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翻译】劳动抗议的社会化：华南地区联盟构建的新形式

Hui Xu 和 Stefan Schmalz 聚焦 2014 年广州中山大学大学城校区环卫工人罢工的案例，总览性地概括了事件发生时期的背景，包括不同形式的 NGO 与其他公民社会参与者和劳工所构建的联盟是如何在中国，尤其是广东，这样一个复杂的环境下进行活动，以细致和具有逻辑性的个案深度研究为主体，展现了各方参与者的行动对于事件本身，和身处其中的劳动者们的影响，以及提出了这种联盟构建的局限性。

关键词：珠三角，环卫工人，NGO，学生运动，罢工

译者：薯饼

校对：小凯

原文：Socializing Labour Protest: New Forms of Coalition Building in South China

作者：Hui Xu, Stefan Schmalz

发布：2017年

摘要

在过去十年中，中国在包括电子、纺织和服务业在内的多个经济部门经历了日益增长的劳动动荡。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之一是中华全国总工会未能在工厂基层层面发挥作用，它既不代表工人，也没有能力组织罢工。相反，劳工NGO介入其中，填补了代表性的缺口，并为罢工工人提供支持。本文分析了中国珠江三角洲地区劳工NGO、其他公民社会行动者（如学生运动者）与抗议工人之间的网络关系。作者指出，在广东省已经出现了一种新的非正式行动者网络及其跨国性质的桥梁。他们认为，公民社会组织在支持工人罢工诉求中能够发挥关键作用。文章通过广州中山大学大学城校区环卫工人罢工的案例，展示了服务业中一次成功的联盟构建。基于“权力资源”分析框架与深入的实地研究，作者得出结论：劳工NGO及其他公民社会行动者参与罢工行动，有潜力在企业层面重塑劳动关系。然而，随着国家压制不断加剧，新兴公民社会行动仍然面临明显的限制。

引言

在过去几年中，中国逐渐成为劳动动荡的新兴中心。工人们越来越积极地发起罢工，要求更高的工资、更好的工作条件，并抗议工厂外迁至其他低工资国家（Chan and Selden, 2017; Pringle, 2016; Schmalz et al., 2017）。尤其是广东省，作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省份之一，同时聚集了数百万低薪的农民工，在电子、纺织和服务等行业发生了无数次罢工。无论是官方还是独立的数据收集，都表明劳动冲突的数量在上升。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4），仲裁的劳动争议数量从1999年的约12万件增加到2011年的64.1万件。同样，总部设在香港的劳工NGO“中国劳工通讯”（CLB）也记录到近年来劳动冲突数量的急剧上升。CLB报告称，2011年至2015年间，劳动抗议事件从仅185起激增至2773起；其中约四分之一发生在广东省，约三分之一发生在服务业（CLB, 2016）。罢工活动增多的一个原因是，国家工会——中华全国总工会未能通过改革在工厂基层层面充分代表工人。这种代表性缺失的情况促使工人自发发起“野猫式罢工”，以推动其诉求。

近年来，在这些斗争中，劳工NGO、其他公民社会行动者与工人之间出现了新的合作形式。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合作形式有助于在企业层面塑造劳动关系。公民社会组织与工人之间的联盟构建已成为中国劳动关系研究中的重要议题。大多数学术文献强调劳工NGO现有学术文献普遍强调，劳工NGO正在作为最具活力的行动主体而逐渐兴起（Chan, 2012; Howell, 2015; Xu, 2013）。在中国，NGO这一概念相对宽泛，可涵盖政府主导组织、民间组织以及混合型组织。这些组织的主要差别在于它们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第一类NGO由政府机构创立、组织和/或资助；民间NGO则是没有政府主导而建立的草根组织；混合型组织则与政府机构合作。

