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显示中国最低工资近年来增长停滞，增长率仅10年前的一半

核心发现：自2015年起，各省最低工资调整趋于停滞，上调频率下降，增长率降低。一方面，调整最低工资标准的频率已由原来的至少两年一次，变为至少三年一次，甚至在疫情期间全面停滞。另一方面，最低工资的年均增长率也大幅下降，平均增长率由2013年的约14%左右降到2022年仅有5%左右。此外，最低工资增长率也在2017年后开始低于人均GDP增长率，经济增长成果无法被基层劳动者共享。

关键词：最低工资标准、最低月薪

作者：苦海女神龙

过去数十年，中国经济始终保持高速增长。虽然近年受到疫情影响，但2021年GDP增长率仍达到8%，2023年预估增长率也在5%左右，仍然是全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过往这些年，甚至有月薪过万越来越普遍的说法在白领、中产圈子中传播。

但现实中的2023年，大部分省市的最低工资仍不到每月2000元，无法满足基本的日常生活所需。为最大程度降低用工成本，许多企业都仍按照最低标准给基层劳动者发放工资底薪。大部分蓝领工作，包括工厂和各类服务业中的打工人，只能指望微薄的最低工资标准为自己的生活兜底。在抖音上，关于最低工资标准的评论区中，许多工人都对于现在的最低工资水平表达了不满，认为其过低。以下是一些摘录：

百分之99.9的厂都是最低工资。

应该改成最低3000。2300（广东最低工资）能干点什么？

有些工资高的是加班加点得来的。

统计近年来各省市的最低工资调整数据后，我们发现基层工人对于最低工资标准的不满有明确的实证依据：2015年以后，各省份最低工资调整普遍趋于停滞，上调频率下降，增长率降低，现行最低工资增长率甚至不及10年前的一半。

上方图表为各省份第一档（主要城市）最低月薪近十年变化总整理。从图上来看，各省份最低工资都在持续上升，但是上涨趋势却在近年——尤其是2017年后——逐渐放缓。这种趋势具体在图中的表现为一些上升线条变成了平行直线。接下来，我们将更具体地分为上调频率和增长率两部分讨论。

一、最低工资上调频率下降：从至少两年到至少三年，疫情中普遍停滞

下方的中国地图展示了全国各省级行政区平均间隔多少天调整一次最低工资标准，由于2020的全国最低工资冻结打乱了各省份出台新标的正常节奏，地图中采用的是从2012年到2019年的数据。

大多数省份差不多平均隔两年（720天）才对最低工资进行调整。全国来看，东部长三角省份及直辖市较频繁地调整境内最低工资标准，上海、北京、山东等地在疫情前大多每年更新一次。而主要汇聚加工出口、劳动集中产业的广东省的上调间隔达到893天，位列全国倒数。

最低工资上调频率下降也同时反映在相关的法规中。中国最低工资制度的核心条例：2004年发布的《最低工资规定》（下文简称《规定》）中要求各地最低工资标准至少每两年应调整一次。然而，2015年底，人社部发布文件《关于进一步做好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工作的通知》已将“每两年至少调整一次最低工资标准”改成了“每2-3年调整一次”。此后，广东省在内的多省份通过了省级条例，制度化了最低工资的上调放缓。

2013-2022这十年间，每年选择调整最低工资的省份的数量变化不一。下面的柱状图显示了历年颁布新最低工资标准的省级行政区的数量，并用颜色区分了距离上一次最低工资标准调整过了超过两年（不符合《规定》中要求的最低工资“两年一调”）的省份和未超过两年的省份。

在柱状图中可以观察到，2015年之后，某些省份开始有超过两年一次的上调。这和2015年人社部发布通知后多省放弃遵守《规定》中的“两年一调”制有关。2021年后，受疫情影响，当年20个调整最低工资的省级行政区中，有16个距离上一次颁布新标已经过了至少3年。另一方面，全国多省份2017年到2021年最低工资标准虽然不变，但与此同时中国消费物价指数（CPI）上涨了8.66%，生活成本显著上升。

总的来说，近年来的总体趋势是：各省份调整最低工资标准普遍变慢了，不少之前两年一调甚至一年一调的省级行政区，比如新疆、江西，开始间隔三年才发布新的最低工资标准。

二、最低工资增长率下降，当前增长率仅10年前一半

在这部分，我们将考察中国各省份名义最低工资的年均增长率。下面的散点图标记了全国各省级行政区2012年至今历次调整最低工资时第一档月薪的复合年均增长率（关于计算方法，请见文末数据说明）。

