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翻译

导读 为何中国的户籍制度改革步履维艰？作者基于2021-2022年在广州及周边城市的实地调研，指出二元土地所有制是关键原因。该制度使政府能通过土地销售获取巨额收益，同时将城市短期劳动再生产成本降至最低，例如城中村提供了工人廉价的租屋，解决了住房需求，而乡村土地的存在又弱化了打工者获取城市户口的动机。这一结构削弱了地方政府改革户籍制度或向农民工提供福利、社会保障的动力。进城打工者的子女，时至今日仍无法在大城市内平等入学。作为比较，越南的单一土地所有制则促进了户籍改革，但政府本身提供社会保障的能力也有限。结果，两国都没有为进城工人和其子女提供足够的保障和教育资源。 关键词：流动人口、户籍政策、流动儿童、教育、城乡 译者：小凯 校对：鱿鱼丝 正文 原文：Dualist Land Regime, the Hukou System and the Welfare of Migrant Workers in Chinese Cities 作者：Zhihang Ruan 发表：2024年

导读 中国西南部的少数民族是全国最贫困的群体之一。近年来，随着汉族城市中产阶级“消费革命”，前往乡村体验少数民族“风土人情”的旅游项目也变得流行，甚至成为了当地政府积极推动的商业项目，以增加财政收入。许多来自当地乡村地区的非汉族居民成为了少数民族表演者，他们和她们穿戴者专门设计的“民族风”服饰，为汉族游客表演少数民族的“传统风俗”，陪同客人吃饭，甚至进行一些有性暗示的服务。 比起其他服务业劳动者，少数民族表演者需要投入更多的情绪劳动以满足工作要求。他们在工作中要表演极具刻板印象的少数民族形象，尤其对少数民族女性的想象充满了色情元素，这给表演者的私人生活造成了深刻的影响。他们和她们必须重新学习“做”（汉族人期待中的）少数民族，尽管这并不符合他们作为真正的少数民族的成长经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会调整自己的民族身份认同，以及对自己工作的理解，以处理工作要求与真实自我之间的复杂的张力。有些表演者会利用脱贫、保护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等政府推动的叙事逻辑，让自己的工作显得更加合理。 作为来自乡村的少数群体，民族表演者为汉族城市中产提供期待中的表演，但他们的存在本身却被排斥。除了制度上的边界（如

导读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导致中国和全世界进入了一个“危机状态”。尽管新冠疫情对绝大多数人的生活造成了深重的影响，但危机状态下，不同社会群体所受到的影响并不一样。本就受到系统性歧视和不平等困扰的农民工群体，在危机状态下也被迫承担更多的负担和损失。新冠疫情的爆发，加剧了早就存在的城乡之间的不平等现象。本文作者呼吁对户籍制度进行更加实质性的改革，以便将农民工纳入国家社会保障体系，并在下一次危机中得到保护。 据研究估计，全国范围内，至少有3000万至5000万的农民工在2020年3月下旬失去了工作，远远超过了本地城市工人。一项在线调查还表明，农村户口人口承受了疫情的巨大压力。在2月下旬时超过90%的农民工无法找到工作，相比之下城市户口的流动工人找不到工作的只占42%。受教育程度较低和技能较低的群体失业率也较高。同时，社会保障体系覆盖的工人与实际需要社会保障的工人之间存在严重的不匹配。无论是在整个中国人口中还是在流动工人群体内部，疫情都加剧了此前就沿着城乡户籍线存在的不平等现象，包括健康、社会保障、收入和教育等多个方面。 本文写作与新冠疫情爆发早期，作者通过调查和数据分析，估

导读 电商平台的出现，深刻地改变了服装行业的供应链结构，以及纺织工人们的工作模式。本文作者调查发现，电商平台加剧了行业内的竞争，要求供应商更加灵活生产，这也导致了就业的零工化——对工人来说，这意味着更高的不稳定性，但也让一些工人，尤其是高技术工人，能够获得更高的自主性和工资。 服装销售是电商平台中交易的大头，因此竞争非常激烈。许多淘宝店主表示，为了赢得流量，需要投入大量成本进行宣传营销。而且，由于流行趋势日新月异，许多店主不敢大规模存货，而主要放出短期、小额的订单。这导致供应商普遍采用小批量、多品种和快速补货的生产模式。许多工人也自愿或被迫成为独立、灵活的临时工。作者发现，在高技能工人短缺的环境下，那些拥有较高技能的工人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可以自立门户，收入远超大型工厂中的平均工资。 劳动趋势一直在关注平台经济对工人就业和劳动条件的影响。在过去，我们翻译的文章主要关注外卖骑手。而这篇文章关注的是电商平台如何改变服装生产工人的工作模式。不同案例间有些相似点，比如零工化，但也有许多不同之处，读者可以与其它文章对比阅读。 关键词：电商平台、服装产业、灵活专业化、非正规就业、供应链、价

导读 近年来，新闻和舆论一直在关注着外卖骑手的工作条件，而外卖骑手的自我组织、集体抗议和罢工，也多次成为劳动类型新闻的焦点。然而，很多人可能并不清楚，在外卖行业中，骑手的工作模式具体是什么样。美团和饿了么都分别运营着专送和众包两种平台模式。本文作者通过实地调查，采访，文本分析等方法，研究了这两种平台各自的运营模式，以及不同的平台架构如何影响骑手的工作，和他们表达不满的方式。 一般来讲，专送平台的目的是给平台提供稳定的劳动力。专送骑手是全职骑手，收入相对稳定，他们受雇于一个服务站，服务站是平台在一个地区的加盟商。专送骑手受服务站站长的直接管理和控制，因此他们的不满一般会直接指向服务站，尝试通过法律或制度性的框架解决纠纷。而众包平台的目的是给平台提供灵活的劳动力，众包骑手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或地点，收入全靠自己。他们与平台直接签订了不对等的劳动合同，劳动关系不明确，与管理者的接触有限。众包骑手并没有法律或制度性的途径可以解决纠纷，因此他们的不满往往直接指向平台，他们更有可能组织大规模的罢工和抗议。 关键词：平台劳工、外卖、专送、众包、集体争议 译者：石榴 校对：深海巨兽 正文

导读 近年来，政府在有计划地从周边国家引入短期移民劳工，以满足经济发展的目标。这给地方与中央政府提出了一个艰难的问题：如何将这些外国劳工限制在边境地区和特定产业，防止他们在中国境内自由流动？本文研究了中越边境广西凭祥一个引入越南劳工的项目，并发现，私人劳务中介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管理和监控移民劳工的人物。这主要有两点原因：一方面，地方政府的资源和执法能力有限，无法让雇主控制工人，于是产生的监管空白由私人劳务劳务中介填补；另一方面，地方政府最看重经济发展，这有时会与中央政府对边境秩序的要求产生分歧，这导致地方政府会有选择性地执行规则，而这为伺机而动的劳务中介提供了行动与获利空间。 劳务中介对工人的控制采取安抚和密切监控两种做法。有些劳务中介会协助工人调岗、组织畅饮会来满足工人需求，但较大型的劳务机构则会雇佣专门的监管人员，24小时待命，随时监督工人的情绪、工作职位、饮食等生活各方面。甚至，这些劳务中介也会安插线人在工人之间，严密看守试图逃跑的工人。这篇文章中呈现出的工人控制、权力代理以及客工项目在内政中面临的矛盾都值得参考，或许可能与本地工人劳务中介进行对比参照。 *本文标题在翻译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