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翻译】职工保险与养老金性别差
导读
本文通过计算分析了女性与男性在获得养老金福利上的差距。女性劳动者不仅在工作期间获得的薪酬普遍比男性更低（至少20%），女性在退休后获得的养老金同样比男性更少。尤其是蓝领女性，退休后平均每月退休金不到男性的60%。另外，女性退休后依靠养老金生活的时间更久（更早的退休年龄和更长的平均寿命），这导致女性更容易受到老年贫困的影响，尤其是单身和丧偶的女性。随着老龄化趋势增加，老年女性的贫困问题值得我们重视，本文的分析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这背后的原因。
文章的讨论主要以城镇职工社保为基础，而对于大量无法享受职工社保的女性大龄劳动者，她们的养老问题又要如何解决？养老金制度的设计，如何对女性在劳动年龄期间承担的无偿养育劳动（如家务、生儿育女），以及她们因此在职业和薪酬上的损失，进行更加公平的补偿？
关键词：养老金，社保，性别，退休
译者：十七
校对：荷丹片
正文
原文：Design of employee pension benefits model and China's pension gender gap
作者：Xiaomeng Lu a, Krishnan Dandapani
发表：2023年
中国的养老金制度
养老金制度现状
根据2021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中国大陆人口约14.12亿，其中老年人口（65岁及以上）1.9亿，占总人口的13.5%。人口老龄化和预期寿命的提高给养老金制度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压力，这一问题因独生子女政策而进一步加剧。如图1显示，老年人口（65岁及以上）与总人口的比例从2010年的8.07%增加到2020年的11.97%，预计未来还会继续上升。人口老龄化将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此外，人口老龄化也给养老金制度带来了负担，其可持续性也面临严重质疑。正如之前研究表明，中国或将很快面临养老金危机。因此，中国政府越来越需要建立一个可持续的养老金制度，以应对潜在的资金不足的风险，并确保老龄人口享有基本生活保障。
中国养老金制度改革始于1990年代，目前的城镇养老金制度由三个重要支柱支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第一支柱）是由政府运营的基本养老金计划。第二支柱是企业年金，第三支柱包括各种补充性自愿项目，如个人商业养老金。尽管中国政府不断完善养老金制度，但由于历史遗留的养老金负担和老龄化人口的快速增长，这些改革可能仍显得不足。在1997年之前的养老金制度下，雇员无需缴纳任何费用即可领取养老金（即“遗留养老金”）。自1997年改革以来，雇主和雇员必须缴费，来充分覆盖既有遗留福利的支出；然而，由于这项改革实施时间较短，中国养老金制度仍然面临资金不足的风险。收入较低的养老金领取者主要依赖第一支柱，其总体缴费份额持续上升。最近的一项研究分析了中国养老金制度的整体可持续性。中国的问题与全球问题相似：人口老龄化和经济不景气；当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时，给世界各国政府维持其养老金制度的可持续性带来了压力。有研究预测了中国城镇职工公共养老金制度未来50年的年度养老金缺口。结果表明，养老金缺口自2017年起就已存在，如不进行任何政策改革，缺口将持续扩大至2070年。如果政府不采取有效行动，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累计结余或于2035年前后耗尽。因此，中国养老金制度可能很快面临无资金可用的局面。
性别不平等
