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翻译】裕元罢工：珠江三角洲的产业转型与劳工骚乱

2014年4月，广东东莞裕元鞋厂爆发了一场震惊全国的罢工，约有四万名工人停工抗议。这是近年来中国规模最大的工人集体行动之一。工人的核心诉求不是加工资，而是要求企业补缴被侵吞的社保——这一点让这场罢工与以往的劳动冲突截然不同。本文揭示了这场罢工的主要成因和典型意义。

作者认为，裕元罢工的典型意义在于，它反映了中老年农民工群体的集体觉醒。他们以往不是参与劳工斗争的主体，但因为面临退休的压力，他们不再仅仅满足于眼前工资，而是将目光投向关系长远生计的社保，并为此而行动。但罢工的结果和后续发展是复杂的，围绕社保发生的抗争对于中国的劳资关系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近年来农民工的养老问题凸显也印证了裕元罢工的前瞻性。

关键词：罢工、社保、珠三角、大规模临时生产

译者：Allen、小凯

校对：泡菜

原文：The Yue Yuen Strike: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Labour Unrest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作者：Stefan Schmalz, Brandon Sommer & Hui Xu

发布：2016 年

（为方便阅读，翻译时对文章有所删减）

引言

2014年4月，位于中国广东省东莞市高埗镇的台湾制鞋企业裕元集团的一家重要工厂发生罢工，4万多名工人停产。工人们的主要要求是企业补缴被挪用的社会保险金。罢工持续了约两周，造成了数千万美元的损失。在国家对裕元管理层和罢工工人之间谈判过程的大力干预下，工厂最终恢复了运转。国家干预包括了警察对工人的大规模镇压。谈判的最终结果是企业承诺为工人补缴社保。

裕元罢工是2013年至2015年间广东省一系列涉及多个行业（包括电子、纺织和塑料制造业）的罢工中的一个重要事件。 该罢工不仅是珠江三角洲地区近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劳资冲突，它还波及到东莞的其他工厂以及裕元在中国的其他生产基地。然而，这并不是作为广东制造业中心的珠三角地区首次达到劳工骚乱的高峰。此前，广东的罢工曾在2010年春季达到过高潮，当时佛山本田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CHAM）的装配线工人发起停工。要求加薪800元人民币，并要求在工厂内获得更有效的代表机制。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本田罢工标志着中国劳工运动的分水岭，因为自2010年以后，工人们更加坚定地要求增加工资，罢工行动的组织形式也得到了改善。

裕元案例：全球最大的运动鞋制造商

我们认为，罢工的第一个原因是中共努力重新平衡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这直接影响到裕元集团，加剧了竞争，导致福利和工作条件恶化。裕元是台湾大型企业集团宝成集团的一部分。除制鞋业外，宝成还从事电子行业、零售服务业和房地产业。裕元是宝成的核心支柱——它是世界上最大的运动鞋制造商。尽管裕元正试图通过成为中国国内市场的鞋类零售商来获取商品链中更多的附加值，但裕元的核心业务仍是代工生产。运动鞋行业的重要品牌，如阿迪达斯和耐克，都是裕元的客户。设计和专业技术主要来自核心品牌，裕元负责生产。因此，裕元处于买方主导的全球商品链的低端，其中设计商和零售商获取了大部分附加值（分别约为25%-50%）。该公司自1988年开始在中国大陆生产，最初只在广东投资，后来扩展到其他地区。在随后的十年中，为了进入市场（美国和墨西哥）和节省劳动力（越南、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国和柬埔寨），公司又建立了新的生产基地。2003年，裕元的营业额为76亿美元，利润率为5.7%，而品牌公司的利润率往往达到两位数； 裕元 29.3% 的营业额来自美国市场，20.2%来自欧洲。裕元之后调整方向，转向新的增长市场2013年，裕元42.3%的销售额来自亚洲。

