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翻译】向左转:中国劳工斗争中的学生-工人联盟
2018年的夏天,深圳佳士科技工厂爆发了一场轰动海内外的维权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流水线上受压迫的工人与来自北大、人大等高校的学生形成了联盟。作者认为,这标志着中国劳工运动的一个历史性转折点:新一代的抗争者不再仅仅满足于温和的法律维权或西式的“公民社会”框架,而是开始集体“向左转”。这种“左转”背后意味着回归阶级政治、回归马克思共产主义、回归群众路线。虽然这场运动最终遭到了严厉的压制,许多工人和学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三个“回归”为中国工人和学生的左翼运动奠定了基础。超越公民社会和劳工非政府组织的框架,毛泽东群众路线的复兴和阶级政治的重新激活,为劳工斗争塑造了一个充满潜力的未来。
关键词:左翼政治,学生-工人联盟;劳工斗争;佳士;中国
译者:Allen
校对:事务员Z
专题导言
在中国,罢工从来没有被政府允许过。但这并不意味着工人没有行动的可能。从2010年南海本田罢工,到2014年裕元上万工人停工,再到近年技术行业的网络串联,工人的集体抗争以各种形式持续出现,穿过禁令、越过工会,成为这个时代不容忽视的基层声音。
本专题想探寻的问题有两个:第一,为什么罢工会发生?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工人会选择集体行动?第二,在这些行动当中,那些“外部参与者”——如NGO、学生、媒体或法律援助者——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如果说十年前的研究已经指出工资压力、社保缺失、强制加班是导致工人不满的重要原因,那么现在我们更关心的是:当工人走上集体抗争这条路,他们是怎么组织起来的?有什么样的资源与网络支撑?他们的行动如何被外界看见、理解、或被干预?
从最早提供法律服务的本地NGO,到参与维权的学生团体,再到个别地区尝试改革的基层工会,“外部参与者”既可能成为工人集体行动的帮助者,也可能在特定情境中产生新的矛盾和风险。近年来,随着社会空间持续收紧,一些新型抗争形式开始出现:货车司机借助微信群自发组织,程序员通过GitHub发起抗议——这些行动突破了传统组织的边界,也带来新的问题意识。
本专题希望通过对十多年间若干典型案例的梳理与讨论,让我们重新思考一个老问题:在当代中国,工人的集体行动究竟是如何可能的?而又为何总是如此困难?
正文
原文:Turning left: student-worker alliance in labour struggles in China
作者:Ngai Pun
发布:2021 年
(为方便阅读,本文为选译)
我站立山岗之上 / 透视天外 / 群山青翠 / 红日升起
我立于大河之岸 / 放眼水面 / 波涛滚滚 / 奔腾不息
我鹤行于人群之中 / 我沉默于郊野之外 / 我失去亲情、爱情、友情 / 我失去一切 / 我失去所有
我将拥有亲情、友情、爱情 / 我将拥有一切 / 拥有所有 / 不在今天 / 在不远的将来
我不是我 / 我和我们
——米久平,佳士斗争中的工人行动者,被关押期间,2018年7月
2018-2019年的佳士斗争始于一场工会斗争,最终导致了严重的国家镇压,超过三十名工人和一百名学生在中国被捕。在公司门口、警察局前、工业社区内以及大学校园里持续了半年多的抗议之后,工人和学生的声音都被压制了。他们是中国的左翼活动家,激烈地挑战着现存的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通过日益资本主义化的生产关系组织起来的剥削性劳动制度。经过一年数波对超过一百名左翼活动家的逮捕后,斗争看似已被平息。学生团体遭到压制,工人身陷囹圄,由学生、左翼活动家和工人组成的佳士声援团也已瓦解。这场斗争的代价是高昂的。沉默笼罩了一切。2018-2019年的佳士斗争标志着改革时期中国劳工斗争的一个转折点,它明确展示了一种转向左翼政治的运动,脱离了由于不寻求强调意识形态和政治,因而通常无法挑战阶级不平等或创建多点组织形式的公民社会框架。佳士斗争以学生-工人团结为主要特征,迫使我们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对当今解放政治和劳工运动的意义。
