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资本出于逐利的动机不断转移、不断开拓新的市场，将新的劳动力吸纳进劳动力池中，或加大劳动力之间的竞争或增加总体的劳动供给水平，并由此不断拉低工资率水平——这通常被看做产业转移后会出现的工资“逐底竞争“情况。

然而这种假设的前提条件是，劳动供给的变动是足够灵活的，是足以适应资本的逐利的变化的。因此，工人面临着选择，也是面临着挑战：即究竟是作为被动的“经济要素”，依附于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还是作为能动的主体，以劳资冲突的方式延缓整体待遇的下跌。

本文作者便通过三个分处于全球生产网络不同位置的企业的例子，指出了面对资本的产业转移，工人往往都不会坐以待毙地等待待遇恶化。然而工人具体如何行使自己的能动性来做出反抗，以及这种能动性的边界受何种因素影响，则与由工人们所嵌入的全球生产网络结构、企业的管理策略（劳动体制）、国家政策实践紧紧相关。

劳动条件并没有直接“逐底竞争”。因为它必须经由阶级斗争中介，无论是微观场所内的冲突，还是宏观的劳资利益不一致。但是总体而言，资本转移终究实现了劳动力成本的下降。因此它提示着我们，资本在地方的暂时落败并不意味其策略在全国、全球范围内失效。工人如何突破自身能动性受到限制，壮大阶级力量，可能仍是关键。

关键词：产业转移、劳动体制、工人能动性、全球生产网络

正文

原文：A ‘race to the bottom’ or variegated work regimes? Industrial relocation, the changing migrant labor regime, and worker agency in China’s electronics industry

作者：Lu Zhang

发布： 2023年

导言

在关于全球化的辩论中，最具挑战性和最重要的议题之一涉及资本与产业转移、劳工权益以及发展的前景。文献中普遍认为，生产资本的高度流动性——从高工资地区转移到低工资地区以寻找廉价且顺从的劳动力——导致了工人工资的“逐底竞争”，并在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敲响了工人集体抵抗能力的丧钟（Rudra, 2008; Tonelson, 2000）。中国在这些辩论中显得十分突出，这是由于其在全球生产中占据的巨大作用以及其对全球治理日益增长的影响。学者们认为，中国庞大的、廉价且纪律严明的劳动力储备的调动，已经导致了工资和劳动标准方面的逐底竞争，从而导致了工人力量与福利水平持续下滑（Chan, 2003; Diamond, 2003）。

尽管该论点广受欢迎，但认为资本是无根基的且资本转移会产生直接的逐底竞争的命题在理论和经验基础上都是值得怀疑的。经验研究表明，复杂的全球生产过程和竞争会促使企业寻求独特的“特定区位因素”（Dunning, 1998），例如进入庞大或不断增长的市场、熟练且健康的劳动力队伍、集聚和规模经济，以及特定的地方监管和成本结构，以最大化其竞争优势（Appelbaum, 2008; Mosley, 2011; O’Riain, 2004）。数项研究还表明，国内政治和地方制度、经济部门，以及特定国家或地区所处的全球生产网络（GPNs）中跨国生产的具体性质，调节着全球资本对发展中国家劳动条件的影响（Chen & Ku, 2013; McKay, 2006; Mosley, 2011）。即使资本确实为了寻找更廉价且更顺从的劳动力而反复进行地理上的转移（Cowie, 1999），其历史模式也是动态的，即在每一个新的生产基地都会创造出新的工人阶级和新一轮的劳资冲突（Silver, 2003），并且工人在塑造“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的地理格局”中发挥了自身的积极作用（Herod, 1997, 2001）。

尽管政策制定者、学者和活动人士对这些议题表现出极大兴趣，但我们对于资本转移究竟如何与劳动力相互作用，以及工人在塑造全球生产景观及企业在工作组织与劳动控制方面的战略中发挥了何种作用，所知仍然有限。这部分是因为缺乏对嵌入于特定区位之企业内部及工厂层面运营的工作组织和劳动控制的系统性经验研究[1]。这也反映了目前文献中的一种倾向，即把劳动力仅仅视为生产或区位的“要素”，或是视为资本持续寻找廉价劳动力的被动受害者（Coe et al., 2008, 284; Smith et al., 2002, 47）。然而，正如劳工地理学研究所表明的那样，尽管劳动力与资本之间存在权力和空间的不对称性，但工人具有争取改善其相对地位的能动性，并且他们通过自身的行动“有意和无意地”重塑了资本主义的地理格局（Coe et al., 2008, 285; Herod, 1997, 3; Padmanabhan, 2012; Peck, 1996）。

本研究试图通过对四家电子跨国公司从中国沿海地区向内陆的地理转移与扩张的案例研究，为理解资本转移与劳动力的关系提供一个更具动态性和更细致入微的视角。更具体地说，本研究考察了以下问题：地方政府在产业转移过程中构建适宜全球生产的地方劳动制度方面发挥了什么作用？管理层在新的生产基地如何选择组织工作和控制劳动力？工人在协商、顺从或挑战管理控制方面的反应和策略是什么？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借鉴了劳工地理学与全球生产网络文献交叉领域的深刻见解，构建了一个将工人能动性嵌入全球生产网络和地方敏感型劳动制度之中的综合分析框架。我的研究表明，在中国西部的新生产基地，并没有出现劳动条件方面的逐底竞争，而是涌现出了多样的劳动体制[2]。我认为，多样的劳动体制并非仅仅是企业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地位及其行动的结果，而是资本与处于特定地方的工人之间动态且相互关联的斗争，以及国家实践的结果。更具体地说，我发现，当资本向内陆移动时，沿海地区的农民工劳动体制已经转变为西部地区以本地劳动力为基础的发展战略。我认为，这种转变增强了工人的能动性，并催生了资本面临的劳动控制难题，以及产业转移过程中中国西部特有的劳动体制动态。面对不断变化的农民工劳动体制及相关的劳工问题，内陆省份的地方政府不得不积极发挥作用，以构建适宜全球生产的地方劳动制度。这些新的地方劳动条件反过来又影响了企业的本土化战略和工人的能动性。

