进资本积累，也可反其道而行之。

最后，与当前的社会再生产理论文献一致，本研究证明了女性在与生产-再生产困局中拼搏的主观能动性，并指出未来斗争和缔造团结的潜在场所。首先，富士康的妈妈们并非被动地承担起养家者和照顾者的双重角色，而是通过一种新的道德话语主动构建她们的新身份，帮助她们获得了更多自主权，对抗她们的农村父权制家庭，尤其是她们的亲家人，并增强了她们在孩子面前的权威。此外，自我定位为一位养家的母亲可以是她们与资本集体议价的有效策略，这样的策略在历史上为男性工人所用（Seccombe, 1986）。未来的研究应该对这一论题进行更多实证检验。其次，尽管目前局限性颇多，但农村的非正式照顾小组在未来可能成为打工妈妈缔造身份团结感的社会再生产空间。鉴于在生产点日益强化的控制使工人原子化、相互疏离，工厂迷宫外部的自组织照顾空间值得我们特别关注和系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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