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翻译】从跨地域化到通勤化：中国工厂农民工的福利与照护安排之转变

导读

今天再理解城市里的“农民工”，已经不能停留在“进城打工赚钱、农村养老维生”的旧框架里。随着产业内迁、土地征收、城市扩张和住房金融化，越来越多工人的生活早已深度嵌入现代工业体系。土地不再稳定承担生活保障功能，家庭也越来越依赖工资、住房、贷款、社保和市场化服务来维持日常生活与下一代成长。换句话说，他们虽然仍被称为“农民工”，但实际上已经越来越成为必须依靠持续出售劳动力才能维持家庭再生产的现代产业工人。

文章抓住的核心矛盾，是商品化不断深入，而社会再生产的责任却越来越被推回家庭自身。土地商品化削弱了农村原有的保障功能，劳动商品化要求工人不断适应工厂的弹性生产，而住房、教育、交通和照护也越来越需要现金支付。工人为了照顾孩子、买房、还贷和维持家庭，只能更加依赖工资劳动。但越依赖工资，他们又越难摆脱不稳定就业和工厂纪律。于是，家庭为抵御不安全而采取的办法，反而常常进一步把自己嵌入制造这种不安全的市场体系之中。

关键词：社会再生产、商品化、产业内迁、土地征收、通勤化、照护、劳动不稳定

正文

原文：From translocalization to commuterization: Chinese migrant factory workers’ changing arrangements of welfare and care

作者：Yueran Tian

发布： 2025年

导论

2022年4月11日，在X-Smart工厂工作了10年的工人小庄（此处及后文的人名均为化名）在晚上7点后邀请我聊聊，因为他当天的加班时间被取消了。这是我在工作日晚上与工人交谈的难得机会，因为他们通常要么上夜班（20:00-8:00），要么在白班结束后（8:00-20:00）累得无力与他人交往。每个班次最长可达 12 小时，其中包括 8 小时正常工作时间、1 小时休息时间和最多 3 小时的加班时间。下班后疲惫不堪的工人通常会花2至3个小时做饭、吃饭，然后上床睡觉，以便在下一次上班前睡足。可交谈的时间很有限，我拜访了小庄和他的妻子小云，他们在离工厂步行可达、人口最密集的城中村租了一间房；在那里，像他们这样的跨地域农民工寻找着价格低廉的住宿、食物、衣服和其他日常必需品（Chu et al. 2022；Zhan 2015，2018）。

X-Smart位于新城——中国中部内陆地区新设立的一个经济特区（SEZ）。近15年来，新城及周边地区发生了剧烈变化。随着国家主导的土地征用，一些当地农民被搬迁到高层公寓大楼，而许多农民则住在临时安置点等待，依靠租金、自给农耕和零工收入。小庄和妻子小云来自距离新城约30分钟车程的一个村庄，他们选择租房子，而不是支付每人每月150元的费用住在工厂宿舍。他们的房东是新城人，他的家人因失去农村土地而获得了四套补偿安置房。他把其中一套出租给工厂工人和街头小贩。在这套60平米的公寓里，除了两间小卧室外，房东还把厨房和客厅都变成了三个约15平方米的出租单元。夫妻俩的房间每月350元，外加水电费约60元。虽然比宿舍贵了110元，但这种类型的住房为夫妻提供了私密空间，也让他们不会被八名轮班作息不同的室友进出打扰，因而能睡得更安稳。

小庄最初在珠江三角洲人口最稠密的城市之一深圳的X-Smart工厂工作，但在2011年与小云结婚后，他决定随工厂搬到内陆。小云带着两个孩子在农村待了几年，才决定到X-Smart工作并与丈夫住在一起，以提高家庭收入。他们的孩子留在农村家里，主要由祖父母照顾，他们的生计依靠自给农耕。 “如果他的薪水高的话，我就不会出来打工了。”小云说。小庄承认，他们不得不把孩子们留在村里，因为他们的收入加起来不足以负担四口人在城市生活，尤其是他每月的工资（4000-5000元）几乎无法偿还每月5000-6000元的汽车贷款和住房抵押贷款。收入的一半用来偿还债务，另一半，即小云的大部分工资（3000-4000元），用于支付夫妻俩在城里的日常开支、孩子在农村的学费、以及频繁返乡所需的油费和人情礼品开销。

