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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伤共和国勉力奋斗 —— 韩国工伤运动剪影

在工伤共和国勉力奋斗 —— 韩国工伤运动剪影

"2005年，10名泰国女性劳工因二甲苯中毒身亡，事件发生在京畿道华城市，由于当时安全设备不足，事故无法避免。" "2007年，儘管不算是为工业灾害，丽水外国人保护所发生火灾，导致包括9名中国劳工在内的10人丧生。" "2008年，在利川的Korea 2000冷藏仓库火灾中，40人丧生，其中13人是中国移工。" "2020年，京畿道的一家物流中心发生火灾，38名遇难者中包括3名海外同胞签证持有者。" "2022年，安城的一个物流仓库发生坍塌事故，5名移工丧生，其中3人是中国籍朝鲜族同胞。" 2024年12月13日，在韩国首尔举办的 "从 Aricell 事件探讨移工安全权" 研讨会上，韩国民主劳总属下的移工工会 (MTU) 干事郑永燮先生举出了过往20年牵涉移工的重大灾害事件。遗憾的是，即使只算移工的案例，这些事件也只是冰山一角：在无数个没有广受报导的案件中，断肢致残、患长期病、死亡的案例不胜枚举。韩国统计厅数据指出，2022年全国因工作事故或疾病而死亡的人数达到2200人以上，是经合组织38个发达国家之首。而官方数字以外，往往还有大量无法纳入统计范围的案例。在韩语媒体，"工

牺牲的关节：韩国需要“灵活”移工承担工业风险

牺牲的关节：韩国需要“灵活”移工承担工业风险

Aricell火灾事件是韩国移工伤亡人数最高的一起工业事故。23位去世者，其中就有18位非韩国籍移工。除了生命的终结，Aricell事故更揭开了韩国产业中被隐藏的真相：在那些看似最无关紧要的中小企业中，实际劳动着的是支撑起整个工业运转的移工群体。他们承受最沉重的代价与风险，却长期隐藏在产业末端。在韩国这头工业巨人的身体中，移工是其中长期被牺牲的“关节”。这篇文章中，我们回顾韩国移工政策对工人的分化与限制，以及与这样的政策看似矛盾却内在契合的，在农场、工厂中移工如何作为“灵活”的劳动力，被安排在底层危险、繁重的工作中，撑起各产业链的风险末端。根据韩国国家人权委员会的统计，2023年韩国吸纳了总数高达144万的外籍移工，在移工团体中，他们一般被称为“移住劳动者”。然而，虽然我们用移工一词来概括所有外籍移工，但他们的處境却是非常不平等的，不论是签证制度、生活圈还是社会认知。韩国的移工制度高度分化，让他们各自被分割成孤立的群体，相互之间的分割宛如高墙耸立，进行层层限制，既阻碍了移工们的自由权利，也让整体的团结变得困难。谁是同胞？市场决定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发给海外韩裔来韩国生活工

逝者未昭雪，家属不言休——韩国电池厂火灾事件抗争纪实

逝者未昭雪，家属不言休——韩国电池厂火灾事件抗争纪实

编按：2024年6月24日清晨，韩国京畿道华城市的Aricell锂电池工厂突发火灾，火势在短短数秒内吞噬了整层生产车间，造成23名工人死亡、8人受伤。死者中，18人为非韩国籍移住劳动者，包括17名中国籍与1名老挝籍工人。这是韩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移工为主的重大产业事故。火灾当下，事件获得了国际等级的媒体关注。然而后续的维权之路却并不顺利，家属们至今尚未得到公司的正式道歉与赔偿。如今，时间已经来到2025年，时间已经过去将近200天，这场灾难的受害者家属们仍在寒风中为正义发声。企业、政府的冷漠以及逐渐淡去的公众关注，使这场维权之路愈显孤独与艰难。在京畿道广州市S-Connect总部外搭建的抗议帐篷中，家属们继续在为逝者争取正义。这场战斗并不仅仅关乎赔偿或问责，它更揭示了韩国劳动市场中的移住劳动者长期处于权利真空的现状。劳动趋势的伙伴于2024年底前往韩国，进行了一手的观察和采访。从这篇报道开始，我们将完整还原、分析、探讨Aricell事件以及背后韩国移工面临的结构性危险：产业外包体系、非正式劳工、剥削移工的制度、产业安全法规漏洞、中国工人在韩国的辛酸史…… “狗崽子，罪行太多了，

