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翻译】成长与告别： 辗转于城乡对流动儿童教育和就业的长期影响
近年来，虽然流动儿童在城市受教育的限制逐渐放宽，但是升学过程中各地方政策仍然对于非本地户籍人口做了区分，导致绝大多数流动儿童都难以进入公办学校而不得不在质量较差的民办学校就读。初中毕业后，流动儿童在学校中面对什么样的问题？这样的学校环境如何影响他们的未来发展？本文作者分别于 2008-2009 年和 2015-2016 年对在深圳读书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进行了两轮访谈，研究了他们的求学经历和就业情况。在职业学校、民办高中、公办高中和返乡升学四种教育路径中，本文发现无论升学路径、个人能力、对教育的投资以及早期的职业抱负如何，流动儿童未来都会被引导到低技能的城市服务业中。
导读
近年来，虽然流动儿童在城市受教育的限制逐渐放宽，但是升学过程中各地方政策仍然对于非本地户籍人口做了区分，导致绝大多数流动儿童都难以进入公办学校而不得不在质量较差的民办学校就读。初中毕业后，流动儿童在学校中面对什么样的问题？这样的学校环境如何影响他们的未来发展？
本文作者分别于 2008-2009 年和 2015-2016 年对在深圳读书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进行了两轮访谈，研究了他们的求学经历和就业情况。在职业学校、民办高中、公办高中和返乡升学四种教育路径中，本文发现无论升学路径、个人能力、对教育的投资以及早期的职业抱负如何，流动儿童未来都会被引导到低技能的城市服务业中。这与父母希望子女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的愿望背道而驰。作者认为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消极应对、教育经费体系的分散问题导致流动人口持续在社会中处于弱势地位。
关键词：流动儿童、职业教育、服务业、流动人口
译者：焉识
校对：Auchan
目录
正文
作者：Charlotte Goodburn
方法论
深圳在20 世纪 80 年代初仅有约 31 万居民，1980 年被划定为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后，通过大规模的人口迁入不断发展壮大，到 2008 年人口估计达到约 1400 万。其中，只有约 300 万人拥有城市户口，其余的都是流动人口，因此深圳是中国所有城市中从农村流入人口最多的城市。
本研究是基于 2008-2009 年对深圳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和父母进行的长达七个月的调查，以及 2015-2016 年对其中一些儿童的回访，两轮访谈相隔八年。这里使用的所有受访者姓名都是化名。
2008-2009 年，我在几所打工子弟学校教授英语，我在当地劳工研究组织的帮助下，确定了流动人口集中的地区，并在那里进行了半结构化的访谈。我在这些社区采用了 "滚雪球 "和街头采访两种方法，采访了 92 名家长（63 名母亲和 29 名父亲）和 66 名儿童。这些儿童在接受访谈时均为 6 至 12 岁，来这里的时间不超过五年。所有访谈均以普通话进行，并做了详细记录。本文利用这些访谈的信息来了解儿童在城市中的早期教育经历。
2015-2016 年，我回到深圳，联系到了最初采访对象中的 12 名青少年，对他们进行了半结构化的回访，重点关注移居此地带来的长期影响。另有十名青少年符合同样的标准，这十名新增受访者是由原受访者介绍给我的，是他们的朋友、同学或同事。2015-2016 年的样本包括暂时返回原籍但又回到深圳的青年。
