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翻译

滴滴出行是目前最大的网约车平台，占据了超过90%的市场份额。尽管许多媒体报道和研究频繁聚焦这一行业，但鲜少关注其中近237万的女性司机。这篇文章的作者进行了17个月的研究，透过对30位女性司机的访谈和民族志方法，研究了她们在劳动过程中的经验。

富士康公司，中国境内最大的电子公司之一，曾经因为发生过工人跳楼事件、疫情期间内部感染导致员工大逃亡而臭名昭著。而近年来，富士康也在发生变化，富士康从主要由稳定雇佣的正式工为主的生产方式，转向了以零工为主的季节性雇佣方式。这样的雇佣方式虽然较无保障，却也受到了富士康工人的青睐。这篇文章首次透过民族志分析，探讨了郑州富士康工人（尤其是有家庭的女性工人）为何更偏向于选择这种不稳定的工作方式。作者认为，这种“霸权性不稳定性”的劳动制度背后是劳动生产、工人家庭生活、教育商品化等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本文通过对饿了么的研究，详细分析了外卖行业的组织结构，外卖员对平台和配送站的不满，以及几个典型的罢工案例。饿了么的外卖员长期以来受算法监管和严格的绩效评估控制，但外卖配送站点的分包模式为外卖员们提供了新的斗争筹码。外卖员们通过微信进行隐蔽、小规模的罢工，针对作为直接雇主的分包商，这种现象与其他国家外卖员的集体罢工行为有所不同，在维权效果方面也存在一定的限制。研究者发现，尽管政治舆论环境日益受限，网络审查力度越来越高，反抗情绪和罢工行动仍然在外卖员群体中不断产生。

这篇文章通过对52位外卖骑手的访谈，分析了中国政府与外卖平台在疫情期间如何联手加剧了骑手工作条件的不稳定性。不稳定性具体包括三个方面：高风险的工作环境：骑手家乡城市的严格防疫政策限制骑手外出就业，却不给他们提供生活保障。骑手因生计所迫，不得不暴露在病毒之下，他们说“如果你想赚钱，就不能怕死”。不稳定的收入：平台在疫情期间重新组织算法，骑手除了外卖食品订单之外还需要配送杂货订单。由于一次配送没有重量限制，再加上无接触配送与消毒等防疫要求，骑手工作量激增，还需要自费购买防疫用品。针对骑手身份的种族主义：感染病毒的可能性随之加剧了城市居民对骑手的排斥，骑手感受到了非人对待。

今年初，在印尼的一个中资镍矿厂，两位工人在冲突中丧生。其中一名是印尼工人，另一名是中国工人。这起事件大多被媒体描述为工人暴动产生的悲剧，出资的德龙公司则声称这是印尼工人的反华行动。然而，透过这篇Project Multatuli所撰写的深度报道文章，我们才看见，杀死工人们的一直都是镍矿公司。工人们在冶炼炉爆炸中死亡、在高空坠落死亡、在传送带中被夹死、在绝望中自杀…… 还有更多的工人持续遭受污染的折磨、被拖欠工资的痛苦。当工人们连一件标准工作服都无法获得，只能穿着凉鞋和牛仔裤去工作时，所有的悲剧都是来自公司的恶意谋杀。

本文作者在2013到2014年之间，对位于厄瓜多尔的可卡科多·辛克雷水电站项目（Coca Codo Sinclair，以下简称CCS）进行了研究。CCS位于厄瓜多尔首都基多东部约170公里处，这里是安第斯高原与亚马逊雨林交界的地方，多条河流汇聚成圣拉斐尔瀑布。CCS由总部设在北京的央企中国水利水电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水）承建，资金来源是中国政府给厄瓜多尔的17亿美元贷款，厄瓜多尔同意通过原油出口偿还债务。这篇文章主要通过一些采访与观察的结果，展示了工程营地如何通过空间的规划，划分不同国籍、工种和性别的工人，并达成对他们生活与工作的管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