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翻译】隐蔽的反抗：中国外卖行业的组织形式和外卖员的集体行动

导读

2023年4月的汕尾专送骑手罢工引起了大量关注。但骑手群体的集体抗议行动并不是新鲜事，也不仅限于围绕配送费下降进行的斗争。这篇文章透过对饿了么骑手的访谈和整理，整理了骑手的主要不满和几起典型罢工案例，为我们勾勒出骑手抗争的面貌，以及更重要的，其后外卖行业的劳动模式与骑手们的筹码。

饿了么的外卖员长期以来受算法监管和严格的绩效评估控制，但外卖配送站点的分包模式为外卖员们提供了新的斗争筹码。外卖员们通过微信进行隐蔽、小规模的罢工，针对作为直接雇主的分包商，这种现象与其他国家外卖员的集体罢工行为有所不同，在维权效果方面也存在一定的限制。但是研究者发现，尽管政治舆论环境日益受限，网络审查力度越来越高，反抗情绪和罢工行动仍然在外卖员群体中不断产生。

关键词：外卖骑手、工人行动

译者：婉喻

校对：苦海女神龙

正文

原文：Resistance under the Radar: Organization of Work and Collective Action in China’s Food Delivery Industry

作者：Chuxuan Liu and Eli Friedman

出版：2021年7月

近年来，中国劳工的研究者对工人的动员能力越来越悲观。在2008年经济危机后，中国恢复经济增长，于是工人们顺势行动，他们提出了更高的待遇要求，以繁荣的广东省制造业为中心频繁发动野猫罢工（没有工会领导的罢工），并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但到了2010年代后半段，一系列因素开始削弱这些进展。中国经济增长开始显著放缓，加上镇压手段更加严酷，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十年前方兴未艾的劳工运动遭到了重大打击。公民运动受到全面打压，劳工运动遭遇挫折，其中包括许多知名活动人士被监禁，甚至连国有工会进行改革的空间也受到了限制。

然而，工人的反抗并没有消失。在寻找新兴的工人反抗形式时，我们研究了一个快速增长的新兴行业：平台外卖。外卖市场的营业额从2011年的210亿元人民币增长到2018年的2430亿元人民币。2019年，96.6%的市场份额被饿了么和美团这两家公司所占据。前者在2020年拥有300万注册外卖员，而后者则超过500万。这种发展至少部分是建立在剥削基础之上，零星的报道表明，外卖员已经进行了公开的罢工行动——在2018年至2019年期间，有100多起有记录的罢工和抗议活动。

除一些例外，全球范围内关于这类公司的学术研究大多聚焦于平台技术如何增强控制并限制外卖员罢工上。在中国以外，关于这类外卖员组织集体行动的几个有记录的案例都有赖他们之间相对安全的，不受国家或公司的监控的数字通信，以及独立劳工组织的支持。然而，这些条件在中国并不存在。

所以，中国的外卖外卖员是如何进行集体组织的呢？线上平台的工作组织是如何塑造劳资冲突？随着中国经济的重心从制造业转向科技、服务和物流行业，从外卖行业中可以窥见劳工抗议的何种形式的演变？

本文首先详细介绍了饿了么骑手的工作组织情况，了解这个行业的结构，尤其是饿了么的分包模式，不仅对于识别外卖员如何被剥削和控制至关重要，而且对于了解外卖员在获得罢工的权力来源方面也非常重要。这涉及到对“众包骑手”（通过应用程序直接注册工作）和“专送骑手”（由小规模分包商雇佣）之间的重要区别。我们将看到，这两个外卖员群体的罢工受到各种不满的驱动，主要是与按件计酬有关。我们展示了平台的“评估链”不仅对外卖员进行持续的数字监控、评估和控制，而且对直接管理他们的分包配送站也严加监管。由于配送站承受着时刻保持物流能力的巨大压力，外卖员们获得了一种新形式的工作场所议价权力。这使得他们能够进行隐蔽的反抗，几逃脱了公众的注意。除了媒体报道的更为喧闹的公开抗议活动，外卖员们还通过在线方式组织起来，进行小规模的集体行动，即一组外卖员同时停止接单。值得注意的是，整个罢工过程——从表达不满、组织抗议者到与管理层协商——在很大程度上或者完全通过线上方式进行。虽然这些罢工通常持续时间较短，性质上是防御性的，并且并非总是成功，但它们显示了劳工不满与政治、经济和技术条件同步演变的一种方式。