尽管中国养老金制度面临资金短缺风险，但养老金性别差距问题并未受到重视。 这些问题需要关注，因其影响了弱势群体的晚年生活福祉。中国老年人口性别结构失衡是威胁中国养老金体系的关键因素。图2展示了2020年中国的年龄结构和到2040年的预测。灰色条代表男性人口，黑色条代表女性人口，红色直方图反映性别差异。若差异直方图偏向右侧，代表女性人口多于男性，反之亦然。我们发现，2020年65岁以上女性人口已显著超过男性，2040年此差距将进一步扩大。这表明老年女性人口正在稳步增加。此外，女性劳动年龄人口（15-50或55岁）少于男性劳动年龄人口（15-60岁）。中国男性平均寿命为74.76岁，女性为79.24岁，相差4.48年。这些因素可能对中国养老金体系不利，因为女性缴费较少，但寿命更长。在中国，男性法定退休年龄为60岁，女性公务员为55岁，女工人为50岁。女性职业生涯更短，法定退休年龄差异直接导致其缴费年限减少，并更早开始领取养老金。女性养老金金额低于男性，且经年累月，男女养老金累计差额可达数十万元。老龄化女性人口增加、女性工作人口减少和女性寿命延长共同加剧了中国养老金资金不足的问题。鉴于人口结构变化和女性养老金较低的现状，我们认为必须密切关注中国的养老金性别差距问题，并寻求解决方案以减轻这种不平等。这项努力对解决国家收入和财富差距以及减轻贫困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养老金制度中的性别差异
养老金制度设计和可持续性
现有文献探讨了全球养老金性别差距的可能原因，并给出了多种解释。Zhao and Zhao（2018）指出，中国在劳动力参与、就业部门和收入方面存在显著的性别差距。这表明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劣势是导致养老金性别差距的主要原因。Chen and Turner（2015）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他们的研究表明，在中国60岁及以上人群中，女性获得的社会养老金约为男性的一半。他们认为，女性领取职业养老金的可能性较低是造成女性养老金不足的主要原因，而领取的福利较少是另一个原因。此外，教育水平和就业部门可以解释女性在领取职业养老金方面的不足。近三分之一的养老金领取者福利差距可以用女性较少的就业年限和较低的工资来解释。Halvorsen和Pedersen使用了一个先进的微观仿真模型，研究了挪威养老金制度中性别差距规模的跨国差异。他们认为，养老金性别差距可归因于三个主要来源：(a)女性劳动力市场行为的变化以及男女工资差距，(b)婚姻和离婚模式的变化以及男女寿命差异的范围，以及(c)养老金设计的变化。澳大利亚精算师协会确定了影响养老金性别差距的三个主要因素：就业歧视问题、养老金设计中存在的参保资格门槛以及普惠性托育服务缺失等社会问题共同加剧差距的产生。总的来说，大多数国家的养老金性别差距可以用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以来一直存在的性别工资不平等、女性不断延长的预期寿命以及养老金制度的设计结构来解释。第2.3节介绍的普适性养老金福利模型（Generic Pension Benefits Model）清楚地显示了制度化养老金支付计算中的性别差异。以下小节将探讨性别不平等、预期寿命和中国养老金设计如何通过基本养老金和固定缴款支付部分影响女性受益人在退休后的养老金收入。
养老福利性别差异的四个维度
针对女性受益人的这种普适性福利核定模型有四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性别薪酬差距。与历史和全球情况相似，中国女性终生薪酬较男性低近20%。这导致女性的基本养老金较低，因为每年的养老金缴款（雇主和雇员）是根据年薪的百分比计算。基于2020年的调查结果，在美国，从事同等职业的女性收入为男性中位数的81.3%，中国的情况类似。表1显示了2020年中国城镇男女就业薪酬分布情况，表明中国女性的平均月薪为6874元人民币，是男性同等薪酬的76.2%。我们发现，高收入群体是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平均而言，这种性别薪酬差距通过养老金计算中的指数化个人工资，将女性的基本养老金支付限制在男性的90%。此外，女性较低的平均工作年薪，通过个人账户累计金额渠道，降低了固定缴费型养老金给付。