深圳流动儿童教育概况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为提高中国的全球地位提出提高人口素质的口号，加上中国历史上教育与向上流动之间的紧密联系（即通过科举考试获得成功和地位），教育的投入与能否在未来成功的联系得到进一步加强，父母通常高度重视学习成绩，孩子们也有很高的职业理想。
随着劳动力市场取代了国家包分配，教育在影响职业和收入方面变得越来越重要。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央政府在流动儿童教育问题上的立场逐渐软化，鼓励城市为流动儿童进入公办小学和初中开绿灯，但地方政府缺乏接纳流动儿童的激励措施和财政资源，因此仍有很大一部分流动儿童被排除在公办学校之外，转而进入民办学校（通常是无证民办学校）就读。此外，在初中毕业以后，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希望孩子们回到他们的原籍地继续读书，这意味着国家将提供教育的责任放在了农村地区的县政府。即使他们在此之前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城市，流动儿童的户口决定了他们仍然是农村人口。政府文件和新闻媒体都将儿童因受教育而返乡描述为 "回归 "其地理和社会合法地位的自然过程。
2000年代初期上海开展了将流动儿童纳入公办学校的政策试点，但深圳没有这样做。虽然2002年的官方统计数据称，深圳约有 60% 的流动儿童在公办学校就读，但这一数据仅基于持有暂住证的外来民工的户籍统计。事实上，只有在当地教育部门正式登记的流动儿童才有资格进入深圳的公办学校。2008-2009 年的登记条件需要提供六种证件：户口本和暂住证、计划生育证明、学校调档函、出生证明、父母双方的社会保险证明、房产证或加盖公章的租房合同。
但很少有父母能够拥有所有这些证件，因此大多数流动儿童无法进入公办学校就读。所以与其他城市一样，深圳的大多数流动儿童都在民办学校就读，因为入读这类学校通常不需要任何门槛。这些学校的教学质量通常比公办学校低得多，许多设在破旧的厂房里，教室狭窄，班级人数众多，设施匮乏。纪律通常很差，作为一名教师，我曾目睹过校园暴力事件。打工子弟学校的教师鲜有合格教师，人员流动性很大。这与我访问过的公办学校大相径庭，那些学校拥有漂亮的校舍和宽敞、设备齐全的教室。公办小学的教师至少受过师范大学的教育，并通过了深圳市的教师编考试，学生在课堂上一般都很有礼貌，注意力集中。虽然我没有比较过打工子弟学校和深圳公办学校学生的实际成绩，但中国其他城市的研究表明，他们的主科成绩明显低于公办学校。
我询问过孩子和家长对未来的希望。父母对子女的期望以及子女自己的梦想绝大多数都是向大城市看齐。许多孩子对务农表示反感。一位 10 岁的女孩这样说“务农又脏又无聊，钱也很少。没人愿意干。”当被问及是否想当农民时，一个六岁的男孩给出了类似的答案：“不！我想当城里人，城里人不种田。” 孩子们梦想成为深圳的教师、医生、警察、计算机程序员和科学家。一些女孩希望成为美容师，一名 11 岁的女孩希望成为一名“职业女性”。一些在深圳经营自己的小面馆、市场摊位或废品回收站的家长，则认为自己的工作太累了，希望他们的孩子能获得一份有轻松且有保障的工作。很少有人希望自己的子女在工厂工作，因为父母大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工厂不仅累人，而且地位低、工资低。
2015-2016 年，深圳仍有一系列规定阻止流动儿童接受公办教育。2014 年之前，绝大多数流动人口没有资格参加深圳当地的中考。2014 年政府对这一规定进行了改革，持有必要证件、父母持有居住证至少三年、在深圳注册学校就读三年的流动儿童可以在当地参加考试，进入深圳公办高中就读。从 2016 年起，这些孩子中的一部分也有资格参加当地的高考而进入大学。然而，个别比较好的学校仍然限制流动儿童入学，如增加本地户口和在本地缴纳三年社保等条件，并对非本地学生提出了更高的分数要求，这使得即使是这些拥有相关手续的孩子也很难在深圳读高中。所以大量流动儿童只能申请公办职校，或者读民办高中。但这些学校数量稀少，而且自 2014 年实行全国学籍管理制度以来，民办高中无法提供任何正式的就学记录，因此无法转入深圳或其他地方的公办学校或进入大学。