和许多在农村和城市地区生活和工作的跨地域农民工一样，小庄和小云把孩子留在了农村，所有家庭成员都有户籍（hukou）。户籍制度类似于一套内部的“护照”制度，它依照城乡界线划分中国人口，追踪个人的流动轨迹，并对农村户籍人口形成种种限制。大多数来自农村的农民工都属此类，这限制了他们获得城市社会福利和服务的能力。同时，户籍制度赋予他们在原籍农村地区继续享有集体土地使用权和有限福利（Andreas 和 Zhan 2016；Chuang 2020；Chuang 和 Yasuda 2021；Pan 2018）。在这种制度环境下，廉价而拥挤的宿舍容纳了大量工人，降低了本应由工人工资承担的日常生活成本（Pun 和 Chan，2013；Smith 和 Pun，2006）。此外，城市里的工厂避免了负担农民工家庭的再生产成本，因为农村家庭和他们居住的当地政府通过自给农耕、自建住房、低成本教育以及有限的养老和医疗保险来承担这些成本（Chuang 2020；Pan 2018；Zhan 2019）。这些社会再生产安排支撑了资本扩张，尤其是中国沿海地区的资本扩张；与此同时，它们也使工人及其家庭陷入工资低、福利供给薄弱的不稳定处境（Chuang 2015；Fan 2007；Gaetano and Jacka 2004；Lin and Nguyen 2021）。

进一步审视这对夫妇的经历可以看到，这些不稳定的条件是由家庭再生产的性别和代际安排所塑造的。小庄进城到X-Smart工作、补贴家用期间，小云和公婆共同照顾家中最年轻的一代。同样，Jacka（2010）在山东、北京和四川农村地区进行的研究表明，妇女的劳动对于儿童照护和自给农耕至关重要。她还指出，代际分工与性别交叉，祖母尤其承担起照顾孙子的责任，而孙子由于缺乏教育机会而无法与外出务工的父母一起生活在城市。与有助于经济成长的商品化劳动相比，通常由女性和老一代人从事、对工人日常生活和生物性再生产至关重要的无偿劳动被认为价值较低。这种生产劳动与再生产劳动之间的人为划分（Gaetano and Jacka 2004；Jacka 2010；Murphy 2002, 2021；Zavoretti 2020）也掩盖了国家将其提供福利的责任转嫁给农民工家庭的政策意图。

在中国，社会再生产的空间分离——大部分家庭再生产任务都留在农村，而有酬劳动则发生在城市地区——绝非偶然。相反，它是由政治经济需要和国家政策共同塑造的制度性回应，也是农民工家庭寻求保障其福祉的一种策略（Chuang 2015, 2020；Jacka 2018；Nguyen 和 Locke 2014；Nguyen 和 Wei 2023）。通过降低劳动力的再生产成本，这种安排实际上补贴了城市工业所使用的流动劳动力，吸收了劳动商品化给个人造成的许多代价。在此过程中，劳动力流动的风险在跨地域家庭之间重新分配，这些家庭承担着维持市场社会主义体系运作所需的社会与经济负担。

然而，正如小庄和小云的故事所揭示的那样，曾经有效的跨地域安排已不再能够充分缓解农民工家庭所遭受的劳动商品化的危害和风险。虽然他们受益于更频繁的返乡探亲，但他们仍然承受着家庭再生产成本上升的负担——特别是考虑到他们累积的债务。为了维持自己的生计并为孩子确保更好的未来，工人被迫适应工厂对高度弹性的要求（Dong 2022；Feng 2019；Nguyen et al. 2024），而在这种要求下，工厂季节性的生产计划和优先选择降低劳动力成本的倾向，催生了加班以及使用缺乏社会保障的派遣用工（我将在下面的章节中讨论）。这些困境凸显了中国内陆地区正在进行的福利重组和空间转型如何显著改变了跨地域的社会再生产。在此背景下，本文旨在揭示不断变化的社会再生产模式及其对农民工家庭日常生活的影响。