近年来，一批新一代的，以劳动运动为导向的NGO开始涌现。这些组织积极参与工人的集体行动（Li and Duan, 2014）。它们经常通过组织工人、参与集体谈判，以及推动工人代表选举的方式介入罢工行动，而不与中华全国总工会公开对抗。在某些案例中，例如2014年广州利得鞋厂的罢工，以此方式介入的公民社会组织在支持工人诉求方面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因此，探讨这些组织的运作模式以及它们所推动的合作形式，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劳工NGO与其他公民社会行动者是如何协作的？成功的罢工行动需要哪些条件？这些新的合作形式是否存在局限？本文以一个案例为切入点，对此类关系进行分析：该案例涉及广州中山大学大学城校区环卫工人罢工中一次较为成功的公民社会介入。通过对这一服务业组织化特殊案例的反思，我们的主要论点是，在某些条件下，劳工NGO与其他公民社会行动者能够赋权工人，并推动企业层面的劳动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在第一部分，我们运用“权力资源”方法，分析珠江三角洲劳动关系的一些特殊性。在后续部分，我们重点讨论通过公民社会行动者与工人之间的网络所动员的权力资源；介绍数据收集与研究样本；并分析环卫工人的罢工。最后，我们讨论这些新型合作形式的局限性。我们认为，中国的“党—国主导的工资谈判”（Chan and Hui, 2014）几乎没有为与工人的合作留下空间。更令人担忧的是，自2014年底以来，华南地区的劳工NGO遭遇了一波严重的压制浪潮。

劳工NGO与社会权力

在珠三角地区，一些非政府组织（NGO）积极支持工人的集体行动。据研究，在中国至少存在八家此类“以劳工运动为取向的NGO”（LMNGO），其中大多数分布在珠三角地区（Li and Duan, 2014）。这类以运动为取向的NGO可被视为劳工NGO（LNGO）的一个子群体，其运作方式具有一定特征：LMNGO通常通过强调“与基层工人的贴近性”，并自我定位为工人利益的代表，从而为其活动争取正当性（Gleiss, 2014: 367）。为维持生存，LMNGO通常只雇用少量员工，并在法律框架内运作，支持在厂级层面选举新的（全国总工会体系内的）工会干部，并参与集体谈判。它们经常接入跨国网络，以“弥补国内资源的匮乏，并确保[自身]不必向国家靠拢”（Zajak, 2015: 186）。这些网络多与香港的NGO相关联，而后者通常获得国际捐助方的资金支持。

尽管行动空间有限，LMNGO在过去几年中逐渐实现了专业化。根据一位在广州的NGO行动者的说法，它们“积累了大量经验和资源”，并在组织农民工、推动集体谈判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Chan and Selden, 2017; Pringle, 2016: 140–1）。到2015年，已经有一份相对完整的罢工行动清单。其中包括：2013年深圳ASM太平洋科技有限公司的罢工；2013年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的劳动冲突；2013年高雅珠宝厂的工人斗争；2014年广州利得鞋厂罢工；2014年广州公交司机罢工；以及2014年东莞裕元鞋厂的大规模罢工。除裕元事件外，大多数罢工发生在中小企业。一位参与部分冲突的香港 LMNGO受访者告诉我们，他们在策略上选择集中于员工少于2500人的工厂，以便推动集体谈判和选举新的工会代表。采取这种策略的主要原因是为了避免国家压制。

在珠三角地区，相较于中国其他区域，工人的话语权相对较强。跨国联系在这里同样非常重要。例如，当地的LMNGO与本地媒体通常会报道罢工行动。与香港的紧密联系有助于传播这些信息，甚至一些小规模事件也会被国际媒体报道。一位广东省的高级工会官员解释了这一机制：“实际上，如果一些发生在广东的冲突换作在中国内陆发生，国际社会是不会知道的。因为广东的媒体更发达，而香港媒体会把小问题放大，并把消息传播到全世界。”在某些情况下，国际媒体的报道会对本地生产商施加压力，因为这些工厂是品牌公司的供应商，西方消费者会得知这些公司存在的劳动违规情况。

除了拥有处理群体性抗议的多样化工具（包括个体的抗议、通过法律和官僚化程序消解冲突等策略）（Lee and Zhang, 2013），中国国家最终还可以诉诸强制措施来限制LMNGO的活动。与西方民主国家不同，这些NGO常常在法律的灰色地带运作；独立的劳工组织被视为对党国政权的潜在威胁，而党国政权依然自称代表工人阶级。正如下文将看到的，自2014年底以来，国家压制不断升级，有效地遏制了劳工冲突。

总的来说，广东的劳工力量在过去几年中发生了显著变化。除了工作场所的谈判权力外，其他层次的权力资源也在不断增长，为工人提供了新的抵抗机会。然而，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包括珠三角）的劳工力量仍然相对薄弱，因为组织化的力量依然脆弱。在这一特定语境中，抗议工人与公民社会组织之间的联盟构建至关重要，它能够通过外部支持来提升集体行动的战略能力，从而增强社会权力。