此外，向中国西部进行的产业转移并不仅仅是由全球资本寻求灵活条件和更廉价劳动力所驱动的。相反，它嵌入在国家主导的经济发展整体背景之中，其旨在减少区域差距，并试图平衡产业盈利能力与政治合法性。这为中国西部的产业转移和劳动体制动态提供了重要的语境。这些证据突显了地方国家在构建地方敏感型劳动制度方面的重要作用，以及工人在影响劳动体制动态方面受限制的、多样的能动性，这挑战了与资本转移相关的逐底竞争论点的许多假设。本研究的背景是中国电子产业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迅速崛起，以及中国境内及境外持续进行的产业转移。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整个东亚尤其是中国在电子产业中变得日益重要，既作为生产基地，也作为最终市场。到2006年，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高技术电子产品出口国（Meri 2009）。自2011年以来，中国一直是世界最大的个人电脑（PC）市场（Fletcher, 2011）。学者们指出，中国过度依赖由台资企业主导的代工制造，以及跨国公司（MNCs）为了低附加值制造而进行的产能转移（Lu€thje et al., 2013）。然⽽，有证据表明，中国电⼦产业在产业升级和技术追赶⽅⾯取得了进展（Ning, ）。事实上，中国作为廉价劳动⼒产品“世界⼯厂”的⾓⾊正在发⽣变化。⾯对沿海地区不断上涨的劳动⼒和其他⽣产成本、⽇益严重的劳动⼒短缺以及税收优惠的调整，在中国开展业务的外国公司——尤其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正在中国内陆以及越南和孟加拉国等劳动⼒更廉价的国家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

与此同时，为了在全球增值等级体系中向上攀升，中国政府已实施多项政策，鼓励低工资产业向内陆省份转移、向东南亚低成本国家外包，并通过将中国产品打造成面向全球市场的品牌来升级生产（Arnold & Pickles, 2011）。电子产业正处于中国发生的资本转移和产业升级浪潮的最前沿，主要制造商已经从中国西南地区的两大城市——重庆和成都——采购了相当大比例的货物。

而与此同时，近年来内陆省份新生产基地的野猫式罢工和劳工抗议活动一直在增加（Zhang, 2019）。

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首先详细阐述了一个将工人的能动性嵌入全球生产网络和地方敏感型劳动制度之中的分析框架。在简要概述电子产业的结构性变化及其对劳工的影响之后，我将介绍我的研究设计、案例信息和实地调查。随后，我讨论了从沿海地区向内陆省份的产业转移以及中国不断变化的农民工劳动体制。我进一步考察了：重庆和成都的地方政府如何通过构建适宜全球生产的地方劳动制度来应对不断变化的农民工劳动体制和新出现的劳工问题，管理层如何在这些工厂中组织工作和实施劳动控制，以及工人们作出了何种反应。最后，我总结了主要研究发现及其对中国乃至更广泛地区的劳工与地方发展的启示。 

将工人能动性嵌入全球生产网络与地方敏感型劳动制度

在对全球整合的生产系统和资本循环的研究中，大量关于全球商品/价值链（GCC/GVC）分析的文献都集中于企业和产业层面的动态（Gereffi et al., 2005; Gereffi & Korzeniewicz, 1994）。当讨论劳动力时，其重点往往放在主导企业作为影响工作条件和劳工权益的关键主体的作用上（Bair, 2009; Locke & Samel, 2018）。尽管全球生产网络文献的进展已明确努力将工人、工会和公民社会组织作为全球生产网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纳入其中（Coe et al., 2008; Cumbers et al., 2008; Dicken, 2015; Henderson et al., 2002），但仍然相对缺乏以经验材料为基础的研究，来详细说明工人可能在何种条件和机制下行使其能动性并促成劳动体制和资本主义景观的形成。

为了克服这一局限，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将工人能动性纳入全球生产网络/全球价值链分析，并探讨劳动力、地方制度、全球生产网络以及发展之间的互动（Carswell & De Neve,2013; Coe &Jordhus-Lier, 2011; Taylor et al., 2013）。其中一派研究展示了不同劳动控制体制和工人的反应，如何与特定体制在功能整合的全球生产网络或商品/价值链中的“节点位置”直接相关并受其影响。这反过来又影响了工人能动性从国家和资本那里获取有意义的让步的潜力（Hough, 2010; Selwyn, 2012）。学者们还强调，劳工能动性必然根植并嵌入于国家和地方语境、工人的社区与生计策略，以及生产、再生产和消费政治之中。

特别是Jonas（1996）关于“地方劳动控制体制”的概念，强调了资本对“用于积累和劳工管控的稳定地方制度框架”的需求和依赖。因此，特定资本在“促进地方劳动力市场中生产地点与消费及劳动力再生产场所之间的互惠关系”方面具有具体的利益（Jonas, 1996, 323）。Coe和Jordhus-Lier（2011）提出了一个综合性的“受约束的能动性”概念，并将全球生产网络、国家、社区关系和劳动力市场中介机构作为评估不同层次的工人能动性和劳工组织条件的四个关键领域。这提供了一个有用的起点，但其仍需要经验研究来阐明这些相对抽象的见解的应用和现实相关性。

本研究试图推进一个综合分析框架，该框架通过对中国电子产业的案例研究，考察嵌入于全球生产网络和地方敏感型劳动制度中的工人能动性，来理解产业转移和劳工政治的动态。我对工人能动性采取广义的概念化，并承认工人在多重尺度上以多种形式积极努力和实践，以改善或缓解其处境（Carswell & De Neve, 2013; Herod, 2001）。这可以从个体工人的生计策略和应对机制，到日常的抵抗形式，再到如罢工和抗议等集体行动。所谓地方敏感型劳动制度，我指的是一套互动性的制度领域，这些领域管理着劳动力的生产、再生产和消费，以及嵌入在特定地方的劳动力市场中介之内。在Jonas（1996）的“地方劳动控制体制”和Coe与Jordhus-Lier（2011）的“受约束的能动性”概念的基础上，我在对地方劳动制度的分析中考察了四个领域：（1）生产政治，例如工作组织、就业政策、管理层劳动控制策略和工人的反应；（2）再生产政治，例如国家关于最低工资标准和强制性社会保险的规定和政策，地方政府和雇主对工人教育、工作培训和福利的提供或补贴；（3）消费政治，例如对工人住房和日常膳食的补贴、社会和娱乐活动，以及家庭消费；以及（4）劳动力市场中介，其招募工人并使劳动力供应与具体的雇主需求相匹配，并已成为灵活生产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通过关注综合劳动制度而不仅仅是劳动力成本，地方政府可以战略性地增加“地域嵌入性或全球生产网络企业对特定地点的依赖程度”，从而使该地方变得更加不可替代（Henderson et al., 2002, 453）。这反过来又提供了工人能够行使其能动性的条件。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描述了电子产业全球生产网络的重组及其对劳工的影响，这解释了电子产业全球生产网络的权力动态，并确立了我的案例选择的理由。

电子产业全球生产网络的重组及其对劳动力的影响

全球电子产业是一个极具动态性和竞争性的部门。学者们已经注意到，在电子产业全球生产网络的组织中同时存在碎片化和中心化的动态（Ernst & O’Connor, 1992）。技术模块化和标准化促进了碎片化，这使得按照特定零部件来划分电子系统，并将这些零部件的制造外包给不同供应商成为可能（Gereffi et al., 2005）。同时，模块化和标准制定使得平台企业和主导企业能够放弃部分或全部生产责任给代工制造商，同时仍通过将其资源集中于研究、开发和创新等高附加值活动来控制全球生产网络（Sturgeon & Kawakami, 2011）。结果便是，电子制造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大型电子代工制造商手中，而这些制造商将其大部分设施和供应网络设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Lu€thje et al., 2013）。