基于对位于中国中部的新城为期10个月的民族志田野调查和60次深度访谈，本文提出并重点分析了一个我称之为“通勤化”的过程，即中部地区土地商品化导致本地农民被纳入工业劳动力。具体而言上，它指的是家庭住所位于 X-Smart 附近的工人每天在家庭与工作场所之间往返，但更广泛地说，它指的是一种空间转变，这种转变塑造了劳动力流动和家庭再生产模式的变化。这与现有文献中详细记录的跨地域迁移不同，跨地域迁移是指跨越较长地理距离的迁移，不允许在同一天内上班和回家，因此需要在工作地点附近另觅“第二个家”（Gaetano和Jacka，2004年；Jacka，2010年，2018年；Nguyen和Locke，2014年）。尽管如此，产业从沿海向新城的转移也缩短了该地区跨地域迁移的距离。与跨越地区边界、每年春节才回农村一次的工人不同，X-Smart的跨地域农民工在中部地区流动，能够更频繁地回家。

此外，新城居民生活在时间与空间上的重组也催生了新的家庭再生产模式。在区域转型过程中，由土地重组开启并由产业发展推动的土地商品化，不仅在补偿和土地相关福利的再分配上是不平衡的，其还使不同群体在市场交换中的位置发生分化。也就是说，虽然有些人能够从土地商品化中获益，并将其投入到面向跨地域农民工的房屋出租等营利活动中，但另一些人则被排除在外，不得不依靠出卖劳动力，从而成为通勤者。通过分析不同工人群体如何利用现有福利形式进行家庭再生产，我证明了土地商品化使劳动力再生产进一步市场化。换句话说，通勤化不仅涉及工人流动轨迹的变化，还推动了照护责任的私人化。结果，它提高了工人的直接社会再生产成本，使他们更加依赖现金收入。

本文的结构如下：“土地重组和产业转移”部分阐述了我的研究背景，重点关注 X-Smart 的位置以及中国中部地区引发通勤化的更广泛的土地重组和产业转移举措。 “农村土地的商品化及其逐渐消失的福利功能”和“土地补偿的再分配与通勤户照料供给的重新协商”部分探讨了新城的土地重组如何改变人们的照料安排，关注代际和性别协商。通过分析土地商品化如何与劳动商品化交织在一起，我展示了工厂和家庭再生产工作如何变得越来越不稳定，从而要求人们不断适应不确定性。在“跨地域农民工及其新的照护安排”一节中，我回到了跨地域农民工的家庭再生产，并强调了通勤化带来的变化。具体来说，我将说明住房按揭如何通过信贷把工资纳入货币流通，从而使工人得以满足家庭需求。最后，结论总结了主要发现，并展示了我的分析如何有助于我们对社会再生产、福利和照护的理解。

土地重组和产业转移

Z都市区是中国中西部地区最受农民工青睐的目的地之一。新城是位于Z都市区农村边缘的新兴城市空间，在过去15年一直在扩张。在开发的第一阶段，X-Smart是该地区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FDI）项目。一些2010年之前开始在这家工厂工作的受访者告诉我，公司内部鼓励他们从珠江三角洲的深圳搬回家乡。激励措施之一是晋升机会以及职位提升后更高的工资。能够在离家较近的地方工作对农民工来说非常重要。尽管像深圳这样的沿海城市（大多数出口导向工厂都位于这些城市）的工资较高，但我的受访者，尤其是那些已婚有孩子的人，更喜欢留在离家近的地方。