因此，流动儿童若想继续读书就有四种选择： 首先，他们可以通过参加高中入学考试（如果符合条件，自 2014 年起）或直接进入深圳公办的职校。第二，他们可以回到家乡，即户籍所在地读书。第三，他们可以到深圳的民办高中就读。第四，极少数符合条件的人可以尝试进入公办高中。他们也可以选择辍学或者就业，但这当然会使他们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处于不利地位。因为在中国的就业环境下，学历的重要性与日俱增，所以大多数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及其父母都不愿考虑这一选择，而更愿意将家庭收入的相当一部分投入到四种教育途径中的一种。以下是对选择了这四种教育途径的儿童的案例分析。
职业学校
中国试图推动 “产业升级” 和 “中国制造 2025”，一直在强调培训技术工人（即所谓的大国工匠），而这一政策的对象大部分是农民工子女。例如，上海试图通过向职校的农民工子女提供国家补贴来确保关键行业的半熟练劳动力供应。虽然深圳不像上海样提供补贴，但它通过限制其他教育机会，变相迫使流动儿童选择职校。因此，对于大多数 15-16 岁的流动儿童来说，如果想留在城市继续读书，职校是他们唯一的选择。深圳有 17 所中等职校，这一类学校通常质量较差，招收的学生中考分数较低。它们通过在深圳民办学校和劣质公办初中及其周边地区大力宣传自己来吸引学生。
在我采访的青少年中，有些人因为没有足够的手续而只能进入职校就读，有些人虽然参加了中考，但分数不够高，没有达到非本地户口学生进入深圳高中的要求。许多人被限制在中考分数要求较低的、不太受欢迎的职业课程中，如 “汽车机械”、“电气设备安装与维修” 和 “商务礼仪”（只有身高不低于 1.6 米的女生才能选择）。有些学校根据申请者的分数自动分配课程，而不考虑能力或兴趣。18 岁的美珍因入学考试分数低，就被分配到了不受欢迎的 “计算机辅助动画” 专业。虽然她很享受每天看动画片，但两年课程下来，她说自己的技能 “大约为零”，并解释说她无法完成任何艺术作业，因为她从来就不擅长任何艺术。当被问及毕业后能否找到一份与所学课程相关的工作时，她笑着回答说：“不，肯定不行！我也许可以在服装店做销售助理”。
我在 2015-2016 年采访的学生中，只有一位是根据职业规划选择课程的。她是17岁的范红，由我的学生彩娃介绍给我。范红和彩娃的故事清楚地说明了拥有广泛社会关系的深圳外来务工家庭与边缘家庭之间的差异。范红和彩娃都来自广东农村，但与彩娃不同的是，按照大多数外来务工家庭的标准，范红的家庭是富裕的，她的父亲是一名建筑项目工程师，拥有大专学历，在深圳生活了十年后，最近成功获得了当地户口。凭借父亲的学历和工作，范红满足了进入深圳公办学校就读所需的所有要求，在我们相遇的那所条件简陋的民办学校里，她获得了比彩花更好的教育。在高中入学考试中，她的成绩不如人意，在与父亲和他的同事以及同学和父母讨论了她的选择之后，她决定在一所职校学习 “建筑设计”，理由是她已经从父亲的工作中了解了一些基本原理，而且父亲有必要的人脉能为她找到一个职位。范红对这门课程很满意，2016 年大三时，她利用家庭的人脉，绕过学校提供的关联性较低的实习机会，在一家建筑公司找到了一份有用的实习工作。
相比之下，就读于同一所学校 “电子商务” 专业的彩娃和却完全不知道自己的专业会给她带来怎样的就业前景，她选择这个专业只是因为她模糊地意识到中国的易趣网（eBay）和淘宝网（Taobao）的成功。她和其他五名同学一起接受了学校分配的电子产品零售商实习工作，主要内容是在街上散发广告传单，她认为这“完全是浪费时间”。其他缺乏社会资源的学生也同样被迫依靠学校分配实习，而这种实习通常对他们的学习、职业发展和技能培训毫无帮助。