碎片化和中心化的动态在笔记本电脑这一细分市场——即我们案例研究的公司所属的细分市场——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因为其制造集中在少数几家服务于少数品牌主导企业的代工制造商手中。虽然这种结构允许主导企业削减交易成本，但集中度和规模经济赋予了主要承包商相对于主导企业更多的议价能力（Chen & Ku, 2013, 8）。另一方面，代工制造商长期困在电子价值链的低附加值环节，而平台企业和主导企业则获取了大部分利润（Sturgeon & Kawakami, 2011, 137）。例如，一项对戴尔笔记本电脑价值链的研究发现，平台主导企业英特尔（Intel）获得了超过50%的利润，主导企业戴尔（Dell）获得了不到20%的利润，而在中国组装最大份额戴尔笔记本电脑的代工制造商广达（Quanta）的利润率则低于5%（Kawakami, 2011, 35）。

电子产业全球生产网络的结构性变化对劳工有三个方面的影响。首先，碎片化但高度整合的全球生产网络要求企业采用多种生产组织和劳动控制策略，以保持竞争力，同时将干扰降至最低（McKay, 2006）。与此同时，企业之间在权力、控制和附加值攫取方面日益增加的不对称性表明，我们很可能会看到多样的劳动体制所伴随着的，是企业在全球生产网络中各自的地位、劳动过程以及盈利水平。其次，在激烈的价格和质量竞争压力下，大型代工制造商在全球生产网络低附加值生态位中的崛起表明，电子制造业中的大多数工人都受制于一种低工资的、新泰勒制的劳动体制（Lu€thje et al., 2013）。第三，大型代工制造商的集中和准时制生产，要求建立一套能够在一定时期内保证大量、廉价、灵活且相对稳定的劳动力供应的劳动制度。即使在非熟练工人的情况下，“劳动力池的庞大规模仍然会产生影响”（Chen & Ku, 2013, 4）。许多人认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在全球电子产业中的迅速崛起，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能够通过建立在户籍制度（hukou）和区域经济差距基础上的内部农民工劳动体制来满足此类劳动力需求（Lu€thje et al., 2013; Pun & Chan, 2012）。然而，正如我们下面将要讨论的那样，随着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以及生产从沿海地区向内陆省份的转移，农民工劳动体制的内在机制已经发生了变化。这反过来又催生了资本面临的劳动控制难题，以及中国西部特有的劳动体制动态。

研究设计、案例信息与实地调查

        表1.案例研究电⼦企业及⼯厂概况 （2015)

数据来源：作者收集

本研究依赖于深入的案例研究和“结构化、聚焦式的比较”（George & Bennett, 2005）。我选择了处于电子产业不同附加值位置的一家平台企业（Intelligence Co，以下称“智通公司”）、一家主导企业（Highroad Inc.，以下称“高路公司”）以及两家代工制造商（Competence Electronics & Innovation Tech，以下称“能力电子”和“创新科技”），以及它们位于成都和/或重庆参与生产转移与扩张过程的工厂作为我的案例（见表1）。出于保密目的，我使用了化名来指代这些企业和工厂。近年来，所有这些公司都遵循了从长三角（YRD）到中国西部的相似转移和扩张轨迹[3]。它们全都是财富世界500强企业，然而它们代表了全球生产网络中三类主要且又截然不同的电子企业。

我的数据主要来自我在重庆和成都进行的实地调查，这两个城市是中国电子跨国公司向西移动的两个首选目的地。重庆拥有超过3100万人口，是中国四个直辖市之一（继北京、上海和天津之后），也是中国西部的主要经济、制造业中心和交通枢纽。到2014年，重庆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笔记本电脑生产中心（China Daily, 2014, June 16）。成都拥有超过1600万人口，是四川省的省会。作为“中国西部的后起之星”，中央强调了其目标是把成都变成“内陆经济战略基地”（China Briefing, 2013, March 5）。到2019年，已有300多家财富世界500强企业在成都建立了生产设施。与此同时，这两个城市都有大量的农村人口，并且自2007年以来其被指定为试点城市，以开展全面的户籍制度改革并促进本地农村劳动力和农民工的城镇一体化。因此，重庆和成都成为中国经济重组和不断变化的农民工劳动体制背景下，考察产业转移、劳动力以及地方政府作用的绝佳机遇场所。

在2012年至2017年期间的多项研究行程中，我在重庆和成都进行了广泛的实地调查。我在企业层面总共访谈了85名工人、28名管理人员和12名工会官员。为了考察地方政府的作用和电子跨国公司的转移战略，我访谈了8名地方政府官员和3名产业专家。为了收集关于工人群体特征和工作条件的总体信息，我还在重庆和成都的两家代工制造商的三个工厂中对蓝领工人进行了问卷调查（每家工厂150名受访者）。此外，我还收集了相关的政府文件与统计数据、公司档案以及员工通讯。

中国的产业转移与不断变化的农民工劳动体制

自1978年经济改革开始以来，中国向世界开放，并在人口稠密的东部沿海省份迎来了外资大规模投入、快速增长和繁荣的时代。但该国广阔的西部地区却在很大程度上被抛在了后面。巨大的区域差距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构成了日益严峻的挑战（Hung, 2017）。为了解决西部内陆与东部沿海之间的区域差距，北京于2000年启动了“西部大开发”战略，以促进中国西部12个省份、自治区和直辖市的经济发展。除了对在西部省份投资的企业给予优惠的税收和投资激励外，政府在该地区基础设施方面的大规模投资也为新产业以及外资和内资企业的到来铺平了道路。西部地区还拥有廉价的土地和大量低成本的劳动力储备，这对劳动密集型制造商尤其具有吸引力。随着中国沿海城市制造成本的上升和劳动力短缺的加剧，越来越多的企业将目光投向西部，以承载新的生产运营。因此，向中国西部进行的产业转移并不单纯由全球资本寻求更廉价劳动力和灵活条件所驱动。相反，它嵌入在中央政府主导的“发展”的国家语境中，其旨在减少区域差距并在产业盈利能力与政治合法性中寻求平衡[4]。这直接影响到了地方政府的政策和资本的本土化战略，正如我们下面将要讨论的那样。

随着更多企业在中国内陆开展生产，中西部地区的工作机会和劳动力需求急剧增加。因此，农民工的目的地开始从东部沿海城市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根据官方统计数据，2011年至2018年间，中西部地区农民工的增长率持续超过东部沿海地区，其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工数量增长最快（NBSC 2012–2019）。在自己户口所在地工作的本地农民工人数的增长速度远快于跨省外出的农民工，因为越来越多的农民选择在家乡附近的工厂工作（见表2）。2012年，四川省作为中国西部最大的劳务输出省份之一，其在本地省内就业的农村劳动力数量历史上首次超过了在省外就业的数量（CLB 2012）。

