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翻译

建筑行业农民工是中国最弱势的劳工群体之一，因为在多级分包制度下，他们很容易被拖欠工资。本文作者通过在天津、深圳、南昌和韶关四地的实证研究，发现由包工头（劳务分包商）直接招募的工人，在被拖欠工资时不会采取集体行动——他们与包工头之间基于家族、地域或民族身份的强人际关系，让他们得以信任包工头，也要求他们不能通过反抗行动破坏这些关系。而由其他工人作为中介招募的农民工，则很有可能会诉诸集体行动。农民工与招自己进来的中介，以及这名中介招募的其他工人往往关系紧密。

据“中国劳动通讯”统计，仅2023年上半年环卫工讨薪维权就有13起。在10年之前，环卫工的行动也相当频繁，2012年-2015年间，全国30多个城市就发生了60起环卫罢工。不过如果考虑到整体环卫工的人数，这些行动事件的数量仍然是非常稀少的。本期翻译的这篇文章通过比较温州和广州环卫行业的不同工作组织模式，试图理解为何有些环卫工常采取罢工行动，而另一些地区的环卫工倾向保持沉默。

尽管农民工在工作中普遍（86%）遭遇违反劳动法的情况，只有少数（25%）会认为，自己的权利与利益受到了侵犯，并认为企业应对其违法行为负责。而这些认识到自己被侵权的农民工中，超过半数（约65%）会选择渠道进行申诉维权。为什么很多农民工不认为自己的权益受到了侵犯，或者不选择申诉？本文作者通过在东南沿海多座城市收集的调查数据，分析发现：与雇主来自同一地域的劳工，更有可能遭遇劳动法违规情况，并且较少认为这些情况是对其权利与权益的侵犯。也就是说，雇主与劳工之间共享的社会关系，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更多违反劳动法的行为被劳工接受。

2023年5月，建馆满15年的北京皮村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被迫关闭。在工人议题成为敏感议题的当下，一座民间打工博物馆不再有存活的空间。而博物馆的消失也从来不只是空间的消失，它意味着一种来自工人的、理解工人处境的视角正在被抹除。而究竟是什么样的视角被抹除了呢？这篇2020年发表的文章做了很细致的分析，透过与国家兴建的农民工博物馆进行叙事对比，作者认为：国家博物馆透过理想化、英雄化的农民工个案固化了以发展和市场为中心的视角，掩盖了对农民工的剥削与压迫结构；皮村打工博物馆则提供了反叙事，质问资本主义，将政治制度的暴力（户籍制度等）公之于众。

滴滴出行是目前最大的网约车平台，占据了超过90%的市场份额。尽管许多媒体报道和研究频繁聚焦这一行业，但鲜少关注其中近237万的女性司机。这篇文章的作者进行了17个月的研究，透过对30位女性司机的访谈和民族志方法，研究了她们在劳动过程中的经验。

富士康公司，中国境内最大的电子公司之一，曾经因为发生过工人跳楼事件、疫情期间内部感染导致员工大逃亡而臭名昭著。而近年来，富士康也在发生变化，富士康从主要由稳定雇佣的正式工为主的生产方式，转向了以零工为主的季节性雇佣方式。这样的雇佣方式虽然较无保障，却也受到了富士康工人的青睐。这篇文章首次透过民族志分析，探讨了郑州富士康工人（尤其是有家庭的女性工人）为何更偏向于选择这种不稳定的工作方式。作者认为，这种“霸权性不稳定性”的劳动制度背后是劳动生产、工人家庭生活、教育商品化等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