雇佣形式

在中国，外卖行业有两种雇佣形式：众包外卖员和驻站的专送外卖员。饿了么等平台同时使用这两类员工，他们使用驻站的专送外卖员来为愿意支付溢价的餐厅配送，并使用众包外卖员为无法支付溢价的小型餐厅提供服务，同时作为预备。

根据2018年饿了么发布的一份报告，其40%-60%的外卖员每月收入4000-6000元，近30%的人收入6000-8000元，10%的人收入8000元以上，一名外卖员平均每天送48个订单，行程150公里。2020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其外卖员平均年龄为31岁，91%是男性，80%来自农村。因为平台和分包公司几乎不提供任何帮助，外卖员通常使用自己购买的电动车送单。

众包外卖员

众包雇佣是世界各地大多数平台型经济的常态。在这种模式下，平台直接把工作“外包”给在系统中注册的“众人”（如图一所示）。以外卖行业为例，根据一套不透明的机制，通过算法将订单分配给登录在系统中的各个外卖员。无论他们工作多少小时，中国的众包外卖员不算正式合法就业，平台在用户协议中对此有相当明确的规定。因此，劳动力是高度灵活的，外卖员不享有劳动合同、工资保障和社会保险。由于众包外卖员是个人接单，在服务质量和工作时间方面的可靠性较低，因此餐厅使用众包外卖一般比较便宜。除了为无力承担驻站的专送配送的小餐馆提供服务外，他们还负责处理长距离的订单和偶尔被驻站的专送外卖员拒绝的订单。

众包外卖员可以很容易地在饿了么注册一个账户，并立即开始配送工作。众包外卖员不受固定的工作时间限制。与驻站外卖员不同，他们可以在任何时候登录或退出该系统。然而，许多受访者表示，他们的工作时间与驻站外卖员的工作时间相当，通常每天长达10小时，每周7天。部分原因是众包外卖的费用不断变化，每单从2到60元不等，而延长工作时间可以获得更多订单，从而保证稳定收入和赢得平台奖金。众包外卖员完全由算法管理，算法根据外卖员的订单完成情况和客户反馈衡量的统计表现来分配订单、决定计件费和奖金。简而言之，因为他们直接受到平台的管理，众包外卖员的工作组织模式更接近于其他国家的平台工人。

驻站的专送外卖员

将外卖员的雇佣和管理分包给配送站点，是饿了么能够提供高效和可靠的送餐服务的关键。这些站点一般雇用十几个到一百多个外卖员，每个站点可以被理解为一个由分包公司雇用的有组织的外卖员团队。一家公司可能在一个城市或地区经营多个站点（见图一）。虽然配送站有一个供行政人员使用的实体办公室，但外卖员并不使用它，而是在街上通过信息接收他们的外卖订单。饿了么按地理位置将每个城市划分为不同的商业圈，并为每个商业圈指定了大约四到七个站点。在饿了么上注册时，餐厅可以选择由站点配送还是由众包外卖员配送，由于站点配送更可靠，尽管费用更高，但更多的大型连锁餐厅选择这种方式。在北京的每个商业圈，大约有300家餐厅采用驻站外卖服务，配送半径约为5公里。平台的算法是根据外卖员的位置将订单分配给他们。如果外卖员不愿意交付订单，他需要得到站点经理的批准。与众包外卖员相比，驻站的专送外卖员在工作程序和薪酬方面更不自由，但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收入的稳定性。