第二个维度是女性的工作/缴款年限较少，这有两个方面。首先，由于国家规定的法定退休年龄，女性退休较早。在基本养老金模型中，蓝领女性的法定退休年龄为50岁，白领女性为55岁，而男性受益人的退休年龄为60岁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假设男性的理想工作年限为35年（25至60岁），白领女性为30年（25至55岁），蓝领女性为25年（25至50岁），这种差异使男性参与者的基本养老金比女性参与者高出5年。男性额外5至10年的工作和缴款，至少将他们的基本养老金提高了15%。此外，由于额外5至10年的缴款发生在他们职业生涯的顶峰，此时的薪酬和缴款更高，可能产生更大的差距。基于这些计算，我们假设女性的养老金仅为男性的80%。中国的父权制社会结构也影响着女性持有的财富。这导致女性的职业生涯断断续续和支离破碎，影响了工作生活。由于社会、社区和家庭责任、怀孕、母亲身份、育儿以及照顾家人的需求，女性的工作年限较少。这些无数的义务通常导致她们较晚开始职业生涯，并可能随时中断。 香港和英国的类似研究表明，承担照顾责任和家庭事务的女性，在平衡工作和家庭生活方面面临双重困境，加剧了性别之间退休金的不平等。 这些工作与生活平衡的限制，产生了工作年限较短以及缴款年限较少和缴款额较低的复合效应。非连续就业降低了工作和缴款年限，进一步减少了女性的养老金。当女性在55岁左右强制退休时，她们可能正处于职业黄金期，并被排除在系统之外；因此，她们无法向养老金系统进行大量的额外缴款。
第三个维度是目前实行的法定年龄调整型统一年金计发月数。女性受益人在55岁强制退休，产生了另一个难题，由于除数因子较高，平均导致女性每月福利减少20%。在中国，被迫在55岁退休的女性受益人，面临着170（50岁退休的女性为195）的较高除数，而60岁退休的男性受益人为139。我们假设这种男女通用除数是基于缴款和受益人年限的精算概念开发的。假设两名员工的账户中都有144,000元。 男性员工在60岁退休，计发系数为139，每月领取1035元。55岁退休的女性员工，年金计发系数为170，每月领取847元，比男性受益人少领取189元，产生18.3%的性别给付缺口。
第四个维度是女性寿命。 在全球范围内，女性的寿命比男性长，且女性寿命在过去一个世纪里有所增加。 吉尔伯特发现，当德国推出其首个国家资助的养老金计划时，国民平均预期寿命较养老金领取起始年龄低20岁，从而确保了该系统的偿付能力。由于医疗实践的进步和更健康的生活方式，全球人口的寿命都在延长。中国女性人口的平均寿命为79.24岁，男性为74.76岁，女性预期寿命较男性长4.48年。由于女性退休年龄为50岁或55岁，而男性为60岁，女性比男性至少多领取9.48年的福利。这种寿命因素应该提高女性养老金领取者的终身养老金；然而，由于上述三个问题，女性的平均养老金远低于男性。寿命和结构性养老依赖影响着女性的财务状况，因为她们寿命更长，并在晚年面临更高的失能期照护成本，随着工业化和国民经济总量扩张，这可能会将她们推入贫困。
养老金福利模型的实证应用与性别差距
为更直观地展示中国养老金性别差距问题，我们首先构建养老金福利的实证模型，并通过情景分析的模拟方法对性别差距进行量化。我们采用第3.3节提出的公式（公式4）计算养老金福利，并基于计算结果模拟养老金性别差距。此外，我们通过改变模型中的关键变量进行敏感性分析。退休年龄依据《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确定，全国平均工资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不同性别的平均工资数据来自行业年度薪酬报告。我们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2009年修订版）中确定的基本养老金计算公式、工资指数和年金计发系数。
