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翻译】意料之外的勇气：处在车间民主与专制夹缝间的武汉产业工人（1984-1985）
我们在面对社会主义政权时，也许往往会有这样的印象，即一个强大而有力的党政机器和其背后的主要领导班子的言行举止不断地塑造着共和国的历史进程；同时其如果不是控制，至少也是在某种程度上引领着工人的行动。这种叙事的方便同样也是其危险之处在于，它扭曲了国家-政党-群众之间的复杂关系，以一种刻板印象化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视角简单化了不同历史时期下的社会主义实践：似乎工人群众与社会主义政治之间只有灌输与被灌输、唤起与被唤起的单一且不可逆的联系。这种在历史叙述上“偷懒”的处理恰恰是对历史了解的匮乏所导致的。
本文通过聚焦一个历史上重要的改革过渡时期（即后毛时代的80年代中国），以及该时期下处于两项看似矛盾的改革的错位期的武汉，为我们展现了不仅是“社会主义对工人做了什么”，而且重要的是“工人对社会主义做了什么”。文章将工人主体性和能动性置于中心，探究了当一项自上而下的政策改革由于其在政治上的矛盾和具体落实时的可能遭遇的混乱与偏差，是如何为工人创造了宝贵的行动空隙，并从而引起自下而上的基层回应的。译者认为本文对未来中国劳动者和劳工行动者的重要启发即是：我们要尽量避免在纯粹形而上的政治学或者法理层面去理解国家的政策或者相关举措，而是必须看到这种现实的政治行为在现实中具体采取了怎样的形式？辨析其中的矛盾之处并做出回应与反抗，有时候即意味着“意料之外”的行动空间和运动机会。
正文
作者：Yueran Zhang
发布：2025 年
摘要
关于后毛泽东时代初期中国工业政治的现有研究，尚未充分关注两种看似矛盾的倾向之间的张力：一方面，改革推动着在城市公有企业中巩固管理专制；另一方面，政策方面的努力则旨在强化工人通过正式制度化渠道参与企业民主管理的机制。本文以1984至1985年的武汉为研究焦点，探讨这两种相互重叠的倾向背后的政策逻辑，以及工人如何体验并回应这些变化。本文指出，一方面，武汉地方当局设想的所谓“民主”制度安排，仅意在通过形式上的民主程序，为管理专制的确立创造条件并争取群众支持；另一方面，工人参与这种表象上看似民主的过程，却在无意之中使他们中的许多人获得了表达不满、提出颠覆性诉求、主张自主权乃至反抗管理专制的勇气。本文的研究揭示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历史事实的复杂性与细腻层次，并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工作场所民主”的真实内涵。
引言
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围绕公有制工业企业管理的政策改革领域中，同时存在着两种表面上相互矛盾的倾向。一方面，既有研究已经指出，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的工业改革强化了厂长对工人的专制权力，削弱了就业保障的原则，并动摇了工人作为企业“主人”的地位。Jeanne Wilson 甚至进一步指出，到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公有工业企业的管理专制程度已发展到近乎“一长制”的地步。另一方面，后毛时代的初期也出现了一系列旨在加强城市产业工人通过正式的制度化渠道参与企业民主管理的政策努力。例如，20世纪80年代初的官方规定赋予职工代表大会（简称“职代会”）——即由各企业内部工人选举产生的代表机构——在企业管理中比毛泽东时代更为实质性的权力。与此同时，在20世纪80年代初至中期，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了企业管理人员（包括厂长）的基层选举，这些选举由职工直接进行，或通过职代会间接实施。
