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翻译

这是一篇2018年的旧文，但其中提到的劳务派遣、外包在今天却被滥用得更加严重。当时，劳务派遣工人数量已经增长到超过4000万，越来越多工人陷入无保障的临时工地位。国家不得不出手管制，人社部发布了《劳务派遣暂行规定》，要求企业在2016年之间将劳务派遣人数控制在10%以内，并且，劳务派遣员工需与正式员工同工同酬。因此，这篇文章的题目才会是“猫捉老鼠的游戏”，猫是劳动部门，老鼠是企业。

这篇文章聚焦在去产能政策时期，比较在煤矿关停浪潮的大背景下国营和民营煤矿工人的遭遇。主流媒体常常报道国有企业职工在煤矿关闭后有很高的再就业率，但却鲜少报道民营煤矿工人的出路。而后者恰恰是煤矿关闭后最受影响的群体。农村户口阻碍了这些工人转岗进入国营煤矿。他们与煤矿也没有签正式的劳动合同，导致被解雇时孑然一身，没有社保也没有补偿金。政府、司法部门更是对工人关上大门，不提供任何再就业协助或法律救济。如今，为了补足能源需求，许多内蒙古的民营煤矿开始重新运作，但工人们的处境并未发生根本改变。

所谓的“机器换人”或智能化生产如何在具体地影响工人的劳动，仍然缺乏详细的调查研究。它们让工人的工作更轻松、更简单了吗？让工人的压力减轻了吗？这篇研究透过对北京一家工厂工人的问卷调查和访谈，给出的回答可能是悲观的：智能化生产简化了工作任务，提高了这些任务的工作效率。但同时，工业机器人显著增加了工人的加班频率和加班时间。工人在工作和日常生活中的精神压力也在应用机器人后增加。因此，机器人的应用加剧了内卷化，并且从宏观角度看，此趋势可能在未来更加严重。

以“返费”为核心的临时工制度是为了工厂方便。如果是临时雇用的话，工厂至少可以减少三分之一的年度劳动成本。返费看似高额，但要求工人在不同的工厂之间不断寻找高额返费，增加了失业的风险。而且拿到返费需要完全服从工厂管理、保持高强度劳动，临时工在管理上遭遇更严重不公。有经验的工人表示，返费的主要来源是没有缴纳的工人的社保费用。也就是说，工厂和劳务中介把工人应得的社保当作额外奖励来发放。 劳务中介用各种手段规避对工人的劳动保障。这些方法包括签订合同时隐藏返费、用劳务合同取代劳动合同、让工人签署一份自愿放弃社保的声明。劳务中介与工厂的关系从派遣转变为外包，以此规避《劳务派遣暂行规定》。

我们选取这篇文章作为劳动实证论文翻译系列的第一篇，因为其系统性地回顾整理了中国工时研究的主要成果：（1）农民工工作时长在既往研究调查中普遍位于每周65小时左右，远高于其它职业。（2）就业率和失业率是推动员工工作时间增长的首要因素，增加工作时间是个人避免失业压力、确保生存需要被满足的重要手段，大多数中国人对加班工作仍处于刚性需求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