两个女孩在职校经历中的另一个差异源于她们之前的教育经历。范红说，她的同学分为两类，一类认真学习，知道 “如何学习”；另一类不认真学习，不知道如何学习，主要是 “打发时间”。范红把自己归为第一类学生，而彩花则坦率地告诉我，职业高中的课程枯燥乏味，她和她以前的民办初中同学有时会在课堂上睡觉或玩手机。她还用 “混日子” 来形容自己的经历。这些话表明了公办学校学生与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学生之间的差异。即使是名气最小的深圳公办学校，也往往执行严格的学习纪律，培养出 “懂得学习” 的学生，即使他们的考试成绩并不都很好。相比之下，民办学校往往混乱无序，给学习带来挑战，在这样的学校接受教育的孩子往往没有为进一步学习做好准备。
许多为农民工学生提供的职业课程质量不高，使这些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曾经就读过职校、来自山西的 20 岁青年闵飞说到：
职校真是烂透了。 全班 70 人，只有 10 人正常上课，全班只有两台电脑。我们本该学习 "计算机技能"，但我们什么也没学到！老师把上课时间都花在喝茶和看报纸上，根本没有认真教学。事实上，我从来都不喜欢学习。早先在初中时，我也没学到什么东西，还经常和同学打架。那也是一所烂学校。
在与老师发生肢体冲突后，闵飞最终被职校开除。他总结说：
我在网吧学到的电脑知识都比在学校多得多。现在我在一家鞋店工作，根本不需要使用电脑。
这种结果是大多数就读于民办学校和职校学生的典型写照。许多毕业生在经过三年的 “混日子” 后，最终与初中毕业后直接辍学的学生一样，从事着服务业工作。虽然这对那些坚信教育是家庭最大希望的父母来说是难以接受的，而且对大多数学生来说，职校学历的就业优势并不明显。
民办高中
由于很少有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能进入深圳的公办高中就读，如果他们想继续非职业教育，就读深圳为数不多的民办高中曾经是一个选择。然而，由于 2014 年出台的规定，这些学生不能在新的全国学生身份系统中注册，该系统在数据库中为每个学生分配了一个唯一的身份编号，因此就读这样的学校已成为一项昂贵而徒劳的工作。学生既不能回农村老家参加高考，也不能在深圳参加高考。因此，在深圳的民办民办高中就读，然后回老家参加高考并不是一个普遍的选择，我的受访者中只有一人走过这条路（2014 年之前）。
来自江西省的一帆今年 20 岁，他在 16 岁时就拒绝了加入劳动力大军的想法，因为他不想找一份收入低、地位低的工作。2012 年初中毕业后，他和另外 19 名像他一样的流动儿童一起，继续留在民办学校的高中就读。这些学生通常是学校里成绩较好的学生，他们希望能够回到家乡参加高考。他们的父母借钱继续支付民办学校的学费，相信对孩子的教育投资会有回报。我在 2008-2009 学年教一帆时，他 12 岁，聪明伶俐，课堂上积极回答问题，并热衷于练习英语。他的数学成绩特别好，曾梦想上大学，成为一名计算机程序员。但在2016年，一帆在一家百货公司的体育用品区做销售助理，月薪仅略高于城市最低工资标准2200元。我问他，他的高中同学中有多少人考上了大学，他觉得是零，也许最多一个，他认为有些人真的不想继续读书，但他们的父母要求他们，他们不让孩子这么小就找工作，希望他们能考上大学。
虽然当局可能会突然关闭民办高中是众所周知的风险，但 2013 年开始迅速拆除校园还是让学生们大吃一惊，导致他们学业中断和辍学。当被问及新校区的教学情况时，一帆回答说：
“教学真的很差，大多数老师并不比学生懂得多，他们也很年轻，不知道如何教授高中课本。我们只是在消磨时间，学习热情不高。我们缺乏在那所学校取得优异成绩的自信心。可以说，我们的态度很现实。”