这两种倾向之间并不协调的共存，在1984年至1985年的武汉表现得尤为明显。作为中国中部的重要工业城市，武汉长期拥有数量可观且具有斗争传统的工人阶级。在1984年至1985年间，武汉市的公有工业企业同时推进了两项改革。一方面，武汉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厂长岗位选举运动。据武汉市总工会报告，自1984年5月至1985年3月，隶属于武汉市的至少1,187家公有企业举行了厂长选举，或采用其他民主方式选拔厂长。市委经济工作部门进一步报告称，截至1985年9月，武汉所属工业和交通系统的公有企业中，已有近三分之一完成了厂长选举。另一方面，武汉也紧跟全国政策号召，在公有企业中积极推广新近制定的“厂长负责制”。厂长负责制是一项旨在通过强制将管理权集中到厂长手中，从而系统性改革公有企业管理体制的政策举措。现有研究指出，厂长负责制的推行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一项关键政策措施，它加剧了厂长与工人之间的权力失衡，并引致了工厂车间的管理专制。
如何理解这些在工业车间中同时引入更多“民主”与“专制”的、表面上自相矛盾的政策努力？更为重要的是，工人们如何体验并回应这两条改革路径之间那种并不稳定的共存状态？本文将借助武汉市档案馆保存的详实且新近开放的资料探讨这些问题。文章既考察武汉市同时推进这两类改革的政策意图，也分析这些政策在工人群体中引发的基层反应与社会动态，从而揭示二者之间所蕴含的巨大张力。
从某种意义上说，本文所讲述的，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政策举措如何意外地产生了自下而上的基层反馈的故事。武汉地方党政当局在号召大规模推行厂长岗位选举时，其本意只是营造一种“民主的表象”，主要目的是为随后通过“厂长负责制”来集中管理权的改革创造条件、积累合法性与群众支持。政府方面试图自上而下地严密控制选举过程。然而，在许多企业中，选举过程却在矛盾之中为工人提供了空间与灵感，使他们以出乎官方预料的方式维护他们的自主权，甚至比政策制定者所预期的更认真地对待“民主”事业。在某些情况下，这些选举还为工人提供了信心、话语资源以及制度性的记忆，使他们能够在后续厂长负责制推动管理权进一步集中的过程中提出质疑与抵制。换言之，那场原本意在制造“民主假象”的自上而下的举措，却在无意间“激发”了许多工人去追求真正的民主管理的勇气与行动。
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本文为重新理解20世纪80年代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中的一个关键时刻提供了新的视野。那个时期充满了模糊性、不确定性与开放性。中国正在脱离先前的社会主义模式，但成熟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尚未成形。许多历史行动者都在探索改革中国社会主义的路径，却并不清楚改革的终点将通向何方。由于党内主要政治领导人之间并不存在统一且清晰的改革愿景，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经历了某种罕见的政治开放性，从而产生了各种各样但又往往缺乏一致性的改革举措和政策尝试。尽管现有的学界研究已经揭示了这一历史时期的不确定、碎片化和模糊不清的特征如何在政策制定和精英政治层面上表现出来。但本文进一步提供了一个亟需的视角——其不仅分析了基层工人是如何经历这种多变且拼凑式的政策体系的，更揭示了这些政策如何在无意之间孕育出具备颠覆性的下层能动性，而其发展远远超出了政策制定的最初意图所能预见的范围。
在概念层面上，本文试图回应学界在理解“工作场所民主（另译：职场民主）”时常见的二元分化——即要么将其视为一种稳定的制度化实践，要么将其作为一种具有对抗性的直接行动。现有关于历史社会主义社会中产业政治的研究，往往在以下两种领域中寻找“工作场所民主”的体现：一是正式的组织机制，使工人能够在日常生产中对决策施加影响；二是工人以集体动员的方式、通过对抗既有权力结构而提出诉求的剧烈事件。然而，本文指出，这两种视角单独都不足以解释其中的关键动态。虽然那些“民主化”的正式制度并未真正赋予工人实质性的民主权力，但它们仍然为工人提供了契机与正当性，使其能够以自主或对抗的方式采取行动，并认真地实践“民主”这一理想。因此，本文提出了一种重新思考“工作场所民主”概念的方式——即认为制度化的实践与对抗性的直接行动这两种通常被视为对立的‘民主形态’，实际上构成了一个辩证的整体。
历史学的介入：工人与中国的20世纪80年代