尽管佳士斗争失败了,但当其被视为劳工国际主义的一部分时,可以看出它以近年来工会运动中常常缺失的方式,重新连接了意识形态和政治。在2018年7月27日米久平被捕后,他被送往看守所,并被要求写悔过书。米久平毫无畏惧,用诗歌表达了他对新社会的理想以及他对团结的追求——不仅是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还有工人与学生之间的基层联盟。他写道:“我与我们同在”,在“不远的将来”。当他谈到不远的将来时,他指的是一个共产主义的未来。当他说“我不是我”,“我与我们同在”时,他意指自己并不孤单;他与工人和学生紧密相连。在他的诗中,“我们”代表了两个至关重要的主体:在中国反资本主义和反帝国主义斗争历史长河中的工人和学生。
佳士工人的建会斗争
对包括劳工专家在内的许多中国人来说,他们可能是第一次听说2018年夏天在佳士公司发生的这场斗争。然而,尽管经历了一波又一波的逮捕,工人和学生们对公司和警方的顽强反抗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佳士科技是一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众公司,主要从事焊接设备的制造。公司首席执行官潘磊是深圳市坪山区的人大代表。公司约有1000名员工,但没有工会,佳士工厂不可接受的工作条件促使工人们为组建合法工会而斗争。佳士工人的社交媒体频道“时代先锋”对工厂的工作条件和管理状况描述如下:工人们每天必须工作12小时,整月无休,除了吃饭睡觉没有任何休闲时间。工人们上厕所时还会受到保安的监视。管理层实行“佳士十八禁”,其罚款和克扣工资的政策严重违反了劳动法规。更有甚者,厂方强迫工人在每个月底的休息时间里参加徒步活动,活动结束后立即继续工作。
“佳士十八禁”包括:
1. 禁止盗窃和故意损坏公私财物
2. 禁止代打卡,虚报加班,伪造签名
3. 禁止不服从工作安排,违规操作机器设备
4. 禁止不服从保安正常检查、辱驾或攻击保安
5. 禁止打架斗殴、酗酒闹事、聚众赌博,恶意煽动员工闹事
6. 禁止私接电源
7. 禁止上班时间睡觉
8. 禁止未经允许擅离岗位,无故迟到,早退
9. 禁止上班时间扎堆聊天、玩手机、上网聊天玩游戏
10. 禁止在非生活区嚼吐槟榔、非吸烟区吸烟(宿舍除外)
11. 禁止空调温度低于26度;下班后不关灯、风扇、空调、电脑等设备
12. 禁止将食品带入生产区域
13. 禁止上班时间进出宿舍和食堂
14. 禁止晚上24:00后进出工业园区
15. 禁止随地吐痰、乱丢垃圾、乱涂乱画
16. 禁止食堂就餐插队、用餐后不收餐盘、浪费饭菜
17. 禁止上班时间穿拖鞋、不按要求戴厂牌、穿工衣
18. 禁止上班时间女士着装暴露、浓妆艳抹;男士袒胸露背、染发纹身
“佳士十八禁”是中国经济特区“世界工厂”模式的一个典型例子。这些特区自1980年代起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而建立,是外国或私人投资实现快速资本积累的场所。“十八禁”生动地凸显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融入全球资本主义的历史,由剥削性的外国和私营企业以及后来重组的国有企业所刺激的经济繁荣。
由于佳士公司漠视工人健康,公然违反关于工作时间和加班的劳动法,导致工人们动员起来试图组建合法工会。2018年5月中旬,几名积极的工人向坪山区总工会报告了他们的情况,寻求组建工会。三名佳士工人代表向区总工会提交了一封由28名工人签署的联名信,请求工会支持纠正佳士的违法行为,并寻求建立企业级工会。区总工会主席会见了其中一位工人积极分子米久平,并指示他收集佳士工人的意见以获得公司对组建工会的批准。在接下来的两天内,米久平和其他工人组成了一个工会筹备委员会,并在表格上收集了89名佳士工人的签名,表示他们集体同意加入工会。