表 2. 中国农⺠⼯与本地农⺠⼯数量及年增长率 (2011‒2018) (单位：万⼈；百分⽐)

 数据来源：NBSC (2012‒2019)。作者编译。a 外出农⺠⼯指户籍在农村但在户籍地以外从事⾮农产业6个⽉以上的⼈员。b 本地农⺠⼯指户籍在农村但在户籍地以内从事⾮农产业的⼈员。

农民工流向空间格局的变化对中国的资本、劳动力和地方政府具有重要的意义。学者们认为，以劳动力更新与维护在空间上的分离为特征的农民工制度，将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外部化并补贴给了资本和国家，从而使资本家能够向农民工支付低工资（Burawoy, 1976; Wolpe, 1972）。在中国，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户籍制度将中国公民划分为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并将农村居民降格为二等公民（Solinger, 1999）。随着改革时代户籍制度的放松，区域和城乡差距驱使数百万主要来自内陆省份的农村劳动力前往城市寻找工厂工作，特别是在出口主导型增长需要大量低成本劳动力的蓬勃发展的沿海省份。然而，由于户籍制度的制度壁垒，农民工在城市中面临歧视，并且被剥夺了给予城市居民的社会福利规定。这就产生了一种农民工劳动体制，其允许沿海省份在不支付全部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的情况下利用来自内陆省份的农村劳动力。三十年来，农民工劳动体制助长了沿海地区的产业繁荣，并为中国劳动密集型、出口导向型制造业的竞争力做出了贡献（Fan, 2008; Pun, 2005）。

2004年，中国沿海地区首次出现民工荒（Barboza, 2006）。这种劳动力短缺持续到2008年末，当时全球金融危机导致数百万下岗农民工返回家乡省份。然而，当经济在2009年开始复苏时，新一轮的劳动力短缺以更严重的程度出现了。这部分是由于中国不断变化的人口结构，因为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在2012年达到顶峰，此后一直在下降（The Economist, 2015, March 12）。这也与2000年中期以来惠农的政府政策、中国农村条件的改善，以及由于产业转移导致的内陆工厂就业机会的增加有关（Zhan & Huang, 2013）。对劳动力的竞争增强了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议价能力。2008年至2014年间，农民工工资增加了一倍以上，高于同期GDP增长率（NBSC, 2015）。东部沿海与西部省份之间的工资差距一直在缩小。如表3所示，2010年至2019年间，深圳和上海等沿海城市传统制造枢纽的最低工资翻了一番，而重庆和成都等西部城市新制造中心的最低工资几乎增加了两倍，在2019年达到了沿海城市最低工资水平的70%至80%[5]。

表 3. 部分中国城市最低⼯资标准 (2010‒2019) (单位：⼈⺠币)

数据来源：部分城市发布的最低⼯资标准（年中）。作者编译。

由于大多数农民工来自内陆省份，随着生产向中国内地转移，大多数工人都变成了本地劳动力和省内农民工，这与通常在沿海地区看到的跨省农民工不同。鉴于地方政府管理社会保险基金并将其统筹到省级或市级基金中，内陆省份的雇主和地方政府无法逃避其承担全部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的责任[6]。随着资本向内陆移动且劳动力本地化，农民工劳动体制的内在机制已经发生了变化。正如我在下面将要展示的那样，本地和省内农民工往往比跨省农民工拥有更多的地方社会网络以及家庭和社区支持。因此，工人具有更大的能动性，他们更有可能辞职、跳槽或要求更好的薪酬和工作条件，因为他们有更多的资源可以依靠。面对不断变化的农民工劳动体制以及招募和留住工人的困难，地方政府不得不采取新政策并构建适当的地方劳动制度，以适应资本的劳动力需求和工人的要求。

构建地方敏感型劳动制度：地方政府的积极作用

与沿海城市相比，重庆和成都的一个重要优势在于其庞大且廉价的劳动力供应。在2010年产业转移之初，重庆和成都的最低工资仅为上海和深圳最低工资的50%至60%（见表3）。除了重庆和成都自身的劳动力池之外，拥有3亿总人口的周边六省也是许多农民工的家乡。然而，大型代工制造商和数百家供应商同时开业所产生的巨大劳动力需求，导致这两座城市出现了意料之外的劳动力短缺。正如创新科技重庆工厂的一位经理所抱怨的那样：

我们没有想到，我们在重庆面临的主要困难竟然是招募和留住工人。即便有地方政府在招募工人方面的帮助，我们仍然在为重庆厂区维持两班倒的全负荷运营而苦苦挣扎。谁能预料到在重庆——这个沿海地区大多数农民工的老家——会出现劳动力短缺呢？（访谈 IV-2，2015年1月15日）

电子制造商在重庆和成都面临的另一个新出现的劳工问题是高离职率。例如，2014年和2015年，能力电子重庆工厂的季度劳动力离职率为45%至50%，在成都工厂为30%至35%——远高于其昆山工厂（靠近上海）约15%至20%的离职率。我对管理层的访谈指出了以下原因。首先，随着大量工厂迁往重庆和成都，有许多低技能的制造工作可供选择。工人们有了更多的选择，他们经常为了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而跳槽。其次，不断变化的农民工劳动体制是离职率存在区域差异的主要原因。如表4所示，重庆工厂70%至75%的工人是本地人。另有20%是来自四川省的短途农民工。与沿海地区的跨省农民工相比，当对工作条件不满意时，本地工人更有可能辞职，因为他们坐3到5小时的汽车回家要容易得多，或者他们通过当地的社会网络找到另一份工作也容易得多。正如能力电子的一位经理所说的那样：

与我们昆山工厂的工人相比，重庆工人要求更高且缺少投入度。在昆山，大多数工人都是跨省农民工。他们离家乡很远，回家并不容易。这些工人大多会呆在昆山，第一年不回家探亲。他们在昆山认识的人很少，而且他们更听话，也更容易管理。（访谈 CP-3，2015年12月6日）

表 4. Competence Electronics（能力电子）劳动⼒构成与季度流失率 (2014‒2015) (单位：百分⽐)

数据来源：作者收集。

而与重庆工厂大多数工人是本地人不同，成都工厂74%的工人是来自四川省其他地区的省内农民工。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成都工厂的劳动力离职率低于重庆工厂，但远高于昆山工厂。

