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翻译】在家乡养老：远离子女、缺乏社会服务，中国农村的制度和文化滞后
导读
回家乡养老是许多高龄农民工无法继续在城市打工后不得不做出的选择。他们虽然在城市中工作一生，但是很多无法享受当地的社保、医保制度，因此只能依靠家乡的土地。然而，由于农村经济和文化上的发展滞后，回乡养老的老人往往必须面对缺失的社会服务以及子女不在身边的情况（子女往往是新一辈的城市打工人），这也对传统的孝道家庭文化产生了挑战。
本文用制度和文化上的“滞后”来解释这一现象。里面有对返乡农民工的采访，展现出ta们对自身处境理解以及未来规划的多样性，以及不同的与子女的关系。这些资料值得关注农民工养老问题的读者参考。
关键词：农民工、退休、居家养老、农村、子女
译者：十七
校对：kobayashi
正文
作者：Jing Liu, Heying Jenny Zhan, Fengxian Qiu, Anna Catherine Setar
发表：2025年
简介
中国正经历老龄化和城市化的社会文化转型。2020年，全国有超过2.5亿老年人（60岁以上）依赖领取社会福利。1980年以来，城镇人口比例从10%增长至60%以上。他们中许多是农民工，大多正在或即将面临留在城市还是回农村养老的困境。“回乡养老”或“居家养老”的传统观念正在改变。本研究针对影响老年人返乡实现就地养老决策的各项因素。研究结果有助于理解中国农村第一批返乡农民工的文化和结构性滞后，可为其他面临快速城市化和人口老龄化难题的国家提供借鉴。
居家养老的含义
目前，居家养老（Aging-In-Place，AIP）的概念主要基于西方文化和城市环境。美国疾控中心（CDC）将AIP定义为“无论年龄、收入或能力水平，都有能力安全、独立、舒适地在自己的家和社区中生活”。独立和舒适的概念从根本上来自西方。几十年来，实现家庭或社区独立舒适生活的“目标”推动了许多研究项目和社会政策。最近的研究表明，AIP不仅仅是社会政策中的一个目标或研究中的一个变量，更是老年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并被视为一种“适应性过程”。AIP并非总是提供舒适和安全的生活条件。对一些人来说，它可能是非自愿的；另一些人可能感到“被困在原地”。在澳大利亚人口稀少的地区，代际关系发挥着重要作用。
居家养老在中国的内涵
本文强调文化是中国农村居家养老的一个组成部分。最近的研究通常关注大城市。目前尚无研究关注中国农村的居家养老问题，部分原因是第一批农民工才刚刚返乡或即将退休。本研究旨在填补这一研究空白。在以孝道为中心的文化下，在成年子女的陪伴与照顾下，在家中养老是主流期待。“独立”从来不是中国的文化期待；“舒适和安全”是相对于一个人的社会和经济背景而言的。自古以来，儒家文化的代际赡养传统就要求成年子女应在经济上、情感上和身体上照顾年迈的父母；因此，对于有子女的中国老年人来说，回家养老是唯一也是首选的选择。福利机构的照顾只针对无子女的老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超过2.95亿人从农村迁移到城市就业。农民工通常在50岁时返回农村，因为他们健康状况下降，且就业机会减少。问题在于：返乡的农村农民工能否在家中舒适、安全、自主地生活？
背景与研究目的
过去的研究表明，农民工会花大价钱翻新或重建农村旧屋。但是，这些房子可能并不能给返乡的老年农民工带来家的感觉，因为他们的子女大多在城市工作。城市公寓通常提倡核心家庭（家长与子女），不鼓励农民工与子女组建的家庭同住，因此，返乡农民工的代际家庭赡养有所下降。