与通常采取反工会立场的公司一样,6月份,佳士工厂管理层要求用一个职工代表大会来替代工人自发组建的工会。带头的工人很快成为管理层诽谤与诋毁的目标,并伴随着威胁、侮辱和调岗。7月20日,当米久平和其他工人活动家去上班时,他们被工厂保安拦下,之后遭到殴打并被当地警方非法拘留。超过20名工人前往警察局要求释放他们,却出乎意料地全部被警方拘留。一天后,所有被拘留的工人被警方释放,但许多工人在拘留期间遭到警方殴打,身受重伤。工人们向警察局写了一封抗议信,就非法拘留提出申诉。六名被解雇的佳士工人多次试图复工,但都遭到阻止。他们与来自工业社区的其他工人一起,在警察局前激烈抗议,要求“对殴打事件作出解释并由警方道歉”。7月27日,警方使用暴力逮捕了29名工人和支持者。
这次事件引发了工人们更多追求正义的诉求,并吸引了大学生的关注与支持,工人-学生联盟就此成形。该联盟为被拘留工人的释放和建立工会的权利而斗争。7月29日,来自北京大学、人民大学等10多所高校的学生发表声明,声援7月27日被捕的工人,并要求立即释放他们;数千名学生和工人签署了该声明。7月下旬,由于警方毫无回应且被捕工人持续被拘留,一群支持者自发组成了“佳士工人声援团”。8月10日,声援团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提交了一封公开信,要求彻底调查警方的非法行为,并保护被拘留工人会见律师的权利。
越来越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前往深圳要求释放被拘留的工人们。这些学生是马克思主义学习社团或类似学生团体的成员,他们举行示威、发表演讲、在街头高唱《国际歌》,吸引了国际媒体的报道。8月11日,学生活动家沈梦雨被警方逮捕,但其他学生并未因此而恐惧,他们继续坚持在深圳坪山区的街头抗议活动。
2018年8月24日上午,200名重装警察暴力冲入佳士声援团成员的住所,将他们全部拘留。 超过五十名来自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南京大学等顶尖高校的学生以及附近社区的工人被捕。8月24日晚,官方媒体新华社发布了题为《深圳佳士公司工人“维权”事件背后》的报道,提供了该案的官方叙述,并将佳士工人的维权斗争定性为“寻衅滋事”,由境外势力组织或煽动。
警方发现被捕学生与包括北京大学和南京大学在内的多所顶尖高校的马克思主义学习社团有密切联系后,于9月下旬进一步压制校园内的马克思主义学习社团,试图终结作为早期共产主义运动遗产的“工学联盟”。
2018年10月初,尽管面临被捕的威胁,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习社团的学生们仍然发起了一场“寻找失踪学友”的运动,其中包括曾支持佳士工人并被捕的岳昕和顾佳悦。这些马克思主义学生还发起了保卫社团的运动,采取了在教室、宿舍和食堂分发传单以及在校园举行示威等行动。虽然自2010年或更早以来,我们就可以在建筑工人的斗争或富士康工人的自杀潮中观察到学生对劳工权利诉求的支持,但在改革时期,学生举行街头示威并直接对抗国家和警察力量显然是第一次(Chan, 2020)。
在北京和南京持续的抗议和示威导致了11月9日对佳士声援团领导人的又一波大规模逮捕。超过15名马克思主义学生活动家、工人支持者、一家社工中心的工作人员以及社区级工会工作人员被捕。这波镇压严重打击了这场运动。中国当局还公布了早前被拘留的十名年轻活动家被迫“认罪”的视频。为了恐吓这场运动,公安机关传唤马克思主义学生观看这些视频,并威胁他们停止参与与工人相关的活动。12月,又有10多名马克思主义学生在校园内被强制失踪。
进入2019年,逮捕行动仍未停止。华南地区的五名劳工非政府组织活动家,《新生代》的三名社交媒体编辑,左翼知识分子柴晓明,四个旨在保护农民工或女工的不同社工组织的创始人,以及一个名为“破土”的左翼社交媒体平台的创始人,都因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捕并被拘留。公安警察频繁对学生和劳工活动家进行各种形式的骚扰,包括持续数小时至一整天的审讯,施压要求他们认罪并保证不再与之前的同伴联系。“白色恐怖”在继续。
尽管斗争结果悲惨,但在学生支持下的佳士工人斗争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标志着当代中国工人政治觉醒新纪元的开始。
回归阶级政治