面对资本内迁时新出现的劳工问题，与沿海地区同行相比，重庆和成都的地方政府在构建适宜全球电子制造业的地方劳动制度方面发挥了更加积极的作用。首先，为了缓解劳动力短缺，重庆和成都政府都动员了广泛的行政资源来帮助代工制造商招募工人。各级行政部门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都直接参与其中，乡镇和村干部在招募工人时必须完成一定的招工指标。私营和政府运营的劳动力中介机构都被用来招募工人。此外，在2011年至2016年期间，重庆政府向职业技术学校提供每名学生2000元（300美元）的补贴，以表彰在实习计划下被派往代工制造商工作的学生。系统性地使用学生实习生作为廉价劳动力在中国是一种普遍做法，在电子代工制造商中尤其如此。根据定义，学生实习生是学生/受训人员，他们缺乏法定的工人身份。因此，他们不受劳动法保护，也没有劳动合同。他们也没有资格获得社会保险福利和加入工会。这种情况使学生实习生特别容易受到职场虐待，正如我下文将要展示的那样。

其次，重庆和成都政府都通过降低雇主的强制性社会保险缴费以及建设工厂宿舍来安置工人，并直接补贴了雇主的劳动力再生产成本。为了吸引和留住农民工并稳定地方劳动力市场，重庆政府在福利体系中采取了更加综合和包容的社会政策和改革举措，包括彻底改革户籍制度和推广经济适用的公共住房。在2010年至2011年期间，重庆向居住在重庆的农民工授予了338万个完全涵盖基本福利权利的城镇户口，前提是他们在该市工作满五年（Huang et al., 2011）。公共住房项目则为低收入居民提供了比市场价格低40%的租金。非本地农民工只要在重庆有工作，就有资格申请公共住房。虽然这些政策的制定主要是为了满足资本的劳动力需求，但其中一些社会政策，例如为农民工提供福利权和负担得起的公共住房，使劳动力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去商品化，并增强了工人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议价能力和能动性，因为它们往往使工人“不那么急于接受手头上能找到的任何工作”。在对重庆工人的访谈中，我经常听到这种情绪。

雇主也以积极的就业政策和劳动控制策略作出了回应，从而使自己的劳动力队伍更为稳定性。然而，由于它们在电子全球生产网络中所处的不同地位和劳动过程，它们采取了不同的本土化和劳动控制策略。我们现在转向中国西部新生产基地的管理层劳动控制与工人的反应。

多样的劳动体制：管理层劳动控制与工人的反应

智通公司的先进质量生产与协商承诺

智通成都工厂是一家世界级的芯片组装和测试设施，其劳动体制可概括为先进质量生产（AQP）以及工人与管理层之间的协商承诺。这个案例展示了工人能动性在通过与管理层的协商来影响公司的本土化和劳动控制策略方面的积极作用，其中包括一场迫使管理层改变劳动控制策略以赢得工人合作与承诺的全厂罢工。

这座耗资6亿美元的成都工厂于2005年建立，组装和测试了全球一半以上的笔记本电脑芯片和微处理器。2014年，智通宣布再投资16亿美元升级其成都工厂。2017年，成都工厂拥有3500多名员工。生产依赖于高度灵活且自动化的组装和测试过程，并由复杂的制造信息系统进行控制。由于芯片组装和测试使用了先进的制造工艺和工具，约有1/3的员工是从全国各地招募的、拥有至少学士学位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不到一半的员工是流水线操作工；其中大多数是拥有大专学历的本地人。他们在无尘、防静电的洁净室中的自动化组装和测试线上工作。每次进入洁净室时，工人都必须穿上几乎覆盖全身的新防尘服。流水线操作工实行12小时两班倒，轮流交替，以保持流水线昼夜不停地运转。虽然工作时间极长，但工人在工作两天后可以休息两天，因此根据综合计算工时制（CWTS），工人的每月总工作时间落在法定限制之内[7]。

工程师和技术人员负责设置和监控机器内部的处理器、分析数据、撰写报告以及在现场解决生产问题。流水线操作工的工作包括不断将晶圆装入设备并监控机器、使用机器人清洗和抛光硅晶圆、测试完成的微芯片以确保其正常工作，以及检查控制屏幕上的统计读数。如果任何指标超出指定的参数，工人必须立即按按钮向工程师或车间经理报告问题。一位流水线操作工这样评价他的工作：

我所做的工作中没有太多的技术含量，也不需要解决太多问题。我所要做的就是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并将任何问题都报告给我的主管。作为操作工，一旦你熟悉了这些程序，你在工作中就不需要动脑子了。这同样是重复性的流水线工作。（访谈 IL-9，2017年6月14日）

尽管其工作内容相对“低技术”，但流水线操作工仍然需要数月的培训和监督工作才能完全精通复杂的制造过程。正如工厂经理所解释的那样，始终如一的质量是智通企业文化的核心，这对生产至关重要。公司依靠先进的封装和测试技术来实现质量制造中的零误差。这意味着生产容易受到任何干扰，并且依赖于可靠且恪尽职守的工人来操作每台价值数百万美元的机器。因此，公司有意雇用和培训合适的员工，让他们能够留在公司并致力于自己的工作。智通在生产中不使用临时工或学生实习生。相反，所有的生产工人都是签订3年期可续签合同的正式员工。一半以上的工人在智通工作了10年以上，并已成为永久员工。管理层进行了仔细的筛选以选择合格的员工。所有员工在正式获准工作之前，都经过了三轮测试和面试、完成了至少三个月的培训，并通过了认证考试和为期两周的考核期，以达到智通的质量标准。

为了减少劳动力流失并提高工人的投入度，管理层建立了内部劳动力市场，并为员工提供工作稳定性和丰厚的福利。工人的工资与他们的技能水平和资历挂钩，并随着职位等级阶梯递增。2017年，普通操作工的月薪为3000至4000元（450至600美元），略高于电子制造业的当地平均水平。拥有三年以上资历的熟练操作工可以赚取5000至6000元（750至900美元）。作为永久员工的机器修理和维护机修工可以赚到8000至9000元（1200至1350美元）。智通的综合福利计划被认为对工人最具吸引力。除了强制性的社会保险费外，公司还提供额外的医疗照顾、日常工作餐补贴、住房、培训和教育、免费班车服务、带薪休假、现场医疗保健和健身中心，以及面向各级合格员工的年度奖金和股票期权。 

虽然普通工人在工作中没有发言权，但管理层试图通过宣扬“平等文化”和慈善姿态来赋予他们一种尊严感。例如，经理们与工人在同一个食堂吃饭。由于午餐时间排队很长而操作工只有一个小时的午餐休息时间，管理层为操作工指定了一条快捷通道，以便操作工有足够的时间吃完午餐并小睡一会儿。工人可以通过“总经理信箱”向管理层提出问题，并在72小时内收到回复。此外，车间经理对一线工人采取了“软性”的管理方法。正如一位线长所解释的那样：

