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翻译

在中国和越南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社会福利，尤其是养老金制度，也随之改变。福利制度的变化导致了工人的抗争与动员，工人的集体行动也影响了相关法规政策的实行、监督以及制定。本文主要对比了中国和越南有关福利制度的两场大规模罢工，以及政府和企业的回应。2014年，东莞裕元工厂60000名工人因发现企业没有按照规定缴纳社会保险，举行了大规模罢工，这引起了其它工厂工人和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迫使企业和政府承诺纠正错误——尽管这些承诺并没有真正弥补工人们的损失。2015年，越南宝元工厂80000名工人举行罢工，抗议政府出台新政策，禁止失业工人提前领取社会保险资金，这次罢工最终导致该政策被撤回。

近年来，虽然流动儿童在城市受教育的限制逐渐放宽，但是升学过程中各地方政策仍然对于非本地户籍人口做了区分，导致绝大多数流动儿童都难以进入公办学校而不得不在质量较差的民办学校就读。初中毕业后，流动儿童在学校中面对什么样的问题？这样的学校环境如何影响他们的未来发展？本文作者分别于 2008-2009 年和 2015-2016 年对在深圳读书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进行了两轮访谈，研究了他们的求学经历和就业情况。在职业学校、民办高中、公办高中和返乡升学四种教育路径中，本文发现无论升学路径、个人能力、对教育的投资以及早期的职业抱负如何，流动儿童未来都会被引导到低技能的城市服务业中。

根据商务部统计，2022年中国对外劳务合作总共派出51.8万工人至海外工作，这还不包括大大小小非正规的私营劳务中介。因为一带一路的政策大背景，许多工人从事建筑业工作，他们也常常遇到与国内工人类似的问题——欠薪、工伤、缺乏社保，以及高额不合理的中介费等。甚至，相较于国内工人，他们在异国他乡遭遇问题时处境更不利，工人诉诸法律途径遇到的主要问题包括证据不足、难以找到代理人以及被告的非正式中介。即使部分法官倾向帮助工人，但各类障碍让工人难以诉诸法律途径。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乡村地区开始了工业化进程，出现了各种私营企业。原本在同一村庄生活、从事相似的农业劳动的人们，渐渐分化出不同的社会身份，即老板和工人。起初，小型私营企业主主要雇佣家庭成员或者同村村民，老板与工人间的关系相对非正式、个人化，这让雇佣关系更加灵活，给工人劳动更多的自主权，却也给双方都造成额外的情感和社会义务。随着规模扩大，许多企业不再雇佣亲属或邻居，开始推行更加正式的、去个人化的管理制度。

2023年8月，统计局宣布停止发布中国青年失业数据。在此之前几个月，16到24岁的年轻人失业率的官方数字飙升至历史最高水平，就业市场形势不佳。国际媒体在报道时往往着重强调对应届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影响和疫情的冲击，而忽视了对深层次的经济结构性现实的分析。最近，ChinaFile 与研究中国劳工议题的社会学家 Eli Friedman 就年轻人就业难以及中国经济转型问题进行了对谈，在失业率数据背后，为我们详细解读了中国令人忧心的就业新形势和政治经济新动向。

建筑行业农民工是中国最弱势的劳工群体之一，因为在多级分包制度下，他们很容易被拖欠工资。本文作者通过在天津、深圳、南昌和韶关四地的实证研究，发现由包工头（劳务分包商）直接招募的工人，在被拖欠工资时不会采取集体行动——他们与包工头之间基于家族、地域或民族身份的强人际关系，让他们得以信任包工头，也要求他们不能通过反抗行动破坏这些关系。而由其他工人作为中介招募的农民工，则很有可能会诉诸集体行动。农民工与招自己进来的中介，以及这名中介招募的其他工人往往关系紧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