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翻译】克服中国工人集体行动困境：来自四场沃尔玛抗议的启示

2014年，中国沃尔玛的业务调整导致一波门市结业潮，大量以中年女性为主的员工不但顿时失去工作，更未能获得法定 “2N+1” 经济补偿金。位于常德、马鞍山、新乡和广州四个城市的沃尔玛门店，合共近400名员工分别发起了由一天到3个月不等的抗议行动。虽然四次行动中三场都未有争取资方妥协，但超市员工采取的占店策略、微信群投票商议策略等做法，在当时来说都具有创新意义。运动当时获得了民间 NGO 和法律界人士协助，本次译文的作者就是在其中一家支援行动的 NGO 进行了约两个月的参与式观察。虽然文章未有触及到行动消散后的各种后续，但其对于运动经过的忠实记录仍有其参考价值。

关键词：罢工、沃尔玛、劳工NGO、失业

译者：小凯

校对：深海大乌贼

原文：Overcoming Collective Action Problems Facing Chinese Workers: Lessons from Four Protests against Walmart

作者：Chunyun Li & Mingwei Liu

发布：2018 年

（为方便阅读，翻译时对文章有所删减）

截至2014年6月中旬，中国湖南省常德市沃尔玛门店关闭所引发的一场抗议活动已持续97天，并因而成为过去十年来中国持续时间最长的劳工抗争之一。在多重结构性约束条件下，这些工人是如何维系其集体行动的？又为何仅有少数坚持抗争的工人能够维持行动，而多数人却难以做到？我们的核心论点有两方面：第一，工作场所代表与外部劳工活动家的介入，对于提升中国工人克服妨碍持续性劳工抗议形成的集体行动困境的能力，起着关键作用。第二，这两类动员主体是否参与其中，以及他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有效运用动员策略与战术，是解释抗议持续时间差异的重要因素。

本研究基于对2014年四起反对沃尔玛门店关闭抗议事件的比较分析。在这四场抗议中，一场持续时间异常漫长（97天），一场相对持久（21天），另两场则是典型的短暂性爆发，分别仅持续四天和一天。

论点

我们以“行动者为中心”的视角来分析中国持续性劳工抗议的形成机制，重点关注两类新兴的工人动员主体——工作场所代表与外部劳工活动家。二者的存在及其战略能力，是解释抗议持续时间差异的关键因素。

尽管在部分罢工中确实存在隐性领导或非正式的罢工组织者，但由于法律限制，中国鲜少出现正式选举产生的工作场所代表。尽管如此，在劳资纠纷中，中国工人仍可援引《民法》中关于民事事务“授权代理人”的原则。此举通过两种方式促进了抗议工人中“临界群体”的形成：其一，为工作场所代表赋予合法性；其二，使工人能够通过明确谈判议题与监督领导行为，进而对代表的行动加以问责。此种实践虽然为多数工人所不熟知，但近年来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由地方非政府劳工组织（LNGO）协助的抗议中日益普遍。

外部劳工活动家构成中国工人抗争中的第二类动员主体。部分LNGO已开始动员工人参与罢工与集体谈判，并在过去数年间支持了广东地区的多起持续性抗议。这些以社会运动为导向的LNGO，其领导人与核心成员多为曾与雇主发生法律纠纷的前工人，亦有少数具备律师或律师助理等法律背景。他们的法律专长经过十余年劳工维权与行动主义实践而不断深化。正因深知现行法律制度对工人造成的沉重代价，这些活动家开始尝试组织工人的集体抗争。此外，这些LNGO还协调了若干线上与线下网络，将全国范围内的劳工律师、LNGO工作人员、工人维权者及学者等连接起来。尽管工人与知识分子之间的联盟在中国仍属政治敏感议题，但已有部分学者开展了旨在支持工人的介入性项目。

工作场所代表与外部劳工活动家等动员主体，在不同罢工与抗议中的可及性与战略能力存在差异。二者在存在形式与战略动员能力上的不同组合，可能通过影响工人克服集体行动困境的能力，从而导致劳工抗争持续时间的差异。