裕元在东莞高埗工业镇拥有一家大型工厂，雇佣了超过40000名工人。工厂由六座生产车间、员工宿舍和社会基础设施组成。高埗工厂主要生产运动鞋，也生产休闲鞋和鞋底等中间产品。每个生产车间都按生产部件或鞋子的品牌（阿迪达斯、耐克等）分为不同的生产线。品牌公司带来了生产流程的知识（设计等），也带来了自己的先进设备和管理人员。裕元的生产模式接近 Lüthje等人所说的“灵活的大规模生产”，即以灵活的低工资生产和先进机械为基础。然而，高埗工厂最好的时代似乎已经过去。由于其他裕元工厂的劳动力成本较低，以及与中国大陆生产商（int61o）的竞争日益激烈，该工厂自2006年达到10万名员工的峰值后经历了几次裁员浪潮。由于这些“技术”和“空间”的修整，高埗工厂在公司内部的重要性已经下降。裕元在高埗镇和胡志明市的工厂曾是公司最大的生产基地，但现在越南工厂的员工人数要多得多。截至2013年底，裕元雇用了约41.3万名工人，其中四分之一在中国大陆工作，约十分之一在高布，胡志明市的员工数则超过五分之一。

公司的整体经济状况限制了加薪谈判，成为滋生冲突的温床。然而，就在几年前，裕元还被一些品牌公司的管理者视为企业社会责任方面比较成功的典范。除了实施一些行为准则（无强迫劳动、超时工作补偿等）外，裕元还提供了许多社会服务，包括幼儿园、医院、英语课程和休闲活动。工厂的社会服务被誉为该地区的最佳实践模式。在畅销书《工厂女孩》中，Chang引用了一位工人的话，她曾因恶劣的工作条件离开过几家工厂，最后又回到了裕元：“我辗转去了好几家工厂，但我似乎总是最终回到裕元”。然而，裕元的工作环境在罢工之前就已经恶化。社会服务不再能补偿停止上涨的工资了。例如，最低工资的增长往往因奖金的削减而被抵消涨幅（《中国劳工通讯》，2014年）。罢工前，包括加班费和计件工资在内的工资约为2200至 3000元，与2012年东莞平均工资4750元相比明显较低。同样，样本中的37名农民工大多在“大规模灵活生产”或“传统低工资”生产方式的中小企业工作，他们的工资在3000元至 3500元之间，均通常高于裕元工人。此外，生产线上的劳动压力也很大（int66w）。因此，罢工的首要原因是裕元的结构性状况导致竞争压力增大，从而导致劳资双方的社会妥协空间缩小。

政党国家的政治冲突

罢工的第二个原因是，裕元不仅面临经济压力，还面临政治压力。东莞是出口产业的重要地区，市政府对企业的监管不力，党政机构与出口资本之间的暧昧关系尤为突出。许多官员被认为是腐败分子，法律标准执行不力。然而，近年来，随着中央严厉打击地方腐败，东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此外，国家发动大规模的警察行动来惩戒地方官员和（台湾）企业家，以执行法律。

中央政府的政治压力为裕元工人打开了一扇机会之门，他们可以指出东莞地方政府此前忽视甚至支持的工厂存在的缺陷和违法行为（int0r, int68r）。大多数工人都知道地方政府与裕元管理层关系密切，在社会保险金漏缴问题曝光后，出现了关于腐败的传言，称地方官员收受了裕元的贿赂，从而侵吞了工人的社保资金（int66w）。腐败源于养老金的计算方式，工人们发现裕元并未按照实际工资为员工缴纳社保，而是以当地最低工资（约1300元人民币）为基数计算缴费。我们还可以合理地假设，罢工的主要积极分子知道罢工的潜在政治影响，因为他们将“社会保险问题”作为主要诉求（int0r, int68r）。这种情况类似于研究社会运动的学者所说的“政治机会结构”。社会保险金漏缴问题很好地向地方政府和裕元管理层施加了压力，因为它有可能揭露多个层面的腐败现象。值得注意的是，在罢工期间，中央政府直接干预，迫使裕元高埗厂，并公开抨击地方政府是阻碍工人充分行使权利的同谋。因此，裕元罢工是在特殊情况下发生的，其中政治的张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对不安的恐惧：代际优先与社会保险的重要性