站点为了保证配送的可靠性，驻站的专送外卖员的工作灵活性很小。他们需要在规定的时间范围内每天工作超过特定的时长，才有资格获得全勤奖。获得这种奖励对送餐单价有很大影响。一个典型的配送站要求外卖员在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之间至少有8小时在线。由于外卖员只负责指定业务圈内的订单，他们了解餐厅和自己的业务范围，通常每天可以送出30-40单。正如一位外卖员所解释的那样，“了解餐厅和他们准备食物的时间是外卖员的必要技能。”迟到的订单和负面的客户反馈可能会导致个人受到惩罚，并可能对配送站产生负面影响。

提供基本工资与否，因站点而异。虽然有些外卖员能得到每日或每月的基本工资，但在我们的调查中，许多驻站的专送外卖员表示，自己没有基本工资，或是基本工资与出勤和业绩挂钩。在招聘时，一些配送站可能承诺每月有4000元的基本工资，但老外卖员对此嗤之以鼻。一位外卖员告诉我们：“除非你完成足够多的订单，否则你无法拿到基本工资，所谓的基本工资只是你应得的钱。但事实上，没有基本工资。” 由于驻站的专送外卖员通常不与分包公司签订正式合同，当雇佣条件发生冲突时，外卖员很难得到法律上的支持。他们按月领取工资，享受的福利很少。平台普遍规定的唯一福利是交通事故伤害保险，为此外卖员还必须每天缴纳3元钱。

尽管外卖员的工作主要由饿了么的算法安排管理，但在配送站工作意味着外卖员与公司的关系也由其站点的管理层管控。饿了么根据几个关键指标来给这些站点打分，包括完成的订单数量、客户反馈和外卖员出勤率。一位外卖员解释说：

“如果配送站的统计数据好，平台就会奖励分包商和配送站经理。如果统计数字不好，站长就会亏钱。”

为了确保更好的统计数据，站长必须激励外卖员接更多的订单，并确保外卖员服务态度良好。外卖员有时会抱怨他们所承受的压力：

“站长只关心自己的统计数据和利益，而不是我们的福祉。”

每个外卖员都可以看到他们同站的同事当天完成了多少订单，他们还会根据完成的订单数和客户好评数被排名。

研究方法

我们研究的重点是饿了么，这家阿里巴巴旗下的公司控制着中国44%的外卖配送市场。尽管饿了么与其唯一重要竞争对手美团的雇佣和配送模式相似，但仍存在一些差异，特别是饿了么的配送站在向其外卖员分配订单方面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也是饿了么能够提供高效和可靠送货服务的关键。

我们的研究从2019年9月持续到2020年1月，并在2020年7月前进行了额外的在线访谈。我们与61位受访者进行了半结构式面谈和在线访谈（33位来自北京，22位在长江三角洲地区，6位来自全国其他地区），访谈时长15-120分钟不等。我们在北京和南京的美食广场和购物中心外卖取餐的地方与受访者接触。在面谈之后，一些受访者向我们介绍了当地和全国范围内的微信外卖群，我们在其中招募了更多受访者。其中，18位受访者是众包外卖员（在外卖平台上直接注册为外卖员的个人），18位是驻站外卖员（由分包公司雇佣和管理），而剩下25位两种模式的外卖员都做过。除了一位受访者之外，其他受访者都是活跃的全职外卖员，他是北京一位从外卖员升上来的站长。在受访者中，有39位受访者有直接或间接的罢工经历。三位受访者通过微信记录的截图分享了他们自己最近的罢工经历。此外，我们仔细观察了五个外卖员在线聊天群，包括一个全国性的群，三个地方性的群（两个在北京，一个在南京），以及一个北京外卖站点的群。