工人从沿海地区返回内陆家乡是一个渐进的变化。几十年来，中国一直被誉为世界工厂。当耐克、苹果等跨国公司将产品制造转包到中国时，劳动密集型产业集中在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便捷的港口交通和缺乏监管使这些地区在建造工厂和招募廉价劳动力方面具有优势。随着沿海城市寻求生产更高附加价值的产品并转向技术驱动型产业，这种情况正在逐渐改变。由于环境和劳动法规的变化，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原来的沿海地区运作的成本变得越来越高（Yang 和 Gallagher 2017）。更频繁的工人抗议和劳动法执行趋严也导致沿海省份的工资上涨和社会保障加强，使得这些行业的劳动成本上升。劳动成本的上涨是导致X-Smart早在2010年就计划搬迁的主要因素，当时它在中国西南和华中地区开设了多个生产基地。尽管他们在深圳的工厂仍在运营，但它们已成为工程师培训的场所，因此位于公司组织层级的上端。

对于工人来说，城市边界的扩大以及沿海和内陆地区工厂工作收入差距的缩小，是他们在全国范围内流动后选择在离家较近的地方就业的原因之一。曾经是人口外流主要地区的内陆省份，逐渐成功吸引本省劳动力留下。从 2010 年到 2020 年，流入 Z 大都市区的人口增加了两倍多，达到近 400 万。随着地方政府主导的土地与劳动力流动格局发生变化、城市化加速，工厂农民工及其家庭的福利保障也发生了变化，如下一节所示。

农村土地的商品化及其逐渐消失的福利功能

在城市里，跨地域农民工的日常生活主要依靠有限的工资以及工厂提供的廉价宿舍和食堂餐食。过去的学术研究表明，宿舍劳动制度（Pun and Chan，2013；Smith and Pun，2006）让工人住在生产场地附近的宿舍楼里，从而帮助工厂将纪律措施延伸到劳动力的再生产领域，降低维持工人日常生活的成本。虽然工人的伙食和宿舍条件并不理想，但他们可以减少日常开支，把省下的钱寄回农村家中。在农村地区，农民利用土地通过自给农耕获得额外的经济补充。当外出务工成员因失业、疾病、怀孕或子女太小而无法进入劳动市场而失去赚取工资的能力时，这些收入与家庭储蓄相结合，可以为农民工家庭提供支持。此外，农村宅基地也为中生代外出打工时的老人和年轻人提供了住房。最后，农民获得教育等其他社会供给的机会取决于他们的土地使用权和农村户口。这使得农民工可以将孩子留在农村家里，因为大多数农民工子女没有资格进入城市学校或面临高昂的入学费用。因此，先前的学术著作表明，农村土地对于跨地域家庭生活安排至关重要，因为它可以减少流动务工所带来的生命历程风险，并缓解其在城市遭受福利排斥所造成的冲击（Chuang 2015、2020；Gaetano 和 Jacka 2004；Jacka 2018；Murphy 2002）。

然而，由于土地的商品化，也就是土地的使用进入市场交换的过程，使得农村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逐渐减弱。这是由地方政府的城市化和土地财政政策所引发的。在土地商品化的早期阶段，地方政府将改造的农业用地出租或出售给工业公司和房地产公司，以换取政府收入。近年来，他们还开始利用计划用于建设公共基础设施（如福利住房、铁路和公园）的土地，以低利率从银行借款或发行低收益政府债券，从而获得廉价信贷。（Rithmire 2015；Wu et al. 2020）。现有的学术研究（Andreas and Zhan 2016；Chuang 2015，2020；Lee 2016）认为，土地商品化使地方政府能够赚取利润并为债务融资，但同时削弱了农村土地在吸收资本主义劳动价值榨取所造成的伤害方面的作用。