在简化理想条件下，我们假设全国及个人的平均月薪保持不变。根据2020年统计数据，中国女性的平均月薪为6874元，男性为9024元，全国平均为8117元。表2的A面板展示了基于性别划分模拟的养老金测算结果，B面板对比了男女养老金福利。结果显示，男性每月养老金总额为5181元，白领女性为3413元（相当于男性的66%），蓝领女性为2720元（相当于男性的52%）。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女性的缴费金额显著较低，因女性平均工资较低（为男性的76%）且缴费年限更短。这些综合因素导致女性的定义缴费部分显著低于男性（蓝领女性为男性的39%，白领女性为53%）。若考虑女性通常比男性退休后多活4年，那么女性的养老金累计总额为男性的1.09倍（差额为81,715元）。
上述计算未考虑工资增长率对模型的影响。Bodie、Marcus、Merton 和 Kotlikoff（2008）指出，通货膨胀会显著影响养老金给付，工资将持续上涨以对冲通胀带来的影响，并保持雇员的生活水平。此外，退休年龄越晚，养老金计发基数越高。在现行制度设计中，退休前一年及之前的平均月薪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养老金福利的高低。因此，为考虑通胀对福利的影响，我们在基准模型中引入了每年2%的工资增长率。这一变动对女性退休时的平均工资水平影响较大，因为女性工作年限更短，到退休时工资水平也低于男性，后者通常多工作至少5年并享有5次复利累积增长。表3提供了调整后的结果。在引入工资增长因素后，男性的月养老金总额为9177元，白领女性为5679元（为同类男性养老金的62%），蓝领女性为4180元（为同类男性的46%）。工资增长机制的引入使性别差距扩大化，如果工资增长率高于我们模型中设定的假设，这种差距将更加显著。在该模型中，蓝领女性的终生累计养老金仅为男性的91%（差额为-150,794元）。本养老金福利模型的实证计算表明，性别工资差距、预期寿命差异与养老金制度设计共同作用于养老金性别差距的形成。中国养老金体系中的性别差距问题凸显了解决该不平等现象的紧迫性。
更加公平的养老金福利模型
推动女性与男性薪酬平等
性别薪酬不平等是全球长期存在的现象，在中国尤为显著。性别薪酬差距的不平等造成了三分之二的同工不同酬现象。从历史上看，相较于男性，女性在从事高薪工作、接受教育、技能培训以及担任管理岗位的机会更少，女性被限制进入许多能够带来高收入的专业职位与行业。这些因素限制了女性获得高薪工作的机会，最终导致女性在相同工作中获得的薪酬较低。
表4展示了男性在各类职业中的薪酬优势。在高层管理、金融、供应链/物流、人事/行政、医疗保健和房地产/建筑等职业中，男性的平均薪资至少是女性的1.5倍。男性的薪酬优势主要集中在较高层级的职业上，因其仍掌握高层管理职位。在媒体、服务和市场营销等职业中，性别分布相对平衡，男性的薪资优势有所减弱；然而，即使如此，中国职场中的薪酬主导权仍掌握在男性手中。
男性在教育、技能培训和管理职位方面的优势，长期加剧了薪资差距。教育背景与职业类型是导致性别薪酬差距扩大的两个主要因素。图3展示了中国按教育程度和工作经验划分的性别薪酬差距。性别薪酬差距在受教育程度较高人群中明显更大，且随着工作年限的增加而扩大。当工作年限达到15年以上时，男性的平均薪资比女性高出50.5%。这一差距在其他国家也存在，全球研究人员普遍认为其原因是“玻璃天花板效应”，即尽管女性学历较高，但高层管理职位仍由男性主导。与全球统计数据一致，中国低学历劳动力群体的性别薪酬差距较小，且职业经验差异对薪酬的影响也远小于高学历人群。
女性在相同职位上的薪酬劣势及其在就业领域中的限制，会导致退休后性别养老金差距的出现。作为一种长期且持久的解决方案，缩小性别薪酬差距将极大缓解女性老年贫困问题所带来的压力。政策制定者应鼓励女性进入专业领域，并推动企业和机构建立公平的薪酬环境。此举可使女性通过晋升实现职业进阶与收入提升。通过缩小性别薪资差距，女性在退休后有望获得与男性相当的养老金水平。
解决该问题的更长期策略是在在职期间推动性别薪酬平等。鉴于这一目标短期内可能难以实现，我们建议参照男性标准调整女性雇员的养老金企业缴费比例。如有必要，可通过逐步提高的方式加以实现，从而有助于缓解养老金体系的可持续性问题。
家庭内部的福利再分配