有关饿了么的组织架构信息主要来自北京，我们在那里进行了调查。我们在收集罢工信息时撒了一张大网，不仅借鉴了北京的案例，还借鉴了南京、上海、东莞和深圳的案例。由于平台在全国范围内保持一致的管理模式，所以各地区的用工模式几乎没有差异（即使在工资水平、法律保护等方面存在些许差异）。我们不能说罢工的形成机制是全国统一的，但对一组不同地域的罢工行动的评估表明，各地的罢工形式有相似之处。我们无法得出关于罢工频率的结论，而我们的核心论点将集中在外卖员集体行动的本质上。

研究采用了开放式访谈，许多外卖员得以有表达他们不满的机会，我们也能从中了解到很多他们对集体罢工的看法和经验。此外，微信群使我们能够观察到外卖员之间的日常互动、他们对工作流程的讨论，对平台政策和配送站管理的反应，甚至能够从中窥见抵抗行动的来龙去脉。

外卖员的不满

并不出乎意料的是，工资问题是外卖员的不满情绪中最突出的。尽管缺乏订单、罚款以及与餐馆、交通和寻找目的地的不便限制了他们的薪资，但最终外卖员与管理层的冲突中，单价问题往往是矛盾的焦点。

1.订单数目不足

尽管大多数全职外卖员每天工作超过10小时，但他们经常希望有更多的订单。除了午餐和晚餐的高峰期，外卖员在白天长时间闲置等待订单的情况很常见。因为他们无法进入配送站的办公室，他们往往聚集在购物中心、美食广场或熟悉的餐馆周围。订单短缺意味着奖金的减少。

虽然配送站要保证稳定的订单流，但不同配送站的外卖员之间仍然存在很大的不平等。由于平台的评估主要与完成的订单数量有关，系统青睐拥有更多员工的大站。北京的一位站长指出：

“一个商圈里有四到七个站点。每个配送站都服务一个商业圈内的餐厅，所以站之间的订单竞争是由一个配送站有多少名外卖员决定的。”

更多的外卖员可以接更多的订单，这将转化为配送站更好的评价分数，于是平台向该配送站派送更多的订单。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为大站工作的外卖员都会因此而受益。配送站经理会把更好的订单分配给喜欢的外卖员。一位离开配送站工作而选择众包的南京外卖员说：

“我曾经遇到过一个收受外卖员贿赂的调度员。如果你每月给他200元钱，他就会给你容易送达的订单。”

2.配送价格低

如前所述，最让外卖员耿耿于怀的是越来越低的送餐单价。对于经历过2010年代中期高报酬的 “黄金时代”的资深外卖员来说，情况尤其如此，当时平台发放慷慨的奖金以吸引外卖员并扩大市场份额。对于众包外卖员来说，送餐单价是由饿了么的算法确定的。对于配送站的外卖员来说，单价由分包公司确定，配送站可以通过降低送餐单价来增加自己的利润。虽然分包商通常不会把单价压得太低，但员工仍然处于不利地位，因为他们就算跳槽去别的站点，当月的工资也往往会被雇主打折甚至克扣。配送站也可以对出勤率提出更高要求，并将单价与出勤率挂钩。他们也可以不与饿了么协商，直接降低送餐单价。外卖员往往不仅对低薪资感到沮丧，而且对管理规则上的无理也感到失望：

“如果你在一个月内没有完成1000个订单，计件费就会从6.5元降到6元。”

北京的另一名外卖员抱怨说：

“如果你一天没接单，单价就会减少0.5元。想想看，一天下来这就差了多少钱！”

只要配送站最终确定了送餐单价，并支付给外卖员，饿了么就不会干预。在一位外卖员看来，“平台的规则在配送站是不存在的，分包商会制定自己的规则。”

3.罚款、扣款和安全问题

外卖员经常面临罚款和扣款，这主要有两种形式。第一种是与违反交通规则有关。由于送达时间有要求，外卖员经常被迫在高峰时段无视交通规则。一个外卖员在微信群分享了自己的交通指南，建议其成员如何绕过交通规则以节省送餐时间。他建议，如果外卖员只有一两份订单，就在红灯前停车，但如果有三四份订单，就可停可不停。当有超过五份订单时，他们应该进入 “死亡模式”，即无视所有交通规则，但这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罚单和罚款，甚至是安全问题。一位外卖员半开玩笑地说：

