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翻译】中国环卫行业的非正规性与工作条件
据“中国劳动通讯”统计，仅2023年上半年环卫工讨薪维权就有13起。在10年之前，环卫工的行动也相当频繁，2012年-2015年间，全国30多个城市就发生了60起环卫罢工。不过如果考虑到整体环卫工的人数，这些行动事件的数量仍然是非常稀少的。本期翻译的这篇文章通过比较温州和广州环卫行业的不同工作组织模式，试图理解为何有些环卫工常采取罢工行动，而另一些地区的环卫工倾向保持沉默。
实证翻译
理解工人处境需要一手的深入调查和以事实材料为基础的分析，这在学术界被称为实证研究。因为国内研究环境不佳、空间有限，许多优秀的关于劳动、工人的实证研究以英文进行撰写发布。我们会推介其中优秀的作品，进行翻译。
【实证翻译】为什么不投诉？中国农民工申诉行为的社会决定因素
尽管农民工在工作中普遍（86%）遭遇违反劳动法的情况，只有少数（25%）会认为，自己的权利与利益受到了侵犯，并认为企业应对其违法行为负责。而这些认识到自己被侵权的农民工中，超过半数（约65%）会选择渠道进行申诉维权。为什么很多农民工不认为自己的权益受到了侵犯，或者不选择申诉？本文作者通过在东南沿海多座城市收集的调查数据，分析发现：与雇主来自同一地域的劳工，更有可能遭遇劳动法违规情况，并且较少认为这些情况是对其权利与权益的侵犯。也就是说，雇主与劳工之间共享的社会关系，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更多违反劳动法的行为被劳工接受。
【实证翻译】农民工博物馆在中国：国家与草根行动中的农民工公共文化
2023年5月，建馆满15年的北京皮村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被迫关闭。在工人议题成为敏感议题的当下，一座民间打工博物馆不再有存活的空间。而博物馆的消失也从来不只是空间的消失，它意味着一种来自工人的、理解工人处境的视角正在被抹除。而究竟是什么样的视角被抹除了呢？这篇2020年发表的文章做了很细致的分析，透过与国家兴建的农民工博物馆进行叙事对比，作者认为：国家博物馆透过理想化、英雄化的农民工个案固化了以发展和市场为中心的视角，掩盖了对农民工的剥削与压迫结构；皮村打工博物馆则提供了反叙事，质问资本主义，将政治制度的暴力（户籍制度等）公之于众。
【实证翻译】中国网约车平台的女司机们：女性团结、交流空间以及零工经济中的社会再生产与劳动过程
滴滴出行是目前最大的网约车平台，占据了超过90%的市场份额。尽管许多媒体报道和研究频繁聚焦这一行业，但鲜少关注其中近237万的女性司机。这篇文章的作者进行了17个月的研究，透过对30位女性司机的访谈和民族志方法，研究了她们在劳动过程中的经验。
【实证翻译】富士康妈妈的困境：社会再生产和中国“零工制造”的崛起
富士康公司，中国境内最大的电子公司之一，曾经因为发生过工人跳楼事件、疫情期间内部感染导致员工大逃亡而臭名昭著。而近年来，富士康也在发生变化，富士康从主要由稳定雇佣的正式工为主的生产方式，转向了以零工为主的季节性雇佣方式。这样的雇佣方式虽然较无保障，却也受到了富士康工人的青睐。这篇文章首次透过民族志分析，探讨了郑州富士康工人（尤其是有家庭的女性工人）为何更偏向于选择这种不稳定的工作方式。作者认为，这种“霸权性不稳定性”的劳动制度背后是劳动生产、工人家庭生活、教育商品化等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实证翻译】隐蔽的反抗：中国外卖行业的组织形式和外卖员的集体行动
本文通过对饿了么的研究，详细分析了外卖行业的组织结构，外卖员对平台和配送站的不满，以及几个典型的罢工案例。饿了么的外卖员长期以来受算法监管和严格的绩效评估控制，但外卖配送站点的分包模式为外卖员们提供了新的斗争筹码。外卖员们通过微信进行隐蔽、小规模的罢工，针对作为直接雇主的分包商，这种现象与其他国家外卖员的集体罢工行为有所不同，在维权效果方面也存在一定的限制。研究者发现，尽管政治舆论环境日益受限，网络审查力度越来越高，反抗情绪和罢工行动仍然在外卖员群体中不断产生。
【实证翻译】暴风雨中的外卖骑手：平台不稳定性加剧与疫情对中国外卖骑手的影响
这篇文章通过对52位外卖骑手的访谈，分析了中国政府与外卖平台在疫情期间如何联手加剧了骑手工作条件的不稳定性。不稳定性具体包括三个方面：高风险的工作环境：骑手家乡城市的严格防疫政策限制骑手外出就业，却不给他们提供生活保障。骑手因生计所迫，不得不暴露在病毒之下，他们说“如果你想赚钱，就不能怕死”。不稳定的收入：平台在疫情期间重新组织算法，骑手除了外卖食品订单之外还需要配送杂货订单。由于一次配送没有重量限制，再加上无接触配送与消毒等防疫要求，骑手工作量激增，还需要自费购买防疫用品。针对骑手身份的种族主义：感染病毒的可能性随之加剧了城市居民对骑手的排斥，骑手感受到了非人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