成功的合作：广州大学城环卫工人罢工

我们现在将通过一个具体罢工案例来分析劳工运动导向型非政府组织（LMNGO）与罢工工人之间的关系。2014年在广州中山大学大学城校区发生的环卫工人罢工，是一个相对成功的案例，它显示了公众对集体行动的支持，其中LMNGOs与其他以议题为基础的公民社会行动者共同参与了斗争。

为了进行这项案例研究，我们于2014年8月至9月（七次访谈）和2015年4月（九次访谈），在罢工现场进行了16次半结构式访谈，其中包括9名罢工工人、6名学生和1名非政府组织活动家。在接受访谈的9名罢工工人中，有2名是本地工人，7名是外来务工人员；有2名是集体谈判程序的代表；8名自2004年起就在大学城工作；3名是男性，6名是女性。所有访谈都进行了录音和转录，随后使用定性内容分析法进行分析。第一作者曾五次到访罢工现场。由于他有劳工活动家的背景，因此拥有独特的田野调查渠道，可以轻松地接近罢工工人和活动家。遗憾的是，我们未能接触到参与谈判的公司和政府官员。因此，我们不得不依赖他们的社交媒体账户和公共新闻来评估他们的策略。

除罢工现场的访谈外，我们还在2014年6月至9月间，与广东和香港的专家（包括NGO行动者、工会官员、行业联合会以及学者）进行了21次半结构式访谈和2个焦点小组讨论，主要聚焦于理解罢工行动中的联盟关系。其中，两次访谈和一个焦点小组在广东的LMNGOs中进行，另有两次访谈在香港的LNGOs进行，受访者包括参与大学城环卫工人罢工的LMNGO创办人。通过这次访谈，我们在大学城罢工开始之前就已了解该NGO的运作模式。

此次环卫工人罢工发生在2014年8月。广州大学城建于2003年，规划为华南地区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的中心。在建设之初，政府承诺向生活在该村的本地村民和外来务工人员提供道路绿化和保洁等工作机会，以补偿他们因土地和房产被用于建设教学设施和宿舍而遭受的损失。一些村民被街道办事处招募，成为环卫工人。这些工作原本包括年终奖金和节日津贴。然而，2005年起，环卫服务被私有化并外包给了“GD公司”（化名）。结果，所有的奖金和津贴都被取消，工人只能领到最低工资。在2014年新一轮的市政保洁项目招标中，GD公司未能续签合同。GD公司于2014年8月底终止了其环卫服务，中标方“SC公司”（化名）接管了该服务。

2014年8月14日，环卫工人得知此事，开始担心这一变化会如何影响他们的工作条件。大多数人不愿跟随GD公司到外地工作。当时，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的劳动合同已被秘密篡改：合同终止日期被改为8月31日，以规避经济补偿。投标结果公布四天后，环卫工人前往GD公司、街道办和劳动监察部门，询问有关补偿安排，但没有得到任何答复。8月20日，GD公司召开会议，宣布工人要么随公司去新地点工作，要么被解雇且没有任何补偿。

工人们对此极为愤怒，因为GD公司拒绝与他们谈判，不愿就经济补偿问题达成和解。在罢工前，工人们内部曾就如何应对展开辩论；有些人最初咨询过商业律师，但最终决定不提起诉讼。仲裁程序耗时且成本高昂。因此，工人们决定罢工。一位工人解释其动机：

我们既得不到公司回应，也得不到地方政府回应，所以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到中大附近的商业中心去，因为那里聚集了更多学生，他们可能会对这个事件感兴趣，并能帮助我们。

在这一阶段，罢工者的劳动力量似乎十分薄弱。大多数工人年纪偏大且缺乏技能，SC公司随时可以在几天内替换他们。因此，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谈判力几乎可以忽略。同样，罢工对大学日常运转的影响也较有限，因此在工作场所层面的谈判力也不足。此外，尽管村民们彼此相识多年，但他们缺乏罢工经验，也缺乏集体谈判的知识。更重要的是，他们仍记得在抵抗政府强拆建设大学城时遭遇的镇压，因此担心这次罢工行动也会遭受同样的打压。新的（非法的）劳动合同进一步削弱了他们通过法律途径快速解决问题的机会：他们几乎没有来自制度性权力的有效法律保护。尽管如此，工人们最终克服了结构性、联合性与制度性权力的不足，实现了他们的目标。他们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依靠社会性权力，与公民社会行动者联合动员，争取公众的支持来推动自身诉求。