在新城地区，土地重组和资本的流入使流动劳动力的日常维持与代际更新的场所彼此靠近（Burawoy，1976）。通过检视南部非洲和美国的流动劳工制度，布洛维（Burawoy，1976）认为，这种分离是通过国家治理而制度化的，从而使农民工的日常生计依赖雇主，而劳动力的代际更新则依赖家乡和家庭劳动。类似地，中国工厂工人的日常生活和家庭生活通过户籍制度分开：前者发生在工业园区内的城市宿舍，后者发生在农村（Chuang 2020；Nguyen 和 Wei 2023）。新城地区流动劳动力再生产的空间分离逐渐减弱，是人口迁移模式和家庭再生产从跨地域到通勤转变的基础。

下一节，我将讲述两位通勤工人冯姐和张雯及其家人的故事，他们的土地被地方政府征用，家庭成员都进入工厂工作。通过他们的案例，我说明了劳动力和福利的重新配置既塑造着代际与性别化的照护协商，也受到这些协商的影响，包括土地补偿的重新分配和工厂工人家庭内部的儿童照护的安排。随着新城居民融入不平衡的土地商品化进程，他们如何应对土地流失带来的日益增加的不安全感取决于他们在这些协商中所处的位置。

土地补偿的再分配与通勤户照料供给的重新协商

2021年1月我第一次见到冯姐一家人时，他们已经在临时安置点生活了三年多。冯姐村里原本集中居住的千余人被分成四个地点等待安置房。冯姐告诉我，再过一年左右，他们就能搬进离老村不远的高层公寓了。届时，每个家庭成员将享有60平方米的居住面积，全户将获得一套60平方米的公寓和三套120平方米的公寓。冯姐和丈夫决定住进小公寓，把三套大公寓留给她的孙子、十几岁的儿子和大儿子一家，包括他的妻子和女儿。尽管在官方文件中，家庭中的每个成员无论性别和年龄都有权获得同等的补偿，但安置房的分配仍然沿袭父系，呈现出下行式家庭主义的模式（严，2016，2021），即家庭中最年轻的一代在物质支持上受到最多的关注，这与以孝道为基础、认为长辈应享有最高优先权的观念形成对照。

冯姐的村庄一点一点失去了土地。首先，作为“棚户区改造”城市化计划的一部分，当地政府计划合并邻近的几个村庄，居民被搬出房屋，随后失去了宅基地。等到我田野调查的时候，他们的耕地已经开始从人均1.3亩左右减少到不到1亩，并且被重新规划为公共公园项目。冯姐家虽然还剩下四亩左右的土地，但仅靠种地维持日常生活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在自给农耕和工厂工作之间，冯姐更喜欢后者。回忆起她在 X-Smart 的经历，她告诉我她喜欢这种规律的生活：

工厂工作比田间工作轻松多了。我在装配线上工作。车间里有空调，根本感受不到季节的变化。我住的地方离工厂很近，所以不用额外为住宿花钱。我常常加班，所以薪水还不错。通常我六点或六点半出门上班。我不喜欢迟到。然后我大约八点三十分或九点（晚上）回来。收入挺不错。身为正式工，你每个月可以得到四千块。

冯姐发现工厂的工作很有吸引力，因为她可以同时从事自给农耕，又有自家住房。她和家人共有约五亩农田，她可以自己种植蔬菜和小麦供家庭食用。然而，连续工作四年后，冯姐辞掉了工厂的工作，并成了全职在家照顾孙辈的祖母。一边和我聊天，她一边抱起哭闹的孙子，神情有些不知所措：“再过两个月，他就三岁了，送他去幼儿园我就回厂了，现在他父母都在工厂上班，照顾不了他。”28岁的父亲，也就是冯姐的大儿子，失业一年后才加入X-Smart成为派遣工，每次只在工厂生产旺季工作1至3个月。生下两个孩子后，妻子也按季节回到工厂上班。与正式工不同的是，派遣工没有任何福利，除了每月1900元至2300元的基本工资外，合约结束时还会一次性获得约7000元至1万元的报酬。冯姐指着关着门的房间告诉我，里面有她16岁的儿子，高中辍学在家待了一年多。 2021年5月第三次见到冯姐，她还没回去工作。她说：