【投稿】爆发叙事：新冠疫情下的中国女性移民工

【投稿】爆发叙事：新冠疫情下的中国女性移民工

导读本文是我们收到的投稿。以新冠疫情期间关于移民劳工的爆发叙事为研究档案，本文通过文本和城市研究的方法，讨论了疫情开始后城市中务工的女性移民劳工在空间、就业和叙事话语上被排挤、被隔离的经验。以及她们如何利用城市现有设施为自己创造临时性的高流动性空间。另外，疫情加强了移民女工的流动，迫使她们更多地涌入零工和非正规市场，并以个体为单位作为一种大流行期间的特殊基础设施重新参与城市。成为了被限制流动的城市中流动性越来越高的人群。本文指出，对中国移民劳工的爆发叙事往往以男性或者集体视角为中心，缺少对性别的关注。而对移民女工的关注过分脸谱化，缺少对女工自身的个体经验的叙事。在疫情的封锁和招工的限制下，大量城市外来务工人员涌入零工市场，成为频繁穿梭在城市内的外卖员、快递员等。于是，在这种例外状态下，他们不得不寻找新的居所和城市生存模式——对城市公共空间的非常规占领。一则围绕着一位移民女工阿芬的个人爆发叙事一定程度上揭露了2022年新冠疫情期间女性移民劳工在城市中的特殊空间迁徙体验。在疫情的例外状态下，移民女工的特殊迁徙和城市空间实践是如何开始又是如何结束的？这些女工的共同经历，又能以什么

【投稿】一家社会主义工厂中的“红色家政”：中国城市中的家属与再生产劳动转型（1949—1962）

【投稿】一家社会主义工厂中的“红色家政”：中国城市中的家属与再生产劳动转型（1949—1962）

社会主义下“妇女解放”的现有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英勇女性进入男性主导领域的事迹，本文则探讨了社会主义中国常被忽视的女性群体。在中国，这些女性被称作“家属”，她们是工作场所中男女员工的女性家属（妻子、母亲及姻亲）。具体而言，本文聚焦于1949—1962年郑州纺织工人家属的经历。本文认为，尽管家属被描绘为“寄生”在正式工人身上，但她们在家庭内外从事着广泛的有偿或无偿劳作。与资本主义和其他国家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女性一样，这些中国女性的无偿家务劳作支撑着劳动力的日常和繁衍再生产，因而对工业积累至关重要。

【投稿】华南地区罢工的组织机制、工人积极分子的作用与罢工案例分析

【投稿】华南地区罢工的组织机制、工人积极分子的作用与罢工案例分析

本文为《Labor Activists and the New Working Class in China》专书其中第四到六章的翻译。这三章内容聚焦于罢工的组织方式、国家和资本对于工人行动的回应、工人积极分子、劳工NGO的参与、劳动法体系产生的影响，涵盖了中国工人运动中的主要议题。虽然作者讨论的罢工案例与组织大多距今已经至少有十年的间隔，但是尽管当下的经济环境、劳动条件有所差异，文中所提到的工人组织模式、工厂管理层与政府的打压与分化在近期的工人运动中仍然持续出现。这些历史经验积累成的知识并不过时。

【投稿】肇庆快递仓库调查报告

【投稿】肇庆快递仓库调查报告

作者访谈了广东一家快递物流公司的15位仓库工人，调查工资所得、工作时间、休假休息、工作量、劳动管理等具体的劳动条件。研究发现该仓库劳动强度高，令许多工人“熬不住”而在短时间内离职，形成了临时工常态化的现象。对于企业来说，这种用工手段让它们开脱了许多法律责任，包括不教社保费、劳务派遣公司乱扣费等问题。高度流动的临时工群体反而节省了用工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