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的收入损失分析：零工、劳务派遣人员风险为稳定雇佣者的1.7倍
在新冠疫情大流行早期（2020-2021），年轻人及有家庭者遭遇更高风险的收入损失，农村户口、低文化教育和低收入群体同样会因疫情而遭受更高风险的收入减低。也就是说，原本影响社会公平的人群结构性差异，在疫情流行期间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剧和恶化。针对雇佣身份的数据分析表明，雇佣结构的非正规化演变、不稳定化会加剧个体经济处境的脆弱性，令劳动者在疫情期间遭遇更大几率的经济损失。相应地，疫情加剧的经济不平等，也正在悄然加剧民众个体对于政治、社会和个体生活的不满和消极态度，这些或将成为后疫情时代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的助燃剂。
核心发现：在新冠疫情大流行早期（2020-2021），年轻人及有家庭者遭遇更高风险的收入损失，农村户口、低文化教育和低收入群体同样会因疫情而遭受更高风险的收入减低。也就是说，原本影响社会公平的人群结构性差异，在疫情流行期间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剧和恶化。针对雇佣身份的数据分析表明，雇佣结构的非正规化演变、不稳定化会加剧个体经济处境的脆弱性，令劳动者在疫情期间遭遇更大几率的经济损失。相应地，疫情加剧的经济不平等，也正在悄然加剧民众个体对于政治、社会和个体生活的不满和消极态度，这些或将成为后疫情时代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的助燃剂。
关键词：疫情、经济损失、零工、收入、非正规雇佣
三年的新冠疫情管控深刻影响了民众的日常生活和物质处境。自2022年底，政府全面放开疫情封控措施，试图全面恢复经济生产和民众生活；但时至今日，我们看到的是经济加速地疲软。不仅大量基层蓝领劳动者遭遇找工难，青年劳动者和高校毕业生也深陷失业潮。
可见，疫情危机对民众经济生活产生重大冲击，三年防控在公共福利上对于弱势者的过度忽视，均在不同程度加剧了社会不平等，且在后疫情时代仍然在不断恶化。
本文试图利用公开数据（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库，详见文末数据说明）回答这几个问题：
- 在疫情封控期间，哪些群体遭遇了经济、收入上最大的损失？哪些因素让劳动者在危机下更脆弱？
- 疫情下的收入损失令民众对于生活、工作和政府感受出现了什么变化？
一、2020-2021疫情下收入减少者为收入增加者人数的3.6倍
根据CGSS数据库，整体而言疫情的前两年中62.4%的人收入没有变化，有29.4%的人疫情期间遭遇了收入减少，仅有8.2%的人收入增加。收入减少人数远远超过收入增加者的人数，是后者的3.6倍，说明这段期间社会经济受到的冲击之强烈。
但另一方面，这样的经济、收入的变化不会是均匀的。在疫情前，各群体间已然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结构性不平等，如户口、教育水平等差距。接下来，我们将分析这些已经存在的结构性不平等在疫情的背景下如何加剧了不同群体间的经济差异。
二、哪些因素、哪些人群在疫情下更容易遭受收入损失？
本文尝试将可能影响公众收入损失的因素分为两个基本大类，社会经济地位因素（socioeconomic status）和人口学因素（demographic factors）。其中，社会经济地位因素涵盖户口性质、党员情况、教育和家庭年收入，人口学因素主要考察性别、年龄、婚姻状况以及民族。同时，因为疫情爆发严重干扰中断了民众的正常生产工作，本文也将重点考察个体雇佣身份的不同在经济上对于疫情危机的抗压韧性差异。另外，由于新冠早期在武汉周边地区爆发，我们也会分析个体居住所在地与疫情经济损失的关系。
下图是我们的分析结果，箭头往右（绿色）意味着遭遇收入损失的可能性越大、疫情下越脆弱，越往左（橘色）则意味着损失可能性越小。
1. 社会经济地位因素：农村户籍、打零工、自由职业受到冲击更严重
在社会经济地位维度，我们分雇佣身份、户籍、教育、家庭年收入四个部分进行讨论。