当出现质量问题时，我们不应该公开批评工人，因为这可能会引起工人的负面情绪并影响生产质量。相反，我们应该与工人私下谈话。重点是识别和解决问题，而不是惩罚工人。通过使用软性的方法，我们可以确保工人更有可能报告生产中的问题，而不是将其掩盖起来。（访谈 IL-5，2017年6月14日）

毫不奇怪，作为价值链顶端领先的美国半导体企业，平台企业智通在我所研究的案例中拥有最稳定和最投入的劳动力队伍。企业离职率很低，每年不到4%，相比之下IT行业的平均水平为20%。2017年，平均员工任期为8.5年。然而，当前的工人承诺是通过工人和管理层之间的协商实现的，这包括2009年的一场全厂罢工。事实上，当智通于2005年首次开设成都工厂时，其主要目的是削减成本。当时，成都工厂的工资仅为上海工厂的四分之一。2009年，上海工厂关闭，一些来自上海的员工被调往成都，但他们的薪酬仍然按照上海标准发放。最终，成都工人对同工不同酬的不满演变成了一场罢工，迫使管理层将工人的工资从1400元大幅提高到3000元，并认真努力地为成都工厂制定人力资源政策，以赢得工人的合作与承诺。因此，即使对于高利润的平台企业来说，工人的承诺也必然是经过协商的结果，并且最终必须由工人们自己给出。

高路公司的“精益双轨制”与碎片化的不满

在主导企业高路的重庆工厂，劳动体制可概括为 “精益双轨制”（Silver, 2003, 67）以及劳动力当中碎片化的不满。一方面，精益生产实践得到了广泛采用。另一方面，管理层采取了核心-边缘人员配置策略来分割和控制工人，并平衡核心工人提供的“功能灵活性”与边缘工人获得的“数量灵活性”（Kalleberg, 2001）。其结果则是临时工中产生了碎片化的不满，他们迄今为止诉诸个体化的应对策略或日常抵抗来行使其能动性，而不是寻求集体行动来公开挑战管理层的权威和不公平待遇。

虽然在大部分制造上都依赖于分包商，但高路仍保留着自己的制造设施和生产工人。其重庆工厂于2010年开业，是继上海工厂之后高路在中国的第二个计算机生产基地，年产能达400万台。它配备了十几条高度自动化的生产线和世界领先的电子仓储库。生产通过定制的订单制造模式进行组织，并采用了准时制系统和质量圈等精益生产实践。2017年，该重庆工厂的自动化率达到75%。

这座占地22万平方英尺的重庆工厂实行两班倒，每班10小时。装配车间干净且配有空调。安装了综合数字控制系统和电子告示牌，以密切监控生产进度。机械臂在工人的监督下执行制造主板的精密任务。主板完成并经过测试后，进入装配线，身着防静电工作服的工人们熟练地将硬盘、内存和其他组件组装到主板上。通过工厂的1000Mbps内网自动安装PC操作系统。组装一台PC需要3到5分钟。在组装完成后，PC回到输送带上，被送往质量控制站进行初检，然后送到测试线，并在那里对硬件和软件进行严格测试。测试过程大约需要90分钟。每个机柜顶部的监视器显示了每个系统在测试中的进展程度，以及是否检测到任何问题。如果系统未通过任一测试，则将其送往质量控制站进行检查和修理。一旦电脑通过测试，它就会被送回输送带，交给手持条形码扫描仪的工人，他们打包每个订单并将其发送到发货部门。从收到订单到运出定制电脑，只需36小时。

该重庆工厂在2017年拥有1500名员工，其中约三分之二是生产工人，80%是本地人。离职率在行业平均水平左右，每年20%至25%。生产工人分为三种类型。大约30%是签订3年期可续签合同的正式工。他们被认为是核心工人，其在两次合同续签后有资格获得永久职位。他们大多拥有大学学历，是测试线和质量控制部门的技术人员或熟练工人。正式工的月薪为3500至4000元（525至600美元），略高于当地行业平均水平。他们享有稳定的就业、良好的福利以及通过内部劳动力市场实现的职业晋升。虽然我采访的一些正式工抱怨工作单调乏味以及缺乏培训和晋升机会，但总体而言，他们倾向于认同公司并与管理层保持合作。

在边缘的是通过劳动力中介雇用的临时工。他们占生产工人的40%至50%。由于他们是与劳动力中介签署的合同，因此不在高路的工资名单上。大多数临时工是拥有职校学历的本地人。他们的薪酬比正式工低20%至25%，福利也更少。他们没有任何工作保障；尽管管理层承诺基于一贯的出色表现，5%至10%的临时工可以成为正式工。临时工集中在包装线上，这是最令人疲惫的岗位，工人们在10小时的班次中必须一直站着并不停地工作。正如一位临时工抱怨的那样：

我们在包装线上被当作机器人对待。我们不断被快速移动的流水线驱赶，我去洗手间还必须征得主管的同意。（访谈 HP-6，2017年7月6日）

此外，临时工在工作中经常被提醒他们低人一等的地位。例如，临时工穿着不同颜色的工作服；他们没有资格加入高路的工会；甚至不允许在食堂里拿专为正式工提供的免费饮料和水果。一位临时工回忆起他遇到的一起事件：

当我刚开始在这里工作时，我有一次在食堂不小心拿了一杯只为正式员工提供的饮料。我当场被拦下并因此受罚。我感到太窘迫了。作为一名临时工，你被当作下等工人对待。这太糟了。（访谈 HP-7，2017年7月6日）

我发现高路的临时工对他们受到的不平等对待普遍感到不满。然而，他们大多诉诸于个体化的应对策略或日常形式的抵抗，例如辞职、旷工和怠工，而不是寻求集体行动来解决他们的不满。原因之一是鉴于临时工相对较低的资质，他们缺乏更好的工作选择。此外，缺乏工会代表权以及成为正式员工的微茫希望，使得临时工无法公开抗议和对抗管理层。

同时，在流水线上工作的工人中有20%至30%是来自职校的学生实习生。在理论上，实习应为实习生在毕业后可能获得就业的公司提供培训和技能。然而在现实中，大多数公司将学生实习生当作廉价的临时劳动力，提供的培训极少。实习中非法的做法很是常见，例如强制加班以及通过中介机构组织实习[8]。在高路，学生实习生只接受了一天的安全培训和上岗培训，并且在为期6个月的实习期间必须在流水线上进行10小时的轮班。他们的月薪与临时工相同，但没有任何福利。尽管他们抱怨缺乏培训、工作令人精疲力竭且工时长，但我采访的大多数学生实习生认为，与被分配到代工制造商的一些同学相比，能在高路实习是非常幸运的。

总之，通过使用“分而治之”的策略，管理层得以从临时工和学生实习生那里获得灵活性和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同时为高质量精益生产保持了一支相对合作的核心正式劳动力队伍。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其能动性受限，但临时工的个体化抵抗已经引起了管理层对其可能破坏高质量精益生产的担忧。2017年，管理层提高了临时工的工资，并赋予他们更平等的公司设施使用权，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临时工的条件。