高中上了三个月后，一帆离开了学校，因为他学不到任何有用的东西，也不值得每天跑那么远去新校区。一帆认为，他的同学中只有两三个人参加过高考（2014 年的规定出台之前），没有一个人的分数达到大学录取分数线。有些同学直接转入了职校，但在他仍有联系的同学中，大多数人现在都在深圳从事地位较低的服务业。
公办高中
我只遇到过一名能够就读公办高中的学生。2014年的规定排除了绝大多数父母为个体户或所在单位未持续缴纳足够社会保险的流动儿童、近三年内（再次）流动的流动儿童或没有一项或多项手续的流动儿童。只有来自广东农村的 19 岁女孩嘉兰能够满足这些条件，她 10 岁来到深圳后一直在公办学校上学。2008 年，当我第一次见到嘉兰时，她的父母经营着一家小型家具维修企业，但三年后，他们开始向香港出口家具，收入大幅上升。虽然嘉兰在接受采访时说她在公办小学时英语学得很吃力，但她很快就跟上了同学们的进度，升入初中时，她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并梦想成为一名教师。她的父母在深圳托关系办好了所有的证件，购买了社保，目的就是让女儿继续接受教育。因此在2014 年，嘉兰参加了深圳的高中入学考试，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然而，嘉兰被登记为 “D 类” 学生，没有本地户口，父母既没有深圳特殊的 “人才居住证”，也没有 “高层次专业人才证书”，也不在军队或警察系统。这意味着她需要比本地学生考更高的分数，并且在入学方面受到限制。因此，尽管她的入学考试成绩很好，却只能进入该市一所不太好的高中就读。嘉兰告诉我说：
学校的教学质量不是很好。其他同学都和我一样，没有深圳户口，也没有考试成绩特别好的。他们老家大多在县城甚至乡村。我觉得他们的学习基础不是很好，我们也没学到多少东西，因为老师讲课的速度很慢，而且往往没有耐心。我的成绩比初中时下降了很多。
18 岁那年，嘉兰回老家参加高考。尽管她在深圳接受了八年的义务教育，却没有资格在深圳参加高考。但她的考试成绩并不理想，她的父母很失望，让她进入了深圳郊区的一所民办大学，在那里学习 “信息管理” 专业。中国的民办大学处于劣势地位，因为政府规定，只有在公办大学完成招生任务后，民办大学才能开始招收学生。因此，政府和社会都不信任这些学校。虽然嘉兰的父母认为让女儿能够获得某种形式的高等教育是值得的，甚至还向亲戚借了钱，但嘉兰本人对自己的就业前景并不乐观：
首先，我需要毕业，这可能没那么容易。因为我听说我需要写一篇很长的论文，而我还没有接受过如何写论文的培训。然后，我希望能在学校或大型单位找到一份工作，从事档案管理等行政工作。这种工作适合女孩子，不是很累，而且比较体面和稳定。但我可能要改变计划了，因为这类工作竞争很大，而且有很多优秀大学的毕业生。只要我有机会就会尝试新的机会，即使在商店工作一段时间也没关系。
即使就读对流动儿童遥不可及的公办高中，也并不能保证她能接受高质量的教育，或进入公办大学，从而打开体面就业的大门。虽然她的父母投入了大量资金，使她能够进入公办高中，然后是大学，但嘉兰最有可能与她在职校和民办高中的许多同龄人一样，进入服务业。
回到县城
对于大多数流动儿童来说，回到户籍地读书是唯一的选择。然而，我的受访者的经历表明，无论从教育结果还是从孩子的福祉来看，把孩子送回去读书往往都是一个糟糕的选择。我最初在 2008 年采访的两个孩子，林林和明柳，被送回陕西和四川老家读高中。这两个孩子在深圳的学习成绩都很好，他们的父母希望他们能考上大学。琳琳的父母做小生意，向餐馆出售散叶茶，他们通过伪造证件和找关系，让女儿进入了深圳的公办小学和初中。2008 年，琳琳曾向我表示希望成为一名医生。然而，她的中考成绩低于预期。为了最大限度地增加她升入大学的机会，她的父母决定把她送回陕西读高中。父母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为琳琳争取到了县城一所不错的高中，她寄宿在一位老师家里。在深圳生活了七年后，她本不想离开深圳的父母和弟弟，但还是无奈地接受了这一事实。