“现在我孙女上学的地方离我们家远一点，其实离她的外公外婆很近，但他们不愿意去接她。她外公是保安，外婆好像在工厂上班。”

由于大家庭里有多户人都在工厂工作，冯姐作出了妥协，承担起照顾的责任。

在位于珠江三角洲的广州农村，Santos（2017）解释了为什么中生代人认为长辈的支持是理所当然的。他发现，农民工父母在表达对孩子的照顾时，会优先考虑“养家活口”的职责，而不是“养育”的角色，他们会认为村里有足够的资源供孩子们使用。然而，正如桑托斯的年长受访者所解释的那样，照顾孙辈需要多个家庭的协调（桑托斯和哈勒尔，2017 年，第 101-102 页）。在新城这样的空间改造中，冯姐不能再依赖农业劳动，也不能得到其他家庭成员的直接帮助。此外，家里得到的30万元左右的现金补偿，大部分都给了冯姐的两个儿子：失业期间的开支以及大儿子的购车费用。同时，冯姐没有了工厂的工作，主要依靠她的丈夫，她的丈夫间歇性地做建筑工人。因此，土地转型导致集体生活瓦解，而向工业就业的缓慢过渡持续加重祖母的负担，并加剧了代际剥削。

另一种相反的家庭关系格局也在发生：老一辈拒绝照顾孙子，媳妇成为家庭的唯一照顾者。我认识张雯是在2021年3月，当时她刚完成临时合同，正在等待约1万元的季节性奖金到账。张雯今年35岁，结婚10多年。在搬进新公寓之前，她和其他家庭成员住在一个屋檐下，包括她的公婆、两个孩子和她的丈夫。张雯刚结婚时，她曾外出工作，在沿海地区从事流水线工作。张雯告诉我，从深圳回来后不久，她的同事、嫂子就提出了离婚。家人后来发现张雯的嫂子和她在工厂认识的产线主管私奔了。公婆让她出外打工要“互相照顾”，张雯受到全家责怪。她后来意识到，这意味着她和她的嫂子应该警惕潜在的外遇，因为公婆不信任像她们这样通过包办婚姻从另一个遥远的村庄加入家庭的女性。事发后，张雯不再工作，婆婆坚持要她在家照顾两个孩子。

搬迁后，张雯松了口气，因为她自己的小家庭，包括她的丈夫和两个孩子，可以搬出大房子，单独住进公寓。这样她就可以避免婆婆的持续监督，也不必在大房子里为全家人做家事。动迁公寓的住房面积根据男性户主家庭的人数在家庭内重新分配。就现金补偿而言，张雯的公公负责从地方政府领取补偿款，而她在重新分配时却被蒙在鼓里。张雯的婆婆用部分补偿金在工厂附近开了一家小杂货店，声称她每天需要工作，无法帮忙照顾孩子。张雯的丈夫不但不肯分给她应有的部分，还把所有的钱都用来赌博。他欠债过百万，因此入狱一段时间，后来还要靠张雯和父母出力相救。除了法律的惩罚之外，赌博耗尽了对家庭未来福祉至关重要的有限而关键的资源，在张雯的村庄里也受到了强烈的道德谴责。同样，在中国农村的许多劳动力外出的村庄中，斯坦米勒（Steinmüller，2011）发现，当经济风险威胁到一个人满足某些道德期望的能力时，例如履行儿子照顾父母的责任和丈夫养活核心家庭的角色，赌博就变得难以被社会接受。就新城居民而言，他们承认土地流失带来的高度不确定性，并且不愿意通过赌博承担额外风险。但对张雯来说，两者的后果她都得承担。结果，她既无法从土地补偿中获得经济利益，也无法指望丈夫或公婆满足孩子的需要。