关于20世纪80年代中国城市产业工人的现有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研究主要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由当时的社会科学家开展。这一时期的研究重点在于记录和分析各类政策改革对工人经验的影响。例如，Susan Shirk 论述了招聘、工资与奖金政策的变动如何影响了工人之间在车间层面的相互关系。Gordon White 探讨了取消新入职工人就业保障政策的后果。 Andrew Walder 则研究了工厂管理体制改革如何改变了一线工人与厂长之间的关系。一些学者还将工人后来参与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的原因与80年代工人们经历的种种政策变化联系起来。
第二阶段的相关研究主要由近二十年来的历史学者与历史社会学者所推动。这一研究将后毛泽东时代初期城市工人的经验置于一个更长时段的历史进程之中加以理解——即中国从国家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型的过程。尽管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工作场所（即“单位”）在基本制度层面仍大体保持完整，但这些学者指出，在这一时期，毛泽东时代工业体制的诸多制度特征已开始受到侵蚀，同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也在逐步滋长：车间内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化加剧；政治与意识形态激励逐渐被普遍的经济主义所取代；工人之间日益增长的不平等与竞争削弱了平等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原则；新的劳动合同制度直接挑战了终身就业保障的惯例；女性工人所遭受的性别歧视进一步恶化；而工厂管理则呈现出更强的技术官僚化与专制化特征，逐渐演变为类似“一长制”的体制。这些改革在社会主义工作场所的制度结构中引入了市场导向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要素，但其力度仍不足以真正宣告原有社会主义制度的终结。
尽管上述研究在理解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产业关系的变化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但现有文献仍存在两个明显的不足。第一，我们对塑造工人经验的政策变迁已有较深入的认识，但对工人如何对这些政策变化进行抗争仍然了解不足。现有研究或多或少地将这一时期的工人描绘成不满的受害者，往往极不情愿地带着无奈接受了那些不得人心的政策变革。换言之，工人的历史能动性尚未成为学术分析的核心。鉴于我们已经了解的事实——即在紧随着后毛泽东时代到来的前后两个历史时期，中国工人都展现出了强烈的抗争精神与斗争能力——这种对工人自主能动性与抗争性的忽视无疑是学界的重大缺陷。
第二，现有研究尚未充分考察这一时期旨在强化车间内民主管理的正式制度的政策努力。尽管 Joel Andreas 与 Jackie Sheehan 等学者曾注意到这些政策，但他们要么将其视为表面化的“装饰”，要么仅将其看作在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纪律化与初期资本主义改革成为主导之前的一次短暂插曲。与此相反，本文主张，尽管这些“民主化改革”带有强烈的形式主义特征，也应当得到比以往更为严肃的对待。对于许多工人而言，他们在这些改革中的切身经历，与同期推行的纪律化以及初期资本主义改革中的经验一样真实且深刻。 更为重要的是，鉴于“民主化改革”的推进与“纪律化政策”的展开几乎是同步进行的，一个尤为值得探讨的问题是：工人们如何理解并回应这两种并行发展的改革之间所蕴含的张力？
这两个现有研究的不足进一步引出了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即学界究竟是如何概念化20世纪80年代这一历史时段的。现有关于这一时期城市工人经验的研究，尚未充分考虑到20世纪80年代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模棱两可的十字路口、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中间地带”的特征。许多历史行动者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方向时，并未提出系统而统一的方案，因此各种性质迥异、甚至相互矛盾的改革倡议往往同时被提出并付诸实施。有趣的是，这些相互重叠但方向不一的改革在基层层面有时反而创造出某种“间隙式的空间”，被边缘化群体具有颠覆性的自主能动性在其中得以萌生与成长。这种能动性的爆发并非任何改革本身所预设的结果，甚至阻碍了部分相关政策的落实。而本文正试图呈现的，正是这些揭示了20世纪80年代这一历史时期独特性质的微妙社会动态。