马克思毛主义,作为共产主义革命的遗产,在佳士斗争的过程中首次被公开阐述,斗争本身也为劳工运动规定了一个政治化的过程。对佳士左翼群体,包括工人和学生而言,迄今为止的全部人类历史都是阶级史,同时全部历史也都是当代史。虽然阶级政治是构成毛泽东时代中国社会主义改造最基本的形式,但随着对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政治的批判,它已完全被淹没和抛弃。中国的改革开放代表了与全球资本主义的融合,也代表了对社会主义过去的背叛,因为它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再生产关系。在过去四十年里的后社会主义转型中,中国已成为“世界工厂”,如今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与美国陷入帝国主义竞争。至2019年底,这一转型催生了拥有超过2.9亿农民工的新工人阶级,其中超过1.7亿人从中国内陆农村被吸引到沿海工业区工作。² “世界工厂”不仅描述了中国巨大的全球生产能力,也描述了全球资本主义通过其扩大再生产,将非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生活纳入全球化动态的趋势,这在结构上构成了庞大的工人阶级。
改革派的中国政府率先推行了亲市场的举措,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跨国公司,特别是来自香港、台湾、日本、韩国、美国和西欧的公司。中国融入二十一世纪的全球经济,意味着一个新工人阶级的同步生产和再生产,这个阶级自在和自为的斗争正在重塑不仅是中国,而且是全球范围内的阶级关系的未来。在当代背景下,这种关系显而易见,一个富有进取心和威权主义的中国政府正在强力重塑劳工和阶级的角色,为其实现“中国梦”这一划时代的项目服务,它是旨在取代共产主义和人类平等等理想的国力与财富的民族复兴之梦。这个梦想最近体现在试图从“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创新”。这种资本主义发展愿景虽然新颖,但仍然建立在资本积累和剥削工人的特权之上。中国革命曾经致力于终结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然而在最近四十年的转型过程中却展现了其自身的一种悖论。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新”与国家“看得见的手”
随着土地、自然资源、劳动力和公共服务的商品化结构性改革,中国社会的商品化程度显著提高。很明显,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每一步,都是国家这只“看得见的手”干预的结果:国家有意识地吸引外国资本投资,管理为技术发展而设的经济特区和工业城镇的建设,提供高质量的基础设施,以及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确保了大量被驱赶进城市的低薪但有技能和受过教育的工人的供应。
中国改革的深化阶段是由深植于全球资本主义核心的生死逻辑所驱动的。以科技创新为名进行经济升级是唯一的选择。
然而,在过去几年里,中国已经开始感受到实体经济利润率下降的压力,6-7%以下的增长率已成为“新常态”。制造业的税收压力以及大量资本流入房地产,导致许多实体经济企业家抱怨高税率和高地价增加了生产成本。因此,自2015年春节以来,珠江三角洲的东莞、温州等制造业中心出现了大量工厂倒闭或停产,这是自2008年以来中国制造业遭遇的最严重的一波倒闭潮。在那些“幸存”的企业中,低端和中端制造业已迁往东南亚,而外资和高端制造业则回流至发达国家。换言之,即使在中美贸易战之前,中国制造业已经面临着严峻的衰退。
新中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中国制造业的衰退中国工人阶级的影响是巨大的,并直接影响着当前和未来的劳工斗争。根据网络统计数据,自2010年以来,罢工数量显著增加,珠江三角洲是主要的爆发点。累积的不满情绪使中国工人开始认识到,面对国家间的竞争、GDP至上以及官商勾结等强大的既得利益结构,除非他们能够组织起来,成立真正属于自己的工会,捍卫自己的合法权利并发声,否则当权者中没有人会真正关心他们。从这个角度看,深圳佳士科技工人最近发起的组建自己工会的斗争,并非少数激进工人一时兴起的孤立行为,而是对长期以来缺乏能够与中国绝大多数工人并肩战斗的工人组织的直接回应。工人们逐渐认识到,尽管提高工资、合理赔偿和安置、缴纳社保和住房公积金等经济诉求非常重要,但只要工人们没有一个真正属于他们的阶级团结组织,任何在这些领域的胜利都将化为乌有。