除了上文介绍的结构框架外，劳动力的构成和工人个人的罢工动机对于全面理解裕元罢工的发展至关重要，这即构成了罢工的第三个原因。乍一看，裕元似乎是“大规模灵活生产”体制的典型案例。大多数员工都是来自湖南、湖北、江西和四川的农民工，其中约四分之三是女性。工人接受的培训很少，只有为期三天的速成班。工厂组织结构等级分明，约200名台湾经理和主管处于最高层，300至400名中国大陆人担任较低的管理职位，其余约40000名为中国大陆工人。中华全国总工会在该厂不发挥作用。2010年，非政府组织“中国劳工观察”对裕元高埗的工人进行了一项调查，约36%的工人甚至不知道是否有工会。

然而，该工厂的一些特点又并不符合“大规模灵活生产”制度。尽管工人的流动率很高，每月接近6%，但该厂的长期员工相对较多。核心员工主要由中老年农民工组成，许多人已在高埗工作了10多年，每月可领取高达290元的工龄补贴。厂里只有少数派遣工人。因此，裕元劳动力并不遵循学者们在其他案例中发现的罢工动员模式。这些研究认为，在过去几年中，“第二代农民工”是罢工行动的主导力量。这一群体确实与第一代农民工有一些共同特征；然而，与他们的父母不同，他们在城市地区长大，往往拥有更好的社会网络，对法律权利和城市劳动力市场有更多的了解。同样，由于他们很早就离开了农村，没有务农的知识，许多人没有土地或没有足够的土地来维持简单的生活。因此，不同于“半无产阶级化”的父母，他们更依赖于雇佣劳动。此外，有观点认为，青年工人对工资和工作条件的要求也更高，因此，与中老年工人相比，他们往往会更频繁地参与争取工资的进攻性罢工。例如由年轻学徒组织的本田罢工。

裕元罢工并不符合这一普遍情况。此次罢工的直接原因是漏缴社保问题。这尤其影响到中老年农民工，他们更愿意为这些重要的社会保护而罢工。相应地，年龄不同与罢工问题之间的关系也有所不同。在对珠三角外来务工人员的访谈中，我们发现在他们的整个工作生涯中，工人罢工的原因和意愿都在发生变化。他们的工作经历可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和一个过渡期。这种阶段划分似乎在珠三角地区各行业和区域都普遍适用，而裕元工人的经历也与其吻合。

第一阶段是一个相对较新的现象，也许是中国劳动力市场趋紧的一个标志。如今，年轻工人很快就会跳槽，以换取微薄的工资增长或稍好的工作条件。然而，这不应该如中国媒体对大多数所谓“90后”一代的刻板印象那样，将其被视为不合理的行为。相反，工人们往往采取理性的短期策略来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在我们的一次访谈中，一位30岁的瓶装厂女工告诉我们，她在一家电子厂工作了大约三年后，主动换了六次工作。她这样做“是因为那些工作的工作条件不好，工资低”，“厂里规定太严格”，而且“每天加班到深夜太累了”（int15w）。这些策略之所以可行，是因为劳动力短缺和工人对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了解程度相对较高，即他们在工作场所的议价能力不断增强。因此，如今的青年工人往往能较快地找到工作。当我们询问青年工人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找到新工作时，绝大多数人的回答都是“不到10天”（int14w）。如前所述，学者们认为“二代农民工”是当下集体抗争的主要参与者。

在工作生涯，大多数农民工都会遇到一个转折点。在考虑成家时，一个过渡时期开始了。这一时期的特点是转向稳定，稳定可靠的工作和社会保险等因素变得越来越重要。例如，前述那位在过去十年中换了六次工作的女工解释了她最终决定留在瓶装厂工作的原因：“这里没有加班，即使要加班也不会太晚，我可以回家看儿子。还能交社会保险，工作压力也不大”（int15w）。过渡时期类似于挣扎阶段，工人要么在劳动力市场上还有一定竞争力的时候找到稳定的长期工作，要么制定务实的策略，攒够钱返乡。