研究表明，住房和土地对返乡农民工具有吸引力。自古以来，土地就为农民提供了生计和安全保障。对于工薪阶层来说，拥有私人储蓄和养老金有助于预测老年人何时以及在哪里退休和居家养老。然而，在中国农村，退休是一个新兴的概念。1990年代以来，农村居民开始享有养老保险（2009年起开始试点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即“新农保”）。然而，中国的退休金分为城镇和农村两类。户口决定了一个人获得社会福利的资格。只有城镇居民才能享受由雇主和政府赞助的全部医疗和退休福利。基于户口的福利二分法构成了主要的社会不平等。新农保是自筹资金的社会保障体系，福利数额很低。农民工获得城市社会福利的机会有限。很少有农民工能负担得起城市养老保险，大多数人参加的是“当地统筹”的新农保，其保险金不可转移。然而，有些人由于缺乏了解而拒绝参加养老保险。老年人不同的财务状况与其是否获得退休储蓄、医疗保健、养老金计划有关。
同时，在城市的农民工社会经济地位较低，这也可能促使他们决定返乡。部分50岁及以上的年长农民工返乡是为了照顾年迈体弱的父母。此外，年长的女性可能会返乡照顾孙辈。我们计划通过研究三个可能影响农民工偏好的养老支持方式以及他们在农村房屋中居家养老决定的关键因素，来丰富相关文献：（1）传统文化中对孝道的期望（依赖子女），（2）强调独立的新社会政策和个人生活方式（可以领取公共养老金和/或拥有耕地），以及（3）子女的情况。
数据收集与分析（选译）
我们使用了《中国农民工可持续生计调查》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该数据由一组受过培训的研究人员设计和收集。研究人员被分派到安徽、河南和四川三个劳务输出大省，收集中国农民工的健康状况、财务状况和退休计划信息。评估农民工退休计划的调查问题改编自《中国农民工调查》。数据于2019-2020年假期期间在受访者家乡的村庄收集。纳入标准如下：年龄在40岁或以上，拥有合法的农村户口，并且做过至少一年的农民工。研究人员在数据收集前获得了所有受访者的知情同意，并获得了伦理委员会的批准。最初确定了1200名农民工；117人没有完成调查。由于农村流动人口的流动性，随机抽样并不现实。受访者是从当地村长提供的名单中选取的。访谈员根据名单去农村居民家敲门，邀请那些在家、愿意参与并符合研究标准的人。我们的最终分析样本量为830人，排除了253名报告收入数据缺失的人。标准的数据计算方法是用平均值替换缺失数据。然而，由于很大一部分农民工（41%）的收入低于3000元，平均值可能无法充分代表缺失的情况。因此，为了更好的统计准确性，我们删除了253名受访者。
发现
定量发现
描述性统计。多数受访者为男性（74%），初中学历（48.6%），月收入3000元或以下（41.7%），健康状况良好（53.6%）（表1）。平均年龄为52.3岁。大多数（81.3%）农民工表示希望在农村老家养老。约70%的人表示，养老方式首选子女。多数受访者（80%）表示参加了新农保，72%的人在农村老家有耕地。多数受访者（71.2%）表示子女没有住在农村老家。
回归结果。通过数据模型，我们发现：子女住在农村老家的农民工，选择子女养老的可能性高出91%。在教育程度上，只上过小学的农民工比上过高中的受访者选择子女养老的可能性高出98。在收入层面，月收入3000元及以下的受访者选择子女养老的可能性比高收入群体（月入5000元以上）高出104%，而月收入3001-5000元的群体选择子女养老的可能性比高收入群体高出51%。
我们还发现比起没有社保的受访者，拥有农村社会养老金的受访者选择农村老家养老的可能性高出72%-75%。在农村有耕地的人和子女住在农村老家的受访者，选择回农村养老的可能性比起没有耕地或子女不在老家的受访者分别高出74%-91%和60%。结果还显示，月收入较低的农民工，选择农村老家养老的可能性比高收入的农民工高。
定性发现