方法论

我们对2014年发生的四起反对沃尔玛门店关闭的抗议行动进行了调查，并重点关注可能解释其持续时间差异的关键因素，对这些案例进行了比较分析。

2014年，沃尔玛在中国共关闭25家门店，其中位于常德、马鞍山、新乡和广州四个城市的5家门店发生了抗议活动。在宣布门店关闭后，沃尔玛通常要求员工选择带经济补偿金离职，或以相同的雇佣条件调往附近门店。同时，公司还会从周边门店调派替代员工，迅速接管即将关闭的门店。门店关闭的时间短暂且过程突然，引发了工人的强烈不满。正如广州一位女工代表所言：“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在这里工作了这么多年（九年），它却突然关闭……我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这家公司上。”

这些门店的劳动力结构具有相似特征：女性员工占总人数的70%至75%；员工多为中年人；平均工龄在四至七年之间；超过80%的员工已在附近社区定居，无论是否拥有本地户籍。

2014年3月至5月期间，其中一位作者以志愿者身份在中国一家重要的地方性劳工非政府组织“深圳劳维律师事务所”（Laowei）工作，观察该组织如何协调外部劳工活动家支持常德工人。我们还于2014年3月19日对常德抗议进行了现场观察，并于4月参加了一场为期一天的研讨会，会议由四名常德抗议领袖及十五名劳工活动家共同参与。此后，从2014年3月至9月，我们加入了多个由工人和外部劳工活动家组成的社交媒体群组，以持续观察他们的讨论与行动动态。

研究发现

在四起抗议行动中，常德的抗议持续时间最长——从3月初一直到6月中旬。广州的抗议持续了约三周——从8月初至8月下旬。相比之下，马鞍山和新乡的两场抗议属于典型的短暂性抵抗，分别仅持续四天和一天。

抗议持续时间的差异并不能完全通过地方政治机会的不同来加以解释。警方确实在常德和马鞍山逮捕过部分抗议工人，但在广州与新乡并未采取类似行动。相反，抗议的持续性与工作场所代表及外部劳工活动家的存在密切相关。新乡的抗议中既没有工作场所代表，也缺乏外部劳工活动家的参与，结果该抗议在一天之内即告结束。马鞍山的抗议在获得外部劳工活动家有限且远程的支持下，得以稍微延长（持续四天）。常德与广州的抗议则同时有工作场所代表和外部劳工活动家的积极介入，从而促成了更为持久的抗争。

对常德、广州与马鞍山三地抗议的比较进一步表明，动员主体的战略能力对抗争持续时间具有重要影响。下文将更为深入地分析异常持久的常德抗议与相对长期的广州抗议，探讨二者在动员过程和持续机制上的差异，以及使其区别于其他两场短暂抗争的关键因素。

工作场所代表

常德与广州的工人均能够选举出工作场所代表以协调并维持抗争行动，而在马鞍山与新乡的抗争爆发中，则未出现任何工作场所层面的领袖。常德的工作场所代表主要由门店工会委员会成员组成，他们主动获得了工友的授权；而在广州，当地一家劳工非政府组织（LNGO）的协助下，工人成功选举出了自己的代表。工作场所代表的出现是常德与广州抗争得以持续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常德代表群体的战略能力明显强于广州同行，使其能够更有效地运用多样化的动员策略，从而延长了抗争的持续时间。

在经济补偿金的计算方式上，员工在门店关闭中的经济利益与其工资和工龄直接相关。以常德为例，最初策划抗争的两名工作场所代表均为在职超过十年的管理者，是全体员工中工龄最长的。对他们而言，按照工人要求将经济补偿金公式由“N+1”调整为“2N+1”，意味着可观的经济收益。在广州，首席工人代表的工龄同样超过十年。

同事间的信任亦是促成工作场所代表出现的重要因素。以常德的行政经理兼门店工会主席黄某为例，他从一名典型的被管理层收编的工会主席，转变为回应工友信任的抗争领袖。在叙述其领导抗争的动机时，黄多次强调：“所有工人在2013年的工会选举中都投了支持我的票”，“我不能辜负工友的信任。”