能力电子和创新科技的弹性泰勒制与工人抵抗

位于电子全球生产网络低附加值位置的代工制造商面临着残酷的竞争和极微薄的利润率。通过将科学管理与弹性生产实践相结合，他们不断追求效率最大化、成本降低和标准化。代工制造商的劳动体制可概括为弹性泰勒制以及伴随着高流失率和强烈的工人抵抗。

能力电子和创新科技都是戴尔、惠普和宏碁等品牌的领先电子代工制造商。他们在旺季雇用了数千名工人。例如，创新科技重庆工厂在2017年8月总共有12500名员工，其中包括11000名生产工人和1500名管理及技术人员。大约一半的生产工人是来自技工学校和职业学校的学生实习生。而随着主导企业加强对限制使用学生实习生的审查，代工制造商越来越依赖劳动力中介来招募临时工，以满足其季节性劳动力需求。在临时工中，大约70%是本地人。学生实习生住在地方政府提供的工厂宿舍里，而大多数本地工人在家和工作地之间日常通勤。工人的年龄从16岁到45岁不等。他们的教育水平很低——许多人没有完成初中学业。这些岗位也不需要任何技能。

这里的生产组织高度碎片化，任务被分解为微小而简单的环节，以最大程度地减少对工人的技能要求和培训。管理层依靠自动化的质量控制系统来确保产品质量。由于流水线操作工不需要知识或技能来完成简单的任务，管理层几乎没有动力去投资和培养工人的投入度。相反，他们专注于在一段时间内（尤其是旺季）确保低成本、灵活且相对稳定的劳动力供应。为了确保按时完成产品订单，管理层推崇军事化纪律文化，并赋予线长责任和权力。线长有权决定工作任务和加班分配、批准请假、评估工人以及推荐他们加薪或晋升。他们与工人处于日常互动和直接冲突之中。我从工人那里听到最常见的抱怨是针对重复枯燥的工作以及专横无理的线长。正如能力电子成都工厂的一位学生实习生所抱怨的那样：

我的工作是撕掉未加工的铝板的保护膜，然后将铝板放入压制机中。每天重复一个简单的任务12小时，累得要命。我在工作中感到非常无聊和痛苦。我不得不按秒划分我的日薪，来计算几秒钟能赚一分钱，这样我才能觉得有点动力。更糟糕的是，许多线长素质低下，脾气暴躁。他们整天对着我们大喊大叫。（访谈 CP-12，2017年8月10日）

工作条件的特征是低薪、极长的工作时间以及几乎永久性的加班。在旺季，生产实行两班倒，每班12小时，每周工作6天。为了完成最后一刻的订单，加班是强制性的。虽然我采访的工人抱怨过度的加班使他们精疲力竭，但他们仍然想要加班，因为他们的基本工资太低，并不得不依靠加班来获得合理的月收入。例如，若没有加班，工人的月薪是1700元，但通过加班可以赚到4000元。事实上，线长利用他们分配加班的权力作为控制工人的有效工具。一位线长明确表示了这一点：“谁听从我的命令并努力干活，我可以就让他多加班”（访谈 IV-9，2017年8月15日）。

在这样压抑的劳动体制下，代工制造商在重庆和成都工厂的离职率非常高（每季度30%至50%）也就不足为奇了。事实上，劳动力短缺加上大多数工人是本地人的事实，赋予了工人在雇主面前更多的能动性和议价能力。我发现在重庆和成都工厂的工人在旺季跳槽很常见，以此来利用代工制造商为报名工作至少90天的工人提供的激励措施。为了在旺季吸引工人，重庆和成都的电子代工企业不得不采取更具包容性的工作政策，例如为工人提供免费食宿、每周至少给工人放假一天，以及允许工人保留手机并选择在工作中坐着还是站着。这与通常在沿海地区看到的对长途农民工的严厉纪律控制不同。此外，由于手机和社交媒体的广泛使用，工人能够分享不同工厂的薪酬、工作条件和管理风格等信息。如果一个雇主对待他们不好，工人们就会告诉其他人不要来。

除了“用脚投票”之外，我在实地调查期间还观察到了能力电子和创新科技中各种形式的工人抵抗，从怠工到罢工和抗议。例如，2012年10月，能力电子成都工厂的三千多名工人举行罢工并封锁了公路，要求提高工资和支付未付的加班费。当地政府派遣警察结束了罢工。尽管如此，工人们还是拿到了未付的加班费，因为在按时完成生产订单的压力下，管理层不得不做出让步以让工人复工。主导企业给代工企业的短交货期为工人提供了可以被野猫罢工利用的破坏性权力来源（Anner, 2015, 299）。

2014年10月，创新科技重庆工厂爆发了一场罢工。大约一千名工人举着红底横幅堵住了西永工业园区的入口，高呼“我们要养家糊口”和“我们不是机器人”。这场罢工是由惠普减少在创新科技的订单后导致工人的加班和薪酬急剧减少所引发的。同样，罢工以地方政府派遣警察和管理层承诺更好的工作条件而告终。但工人的加班和薪酬并没有增加，因为创新科技声称它无法控制惠普的订单。这两场罢工都是野猫罢工，没有工会的支持。事实上，中国唯一的合法工会——中华全国总工会——众所周知受到中国共产党控制，其无法代表工人的权利和利益（Clarke & Pringle, 2009）。这两场罢工都得到了工人们的本地网络的支持，并利用了QQ、微博和微信等社交媒体来传播信息和协调集体行动。

这些事件表明，即使对于代工制造商的非熟练工人，他们也可以行使其能动性来要求更好的薪酬和工作条件；这种需求得到了紧张的劳动力市场、工人的本地网络以及社交媒体的促进。然而，鉴于代工企业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低附加值位置和薄弱的利润率、缺乏有效的工会代表权和集体谈判，以及地方国家确保工业和平的高压手段，这种能动性受到了高度的制约。另一方面，即使对于面临利润率微薄压力的代工制造商，当他们向内陆迁移时，我们也没有看到工作条件的逐底竞争（race-to-the-bottom）。相反，他们必须适应并回应地方条件——特别是不断变化的农民工劳动体制及相关的劳动力问题——采取积极的就业政策和劳动控制策略，以使其劳动力队伍更加稳定。