定性样本描述。定性研究样本包括33名年龄在45-67岁之间的受访者。田野笔记仅用于核实背景情况。受访者中，超过三分之一是女性（36%）。大多数人（82%）已婚，只有18%的人离婚、再婚或丧偶（见表3）。所有受访者中，只有1人没有孩子，9人（27%）只有一个孩子。大多数人有两个或更多孩子。大多数受访者与配偶同住（60%）；离婚或丧偶的成年人更可能独自居住。只有一位受访者与儿子的家人同住。超过一半（54%）的参与者表示他们缴纳了养老保险。但有四名农民工（12%）不确定在缴纳过的前提下，他们是否能领到养老金。大多数人（90%）说他们拥有房屋。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拥有土地（70%），尽管许多人（23%）将其出租以获得额外收入。近三分之一（30%）不再拥有土地，已将其出售给政府或开发商。大多数农民工是体力劳动者，例如建筑工人、木匠或工厂工人；很少有技术工人，例如电工或装修工。当被问及他们是否愿意回农村养老并与子女同住时，所有人都表示他们更愿意回家养老，但只是“最好”与子女同住。对于“与子女同住”，18人（54.5%）明确回答“不”，5人不确定或“也许”，11人选择“作为最后的选择”。
定性发现。
老人对子女尽孝的期待降低。多数回农村的老年人与子女分居，如果丧偶或离婚就独自居住。成年子女大多在外地打工。老年人的期望与中国变化的社会现实相符。58岁的建筑工人方先生在谈到他的退休计划时说：
“我只有一个儿子，他在外省住得很远……我们年纪大了，常常希望可以住得近一点，也许可以帮着带带孙辈。想到这我就很高兴。”
49岁的运输工人温先生有一儿一女。他补充道：
“即使我卧床不起，我也不担心儿女们有没有空照顾我。他们不可能有时间每天都照顾我……我可以花钱请护工，或者至少有偿请邻居帮我起床……邻居离得近（会便宜很多）。护理费用会比城市里便宜。”
即使在照顾孙辈的时候，一些老年人也表示他们更喜欢自己独处，而不是搬到城里和子女一家人住。56岁的餐馆员工周先生有两个儿子；其中一个搬到他妻子家安家。另一个在城里买了一套公寓。当被问及他是否会搬到城里去帮助照顾孙辈时，他回答说：
“我不太愿意和儿子们住在一起。他们可以每月花1000-2000元请个保姆来照顾孩子。几代人住在一起，给年轻人和老年人都带来了太大的压力。”
如上所示，人们的态度在发生变化，包括降低了对年轻人的期望和要求。然而，当农村老年人只有女儿时，这种期望就带有性别色彩。58岁的丧偶建筑工人杨先生解释了他的情况：“我肯定不会和我的独生女住在一起。她会和她的丈夫住在一起，照顾新家。我不能指望我的女儿照顾我——她的公婆会不高兴的。”
53岁的厨师助理万女士说。她和丈夫在不同的地方打工。他们只有一个女儿。当被问及她的退休计划时，她说：“我不会和女儿住在一起。女儿一旦结婚，就属于夫家。我对女儿的强求只会给她增加负担……”
定性数据显示，老年人越来越经济独立，尤其是在社会养老金的帮助下。虽然许多农村成年人会依赖子女的支持，但这种依赖更多的是一种情感交流，而不是经济或身体上的依赖。农民工会表示他们愿意或期望把依赖成年子女作为最后的选择。
经济上的独立性日益增强。几代人同住和晚年依赖子女尽孝是中国农村老年人的文化期望。然而，作为在城市打工的工人，大多数受访者表示自己有养老金或退休储蓄。58岁的方先生是一名在啤酒厂工作的农民工。他已经缴纳了10多年的社会养老金。他对自己的退休生活感到乐观。
“我现在还没退休；几年后，等我退休了，我就已经交满了15年的养老保险。至少，我不用依赖儿子来给我养老了；每年可以拿超过1万元的养老金。”
大多数人因为他们的户口而缴纳了农村养老保险。然而，不可转移的养老保险会让农民工对参加城市退休保险犹豫不决。53岁的赵女士已经缴纳了两种养老保险，但仍然不确定她的退休生活。她说：