雇佣身份方面，拥有相对稳定固定工作的个体，有相对高的疫情抗压韧性。而当下越来越流行的各种劳动派遣、临时工工作者在面临疫情等风险时更脆弱。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与有固定工作的受访者相比，老板或合伙人身份的个体因疫情收入受损的可能性要高出3.33倍，自雇、自由职业或个体户收入减低的可能性则高2.33倍，打零工或劳务派遣人员高0.71倍，农民则要高1.45倍。
户籍方面，农村户籍人口（大多是进城打工者）承担了更高收入损失风险。城市户口的个体在疫情早期损失收入的可能性比农村户口的个人低36%。
教育方面，学历越高收入损失风险越低，低学习的劳动者更有可能在疫情下遭遇收入损失。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受访者与高中以下学历的受访者相比，收入损失的几率低了约49%；而高中或者专科文凭的受访者也会比高中以下学历也享有更低的收入损失风险几率，为26%。
家庭年收入方面，中高收入（年收入20000元以上）家庭在疫情下遭遇收入损失的可能性比低收入（年收入2000元以下）家庭来得更低。这意味着疫情很可能拉大了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对于收入在20000-50000元和50000元以上的人群，他们在大流行期间遭受收入损失的可能性比年收入在2000以下的人群分别少了20%和36%。但是，2020年收入在2000元以下的人群与收入在2000-20000元之间的人群在统计上没有显著差异。
数据同样显示，处于疫情爆发中心的湖北省居民，ta们因疫情而遭受收入损失的可能性要比其他地区高出将近一半（49%）。
2. 人口因素：有家庭、年轻者更容易遭受收入损失
基于统计分析的结果，在控制其他所有变量的情况下，人口学维度方面，仅有年龄和婚姻状况两项因素对于收入变化有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性性（Statistical significance），而民族和性别两者并没有统计显著性。年龄对于因疫情而损失收入的影响为：个体每年幼一岁，会相比年长者高出3%的可能性。而与单身人群相比，有伴侣、家庭的个体因疫情遭受收入损失的可能性要高出37%。这可能是因为有家庭的个人需要花费额外的时间、精力、金钱照顾老人或家中小孩，他们是疫情中的脆弱者，因此间接导致收入损失。
三、疫情下的经济不平等，加剧民众对于政府、社会和个体生活的不满态度
如前所述，单是疫情封控早期（2020-2021年）就有接近30%的人遭遇收入下滑，这些收入上的变化也正在悄然改变社会个体对于生活、工作和政府态度上的变化。我们根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问卷，进一步探究疫情导致的收入减低对个体社会、文化和政治生活的影响。利用多元回归统计模型，在控制可能影响的人口学和社会经济地位变量情况下，我们得到如下结果：
- 对于政府的看法部分，受疫情影响而收入降低的人，倾向于对政府应对疫情的举措持更为消极的态度，更缺乏对政府的信心。
- 对于社会的整体看法部分，因疫情而收入减少的民众更倾向于认为现在的社会充满不公平。
- 对于个体感受部分，疫情导致的收入减低使民众更觉得自己的生活不幸福，也对自己的工作更可能产生不满。
由此可见，疫情期间的收入减低显著地影响了个体对于政治、社会和个体生活态度的积极性，这种消极情绪在疫情后期的群体抗争和网络愤怒中得以窥见和佐证。这种普遍涌现的不满和消极来源必然是多重的，本文对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数据分析显著表明，疫情下民众收入变化是一个核心的显著因素。
四、结语：危机加剧社会不公，让劳动者更脆弱
综上所述，在新冠疫情大流行早期，年轻人及有家庭者遭遇更高风险的收入损失，农村户口、低文化教育和低收入群体同样会因疫情而遭受更高风险的收入减低。这也就是说，原本影响社会公平的人群结构性差异，在疫情流行期间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剧和恶化。
针对雇佣身份的数据分析表明，雇佣结构的非正规化演变、不稳定化会加剧个体经济处境的脆弱性，令劳动者在疫情期间遭遇更大几率的经济损失。