最后，到了三十多岁，第二个阶段开始了。在大多数情况下，随着生活压力的增加，返乡创业的梦想变得更加困难。在这一阶段，随着经济和社会对养育子女的要求越来越高，人们对稳定的生活十分渴望。此外，工人开始更认真地考虑退休问题，这意味着养老金变得越来越重要。此外，他们在工作场所的议价能力不断减弱，因为年龄较大的工人在劳动力市场上不再具有吸引力。老年农民工的相对地位取决于他们之前所做的选择以及他们在途中收集的技能。稳定阶段极为重要，因为工人必须缴纳至少 15 年的社会保险，才能在退休时领取养老金。在我们的访谈中，几位工人表达了他们对社会保险的担忧，以及他们的子女无法在他们年老时赡养他们的问题。这些问题在裕元也同样存在：“我在这里工作了13 年，还有 3 年就退休了。我不知道以后没有社会保险该怎么办”，一位裕元工人（int66w）解释道。2011 年的福利制度改革（实施了农民工保险制度）和 2013 年的改革（政府允许将养老金申领转移到其他省份）使工人们更愿意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利，以确保他们获得社会保险并保住自己的工作。

罢工的发展和成果

罢工的催化剂是社保漏缴问题。几个星期以来，有关企业漏缴社保的消息在生产线主管和白领工人中传播，引起了极大的不满。有相当数量的员工和生产线主管甚至威胁说，如果裕元不补缴社保，他们就辞职（int61o, 64r, 66w），其中一些人在罢工前就开始组织起来。一位即将退休的员工证实了许多传言，他发现在裕元工作了 18 年后，他无法将养老金转到户籍所在地，而且养老金比预期的要少。从工人的角度来看，养老金的缺失是另一种形式的将用工成本转嫁给劳动者。这导致了信任的丧失，因为工人们觉得自己被管理层欺骗了；此外，有关腐败的传言也被反复讨论（int66w）。

最后一根稻草是鞋底三厂的一名工人被殴打，这导致了2014年4月5日的自发罢工。虽然最初的罢工行动仅限于三厂，但后来有2000-6000名工人参加了罢工。即使在最初阶段，大多数工人也主张遵守法律标准，从而要求补缴拖欠的社会保险金。针对工人们的要求，裕元管理层宣布将在4月14日前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在此之前，工人没有再发生罢工行动，但一些工人开始更有效地组织起来。4月12日，一群积极分子与一家劳工NGO会面，该组织具有为罢工工人提供咨询的经验。

他们共同确定了罢工的主要目标，即补缴拖欠的社会保险金、公共住房公积金、增加30%的工资以及重新选举公司工会代表（int67r）。4月14日，协理李路加向大批工人提交了管理层的提议。该提议不包括偿还过去工作年限中拖欠的社保。裕元经理告诉工人，当地政府不同意这一规定，因为政府担心此举可能导致东莞其他工厂提出类似要求。同一天，冲突蔓延至高埗的整个裕元工厂。裕元四个生产厂区的工人举行罢工，口号是“补社保，涨工资，买断工龄”。第二天，40000名工人举行了罢工。警方从珠三角各城市调集了数千名警察前往高埗，并开始逮捕一些工人。

罢工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导致生产几乎停顿。整个高埗镇挤满了抗议者和警察。与此同时，由国家主导的第一轮集体谈判开始了。管理层、罢工者代表和地方政府成员参加了谈判。工会没有参与其中。罢工还蔓延到了其他工厂。4月18日，江西安福的裕元工人也开始罢工。罢工一周后，中华全国总工会地方分会派出一个工作组调查罢工者的指控。工会发表声明，支持集体谈判，但呼吁工人返回工作岗位。与此同时，在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公开干预下，裕元管理层发布了一项新方案。其中包括增加230元工资、依法落实社会保险、补缴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然而，许多工人并不满意。情况进一步恶化。警方临时逮捕了工人和两名NGO活动分子。4月23日，裕元管理层、工会和当地政府发表声明，要求工人返回工作岗位。同一天，管理层宣布，继续罢工的工人将在三天后被解雇。在宣布这一消息的同时，警方还采取了进一步的暴力行动。4月29日，通过警方的镇压和企业的让步，裕元工厂恢复了秩序。