简而言之,新一代中国工人在无产阶级化的过程中陷入了更深的困境。这表明,在生产线上、在车间里、在工人宿舍中,即工人们体验其自身复杂性和冲突性生活经历的空间里,正在回归“阶级政治”。新一代工人一直以来都在提出组建自己的组织以代表自身利益这一合理合法的民主诉求。
冲突的加剧和组建工会的尝试,显然导致了中国政府对劳工斗争的严厉镇压,造成了伊莱·弗里德曼所描述的“抗争陷阱”局面。在佳士斗争中,我们看到国家镇压并没有吓退学生的支持。相反,它吸引了来自学生左翼团体对工人的大量支持,其中大多数与中国各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学习社团网络有关。
回归马克思共产主义
当社会鸿沟越来越深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最终受到了挑战。受过马克思主义训练,特别是经典或原著训练的学生,对当前生产关系的改变,以及官方意识形态与工人被剥削和苦难的现实之间的不匹配持高度批判态度。在这些学生活动家的支持下,北京的一批建筑工人们就曾于2009年在北京市总工会大楼前组织抗议,要求建立工会的权利。近年来,左翼知识分子和学生也积极参与支持新一代工人阶级的斗争,特别是在极端困难的时刻,例如富士康的工人自杀潮。许多参与调查富士康工人工作条件的学生,培养了更深的阶级意识和工人组织权意识。反对苹果和富士康的运动一直聚焦于建立工会和使用学生工的问题。2018年夏天,大学生们积极加入工人行列,抗议当地警方对试图建立工会的工人使用暴力,这进一步点燃了当时正在发生的佳士劳工斗争。
佳士斗争开始时,北京和南京的马克思主义学习社团的学生们积极为工人们提供支持,他们协调了公民左翼力量,如左翼知识分子、社交媒体活动家以及国有企业下岗工人,让他们或前往深圳的工业区,或在各自所在地展示请愿书和横幅。这些协调活动导致了国家对学生的持续镇压。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习社团会长邱占萱在2019年劳动节写了一篇文章,讲述了他如何左转,以及如何发展出阶级意识和政治抱负:
上了大学一段时间后,我才终于明白这就是阶级差异。我三叔家很穷,他第二天就要去上班,所以他不能像我父亲那样可以赌到凌晨两三点,也不能一晚上输掉上千块钱还毫不在意……
那时我还只有朴素的人道主义。……在我进厂打工,在永无止境的流水线上,过了今天看不到明天的生活后,我才终于体会到什么是系统性的压迫,什么是结构性的不公!……
工人们辛苦劳作十二个小时,却几乎付不起房贷和孩子的学费。他们还必须非常小心,以免生大病。
然而,老板坐在豪华办公室的黑色扶手椅上,他依靠在工厂机器里像牛马一样劳作的工人来积累资本。两个阶级之间巨大的对立活生生地展现在我的眼前。
压迫越深,打击越重,我心中的仇恨就会记得越牢。……但马列毛主义的真理不在他们那边,亿万受苦群众也不在他们那边。由于心虚和恐惧,官僚资产阶级别无选择,只能依靠暴力机器来碾压我们。
终有一天,理论将与实践结合。社会主义将与劳工运动融合。这将产生一股钢铁般的浪潮,彻底推翻腐朽、落后、反人民的国家机器!我们无产阶级的真正战士将成为勇敢的先锋队,将自己锻炼成一把刺向“特色”(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心脏的尖刀!
这是最后的斗争。让我们团结起来,到明天,《国际歌》就一定要实现。
这些支持佳士工人斗争的学生,因为遭受国家的镇压而加强了他们对马克思共产主义的信念。另一位北京大学学生运动家沈裕轩于2019年5月3日发表了一篇题为《炼成钢铁意志,莫惧囹圄枷锁》的文章:
就因为我是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习社团的一员,我就被认为带有原罪。不仅如此,我敢于支持尘肺病工人维权,支持佳士工人组建工会,建立“校园工人之家”为他们发声,甚至撰文挑战学校因学生支持佳士斗争而强制休学的措施,这些都是罪上加罪!……
同学们,工友们,我们不应该这样活下去!剥削和压迫一直存在。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出路!让我们携手并肩,创造新生活!