表5.重庆和成都电⼦产业劳动体制⽐较

在所有案例中，工人们都行使了积极的能动性来改善或缓解他们的处境，从个体化的应对策略和日常抵抗，到罢工和抗议等集体行动。但工人能动性的水平和潜力各不相同，并由工人们所嵌入的全球生产网络结构所塑造。因此，尽管平台企业和代工制造商的工人都举行了罢工以要求更高的薪酬和更好的条件，但平台企业的罢工能够施压管理层将劳动体制转变为劳资协商的承诺，而代工制造商的罢工只能获得有限的经济结果（补发加班费）而没有改变劳动体制。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更先进、更有利可图的企业会自动采用“高路”劳动力战略。相反，正如智通的案例所证明的那样，工人的反应/能动性在影响管理层本土化和劳动控制策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多样的劳动体制不单单是企业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地位及其行动的结果，更是资本与当地工人之间动态且相互关联的斗争以及国家实践的结果。

综上所述，本文所考察的案例并未表现出预期的劳动条件上的“逐底竞争”。相反，它们展示了三种截然不同的劳动体制，如表5所总结的那样。 

结论

在这篇文章中，我试图构建一个强调工人能动性之嵌入性的综合框架，并通过对电子产业从中国沿海省份向西部地区转移的案例研究，来更好地理解产业转移和劳工政治的动态。证据表明，不断变化的农民工劳动体制如何增加了劳动力能动性，并催生了资本面临的劳动控制难题，以及产业转移过程中和中国西部特有的劳动体制动态。更具体地说，我们在工作条件中没有看到逐底竞争，而是在中国西部的电子产业中识别出三种截然不同的劳动体制，这取决于企业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各自地位以及嵌入在全球生产网络工作场所和地方劳动制度中的工人的反应/能动性。

此外，正如我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从沿海到中国西部的产业转移不仅仅是由全球资本寻求灵活条件和更廉价劳动力所驱动的。相反，它嵌入在国家主导的经济发展的国家语境中，其试图减少区域差距并在产业盈利能力与政治合法性之间寻求平衡。这个故事本身挑战了与资本转移相关的逐底竞争论点的基本假设。这些发现为一个以能动性为基础的全球生产网络/全球价值链分析做出了贡献，该分析突出了地方政府在构建对地方敏感的劳动制度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工人在影响劳动体制动态方面受限制的、多样的能动性。虽然这项研究表明，工人具有能动性，而地点不是同质且可替代的，并且资本的地方劳动控制需求对其自由移动的能力造成了限制，但我们的证据也指出了本地劳动力与全球资本之间根本的权力不对称。

这项研究的发现对全球化时代的劳动力和地方发展具有几个启示。首先，为了在全球制造业中保持竞争力，国家和地方政府需要建立综合的劳动制度，为地方劳动力市场带来更多稳定性，并为生产提供适当的条件。换句话说，一个地区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竞争优势需要建立在综合的、全面的劳动制度基础之上，这些制度可以提高整体劳动力竞争力，而不仅仅是劳动力成本。对中国而言，随着劳动力短缺加剧和农民工劳动体制的改变，这要求地方政府制定包容性的社会政策，以更好地容纳农民工并承担其再生产成本。过去建立在区域差距和剥削农民工基础上的出口主导型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

其次，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学者们认为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可以通过旨在实现特定全球价值链内产业升级的积极国家政策，来获得更理想的发展结果（Bair, 2009; Gereffi et al., 2005）。诚然，如果没有旨在刻意驾驭全球附加值等级的前瞻性和一致的政策努力，发展中国家可能会发现自己实质上是在原地踏步，而没有改变其全球经济等级的现状（Arrighi, 1990）。然而，研究表明，产业升级并不一定带来劳工权利和工作条件的社会升级（Butollo, 2014）。事实上，在讨论促进产业升级的政策时，我采访的成都和重庆的地方官员更感兴趣的，是帮助企业提高生产力和盈利能力的自动化和技术，而不是劳工权利和环境保护。因此，即使中国设法在全球价值链中向上移动，如果不发生范式转变和重新定向，并以人民生计、劳工权利、社会公平和生态可持续性为重点，从而超越传统发展型国家，实现更加平衡的发展；中国摆脱能源密集型、大众消费模式陷阱的前景仍然十分暗淡。

COVID-19的疫情显著中断了全球供应链，并在许多发达国家引发了关于全球化终结和制造业回流的激烈政策辩论。由于其在中国大量采购代工制造和准时制生产，电子产业是受大流行打击最严重的行业之一（Banker, 2020）。经济学人智库（2020, p. 2）预测，疫情将导致全球供应链的“区域化”，这种区域化“既不那么以中国为中心，又更加多样化”。尽管如此，大多数分析师认为完全与中国“脱钩”是不太可能的——鉴其庞大的熟练工人数、先进的内部供应链、政府对制造商的支持以及高效可靠的基础设施的提供，还有庞大且不断增长的中国国内市场（Bloomberg News, 2020, June 8; Gilsinan, 2020）。现在要完全量化COVID-19对全球供应链和全球经济的影响还为时过早。然而，明确的是，疫情突显了由跨国公司对利润最大化的渴望所驱动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模式中的深层缺陷，并迫使我们重新思考工作世界、我们的消费模式、我们在本地和全球范围内如何生活以及彼此相关联，还有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性。如果我们要在后疫情世界中建立一个更有韧性、可持续和公正的经济，更多地关注劳动人民的本地需求和社会升级会是一个起点。

注释

1. 关于重要的例外，见 McKay (2006) 和 Mosley (2011)。

2. 我使用“劳动体制”来指代在工作场所层面组织工作、本土化生产和控制劳动力系统/方式。劳动体制由工作组织、生产和人力资源实践以及雇佣关系组成。有关劳动体制概念的更详细讨论，见 McKay (2006, p.19)。

3. 除了关闭上海工厂并在成都开设新工厂的智通公司外，所有其他案例都保留了其在长三角的制造基地，同时在中国西部开设了新工厂。

4. 关于资本主义盈利能力危机与合法性危机之间内在矛盾的详细阐述，见 Silver (2003)。

5. 中国的最低工资由地方政府设定，各地区差异很大。它们被认为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部门工资水平的良好指标，因为雇主通常将工人的基本工资设定在当地最低工资水平。

6. 中国2011年的《社会保险法》试图建立国家社会保障框架。该法规定，社会保险制度应涵盖所有员工（包括农民工），并且当工人在流动时，社会保险福利应随工人转移。然而，由于中国高度地方化的社会福利制度，这在现实中很难实施。

7. 综合计算工时制（CWTS）根据周、月或年周期计算工作时间和加班时间，而不是中国《劳动法》规定的法定标准工作时间。

8. 根据政府规定，学生实习生每天工作时间不应超过八小时，且实习不应通过中介机构组织、安排或管理。

中国劳动趋势发布文章均欢迎转载！请记得说明来源，感谢！

如果你也对于数据新闻、实证资料或文献翻译有兴趣，欢迎你加入我们一起为理解当代中国劳动议题、工人处境贡献一份力！欢迎直接寄信到我们的邮箱： [email protected] 你可以在信件中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谈谈你熟悉的劳动议题或相关的实务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