在21世纪初，经合组织国家人口的平均寿命比其开始领取养老金的年龄多出20年。此外，女性的平均预期寿命目前比男性约多4年，因此女性需要依靠储蓄维持生活的时间比男性更长。全球的研究者普遍忽视了女性人口和退休人员长期护理的经济成本。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人类寿命延长，但昂贵的医疗服务也导致长期护理成本成为影响老年人财务状况的重要因素，已在许多西方国家造成老人贫困和破产。
随着中国女性进入老龄阶段，家庭支持向社会支持的转变叠加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影响，使问题更加复杂。现有的养老金设计忽视了女性长期护理的需求，使得许多女性在失去配偶后面临贫困风险。借鉴西方国家流行的“遗属福利”理念，我们建议引入基于遗属福利的养老金性别转移制度，以缓解女性在高龄阶段的生存压力。该制度允许退休人员在去世后，其依赖配偶能持续获得稳定的年金收入。
对于夫妻双方都领取养老金的家庭，我们建议采用“递增机制”——在丈夫去世后，将妻子的养老金提升至与丈夫同等水平。这种做法在西方国家较为普遍，其目的是在丈夫去世后为女性养老金领取者提供更高的晚年保障。为了确保制度的可持续性且不增加财政负担，我们建议该养老金转移在丈夫的养老金期内进行调节。即增加女性养老金，部分由丈夫的养老金进行分摊。这一养老金转移机制有效解决了女性长期护理和老年贫困问题，且对男性养老金影响有限，实现了家庭内部的合理再分配。制度化夫妻间遗属福利转移，有望显著提升中国女性养老金领取者在失去配偶后的生活质量与保障水平。
雇主为女性作为经济支柱的家庭进行阶梯式缴费
未婚女性面临的挑战不同于已婚女性。在当前的养老金体系下，她们只有一个家庭收入来源，因此在老年时期更容易陷入贫困。因此，必须特别考虑未婚女性养老金领取者的养老金权益，以降低她们陷入贫困的风险。这一问题不仅关系到她们个人家庭的问题，也与其曾经的工作单位，以及整个国家层面的社会责任息息相关。
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建议采用组合式策略。对于那些由女性作为家庭经济支柱、养老金是其老年时期主要经济来源的家庭，我们建议雇主提高其“阶梯式缴费”比例，从而使未婚女性养老金领取者能够在退休后获得与丧偶女性相当的养老金水平。这一建议基于我们此前提出的养老金转移机制模型。该“阶梯式缴费”可纳入当前国家所倡导的“共同富裕”框架下实施。
推动性别平等正体现了“共同富裕”的精神，这是中国政府为缩小长期存在的贫富差距、让更多人共享社会与经济发展成果所作出的努力。这一理念同样适用于养老金分配制度，因为养老金本质上是一种收入与财富的再分配方式。因此，既然国家鼓励企业回馈社会，我们建议雇主承担未婚女性养老金现有待遇与基于前述方案调整后的“递增养老金”之间的差额。
为鼓励企业履行这一社会责任，国家可允许企业就这部分额外缴费申请税收抵扣。表7展示了雇主向未婚女性养老金家庭转移养老金福利的情况。我们采用了“两位养老金领取者家庭”的模型计算，并将退休年龄为55岁和50岁的女性的养老金目标水平分别达到男性的91.47%和88.1%。根据计算，雇主每月需为白领女性提供额外的1325.87元，为蓝领女性提供1845.82元。
这种“递增养老金”制度能有效缓解女性养老金领取者在老年阶段的生活压力，保障她们的退休生活安全稳定。此外，该机制也为修正长期存在的性别薪资差距提供了历史性机遇。这一措施不仅有助于实现“共同富裕”的国家战略目标，同时也有助于确保养老金制度的可持续性和偿付能力，缓解女性养老金领取者的老年贫困问题。因此，它是一种兼顾公平性与可行性的“双赢解决方案”。
除了为女性家庭提供“阶梯式”养老金缴费外，提高基本养老金的覆盖率以及完善基本养老金待遇同样至关重要，尤其是要照顾那些目前尚未被基本养老金制度覆盖的年长女性。在“共享富裕”的理念下，社会保障体系应保障未被基本养老金覆盖的老年女性的生活水平，并帮助她们在老年获得更高的养老金待遇。
当前老年群体基本养老金的覆盖率不足的问题，加剧了不同性别养老金的差距。有必要通过进一步研究和政策改进加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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