在广州，两名认为沃尔玛处理关店不当的女工，通过微信和电话召集员工会议，商讨集体抗议的方案（事先与广州市番禺区一家LNGO进行了咨询）。出乎她们意料的是，153名员工中有70人出席了集会，会议最终推选她们及另外七名员工为工人代表。她们的勇气与主动性获得广泛认可，并由此成为抗争的核心领袖。

常德抗争的领导层展现出更强的战略能力。自2009年以来，他们曾多次组织工人集体活动，并在2011年与2013年两度举行工会委员会的民主选举。许多代表担任管理职位，使他们具备较高的组织协调能力与获取企业内部信息的优势。例如，工会主席黄曾负责公共关系工作，从而积累了与政府部门沟通的经验与技巧。

常德与广州的工作场所代表针对工人、沃尔玛管理层及地方政府机构采取了多项动员策略。他们首先收集工友的诉求，汇总成一份包含选择性激励机制的诉求清单，以降低参与者的风险与成本。随后，代表们以法律为主要框架提出要求，主张按照“2N+1”的标准发放经济补偿金，以惩罚沃尔玛未遵守《劳动合同法》规定的裁员程序。工作场所代表还收集工人的签名与红色指印授权书——常德共有135名工人中的120人签署，广州则有153人中的70人签署。此外，代表们还建立了一笔小额的集体行动基金，以增强参与者的责任感和投入度，使其在经济上也成为抗争的一部分。

社交媒体在内部沟通与协调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常德门店工会建立了两个微信群——一个供领导团队使用，另一个供全体参与员工交流。工会还公布了负责昼夜轮班占守门店的工人名单。抗争初期两个月内，微信群每日发布数十条甚至上百条信息。

抗争的时机对谈判至关重要。当管理层决定关闭门店时，工人的“罢工”这一传统武器已不再构成威胁。常德的黄某反应迅速，在沃尔玛正式宣布关店的前一天召集工会委员会会议，讨论抗争计划。会议选出八人维权小组，并制定了占领门店的计划，将其作为工人谈判的重要筹码。相比之下，广州的动员行动发生在门店商品已全部转移之后。占领门店的策略对维持常德抗争起到了决定性作用——69名工人轮班驻守店内、保护货物达两个月之久。他们计算出沃尔玛被扣押货物的价值达数千万元人民币，远超工人索赔金额，并以此增强了抗争的合理性与工人信心。占守行动还使工会领导能够频繁发表动员讲话，维系工人的希望与团结。

最后，能够在与政府官员的互动中展现策略与谈判能力的工作场所代表，更有助于保持工人的信心与耐力。常德警方的严密监控与威胁，与广州地方政府较为柔性的干预形成鲜明对比——广州市总工会敦促工人通过法律渠道解决纠纷。尽管面临更为严厉的压制，常德的工作场所代表在维护工人信心与抗争韧性方面，比广州同行更为有效。

最具代表性的事例是黄某在两名工人被捕后的应对。他立即向全体工人发送消息：“保持冷静，我将承担全部责任。回到常德后，我会请求警方逮捕我，以换取他们的释放。”由于工会的迅速行动，被释放的工人成为坚定的劳工活动者，随后协助协调抗争行动。

相较之下，广州的工作场所代表未能提出有力的论据以证明抗争的正当性。代表与政府及管理层的无效交涉导致工人希望逐渐消退。一位女性代表总结道：“同事们觉得已经没有希望了，于是纷纷离开了抗争。”

外部劳工活动家

在少数劳工非政府组织（LNGO）和社交媒体的推动下，至2014年沃尔玛抗争爆发之际，中国的劳工活动家之间已初步形成了互联的行动网络。由深圳劳动律师段毅领导的“深圳劳维律师事务所”组织，截至2013年底已举办七场集体谈判论坛。通过这些活动，段毅结识了北京知名劳动法学者常凯教授，以及两位支持常德抗争的长沙学者。此外，段还为多家LNGO及工人提供培训与法律援助，其中包括活动人士ZJ、ZLY以及支持广州抗争的番禺LNGO。段亦将北京的WJS教授纳入其维权网络，后者于2014年3月中旬建立了一个涵盖全国147名劳工维权人士的微信群，为段的网络提供了重要的沟通平台。