8月21日，200多名环卫工人在大学城一处商业中心前拉起横幅，高呼“日晒雨淋九年合同终止，不承认工龄，清政府帮帮我们”，以吸引公众关注。随着抗议消息通过社交媒体迅速传播，一位经验丰富的学生行动者来到现场。与工人见面后，他将他们的故事发布到网上，号召更多人声援。该事件很快在关注劳工议题的人群中成为热点。抗议一开始，GD公司即发表声明，重申其立场并反驳工人的诉求。随后，GD公司试图雇用二十多名退休工人来破坏罢工，但在罢工者的抵制下未能成行。与此同时，街道办与劳动监察部门的工作人员劝说罢工者停止行动，并建议工人依法申请劳动仲裁。但工人们已意识到走法律程序困难重重，因而拒绝采纳这一建议，选择不依赖制度性权力。

罢工第二天，环卫工人向GD公司、街道办和劳动监察部门递交了正式文件，提出在三天内明确答复：经济补偿、新的工作地点、新的合同条款、工作量、工作内容以及工资标准。与此同时，数十名学生来到现场采访更多工人，收集其生活与工作状况的信息。

罢工第三天，工人提出求助后，一家本地LMNGO开始介入。该LMNGO被视为广东历史最久的工人权益支持组织，过去几年曾成功协助多起工人集体行动。首先，数名NGO行动者到现场，与约200名工人召开集体会议。其后，工人达成共识：集体谈判是实现目标的最佳途径，且需要进行组织化。最终，NGO工作人员协助工人选举出18名代表，分别负责组织、沟通、谈判、倡导、后勤与财务。

该组织曾建议动员工人到市政府门前示威并向官员递交请愿书，以升级行动。向其提供资金的香港劳工组织也施加了推动压力。其他公民社会行动者通过国际社交媒体传播罢工信息，以便施压。在NGO工作人员、学生与工人之间的充分讨论后，罢工者最终决定将重心放在经济诉求与本地媒体报道上。

8月25日上午，NGO一名工作人员与工人代表召开策略会议，分析诉求并设定最低底线：要求GD公司承诺适当的经济补偿，并允许工人继续在大学城工作。会后，工人前往GD公司办公室等候答复，但公司副经理拒绝与之谈判。围绕策略与赔偿数额的讨论显示，工人内部存在分歧。约占五分之一的农民工比本地工人更愿意承担风险：本地工人较易另谋工作，且担心与政府的矛盾升级。在18名当选代表中，有5名为农民工，首席代表是一名女性农民工。

工人的斗争由此成为重要的公共议题。8月25日晚，这位学生行动者向同学发布公开信，发起联署。公开信提出如下呼吁：

我们呼吁大学生关注环卫工人的生活，支持他们依法提出的诉求与斗争，我们希望他们能够留在大学城。我们呼吁政府执行既有规定，保障工人的就业。我们呼吁【GD公司】不要违法侵权，而应回应并与工人谈判，保护工人权益。

三天之内，来自约百所海内外高校的700多名学生与学者联署支持罢工者。8月26日，工人开始接受本地及校内媒体采访，表示如果他们不抗争，其他环卫工人也会遭受不公待遇。因审查原因，主流媒体被禁止报道此次罢工。尽管官方媒体未予刊载，仍有大量学生与教师得知事态发展。

8月26日，一些工人代表前往区、市两级的中华全国总工会（ACFTU）提交了一封请愿信，希望工会帮助解决争议。次日，环卫工人在街道办门前发起静坐，以表达对政府不作为的不满。起初未获回应，随后总工会的一位总负责人接到省总工会电话，通知工会干部将与工人会面，但最终无人到场。

随后，更多行动者介入罢工。8月28日，一位知名女权倡导者与其伴侣到现场为工人打气（其中约八成为女性）。一名人权律师也到场为工人提供法律咨询，但其行动受到警方限制。其他行动者遭遇管理层的反工会行为与国家监控。一位核心行动者——女性农民工“王阿姨”——在家中被公司人员上门施压，并被公司行贿拉拢。警方还对学生行动者的父母施压，并讯问LMNGO工作人员在现场的具体活动。