为了同时谋生和照顾孩子，张雯开始在X-Smart工作。然而，她只能在孩子上学时在工厂打工，因为在寒暑假期间，她必须在家做饭或带孩子去不同的课外班。因此，每次X-Smart开始招募季节工，张雯都会在那里工作几个月，存点钱，大部分花在孩子几个月的学费和日常开支上。当钱用完时，她会回到 X-Smart。仔细观察代间关系就会发现，土地征收补偿并没有提供张雯所希望的“自由”。张雯家庭生活中的性别等级制度是由父系亲属结构所塑造的，但也深植于“内”与“外”之间的划分（Jacka 2010）。工厂劳动和外出务工被视为“外”（wai），抚养孩子、支持丈夫则被视为“内”（nei）和“女性的工作”（另见 Chuang 2016）。另外，张雯一直被视为外人，嫁入婆家，得不到多少信任。由于老一辈控制土地补偿，土地流失的不确定性增加，她被期待同时扮演照顾者和养家的角色。这时，工厂工作成为她应对困境的一种手段。然而，这种工作虽然报酬较高，但没有任何形式的社会保障，只能勉强满足当前的家庭再生产需求。

冯姐和张雯的两个案例都表明，通勤家庭的社会再生产是在土地补偿和性别代际道德背景下重组的。尽管有现金和住房补偿，但个人在失去农村土地后为维持家庭再生产而采取的家庭照顾和工厂工作等选择正变得越来越不确定。因此，我的田野发现与塔尼亚·李（Tania Li，2020）在她后来关于印度尼西亚高原土地剥夺的研究中发现的类似，其中农村土地的商品化使家庭经济和照料系统服从于市场逻辑，并吸引处境不同的行动者参与这一过程，同时重组先前存在的不平等关系。在中部地区的背景下，失地农民通过以地换福利计划被纳入国家发起的累积过程和地方福利体系中（蔡，2016；蔡等，2020；詹，2019；詹，2021），在此期间，工人家庭关系中的性别和代际等级被重新配置。土地商品化的不平衡性导致了Dong（2022）所说的“霸权性不稳定”，即工人家庭日益增长的照护需求要求他们寻求灵活的解决方案，而这反过来又助长了零工制造体制。换句话说，尽管不稳定的照护工作（Gaetano and Jacka 2004；Jacka 2010，2018；Murphy 2002）对于通勤化和跨地域化同样重要，但农村土地的商品化和工厂工作的不稳定化进一步加剧了通勤者照护的拼贴式安排。

跨地域农民工及其新的照护安排

在本节中，我将重新审视跨地域农民工的家庭再生产动态，并解决本文开头提出的难题：小庄和小云如何在通勤化过程中被纳入X-Smart的劳动力队伍？像小庄和小云这样的工人的跨地域照护安排与跨区域边界生活和工作的农民工的安排有何不同？为了探讨这些问题，我首先回到他们的故事，小庄解释了他多年来如何以及为何累积债务并继续为X-Smart工作。

再看已在X-Smart工作10年的小庄，他每月收入约4000-5000元，还要还清汽车贷款和房屋抵押贷款。这笔收入包括他2,300元的基本工资和加班收入。他的薪水全数用来偿还债务，而妻子的薪水则用来支付其他家庭开支。对这对夫妇来说，汽车很重要，因为它可以让他们每个周末开车回家与孩子和家人共度时光，但频繁返乡也会带来不小的开销，因为他们在汽油和礼物上会花费更多的钱。此外，小庄夫妇还在家乡附近的县城购买了一套期房。虽然房子的首付几乎耗尽了夫妻俩10年的积蓄，但小庄认为这是必要的，因为村里没有初中和高中，他的孩子从初中到高中都需要去县城那里接受中学教育。虽然孩子们的祖父母可以为他们提供住宿和食物，但每天骑摩托车去学校至少需要一个小时。小庄的妻子小云认为这样不安全，担心孩子没有足够的时间完成作业和睡觉。最后，正如小庄告诉我的：

“你要下一代过得好就必须得干！”