当外部劳工活动家通过社交媒体了解到常德、马鞍山和广州的抗争后，部分人士主动联系了参与抗争的工人。相较之下，新乡的抵抗并未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因此未能引起外部劳工活动家的注意。显然，社交媒体极大地促进了外部劳工活动家与抗争工人之间的联络与协作。以常德为例，来自山东、同为沃尔玛员工的劳工活动家ZJ于3月中旬首次在社交媒体上注意到抗争。他主动致电黄某，提供法律建议，极大提升了后者的行动信心。黄回忆道：“他的解释让我重拾力量……若没有那通电话，我们可能早就放弃了。”此后，ZJ将黄介绍至劳工维权人士微信群，群内成员纷纷向其提出建议。ZJ还向段毅求助，后者组织三名活动家前往常德，实地鼓励并指导抗争工人。与此同时，马鞍山的一名工人在社交媒体上得知常德抗争的消息后，通过微信联系了黄。黄随即于3月19日在维权人士群中发布了该工人的联系方式。ZLY及数位活动家据此加入马鞍山工人的微信群，给予精神与策略上的支持。

外部劳工活动家能够为常德与广州工人提供实质性援助，部分原因在于这两地距部分活动家较近。相反，由于马鞍山缺乏有能力的工作场所领导者，外部活动家的战略支持未能有效落实。没有能够执行外部建议的内部代表，马鞍山的四日抗争最终于3月23日瓦解。

在常德，一支由工人活动家、LNGO工作人员、律师与学者组成的更大支持网络得以形成。这一外部支援网络最显著的贡献在于动员社会团体并影响地方政府官员。相比之下，广州的工人仅获得一个LNGO的支持。由于其法律与社会网络资源有限，其战略能力明显弱于支持常德抗争的外部力量。尽管部分参与常德支援的外部活动家也通过社交媒体协助马鞍山工人，但他们的大部分时间与资源仍集中于常德。

下文将更为详细地分析外部劳工活动家的动员策略与战术。他们在策略性、法律性及社会性支持上的投入，显著增强了工人的行动效能感。

首先，外部劳工活动家推动了“工人主导的集体谈判”，这一机制为工人行动提供了阶段性路径与持续抗争的现实蓝图。在常德，段毅向工人发表动员讲话，阐述其诉求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其团队协助门店工会起草致沃尔玛的集体谈判函，并将工人的诉求重新界定为基于利益分配的经济补偿金谈判。这种法律上的合理化与外部活动家的战术指导极大地提升了黄及工人的信心与能动性。广州方面，番禺LNGO向抗争工人提供了有关如何发起集体谈判的建议。虽然工人并未获得立竿见影的成果，但“集体谈判”的程序性预期使工人保持了组织与希望，维持了两周多的抗争。至于马鞍山，外部劳工活动家亦建议工人选举代表并尝试与沃尔玛进行集体谈判。

其次，外部劳工活动家为常德工人提供了重要的法律支持。除段毅的法律指导外，北京的常凯教授搜集了相关法律文献，为工人“占店行动”的正当性提供理论依据，进一步强化了工人的效能感。在马鞍山，常凯教授亦表示愿意代理工人案件，WJS教授则在工人中分发了授权书模板。潜在法律支持的消息极大鼓舞了马鞍山工人。

此外，外部劳工活动家还动员多方社会力量支持常德与广州的抗争，其中常德的动员规模与强度均更为显著。广州方面，番禺LNGO联系了媒体友人报道工人抗议的计划，但媒体曝光未能促使沃尔玛或地方政府作出积极回应。常德的情势则较为有利，得益于外部活动家的迅速反应与国际媒体的关注。段毅发起了募捐活动，其团队还尝试联系国际工会，并倡议消费者抵制以向沃尔玛施压。《金融时报》和路透社三位记者随后对该抗争进行了广泛且同情性的报道。总体而言，这些举措有效激活了广泛的社会行动者群体，显著增强了工人的效能感与持续力。