然而，要适应县城的学习环境并不容易：陕西的课程、教学方法和预期成绩水平都与深圳的学校不同。高考不是全国统一的，很多省份的高考内容都与本省的课程相关，而琳琳从未学习过这些。此外，县里的学校非常强调死记硬背和应试。县城地区学校的 “教育纪律” 与大城市学校之间大相径庭，后者致力于提供 “素质教育”，包括对知识的分析和综合，而不是死记硬背。虽然深圳的公办学校为琳琳提供了她所认为的优质教育，但这些学校并没有让她具备很强的应试能力：
在那里，一切都更难。我的同学会学习到半夜。书本似乎更难，我什么也看不懂。我的成绩从班上的前几名滑落到了倒数第一。
即使有额外的辅导，琳琳还是跟不上进度。她在深圳公办学校里的课堂习惯也无法让她融入当地。正如她所说：
我在课堂上很安静、有礼貌，没有和其他学生争吵，但一开始我和他们相处不好。 他们根本就没有礼貌！ 他们总是大喊大叫，有时还会推搡。 他们没有正确排队等候。他们用我听不懂的当地俚语，还骂我说普通话。”
改善流动儿童的口音和行为往往是深圳公办学校教师的主要目标，并作为一种提升农村儿童素质的方式被积极推广。在学校学习几年后，流动儿童将那里提倡的价值观内化了。 当琳琳谈到她的陕西同学时，她小心翼翼地用他们的“素质”来区分自己：
“虽然他们知道如何从书本上学习，但他们的素质很低。有时他们会做一些很不文明的事情。”
虽然“文明”行为，例如在课堂上安静、有礼貌地说话，是深圳城市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志，但这些习惯与当地环境格格不入。在那里，未能以与其他学生相似的方式行事使琳琳无法交到好朋友。 在经历了孤独的两年后，琳琳觉得继续学习已经没有意义，因为她的成绩一直没有恢复，读大学的机会渺茫。 她说服父母让她不参加高考就离开学校，回到深圳，开始在一家百货公司做助理。
明流是另一位成绩优异的学生，他15岁时被父母送回家乡读书。 在县城高中读了两个月后，他从祖母家逃回深圳，这引起了父母的愤怒。 与琳琳不同的是，他曾在深圳的一所民办学校上学，因此没有受到同样的城市文明的纪律和规训。他融入的主要困难不是课堂行为，而是县城课程的要求，他在深圳的教育经历让他比琳琳更没有准备，而且他的四川话也不太流利。 他从七岁起就住在深圳，甚至和父母也用普通话交流。 虽然官方的教学语言是普通话，但孩子们和大多数老师在学校都使用四川话，这意味着刘明流既不能很好地跟上课程，也不能轻松地与同学聊天。他的成绩急剧下降，他完全失去了继续读书的兴趣，放弃了早年成为一名警察的梦想。
尽管有关中国农民工的文献记载了当地村民对从城市返回家乡的“现代”、“有教养”的年轻人的钦佩，但对于流动儿童来说，情况似乎并非如此。尽管他们可能认为自己更加现代和国际化（或者在琳琳的例子中是“思想开放”和“文明”），但他们受到当地同学的嘲笑而不是钦佩，这与嘲笑“乡巴佬”的模式相反。 许多流动儿童在深圳也经历过同样的事情。
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他们的高质量素质教育也没有让他们做好在县城系统中取得好成绩的准备。 2008-2009年的采访显示，深圳的流动儿童最初很难在“以质量为导向”的素质教育课程中主动寻找答案。而在2015-2016年的后续采访显示，由于他们与众不同的学习习惯和行为被当地同学排斥，加上在死记硬背和应试方面能力较差，他们以前在城市的所学现在反而对他们不利。 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放弃大学梦，回到深圳，加入城市底层服务业大军。
殊途同归
上述案例表明，无论采取四种教育路径中的哪一种，流动儿童通常在17岁至21岁之间进入城市服务业的底层。无论他们早期的职业抱负、学习能力或父母在教育方面的财政投资如何，这样都没有对这一结果产生太大影响。 事实上，一些在 6 岁到 12 岁之间表现出最有才华的人——例如一帆、琳琳和明流——最终因为不能适应在新环境中读高中而提前退学，或是因为民办高中质量太低而难以升学。