因此，继续劳动也意味着确保未来的福祉。因此，债务安排与工资收入共同支撑着这对夫妇及其家庭的日常需要和长期目标。

县域教育与房地产的紧密耦合进一步提高了跨地域农民工的社会再生产成本，他们现在更频繁地返回农村家乡，希望为子女提供更好的教育和生活条件（Liu，2023；Murphy，2020）。 Liu（2023）发现，在同样位于中国中部的安徽省农村地区，与住房相关的家庭债务不断增加，迫使他的受访者向他人借款。对于X-Smart工人及其家人来说，偿还房屋债务的方法之一是从有限的工资中储蓄，同时通过住房公积金计划以低利率借款。住房公积金是国家设立的一项制度性工具，旨在以比商业抵押贷款更低的利率降低住房贷款的负担，为正式就业人员在金融化住房市场上立足提供一些支持。作为长期合同工的强制性储蓄计划，X-Smart 和工人都将基本工资的 5% 存入该基金。为了获得房屋抵押贷款的资格，雇主和员工之间必须有至少 6 个月的连续共同缴存记录。因此，住房公积金的缴存门槛给农民工设置了第一道障碍：由于就业高度弹性、非正规，许多人无法满足住房公积金的要求。基于这些原因，我的受访者中那些能够使用住房公积金购房的人往往是X-Smart的长期员工。

小庄和小云的故事进一步表明，这对夫妇必须统筹债务偿还，同时安排不同的家庭储蓄、支出、未来的照护需求和就业选择。每月3,500元左右的房屋债务占小庄和小云家庭收入的38%。本文开头的叙述还详细说明了，除了房屋债务外，小庄还需要偿还汽车贷款，因为汽车对于夫妻俩更频繁、更灵活地返乡探望家人至关重要。即使周末被安排加班，他们也不必等公车或花钱拼车回家。他们可以在早上 8 点结束当班，然后直接从工厂开车回家，节省出几乎一整天的时间来陪伴孩子。董（2022）发现，在河南省，在富士康工作的母亲需要在她们的照顾需求和工厂生产制度之间进行协商调，工厂依靠加班和以疲劳为代价的工资制度来奖励和惩罚满足生产需求的工人。同样，小庄和小云的案例表明，为了优先考虑孩子的教育和未来的福祉，他们两人都必须继续在X-Smart工作以获得更高的工资并获得更便宜的信贷。

结论

本文描述了中国中部地区农民融入工业劳动力的过程，我称之为“通勤化”。在资本流入和国家主导的土地重组的推动下，作为劳动力流动模式和家庭再生产形式的跨地域化逐渐转变为通勤化。尽管现在从家到工作地点的距离缩短了，但工人及其家人发现家庭照顾的负担增加了。通过描述工厂工人及其家人在新城转型过程中如何安排照护并彼此支持，我的民族志强调了土地商品化的不平衡性以及人们在这过程中不同程度的参与。由于通勤化，面临就业不稳定和债务增加的工厂工人采取了进一步推动照护责任私人化的策略。这反过来又强化了土地与劳动商品化的过程。

本文通过描绘社会再生产的动态，凸显了社会再生产领域的断裂、变化与矛盾。根据女性主义社会再生产框架（Bhattacharya and Vogel 2017；Fraser 2016）和人类学对照护的见解（Locke 2017；Nguyen and Locke 2014；Nguyen et al. 2017；Thelen 2015；Weiss 2021、2022），我将社会再生产视为彼此交织的过程，这些过程制约着（1）中国市场社会主义制度的再生产，支撑着（2）个人在日常与代际层面的维持和更新，以及（3）在需求和共同责任问题上引发更广泛的道德和权力斗争。我的方法有助于说明中国中部不断演变的福利政策和土地商品化如何与农民工家庭在就业、流动、子女抚养和住房方面的决策相互交叉，从而打破私人／公共、道德／政治、日常伦理／制度逻辑之间的简单二分（Nguyen等，2017；Tronto，1993）。在围绕劳动力的照护展开争论和协商的场域中，出现了新形式的社会组织（Thelen 2015）。其中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形态就是通勤化，即农民工的出行距离缩短，但面临着日益市场化的照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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