“我在我工作过的公司缴纳了7年的养老保险；公司的总部在深圳。我50岁之后，就缴纳不了了。交了7年的钱很难拿回来。在我当地的农村老家，我也交了农村养老保险。但是，今年的金额较少；我和我丈夫一共交了280元；去年，我们每人交了200元。”
一些农民工在刚开始时没有缴纳社保，因为他们迫切需要支付子女的大学学费或房贷。在接受采访时，他们已经超过规定年龄了，无法参保。范先生就是其中一位后悔没有早点参保的人。他说：
“之前，我每年要交超过1万元的学费……我今年56岁。如果我现在开始【缴费】，我怎么都缴不满15年。因为只有缴满15年才能拿养老金，所以我已经无法再参加养老保险了。”
项先生在受访时已经68岁了，仍然在一家养老院做护工。他说，“当我听说有退休保险这回事的时候，我刚刚过了60岁；我太老了，无法参保。年轻的员工都买了保险……但我不买了。”
大多数参与者表达了强烈的经济独立意识。大多数人（58%）还期望自己或与配偶独立生活。与成年子女的家人住在一起是最后的选择。
少子女、缺乏社会服务的家园景象。大多数参与者表示，他们在农村老家仍有房屋，超过90%的人花费超过10万元来改造他们的房屋。三分之二的人仍然拥有土地。几乎所有参与者都表示，他们更喜欢在晚年回到农村老家。土地所有者对他们的家园有着特别的田园般的印象。在57岁的建筑工人范先生描述他的甜蜜家园想象时，是想着他的子女们的。
“当我老了，再也干不动工作时，我希望回到农村老家。我的妻子喜欢在家里养鸡。当女儿回家了，我们用自己种的新鲜蔬菜和养的有机鸡肉给她做饭……”
58岁的田先生有一女一子。他对家的印象不再包括孩子；他说，
“我们村的环境非常好：有山有水；蓝天白云。这不是一个养老的好地方吗？！儿子已经在城里买了房子。我们不打算和他住在一起，不打扰他的生活。我们想自己住，只有我和我的老婆……”
58岁的万女士只有一个女儿；她不想依赖她。她说，
“如果我残疾了，卧床不起，我就会失去继续活下去的尊严。这样简直是浪费金钱和精力。我宁愿吃药自杀。这不是因为我悲观；只是未来很难预测。我不想给女儿增加负担。”
从万女士的叙述中，缺乏社会服务或其他养老选择让她对独立、“舒适安全”地养老感到绝望；她认为自杀是唯一可行的选择。
结合定量和定性数据，我们对中国农村的居家养老形成了概念性的理解。美国卫生部门对居家养老的定义，老年人在家中或社区中要“独立”且“舒适、安全”地生活。而中国语境下“叶落归根”的观念意味着老年人回到那个有他们的“根”和子女的家。“根“可能是指他们拥有的土地或房屋，过去，这些给了老年人权力和尊重。在当今中国，拥有土地和务农只能勉强维持生计。而他们的孩子不再依赖土地来维持未来生计；大多数人已经搬到城市。虽然父母继续供养他们的孩子，但他们清楚地意识到，晚年获得子女养老反哺回报的可能性很小。通过新的养老保险社会政策而出现的退休概念，正在创造一种新的经济独立感。对于贫困群体来说，依赖子女尽孝仍然根深蒂固于他们的居家养老期望中。对大多数人来说，即便实现了经济独立，缺乏社会服务也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务工返乡老人，无法在子女照顾不到的农村老家实现居家养老在中国农村，基于社区的长期照护选项在结构上仍然缺失（概念框架见图1）。虚线表示中国农村不存在社会服务。
讨论
研究结果揭示了影响中国农村第一批退休和即将退休的农民工，居家养老意愿的因素。总的来说，大多数农民工（81.3%）表达了在农村老家居家养老的意愿。参加公共养老金计划、仍有耕地以及子女住在附近农村老家的农民工，更有可能表达在农村老家居家养老的意愿。
家和居家养老的含义