其中，琳琳和嘉兰都是聪明又勤奋的女孩，其实在深圳的流动儿童中并不常见，她们都成功进入公办学校读初中。两人的中考成绩都相当不错，但琳琳回到县城读书，以避免被分配到深圳较差的公办高中，而嘉兰则留在城市，就读的正是琳琳想要避开的那类学校。 她们的父母投入了大量资金，学费、寄宿费（琳琳）和民办大学费用（嘉兰），但对琳琳来说，无论花多少钱都无法克服母女之间的鸿沟。 县城和大城市教育体系的天差地别以及被送回的孤独和被边缘化，或者在嘉兰的案例中，不公平的考试和入学标准，这对省内流动人口来说也是如此。 这两个女孩在劳动力市场上可能的结果是从事地位低下的服务业，职业发展的前景有限。
进入职校的流动儿童好不到哪里去。 虽然我遇到的退学案例很少，但课程和实习很大程度上与他们的职业追求无关，尽管职校宣传的毕业就业率高达98%以上，但这样的毕业证在劳动力市场上不会有明显的优势。只有范红对自己的职业教育感到满意，因其通过父亲的工作以及公办初中人脉建立的社交网络，有望实现她的职业目标。 其他人，尤其是曾经在打工子弟学校接受过教育的人，对进一步学习深造准备不足，缺乏选择学校和课程的指导，这使得他们很难追求任何可行的长期就业策略或获得未来就业所需的技能。中国近十年来大型城市中心的去工业化和许多国有企业岗位的减少意味着职校难以提供支持高附加值制造业职业的技能培训，不再能引导那么多毕业生获得稳定的制造业工作。相反，许多本来雇用半熟练工人的工厂现在已经搬到了农村和城郊地区，职校毕业生更有可能在快速增长的服务业中找到工作。 这些工作通常是低薪、高流动率的职位，培训或晋升的机会很少，工作保障也较低。
无论教育途径、天赋或教育投资如何，深圳的流动儿童绝大多数最终都处于不稳定的城市服务角色，这挫伤了父母希望孩子通过正规教育实现向上流动的愿望。 这并不是说农民工子女没有社会流动性。 与第一代农民工父母的劳动经历相比，他们明显远离了工厂工作。 一些年轻人能够实现父母最温和的愿望——在有空调的办公室中下来工作，尽管他们主要是担任商店职员，而不是父母想象的办公室职员。 没有人能够实现拥有工作保障和就业福利的想。
几乎所有流动儿童群体都被不平等地困在低薪劳动力中，这一现象的责任在于中央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 尽管中央政府似乎意识到下一代未受教育的流动儿童对中国高技能发展构成的风险，但国家层面的户口制度尽管进行了几轮改革，仍然提供了地方政府区分流动人口和本地人的机制。 它将流动儿童与其出生地联系起来，并相应地分配资源，包括继续教育的资源。 这对于在城市长大的流动儿童来说尤其成问题，他们通常与其户籍地的联系有限，而且他们在城市就读的经验并不能帮助他们适应县城的教育环境。
在中国分散的教育经费体系下，地方政府缺乏资源或激励措施为农民工提供高质量的教育，并且极力阻止他们长期定居。 此外，市政府还面临本地人的压力，他们希望在高考中减少竞争。 值得注意的是，深圳在这方面实际上没有其他大多数大城市那么严格。 尽管中央政府政策在2014年和2016年放宽了对公办学校招生和高考资格的限制，但北京等大城市近年来收紧了准入门槛。
中国县城地区资源不足的地方政府也没有太多动力为返乡的农民工提供支持，特别是因为这些学生在农村系统中的表现可能不如当地学生，他们最终会返回城市。 这不仅导致农民工陷入城乡政策的夹缝中，也意味着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县都无法从这一群体的潜在技能中受益，浪费了父母对孩子“人力资本”的投资。 许多最聪明、最有才华的流动儿童经常被送回老家，他们往往以失败的学业告终，而那些留下来的孩子则被送入较差的学校，被大学拒之门外，或者被引导到职业教育道路上， 适应当前城市和国家的发展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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