“这是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猫（交通警察）大为兴奋，而老鼠（外卖员）则饿死了。”

平台和配送站也会有自己的罚款规则。如果外卖员被客户投诉、被发现没有穿正式的制服送餐迟到，或者违反其他平台规则，平台会对他们进行处罚。该平台经常要求外卖员证明他们确实已经交付了订单。例如，在客户不接电话或不开门的情况下，外卖员可能会把订单放在门外，如果客户后来投诉，他们就会被罚款。正如一位外卖员所说，为了避免类似无理的罚款，他的站长要求他们至少给客户打三次电话，尽可能给客户发短信和微信，并提交通话记录的截图。他观察到：

“那些坐在办公室里的人并不了解外卖行业的现实。”

配送站的罚款甚至比平台征收的罚款更加无理。例如，通过考勤来罚款，其他要求涉及在线时间的长短或交付的订单数量，而管理人员在确定外卖员是否合规方面有最终决定权。外卖员和配送站也常平台故障而发生争执，因为平台可能会计算错工作时间，和真实订单的数量。一位受访者告诉我们，有一天他休息了几分钟，配送站经理就把他的送餐单价减少了一元，而这一小小的“违规行为”却让他失去了全额出勤奖金。另一位外卖员说，他在送单时因交通事故摔断了腿，但配送站还是要求他和其他人一样遵守出勤标准。在饿了么宣布将关于奖金和工作流程的一系列关键决定权下放给站点后，许多外卖员在微信群中抱怨说，他们今后不指望得到任何奖金。

专送外卖员的罢工

在一系列的不满中，最常见的引发集体骚乱的原因是对工资和奖金的不满。公司的组织机制旨在通过广泛的分包和线上调解来分散风险以控制外卖员，但这些还是导致了广泛的反抗，而外卖员们也逐渐学会了采取一种小规模的集体行动。本文详细介绍了驻站专送外卖员的两场罢工，一次在上海，一次在东莞，我们将参考全国各地的其他一些罢工事件来说明其共同动因。

通过互联网进行交流是外卖员形成组织和反抗的一个重要手段。我们采访的大多数人都证实，他们通过微信群与其他外卖员联系。配送站的外卖员被要求加入一个正式的配送站微信群，管理层通过这个微信群协调送餐和发布公告。外卖员们建立了自己的微信群来交流信息或进行非正式的聊天。第一种是由同一站点的外卖员使用，以最大限度地提高送餐效率。第二种是对中国各地的外卖员开放。例如，饿了么闲聊俱乐部甚至欢迎非饿了么员工加入。群成员是通过朋友的推荐和社交媒体的宣传来招募的。

通过这些微信群，外卖员了解到彼此的不满和担忧，因此，这些群组有时成为协调集体行动的基础。最常见的行动是，外卖员们拒绝接受任何订单。如前所述，站长负责保证良好的统计数据，其中一个重要指标是出勤率和完成的订单数量。仅仅通过拒绝接单，少数外卖员就可以让配送站的统计数据很难看。虽然其他行业的工人也依靠社交媒体和数字通讯来分享不满和组织罢工，但外卖员罢工行动低显著特点是其本身是不可见的。这与典型的罢工中大批工人聚集拒绝工作的场景形成鲜明对比，这一类公开宣言是罢工的常态。

在上海，他们通过微信群组织谈判

2020年4月，上海发生了一次由驻站的专送外卖员发起的小型罢工事件。这次罢工的起因是配送站对外卖员A罚款500元，理由是他拒绝重新分配给他的订单。但A表示他已经离开餐厅且已经与餐厅有一段距离，才被告知订单被重新分配，他认为罚款非常不合理。在与几位同事商议后，A在11点40分创建了一个新的微信群，说服其他外卖员参与罢工。他还邀请配送站站长加入新的微信群，以便管理层能听到外卖员的声音。这个微信群由11人组成，其中有8名外卖员和3名管理层成员。他和其他不满的外卖员提出了无理罚款、突然减少送餐单价和恶劣天气下工作补偿不足等问题。配送站管理层起初试图以他们无权修改规定来回应这些不满，称：