罢工的结果是矛盾的。工人们实现了他们的一些目标。此外，中华全国总工会开始建立一个直接选举产生的公司工会。由于裕元公司规模庞大，工会在罢工期间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因此该项目相当不成功（int58r）。截至2014年8月，只有1500名工人加入了工会。罢工留下了显著影响。2014年，公司利润因罢工减少了2700万美元。工资和社会保险支付的额外成本约为3100万美元，而雇主需补缴的社保达3700万美元。罢工行动还导致了新的“空间修整”：裕元的一些主要客户、重要的国际品牌对罢工做出了反应，将订单转移到裕元的其他工厂或其竞争对手那里。例如，阿迪达斯将部分机器转移到清远的万邦鞋业，这主要是为了防止因进一步罢工而导致生产成本上升和损失。订单减少导致加班减少，进而导致工资下降。此外，社会保险的全面实施导致工人需从工资中扣除而用于缴费的部分增加。因此，工人的工资大幅下降。因此，相当多的工人对谈判结果提出了批评。当被问及罢工是否有助于解决裕元存在的问题时，一名工人回答说：

帮助？完全没有。罢工前，我们的工资是3000多元。以前保险费是20至30元，现在是300元，[......]我们甚至还要交税！年轻工人每月要扣400元，老工人每月要扣500至600元。我上个月只领到1900元， 2000元都没有！以前我经常有3000元。我上个月没有加班。工人的工资越来越少，但产量却依然很低。[管理层]说，‘没有产出，就没有奖金’。(int66w)

因此，这些事件指出了“半边缘地区斗争成功后的社会紧缩”，由于竞争压力，中国制鞋业的社会妥协空间似乎相当有限。此外，罢工损害了裕元的声誉，许多年轻工人因此离开了工厂。如今，如果员工帮助招收新工人，甚至还能获得奖金（int60w）。不过，已经准备退休的老员工可以享受裕元社会保险制度规范化后的好处，但成本较高。一位在罢工初期帮助过工人的律师认为，可能会发生进一步的冲突：“裕元可能会在两年内再次发生罢工，因为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int56r）。事实证明，这位律师是正确的。

改变劳资冲突，改变劳资关系？

此次罢工对中国劳资关系的整体影响不容低估。单就规模而言，裕元罢工事件已经产生了持久的影响、。这次罢工是中国近十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罢工，引起了媒体的巨大反响。更重要的是，由于社会保险已成为劳资冲突的一个重要议题，它有助于推动一些中共官员的改革努力。一位工会官员告诉我们：“据统计，2014年4月至8月，广东发生了10多起由社会保险问题引发的罢工事件。它们都是受裕元罢工的影响”（int58r）。之后，又有多起大型罢工效仿裕元。例如，2014年12月，广州番禺利得鞋业有限公司约2500名工人举行罢工。与裕元工人一样，他们要求补缴拖欠的社会保险金。2015年3月，东莞兴昂鞋业有限公司的5000名工人因住房公积金支付纠纷而罢工。这场冲突还产生了连锁反应：裕元三厂约4000名工人因工厂重组而感到失去住房公积金的威胁，再次举行罢工。这两次罢工的起因都是东莞政府的一项新规定，该规定限制了工人在何种情况下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并限制了公积金的使用。

本文表明，自2013年以来，新的劳资议题影响着广东的劳资关系，其中社会保险（11.9%）和工厂搬迁与兼并（11%）正日益成为工人行动的重要动机（《中国劳工通讯》，2015 年）。因此，除了进攻性的工资斗争外，如今还出现了防止经济现代化进程中潜在损失的斗争。这一新动态的影响尚不明确。不过，漏缴社会保险很可能会导致更多的罢工。非政府组织“中国劳工观察”（2014 年）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其检查的400多家工厂中，没有一家为工人购买了中国法律规定的所有社会保险项目”。罢工可能会对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和企业家施加更大的压力，促使他们将社会保障法律付诸实践。因此，社会保障将在低端生产制度（灵活的大规模生产和低工资模式）中发挥重要作用。如果这一趋势在中国其他地区扩散，将意味着中国劳动关系的明显重新规范化，并将加速资本向南亚和东南亚的进一步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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