相应地，疫情加剧的经济不平等，也正在悄然加剧民众个体对于政治、社会和个体生活的不满和消极态度，这些或将成为后疫情时代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的助燃剂。
此外，疫情也增加了不同地域间人群收入的不平等。湖北作为疫情爆发中心，其居民经济收入尤受重创。
然而，本文受限于数据的覆盖度和时间性，难以从一个更长时间跨度和更深维度的方面进一步探索疫情对于民众生活的影响，特别地，也难以深究劳动雇佣条件对于劳动者疫情抗压能力的影响等重要问题。本文这一初步的数据分析，一方面揭示了疫情危机加重了社会弱势群体的经济困境，指出政府的经济复苏政策必须要触及这些结构性不均的根源；另一方面，通过对于劳动者雇佣状态的探讨，我们想强调，当下中国劳动市场的非正规化进程只会继续恶化民众的经济状况和个体福祉，降低民众在危机下的经济抗压韧性。
数据说明：
针对疫情对社会影响的分析目前缺乏较完整的全国性的数据，部分全国性数据库甚至审查或隐藏部分与疫情相关的调查数据（如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库），导致社会公众过去一直难以全面地、有代表性地评估疫情对于民众物质生活的影响。
2023年3月正式发布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库（于2021年5-9月开展的调查），其中涵盖了少量与新冠疫情有关的个体数据，为我们理解新冠疫情早期（2020-2021年中）新冠疫情及封控对于普通民众经济生活产生的影响提供了一个相对具有代表性的数据分析样本。
本文利用该数据库有限的全国数据样本（n=8148，具体考察时n=7997，其余151条为无效数据），使用逻辑回归（logit regression）和多元回归（multiple regression）模型来进行数据分析。本文所用数据的时间范围主要是疫情初期（2020-2021），因此无法呈现2022年疫情和相关封控政策的冲击。
以下为本文所用数据的基本统计描述，由于是多阶分层抽样，基本分布与全国人口的统计分布相近。但需注意的是，其中农村户口比例及学历低于高中文凭的比例偏高，且平均年龄较高（该数据库为51.6岁，中国2021年平均为38.8岁），所以数据整体分布更多偏向于中高年龄的基层劳动者。
人口学因素：
- 性别：54.8%为女性，45.2%为男性
- 民族：92.6%为汉族，7.4%为其他民族
- 配偶情况：73.1%有配偶，26.9%为单身
- 年龄：涵盖18-99岁， 平均年龄为51.6岁。
社会经济地位因素：
- 户籍：7%为农村户口，30.2%为城市户口
- 党员身份：88%非党员，11.9%为党员
- 教育水平：低于高中文凭的为61.0%，高中或者大专文凭为25.9%，本科甚至更高学历的比例为12.9%
- 家庭年收入：有23.4%的个体家庭年收入低于2000元，22.2%个体收入在2000-20000之间，23.7%的人收入在20000-50000之间，20.6%的群体年收入超过50000元。平均年收入为52598元，中位数为20000元。
- 地区因素：数据库中调查对象居住在湖北省的占7.4%，居住在全国其他省份为92.6%。
- 雇佣状态：将近一半的调查对象为失业或“退休”状态（49.8%），仅有21.2%的人有固定工作（受雇于他人），15.5%的人在务农，6.8%的人为自雇、自由职业或个体户，3.4%的在打零工/散工或者是劳务派遣工，2%的人自己是老板或者合伙人。
分析中，我们也评估了党员身份、民族、性别对疫情下收入损失可能性的影响，结果没有统计上较高的显著差异，因此不纳入文章正文。其中，党员身份有微弱的显著性（p-value=0.056），党员遭受疫情收入降低的可能性比非党员低了18%。
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21），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2023年3月，http://www.cnsda.org/index.php?r=projects/view&id=65635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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