“单价不是由我决定的”，“只是现在对配送站数据的评估本来就非常严格”，“没有一个配送站是不严的”，“我们只是顺应大环境”。

当经理们无法说服外卖员时，他们采取了威胁手段。一位主管发送了一张截图，显示一位同事，外卖员B，以辞职支持罢工，并指示另一位主管将任何仍在罢工的人解雇：“你可以去找另一个报酬更高的配送站工作，我没有强迫你做任何事情。”但随后，经理们逐一对外卖员作出了一些让步。他们向发起罢工的外卖员承诺，未来的订单若重新分配将提前通知，并同意外卖员B的要求，在合同结束前，他只需要在高峰时段保持在线。然而，在解决这些问题后，管理层不愿意回应更广泛的减薪问题，没有表现出妥协的迹象，外卖员们最终选择了放弃争执。在为两个外卖员争取到小的胜利后，这场完全在线上组织和谈判的微型罢工，在午餐时间结束之前就已经低调地结束了。

在东莞，他们为高温奖金罢工

东莞外卖员集体行动的组织风格与上海的案例非常相似。这次罢工的起因是配送站管理层扣除了一些外卖员的高温奖金。罢工的导火索是一名外卖员未能按时交付订单，他因此拿不到津贴，他在微信群说：

“就因为送餐超时率超过0.3%，我的高温津贴就没了。”

他的抱怨很快得到了大家的同情。同事们指出，配送站的新规定非常严格，现在外卖员已经不可能得到奖金。失去奖金的外卖员在微信群说：

“高温奖金要求我们在午餐和晚餐高峰期完成十四个订单，一个月有二十八天保持在线，一个月完成500个订单。这简直是无稽之谈，不可能能做到。”

于是，28名外卖员中的17人决定罢工，其中两人辞职。看到这种情况，站长首先试图分化罢工群体，在微信群中声称一些人是适用于不同规定的的兼职外卖员。与上海的情况类似，他警告说，罢工将是徒劳的，因为会有更多的外卖员想要这份工作。在他和另一位站长之间的简短聊天中，他对这两人的辞职表现出完全无所谓的态度。他说：

“我会让李（另一位站长）给我找更多的人。他说这不是一个问题。我只需要在月底前找到新的外卖员。”

尽管该站长这样公开表态，但一名外卖员说，站长感到 “肩上的压力很大”。这次外卖员们自发拒绝接单的行为并没有成果。尽管如此，以上两个事件清楚地表明，外卖员们能够通过微信群迅速组织小规模的罢工。

众包外卖员的罢工

尽管众包外卖员的工作是高度个人化的，但平台有时会强加一些规则，影响到众包外卖员群体，引起集体反抗。虽然众包外卖员不需要加入任何正式的工作微信群，但由于他们在工作中经常见面，所以有人会把外卖员们组织起来，创建非正式的微信群。如果某个地区的众包外卖员反对平台的新政策，就会有人在微信群里发出号召，建议集体停工，拒绝接单。

有几个例子表明，众包外卖员最有可能对工资问题进行集体动员。一位南京的外卖员提供了一些罢工的细节：

“我听说过四、五次由众包外卖员发起的罢工。因为平台降低了送餐单价，于是有四十多人罢工了几天，他们通过微信相互联系。但罢工没有取得他们想要的结果，罢工的发起者还被平台列入黑名单。”

另一位南京的众包外卖员分享了类似的故事：

“去年夏天，有几十个人在常府街举行罢工，反对降低送餐单价。罢工的人都互相认识，他们都来自同一个地方。罢工只持续了一个中午，最后情况一点也没有改善。有太多的众包外卖员没有参与罢工，所以这次罢工并没有对平台产生影响。”

