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翻译

法国对工人权利的法律保护和结社支持都非常健全，而身处群内劳务市场的华人移民尽管劳动条件十分恶劣，却并未寻求法律或者结社力量的帮助，而是对这种剥削持一种隐忍的态度。本研究以巴黎的华人移民劳工为例，探寻影响其抗争策略选择的多重因素，进而讨论国际移民背景下的劳动控制问题。本文先对剥削进行了类型学分析，然后指出造成该选择偏好的两种解释性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移民工人的主体性形成的问题。

《劳动合同法》于2008年开始正式生效，过去民间大多认为这部法律和相关法律建立起来的劳动法系统是偏向工人的，有利于保障劳动者的权益。但是本文作者在访谈了珠三角地区115名工人后，却发现劳动法系统有助于资本主义霸权的维持。所谓霸权，在这里指的是工人对于企业行为、国家、现有劳动条件的主动或被动地同意。作者发现，通过规范化、补偿、掩盖和转移等机制，劳动法系统能够缓冲工人对市场经济、国家以及党的激进的、根本的批评。例如许多受访工人认为司法系统独立于经济体系，相信国家站在工人一侧，认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不同，只有后者是腐败的、偏向资本家的。

在中国和越南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社会福利，尤其是养老金制度，也随之改变。福利制度的变化导致了工人的抗争与动员，工人的集体行动也影响了相关法规政策的实行、监督以及制定。本文主要对比了中国和越南有关福利制度的两场大规模罢工，以及政府和企业的回应。2014年，东莞裕元工厂60000名工人因发现企业没有按照规定缴纳社会保险，举行了大规模罢工，这引起了其它工厂工人和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迫使企业和政府承诺纠正错误——尽管这些承诺并没有真正弥补工人们的损失。2015年，越南宝元工厂80000名工人举行罢工，抗议政府出台新政策，禁止失业工人提前领取社会保险资金，这次罢工最终导致该政策被撤回。

近年来，虽然流动儿童在城市受教育的限制逐渐放宽，但是升学过程中各地方政策仍然对于非本地户籍人口做了区分，导致绝大多数流动儿童都难以进入公办学校而不得不在质量较差的民办学校就读。初中毕业后，流动儿童在学校中面对什么样的问题？这样的学校环境如何影响他们的未来发展？本文作者分别于 2008-2009 年和 2015-2016 年对在深圳读书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进行了两轮访谈，研究了他们的求学经历和就业情况。在职业学校、民办高中、公办高中和返乡升学四种教育路径中，本文发现无论升学路径、个人能力、对教育的投资以及早期的职业抱负如何，流动儿童未来都会被引导到低技能的城市服务业中。

根据商务部统计，2022年中国对外劳务合作总共派出51.8万工人至海外工作，这还不包括大大小小非正规的私营劳务中介。因为一带一路的政策大背景，许多工人从事建筑业工作，他们也常常遇到与国内工人类似的问题——欠薪、工伤、缺乏社保，以及高额不合理的中介费等。甚至，相较于国内工人，他们在异国他乡遭遇问题时处境更不利，工人诉诸法律途径遇到的主要问题包括证据不足、难以找到代理人以及被告的非正式中介。即使部分法官倾向帮助工人，但各类障碍让工人难以诉诸法律途径。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乡村地区开始了工业化进程，出现了各种私营企业。原本在同一村庄生活、从事相似的农业劳动的人们，渐渐分化出不同的社会身份，即老板和工人。起初，小型私营企业主主要雇佣家庭成员或者同村村民，老板与工人间的关系相对非正式、个人化，这让雇佣关系更加灵活，给工人劳动更多的自主权，却也给双方都造成额外的情感和社会义务。随着规模扩大，许多企业不再雇佣亲属或邻居，开始推行更加正式的、去个人化的管理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