上图显示，随着时间推移，全国范围内最低月薪的年均增长率显著有所下降，平均增长率由约14%左右降到仅有5%左右。2023年发生的微幅提升其实与安徽省的大幅调高有关（此前安徽省的最低工资标准近8年没有增长的大动作），如果排除安徽省，全国其它省份的最低月薪增长率下降更为严重。

接下来，我们还对比了最低工资增长率和人均GDP增长率、CPI物价增长率。这部分主要是为了理解最低工资是否符合经济增长成果、能否追得上物价增长。

从上方图表来看，2013年左右最低工资增长率远高于人均GDP增长率。这时期国家部门也出台了多部劳动法规，提出相对积极的劳动政策。虽然中国最低工资起点低，但若能维持这样的增长率，也能在相对短期内让工资符合工人生活所需。但2017年后，此趋势就开始发生逆转，最低工资增长率低于人均GDP增长率，直达疫情期间仍大致维持此趋势。尤其是2021年经济好转，但最低工资却不见相应的明显提升。这意味着经济成长的主要成果已经越来越无法被基层工人所共享了。

另一方面，虽然最低工资增长率长期超过CPI物价增长率，但是这没有考虑到中国最低工资本来就起点低。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法定最低工资都定于平均工资的70%到90%，但中国各地的法定最低工资率一般都低于当地平均工资的50%。考虑到现今中国大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和维生所需工资（living wage）（2022年上海市的维生工资约为一个月4700元，二线城市郑州市约为3200元），目前2000元左右的月最低工资水平实在过低，无法维系劳动者和家庭成员在都市里的基本生活。

三、结论：失效的法规、被忽略的基层打工者

在2010年代宏观经济降温的大环境里，在经济增长衰退之前，保障基层劳动者生活的最低工资标准却是率先于GDP水平滑落。甚至，在经济仍高速增长的2015年（当年度中国GDP增长达7%），人社部就“未雨绸缪”地放宽了最低工资调整频率。

而最低工资标准事实上也不仅仅关乎基层工人。因为其作为国家政策具有“锚定效应”，最低工资的增长停滞事实上也会影响全体企业提高薪资的意愿，对劳动者议价也颇为不利。可以说，最低工资的停滞背后是国家政策的转向，从保护或至少是平衡劳动者与企业的利益的政策方向，走向牺牲劳动者权益来维持经济增长。

虽然疫情之后各地最低工资标准调整似乎恢复正轨，但从长远来看，上调减速的趋势难以逆转。在全球经济衰退，增长乏力的危机中，以及中国现行政绩考核体系下，热衷于降低企业用工成本、吸引投资发展经济的地方政府自然有巨大动机抑制最低工资标准的上调，以保住“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如今《最低工资规定》中要求的至少“两年一调”已成了空文，将来恐怕更多省份会出台省级条例，控制最低工资标准的上调节奏。

在这样的大趋势里，我们无法指望国家及各省市带头调涨最低工资。而面对凶猛上涨的物价、经济不景气的痛苦，基层打工者只能靠延长工作时间来维持生活所需。这样的做法无法长久，“提桶跑路”、“年轻人不愿去工厂”等等都是对此问题的小型反叛。

数据说明：本文数据来自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分最新全国各地区最低工资标准情况，摘自人社通网站上的公开信息 。人社通是一个专业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信息服务平台，收集整理全国各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政策法规、办事指南、业务通知等信息。

本文讨论最低工资时主要以各省市的第一档最低月薪作为讨论对象。第一档月薪即最低工资标准规定的最低月薪中最高的一档，往往适用于一省内的省会城市及经济最发达的区县。鉴于每次发布新最低工资标准时各省份每一档的增幅基本一致，第一档月薪的变化即可反映整套标准大致的上调趋势。此外，时薪变化也与月薪基本一致，因此不另外作图分析。

在分析增长率部分，我们使用了复合年均增长率（Compound Annual Growth Rate，CAGR）。该方法的主要优点是可以提供一个相对平滑的增长率指标用于评估，避免短期内波动或极端值导致的扭曲，更适合反映长期的增长趋势。计算上，CAGR使用时期结束值和开始值以及年数综合计算，具体公式请参考这里。

此外，本文在解释描述中国的最低工资制度时，主要参考了国际劳工组织编写的《中国最低工资的制度特点》中的分析：在大多数情况下，即便2020年多省份最低工资冻结时，政府也不会发布公告，对特定年份不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做任何表示。并且，只有湖南一个省份会预报下次调整的时间，提前确定每次新标准的适用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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