当被问及平台如何处理这次罢工时，该外卖员回答说：

“区域经理猜出了谁是发起者，并把他们列入了黑名单。我想一定是有人出卖了他们，经理无权调整送餐单价。南京有那么多外卖员，即使少了几十个人也无所谓。”

一位深圳站的外卖员分享了2020年5月发生的众包外卖员罢工的见闻。他回忆道：

“站长对外卖员罢工一天而感到不满，他昨天来到我们站，抱怨说‘到最后，我们还得依靠你们（驻站的专送外卖员），那些人（众包外卖员）只会和我们唱反调’”

一位北京外卖员见证了一次成功的罢工，他说道：

“三百多人集体停工两天。这大约是美团和饿了么在该地区的所有众包外卖员。最终，平台屈服了，没有削减薪资。”

尽管有相似的不满，众包外卖员和驻站的专送外卖员可利用的罢工手段存在着重要的差异。众包外卖员没有配送站这个中介，他们的议价能力弱，而不到10个驻站的专送外卖员就能把站长带到谈判桌上。因为配送站正常运行的前提是确保驻站的专送外卖员可靠地工作，众包的模式则完全不同。配送站为驻站的专送外卖员设置固定的工作时间表，而平台则为众包外卖员提供灵活的工作时间和极大的自主权，允许他们随时登录或退出系统。

与此同时，平台已准备好应对劳动力数目的小幅波动。一小群外卖员不在系统中登录，平台几乎不会注意到，甚至几十个众包外卖员的缺席也不足以让平台的区域经理意识到罢工的存在。由于一个地区的众包外卖员通常比驻站外卖员多得多，所以需要更多的众包外卖员来引起平台区域经理的注意，而少数驻站的专送外卖员就能对配送站造成同样的困扰。

饿了么独特的管理和沟通方式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平台通过应用直接控制众包外卖员，而配送站经理则与他们的外卖员既有线上也有线下的接触。从这个意义上说，驻站的专送外卖员更容易找到一个可能回应他们工资要求的人。此外，该平台以数据为导向的分包商评估系统为驻站的专送外卖员提供了众包同行所不具备的优势。众包外卖员相对缺乏工作场所的讨价还价能力，这表明他们可能需要采取额外的措施，通过集体罢工达到同样的效果：这可能需要在更大的范围内组织起来，或采取更多寻求公众关注的反抗形式，给平台带来外部压力。不言而喻，与驻站的专送外卖员的隐蔽和小规模的集体行动形式相比，这些都会带来政治风险。

罢工何以产生影响力

这几次小型罢工案例表明，外卖员可以利用两种筹码对配送站和平台施加压力。

首先，一小群外卖员只要拒绝接单，就能相对破坏一个紧密协调的物流系统。在一个特定的商业圈中只有数量有限的外卖员，这些外卖员如果一起行动，就可以使该地区的送餐工作陷入瘫痪。外卖行业对时间也特别敏感，因为熟食的价值会迅速下降，不能及时送达也会影响餐馆的生意和声誉，并且顾客已经习惯了在30分钟内收到外卖。大多数订单是在午餐和晚餐的高峰期下的，即使是一个小时的停工也会大大影响收入。平台虽然可以从其他配送站调用外卖员来填补空缺，但这样做也需要时间，而且许多外卖员不愿意在不熟悉的地区送餐。

与此同时，配送站管理层会害怕糟糕的数据会影响平台对该配送站的评价。如果一个配送站由于缺少外卖员而不接单，平台会给予差评，导致奖金减少，未来的订单减少，甚至有可能被其他站合并。一位上海的外卖员指出：

“今天有80名外卖员在一个拥有120名外卖员的邻站罢工。该站担心其统计数字会不好，承诺暂时不降低配送工资。”