与此同时，学生开始调查GD公司的违法行为，并收集到该公司克扣数百名工人工资的证据。学生将此信息披露，以加大对公司的压力。学生行动者还敦促政府公开大学城环卫外包的预算、雇用的环卫工人数及其工资结构，并对GD公司执行劳动法规的情况展开调查。由于大学城是上一届省政府（2002—2007年）主导的重点基础设施项目之一（其时由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第三的张德江领导），此次罢工遂成为“政治敏感议题”。

9月1日，尽管SC公司的工人已上岗，环卫工人仍坚持抗议，最终GD公司同意谈判。谈判过程颇为复杂。首轮集体谈判中，GD公司代表拒绝LMNGO工作人员以工人顾问身份参与。结果，政府介入。从第二轮起，政府官员以调解人身份介入，而GD公司缺席谈判。由此，原本的三方集体谈判被转化为两条线的双边协商：一是政府与工人之间，二是政府与GD公司之间。更为重要的是，NGO被接纳为顾问，可在协商过程中向工人提供意见。事实上，因其专业知识，LMNGO与学生行动者在谈判中甚至取代了工人而成为主要行动者。一位工人代表称：“我们最后一轮谈判没有参加，是NGO和老板谈的，NGO人员建议接受这笔钱。我们没有发表意见，NGO人员在讨论中代替了我们。”

9月5日，各方就经济补偿、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达成协议。总体上，工人将按工龄每年获得3000元人民币，并对社会保险予以补缴/补齐。关于补偿金额存在一些分歧：农民工通常要求高于本地工人的补偿。

我认为每年3000元还是低于我们的预期。大多数垃圾车司机同意我的看法，但对于本地工人来说这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他们的实得工资每月大约2000元，比我们低。所以当（每年）超过2500元时我们就不得不接受了，我们也知道补偿是有上限的。

9月9日，集体协议正式签署。之所以能取得这一结果，离不开LMNGO提供的专业协助、工人持续的集体行动，以及谈判过程中学生的支持。

然而，冲突并未就此结束。尽管GD公司与工人之间的纠纷已解决，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就在工人准备与SC公司签订新合同之际，他们获悉SC公司拟实行不平等待遇：允许本地村民立即上岗，而农民工则需“另行通知”。工人怀疑此举是对罢工中积极参与的农民工的报复。他们向政府反映并要求所有工人均可复岗，否则将再次罢工。政府未予回应，环卫工人遂继续在商业中心前罢工。学生亦加入行动，发起运动，寄送抗议信并致电国家机关官员。在压力之下，SC公司最终同意全员留用。9月14日，环卫工人返岗，随后数日，劳资双方达成一致。

环卫工人的抗议持续了一个多月，最终取得成功。尽管对于策略选择、代表与罢工者个人投入的评价不尽相同，但受访者一致认为此次罢工结果令人满意。胜利的原因较为复杂。其一，2012年末至2013年初，广州其他区曾发生多起环卫工人工资罢工。该系列事件引起媒体与政府关注，并促成对环卫工人工作与生活状况的报道。地方政府承诺提高环卫工人工资，并将其工资与社会福利待遇纳入政府文件予以规范以保护其权益。

其二，更为重要的是，大学城这一特殊环境以及公司对合同的非法变更，使工人能够获得格外强的社会帮助，主要源于与其他公民社会行动者的成功协作与精明的公共话语策略。他们受益于LMNGO与学生之间的分工：首先，学生帮助将工人的诉求转化为公共议题，由于GD公司的行为违法，且为这一国家规划的高科技大学城整体项目带来负面观感，因此能够动员公众支持并对地方官员施压。其次，本地LMNGO对工人进行组织化与谈判训练，使之能与雇主与政府官员交涉。总体而言，这些因素共同使工人能施加足够压力以实现其目标。

然而，这一成功也有其局限性。罢工并未促成罢工者与公民社会支持者之间持续的合作，也未能建立有效的组织结构，因为LMNGO和学生行动者都无法在罢工结束后继续支持环卫工人。该LMNGO由其香港的捐助方支持，其运作模式侧重于介入单一的罢工行动，而非巩固组织结构。此外，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该非政府组织面临着国家越来越大的压力，使得其提供帮助变得更加困难。就学生行动者而言，他们不是专业的全职活动家。在环卫工人罢工后，一些主要活动家从中山大学毕业，或者因为害怕国家镇压而变得焦虑。中山大学的一个本地劳工中心在一位教授因发表了一篇关于罢工的短文并试图就这些事件组织一场公开讨论后，被错误地指控为“学生支持罢工的幕后黑手”，随后该中心被关闭。这些事态发展导致学生与工人之间的网络被削弱。