学生在暑假期间进厂打工所体验到的赤裸裸的阶级不平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缺乏说服力的叙事,以及中国工人的政治觉醒,都促成了向马克思共产主义的转向。这造成了一个历史悖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学生们严肃地挑战着现存的中国社会主义官方意识形态。国家对他们的镇压,反而加深了他们对真正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
回归毛泽东的群众路线
为了点燃创造未来共产主义运动所需的革命想象力,学生们展现了与毛泽东相似的对左翼政治和工人组织的理解。
2018年12月26日,声援团代表前往韶山纪念毛主席诞辰。参加纪念活动的学生被捕并被大学开除。超越列宁的党内路线,毛泽东的革命方法是群众路线。这也是佳士声援团所坚持的,他们呼吁全国各地的学生、工人、农民、左翼网民、退休干部、记者、艺术家和各种活动家的支持。对许多参与佳士运动的学生来说,1949年并非共产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而是标志着一个不断革命新时代的开始。从本质上讲,1949年的中国革命是一场未完成的革命。它是在新世界秩序中被强大的资产阶级国家包围的“一国社会主义”的产物。到1949年,中共所实现的是国家统一和驱逐外国帝国主义势力。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尚未到来,包括党国“消亡”的过程。
如果没有一场彻底的革命,一个持续到完成的革命过程,资产阶级的权力无论以何种形式都会卷土重来。在中国,这个阶级的权力就以一种特殊的历史形式回归了,即社会主义时期和改革时期官僚与群众之间的冲突。事实上,这些冲突就是阶级冲突。1980年代邓小平改革中向资本主义的回归,并非“无产阶级专政”持续存在或政党形式本身的结果,而是在统治干部与群众、工厂管理层与工人、学校管理层与学生等之间的具体阶级斗争中的失败。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佳士斗争发生了,这也解释了为何以及如何左翼学生宣称自己是毛主义者。在佳士斗争中,群众路线的组织方式得到了认真实践:佳士学生进入制造工厂,与工人们一起学习和生活。他们与工人建立了良好的联系,设立了工人中心,并在工业社区开展法律维权教育项目和文化赋权项目。同时,他们在大学校园里成立了马克思主义学习社团以吸引更多学生,并将他们派往工业社区,在那里他们既可以进厂工作,也可以依附于工人中心。这种多点组织形式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并得到他们对马克思共产主义的深刻信仰和阶级政治分析的支持(Pun, 2020)。
在2019年的新年献词中,佳士声援团声明:
首先,佳士斗争中涌现的青年工人深知工人阶级的处境——身处社会底层,备受压迫。他们已经知道了阶级的真正出路——团结和反抗……
其次,佳士斗争是左翼力量的大联合,是社会正义力量的大联合。新生代工人、左翼学生、老工人、老同志、公益工作者、劳工活动家,以及所有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支持工人权利的人们,都在这场斗争中团结起来……如此大规模的联盟是近几十年来首次出现。
此外,佳士斗争产生了一个名为“佳士工人声援团”的团体,这是左翼团结的具体成果。声援团坚持“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声援团”的原则……
在新的一年里,佳士工人声援团将与所有被压迫的人民一同战斗到底,准备迎接胜利!
结论
共产主义的理想已大体消逝,但为之奋斗的斗争并未停止(Pun, 2016)。这就是佳士斗争的历史根源,它以要求建立工会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场斗争导致了工人和学生活动家的被捕,他们敢于挑战自称为“社会主义”政权意识形态的正当性。更重要的是,工人和左翼学生之间形成了团结。这场斗争在议程设置、运动框架以及组织形式上,都体现了与全球北方劳工运动的断裂。一种左翼的劳工斗争逻辑在其改变阶级结构以及呼吁一个真正共产主义社会的决心上得以见证。今天,在中国社会经历了快速经济发展之后,经济停滞和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已经出现,公共话语常常因其黯淡的未来而将中国年轻一代描绘为“垮掉的一代”。然而,在佳士斗争中,出现了一股进步青年积极加入工人运动的潮流。佳士声援团的成员是90后学生。他们怀有左翼政治理想,并果断放弃了精英教育赋予他们的特权,进入工厂成为流水线工人。在暑假期间,这些学生来到工业区支持佳士工人的斗争。他们的行动让人想起了早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激进左翼运动中学生-工人团结的传统。
回归阶级政治、回归共产主义和回归毛泽东的群众路线,为中国工人和学生的左翼运动奠定了基础。超越公民社会和劳工非政府组织的框架,毛泽东群众路线的复兴和阶级政治的重新激活,塑造了一个充满潜力的劳工斗争未来,其方向是超越资本主义,并迈向劳工国际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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