简而言之，饿了么使配送站必须保证稳定的劳动力供应，以保持准时交货率。这反而使外卖员在争取权益方面获得了优势。

虽然这两次罢工并没有给外卖员带来实质性的收益，但罢工并不总是徒劳的。我们采访的一位南京外卖员讲述了他的一次成功罢工经历：

“大约有七八个外卖员参加了一个因送餐单价过低的罢工，持续约一个月，最后站长与分包商谈判，将送餐单价提高了1元。如果配送站提供的送餐单价太低，就难以招聘新的外卖员。新员工对该地区不熟悉，必须接受培训，而且他们也可能在一段时间后辞职。所以站长别无选择，只能选择妥协。”

短暂的罢工也能获得成功。另一位南京外卖员分享了他的故事：

“我们团队有三四十人，那天我们都拒绝接单，因为送餐单价从6.5元降到5元。我们这些外卖员与站长协商价格，而站长则与分包商协商。我们上午罢工，下午问题就基本解决了。这个行业是这样的。如果客户下了订单，却没有外卖员来送，站长就会受到很大影响。”

事实上，不管结果如何，大多数罢工通常在几天内就能解决。一位外卖员解释说，外卖员们薄弱的议价能力使他们很难将长期罢工，因为他们很有可能被替换：“中国不缺人，尤其是穷人。”

有时，外卖员会采取更大的动作吸引媒体的注意。北京的一位资深外卖员说：

“当配送站被一家分包公司收购时，送餐单价从10元降至9元。50名外卖员在配送站内发起了罢工，平台迅速进行了调解。通常情况下，如果对我们的工资有不满，平台会迅速行动。如果这种问题被曝光，可能会引起媒体的关注，中关村有这么多的媒体，当事情发生时，附近的今日头条和腾讯会报道，然后在互联网上传播。平台害怕上热搜。”

与此同时，罢工的外卖员也知道，引起外界对关注这类事件会带来政治风险。

结论

这项研究对我们理解当代中国的劳工政治有什么意义？外卖员的反抗与中国的产业工人的骚乱有许多共同的特点。他们都是对非正式和激烈的市场竞争导致了低工资、高工作强度和工作场所的安全问题表现出不满。他们反对单一的雇主，在组织上是短暂的。高压的政治环境对政治化的、持久性的工人运动相当不利，所以外卖员在很大程度上是防御性的抵抗，并且是刻意的非政治性。事实上，很有可能来自制造业的工人把他们的反抗经验带到快递部门。

然而，外卖员的罢工也有与众不同：低调和隐蔽，即外卖员没有聚集在一起直接对抗他们的雇主，破坏运输线路，或在当地政府进行抗议，而是选择不接单。外卖员能够保持隐蔽，并且每个人都可以参与。正是这种隐蔽性，以及非常小的规模，所以罢工能够相对安全，不被当地政府插手干预。外卖员有时也会参与更公开的抗议活动，以吸引媒体的注意，但这些行动会带来更大的政治风险。最后一个显著特点是外卖员依赖微信作为表达不满和组织罢工的媒介，但考虑到中国互联网上严格的言论审查制度，外卖员能够进行活动的空间有限。

以上这些表明当代中国的劳工政治发生了新的变化。当涉及到小规模和短暂的罢工，不威胁到精心修饰的政府形象时，国家没有兴趣对这些行动进行管控。中国政府似乎已经决定，这种形式的罢工只是私人问题，不值得通过警察的行动来干预。外卖员的反抗比制造业工人的反抗规模更小，更不坚定。尽管如此，我们的调查显示，尽管政治环境变得越来越严苛，随着国家的经济重心转向服务业，隐蔽的工人骚乱在“太平盛世”之下会不断涌现。

中国劳动趋势发布文章均欢迎转载！请记得说明来源，感谢！

如果你也对于数据新闻、实证资料或文献翻译有兴趣，欢迎你加入我们一起为理解当代中国劳动议题、工人处境贡献一份力！欢迎直接寄信到我们的邮箱： [email protected] 你可以在信件中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谈谈你熟悉的劳动议题或相关的实务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