最后，环卫工人的组织化努力无法持续发展。负责管理罢工资金的代表在事后受到质疑，最终将余款退还工人，导致后续行动无经费可用更重要的是，工人们之间强大的团结因为这场内部纠纷而受损。矛盾的是，这至少部分是由于罢工期间LMNGO和学生的强力支持所致。当这种支持减少时，新出现的组织结构就面临了压力。总而言之，工人未能创造出稳定的组织性权力。

结论：联盟构建的局限性

以广州中山大学大学城校区环卫工人罢工为例，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一新型关系的特征：LMNGO在工人组织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许多因素共同作用，增加了成功合作的可能性：由于地方政府对相关议题更为敏感，以及学生的大力公众支持而形成的政治机遇，为LMNGO在冲突中的介入创造了积极的环境。通过依靠外部支持，工人不仅能够获得额外的资源和关于如何进行成功罢工的知识，而且还能够抵御来自公司和政府的压力。

然而，该案例也揭示了劳工抗议社会化的局限性。这些局限性与罢工后组织结构的可持续性有关，更普遍地讲，也与日益增长的国家镇压有关。在组织结构层面，公民社会的支持表现出一定的临时性。罢工结束后，该LMNGO与中山大学的学生行动者均未能继续对工人提供支持。该LMNGO将重点转向了新的罢工行动，而大多数学生行动者在毕业后离开了中山大学。外部支持的撤出，加之缺乏有效的领导力，导致了罢工后基层组织的削弱。

此外，中国政府通常通过“让步”与“镇压”相结合的方式来应对LMNGO介入模式暴露出的体制缺陷（Lee and Zhang, 2013）。其结果是，过去几年中出现了一种特殊的中国式集体谈判制度。在这种“党-国主导的工资谈判”（Chan and Hui, 2014）体系中，国家直接介入集体谈判，甚至代替雇主参与谈判，几乎没有为民间社会力量与工人合作留下空间（Franceschini, 2014）。因此，在一些罢工中，例如2014年4月在东莞发生的裕元鞋厂大罢工，LNGO根本无法与工人建立稳定关系或动员公众支持（Schmalz et al., 2017）。

如今，劳工抗议社会化的巅峰似乎已经过去。自2014年底以来，广东地区针对LMNGO和外国资助组织的国家镇压日益加剧。LMNGO被切断了境外资金来源，其工作人员遭遇人身攻击，被带走调查，甚至被判入狱。例如，2014年12月26日，广州一名参与过环卫工人罢工的LMNGO活动人士在办公室遭到四名身份不明人士的暴力袭击（Radio Free Asia, 2014）。2015年7月，《国家安全法》通过；其规定意味着，LMNGO如果在罢工期间进入工厂，就会成为镇压的目标。2017年1月，另一部旨在规范海外NGO活动的法律生效，从而进一步压缩LMNGO的行动空间。此外，国家媒体也发起了针对LMNGO的舆论攻势，报道了其工作人员被捕的消息，并指责他们接受境外资金、介入劳资纠纷，从而扰乱社会秩序。

总体来看，中国国家当前的微观与宏观政治都旨在遏制劳工动荡。宏观政治上对制度规则的调整，使得在工厂层面禁止外部介入变得更加容易；而微观政治手段则倾向于削弱民间社会组织本身。此外，国家政治显示出民间力量的长期的脆弱性：民间社会的支持不稳定，民间社会参与者可能受到国家压制。这一观察可能同样适用于其他拥有官僚工会的威权发展型国家，如俄罗斯或越南。目前尚不清楚劳工积极分子是否能找到绕过国家限制的途径，从而推动中国劳动关系，以及出口导向的、低工资的发展模式的改革。然而，可以明确的是，一种成功的工人组织方式已经面临压力，并将对未来的罢工产生严重影响。然而，可以清楚看到，这一行之有效的工人组织方式正面临严重压力，并对未来罢工带来严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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