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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翻译】为什么不投诉?中国农民工申诉行为的社会决定因素

【实证翻译】为什么不投诉?中国农民工申诉行为的社会决定因素

尽管农民工在工作中普遍(86%)遭遇违反劳动法的情况,只有少数(25%)会认为,自己的权利与利益受到了侵犯,并认为企业应对其违法行为负责。而这些认识到自己被侵权的农民工中,超过半数(约65%)会选择渠道进行申诉维权。为什么很多农民工不认为自己的权益受到了侵犯,或者不选择申诉?本文作者通过在东南沿海多座城市收集的调查数据,分析发现:与雇主来自同一地域的劳工,更有可能遭遇劳动法违规情况,并且较少认为这些情况是对其权利与权益的侵犯。也就是说,雇主与劳工之间共享的社会关系,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更多违反劳动法的行为被劳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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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翻译】农民工博物馆在中国:国家与草根行动中的农民工公共文化

【实证翻译】农民工博物馆在中国:国家与草根行动中的农民工公共文化

2023年5月,建馆满15年的北京皮村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被迫关闭。在工人议题成为敏感议题的当下,一座民间打工博物馆不再有存活的空间。而博物馆的消失也从来不只是空间的消失,它意味着一种来自工人的、理解工人处境的视角正在被抹除。而究竟是什么样的视角被抹除了呢?这篇2020年发表的文章做了很细致的分析,透过与国家兴建的农民工博物馆进行叙事对比,作者认为:国家博物馆透过理想化、英雄化的农民工个案固化了以发展和市场为中心的视角,掩盖了对农民工的剥削与压迫结构;皮村打工博物馆则提供了反叙事,质问资本主义,将政治制度的暴力(户籍制度等)公之于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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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翻译】中国网约车平台的女司机们:女性团结、交流空间以及零工经济中的社会再生产与劳动过程

【实证翻译】中国网约车平台的女司机们:女性团结、交流空间以及零工经济中的社会再生产与劳动过程

滴滴出行是目前最大的网约车平台,占据了超过90%的市场份额。尽管许多媒体报道和研究频繁聚焦这一行业,但鲜少关注其中近237万的女性司机。这篇文章的作者进行了17个月的研究,透过对30位女性司机的访谈和民族志方法,研究了她们在劳动过程中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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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翻译】富士康妈妈的困境:社会再生产和中国“零工制造”的崛起

【实证翻译】富士康妈妈的困境:社会再生产和中国“零工制造”的崛起

富士康公司,中国境内最大的电子公司之一,曾经因为发生过工人跳楼事件、疫情期间内部感染导致员工大逃亡而臭名昭著。而近年来,富士康也在发生变化,富士康从主要由稳定雇佣的正式工为主的生产方式,转向了以零工为主的季节性雇佣方式。这样的雇佣方式虽然较无保障,却也受到了富士康工人的青睐。这篇文章首次透过民族志分析,探讨了郑州富士康工人(尤其是有家庭的女性工人)为何更偏向于选择这种不稳定的工作方式。作者认为,这种“霸权性不稳定性”的劳动制度背后是劳动生产、工人家庭生活、教育商品化等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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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人与劳动议题媒体监测报告(舆论热搜篇)2023年4月-6月

中国工人与劳动议题媒体监测报告(舆论热搜篇)2023年4月-6月

《中国工人与劳动议题媒体监测报告》通过对社交媒体上中对于工人和劳动议题的记录和报道,来透视互联网上劳动者的处境和现实状况。每季度报告发布,分为舆论热搜篇和网络媒体篇。本报告为舆论热搜篇,旨在通过对中国四个主要社交媒体平台——微博、百度、今日头条、抖音——2023年4月至6月的热搜数据进行系统分析,深入研究和解析舆论对于中国工人议题的关注度和态度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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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翻译】隐蔽的反抗:中国外卖行业的组织形式和外卖员的集体行动

【实证翻译】隐蔽的反抗:中国外卖行业的组织形式和外卖员的集体行动

本文通过对饿了么的研究,详细分析了外卖行业的组织结构,外卖员对平台和配送站的不满,以及几个典型的罢工案例。饿了么的外卖员长期以来受算法监管和严格的绩效评估控制,但外卖配送站点的分包模式为外卖员们提供了新的斗争筹码。外卖员们通过微信进行隐蔽、小规模的罢工,针对作为直接雇主的分包商,这种现象与其他国家外卖员的集体罢工行为有所不同,在维权效果方面也存在一定的限制。研究者发现,尽管政治舆论环境日益受限,网络审查力度越来越高,反抗情绪和罢工行动仍然在外卖员群体中不断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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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的收入损失分析:零工、劳务派遣人员风险为稳定雇佣者的1.7倍

疫情下的收入损失分析:零工、劳务派遣人员风险为稳定雇佣者的1.7倍

在新冠疫情大流行早期(2020-2021),年轻人及有家庭者遭遇更高风险的收入损失,农村户口、低文化教育和低收入群体同样会因疫情而遭受更高风险的收入减低。也就是说,原本影响社会公平的人群结构性差异,在疫情流行期间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剧和恶化。针对雇佣身份的数据分析表明,雇佣结构的非正规化演变、不稳定化会加剧个体经济处境的脆弱性,令劳动者在疫情期间遭遇更大几率的经济损失。相应地,疫情加剧的经济不平等,也正在悄然加剧民众个体对于政治、社会和个体生活的不满和消极态度,这些或将成为后疫情时代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的助燃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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