家不仅仅是一栋房子。定性数据显示，大多数参与者对其农村房屋进行了新建或改造。这栋新房子是否让他们觉得自己要回老家居家养老了呢？研究结果显示，老年人的农村住房越来越空。成年子女离开农村去城市工作，只在节假日回家。中国传统的居家养老观念强调几代人之间的经济和身体支持（Zhan et al., 2012）。研究结果显示，老年农民工的经济独立性增强，对居住的期望也从同住变为分居。由于很少有成年子女在身边，农村老年农民工对子女尽孝的期望降低了。然而，大多数农民工仍然对晚年的农村家园抱有田园般的幻想，即使独立、舒适和安全的生活条件并不可行。
中国农村的结构性滞后
这项研究表明，拥有农村养老金与居家养老密切相关。在中国，农村养老金由户口制度决定，该制度将农民工的退休金与他们的出生地联系起来。这是决定农民工晚年居住地的一个主要因素。这一发现支持了之前关于社会福利不平等的研究（Qiu et al., 2021; Tadevosyan et al., 2020）。中国的农村养老金是农村老年居民走向经济保障和独立的一步。然而，城乡居民养老金福利方面的社会不平等导致农民工晚年在经济上处于劣势。如果城市养老金缴款可以转移到农村或其他地方，将提高农民工的经济福祉，并减少晚年对子女的经济依赖。
尽管中国城市的退休年龄规定为女性50岁、男性蓝领工人55岁、男性白领工人60岁，但直到最近，农民工都几乎没有“退休”这一概念。正如之前的文献所示，50岁及以上的农民工不太可能被雇佣从事建筑或其他体力劳动，但他们继续从事零工或耕种土地以获得一些收入（Qiu et al., 2022）。因此，“你退休了吗？”这个问题对大多数农村农民工而言并无实际意义。未来的研究应该进一步探讨中国农村新兴的退休概念。在本文中，我们使用“年龄”作为控制变量，以消除法定退休年龄可能带来的混杂效应。。对许多甚至大多数农民工来说，“不停的劳作”可能最能描述他们在农村的非退休生活。拥有养老金慢慢提高了农村农民工的经济保障，凸显了退休储蓄在中国农村的重要性。
文化滞后及其影响
研究结果显示，农村老年农民工仍然依赖他们的成年子女，尤其是那些收入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 老年人。子女居住在农村地区与返乡农民工依赖他们的意愿呈正相关。然而，由于只有28.8%的成年子女仍居住在农村老家，即使退休的农民工有养老金或经济来源，当地也缺乏护理服务，照料的责任仍只能落在成年子女身上。定性数据进一步显示，老年人居住安排的偏好正在发生变化。大多数人（58%）会选择自己居住，将依赖子女作为最后的选择（25%）。子女尽孝的期望存在性别差异。只有女儿的老年人决心不和她们一起生活，因为按照传统，女性应该照顾她们的公婆。这种性别差异需要制定社会政策，以满足中国农村女儿家庭的特定文化需求。上述性别差异凸显了中国农村社会政策需要关注女儿家庭的文化特定需求。
研究还表明，大多数成年子女（71.2%）没有住在附近或同一个家庭，因此改变了中国农村“居家养老”的内涵，表明老年农民工可能独自住在农村的家中。成年子女不太可能提供实际的老年护理。因此，老年农民工对子女尽孝的文化期望是不现实的，因为他们的成年子女很少在身边。过去文化传统与城市化和社会转型的严峻现实之间的脱节可能不仅发生在中国，也可能发生在其他具有相似文化背景的国家。中国农村缺乏社会服务，如送餐上门、日间照护、辅助生活设施和家庭护理，这一严重的结构性缺陷已无法满足农村老年人口快速增长的需求。
研究局限性
本研究基于从中国中部三个省份收集的非随机样本。在解释数据时，应谨慎考虑因果关系。样本来自农村，因此可能系统性地排除了在城市地区定居以实现居家养老的农民工。中国的农民工大多从事临时工作，因此研究人员很难使用随机样本收集数据。为了尽量减少可能的概括性问题，我们回顾了多项先前使用全国代表性数据就类似主题进行的研究，发现我们的样本特征和回归结果与它们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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