第三，部分学者凭借其学术声誉与社会网络，尝试游说相关政府官员以支持常德工人。尤其是，常凯教授以劳动法专家的身份，多次向湖南省政府及各级工会官员陈述工人诉求，并以国家法律话语重新诠释抗争的合法性。常凯教授首次访问后，当地媒体获准报道抗争事件，其游说也促使部分官员态度转变。长沙的另一位教授则通过强调工人的生计危机，说服湖南省民主同盟（HPDL）介入调查。

HPDL的立场向地方官员释放出明确信号：工人的抗争在党—国体系内部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政治支持。这些学者的努力不仅增强了工人的信心，也拓宽了抗争的政治空间，降低了参与者的政治风险。

然而，随着常德抗争持续逾两个月，地方政府决意平息事态，政治空间随之收缩。随着面对面沟通的中断，微信群内的互动明显减少。最终，大多数工人接受了沃尔玛提出的额外3,000元人民币和解方案。至6月下旬，仅有18名工人仍坚持抗争，其中6人于7月初提起诉讼。此后，抗争逐渐演变为以法律诉讼为主要形式的劳资纠纷。

讨论

尽管四起针对沃尔玛的抗争在成因、雇主应对与劳动力结构方面存在诸多相似之处，但其持续时间却因两项关键因素而显著分化：工作场所代表与外部劳工活动家的存在（或缺位）及其战略能力。

上述因素的不同组合，决定了工人克服集体行动困境的能力差异。得益于工作场所代表的存在，常德与广州的抗争分别持续三个月以上与三周以上；相较之下，马鞍山与新乡因缺乏工作场所层面的领导而迅速瓦解。值得注意的是，常德在外部劳工活动家介入之前即已持续约两周，这表明工作场所层面的抗争领导即便在缺乏外部支持的情形下，亦能维持行动。与广州相比，常德抗争时间更长、结果更为有利，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常德领导层的两项特征：其一，较强的战略制定与战术运用能力；其二，能在更严厉的国家压力下维持工人效能感与凝聚力。这两项特征既显著增强了工人对管理层的谈判筹码，也使工作场所领导者更能抵御国家压制。

外部劳工活动家通过指导动员策略与战术、提供法律与社会支持，并影响政府对抗争工人的应对，帮助工人化解集体行动困境。其所倡导的“工人主导的集体谈判”尤为关键：该策略在常德与广州明显提升了工人的效能感（在马鞍山亦有一定效应）。此外，外部劳工活动家为常德与广州工人提供的法律与社会动员，以及在常德对相关国家机关产生的影响，共同提振了工人信心，推动了两地抗争的相对持久化。

当然，尽管工作场所代表与外部劳工活动家在维持集体行动方面具有重要能动性，抗争的持续与结局仍受到雇主与政府装置的调节。例如，沃尔玛在常德采取的强硬立场一方面激发了工人的韧性，另一方面在广州却削弱了工人对让步可得性的预期，进而压缩了行动的耐久性。更为根本的是，政府具备终结特定劳工抗争的能力——常德后期的多部门协同压制正是明证。

结论

通过对四起反对沃尔玛门店关闭抗争的比较分析，我们发现，工作场所代表与外部劳工活动家在帮助中国工人克服集体行动困境、维持持续性劳工抗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我们的研究揭示了工人动员过程这一长期被忽视的“黑箱”，并为中国劳工抗争的未来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

尽管本文强调了劳工主体能动性在解释抗争持续时间差异中的重要作用，但这种能动性依然受到结构性因素的深刻制约。国家的压制性行动与其对珠江三角洲地区少数以社会运动为导向的劳工非政府组织（LNGO）及若干工作场所代表的有限容忍并存。总体而言，政府对劳工抗争的反应以及这些持续性劳工动员主体的命运，仍充满不确定性与模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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