本研究试图通过聚焦一个实证案例——1984年至1985年的武汉——来弥补现有历史学研究中的这些缺陷。文章探讨了为何以及如何在这一时期，广泛的厂长选举与管理层专制的确立得以并行推进；党政官员与企业领导层又如何尝试在这两项配套的改革之间进行协调与控制；而工人又是如何在这两种相互矛盾的改革浪潮中摸索与应对。更为关键的是，本文将工人的历史能动性置于分析的核心位置，强调厂长选举这一制度性实践如何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催化出工人的基层行动——这些行动不仅背离了官方预期，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厂长负责制的推行。
概念的介入：重思“工作场所民主”
在关于历史上社会主义社会中工业政治的广泛研究中，“工作场所民主”这一概念通常被运用于两种截然不同的意义之上。Joel Andreas 在讨论毛泽东的工业民主观时，恰好以极为清晰而简练的方式阐明了这一概念的二重性。正如他所指出的，毛的做法的特点是“他普遍对制度化的形式持漠视态度（包括那些旨在实现民主参与的正式机制）……相反，毛更倾向于暴动性的政治参与与辩论形式”。 由此可见，“工作场所民主”存在两种基本的概念化方式：其一，将其理解为一种稳定的、制度化的实践；其二，将其视为一种具有对抗性的直接行动。
将“工作场所民主”理解为稳定的制度化实践的学者，主要关注车间层面的正式机制如何（或如何未能）使工人能够参与企业管理，并通过常态化的日常活动，根据自身意愿影响工作场所的决策。除了研究中国语境下职工代表大会等正式民主管理制度的学者外，大量文献还考察了南斯拉夫“工人自治”下制度化的民主实践运作机制。这一研究传统深入探讨了南斯拉夫的工人理事会与工厂管理委员会等制度是如何运行的，工人参与具体如何影响企业决策，哪些工人群体最为活跃，其偏好如何在决策中占上风，以及工人参与这些实践所产生的不平等与副作用。然而，当这一概念化方式被应用于本文的实证案例时，其局限性便显现出来。本文所考察的对象，确实是一项表面上旨在促进“工作场所民主”的制度——即车间层面的厂长选举。但当我们深入考察这些选举在实践中的具体运作方式时，不难发现，官方权力机关在整个过程中都试图加以严格掌控，而选举结果至多只能在极有限的意义上反映工人的真实意愿。倘若我们仅从“稳定的制度化实践”这一视角来理解“工作场所民主”，便极可能止步于将这些选举批判为“虚伪的”或“装饰性的”民主，而忽略其背后更具启发性的社会动态。
将“工作场所民主”理解为对抗性的直接行动的学者，则关注工人如何通过扰乱车间日常运作并挑战社会主义党政一体的执政能力的活动，来直接提出并推动自身的诉求与主张。罢工、怠工、抗议、游行、静坐以及自发性动员，都是采用这种概念化视角的研究者最为熟悉的分析场域。除了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历史上工人直接对抗行动的学者之外——其中尤以1957年、文化大革命时期及1989年的行动为代表——研究者们也考察了在其他社会主义历史关键时刻中，“工作场所民主”作为暴动式的劳工运动发生的方式，例如1956年的匈牙利、 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以及1980至1981年的波兰。 这类研究将“工作场所民主”理解为一种决裂与斗争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工人试图通过激进行动超越自上而下的权力结构，主张自身的自主力量。这种概念化方式对于本文的分析具有重要启发意义，因为它强调了工人具有颠覆性的能动性。然而，仅凭这一视角，仍不足以解释为何在1984至1985年武汉这一颇为特殊的案例中，工人的自主性与直接行动恰恰是被一个有缺陷的正式制度所促成与激发出来的。
相反，本文所呈现的实证案例有力地表明了，将两种概念充分融合在一起从而对工作场所民主达到更全面的理解所具有的分析效用。研究显示，稳定的制度化实践与对抗性的直接行动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正式机制之所以对“工作场所民主”具有意义，并不必然在于它们能够如何真正地实现民主决策，而在于它们有时为工人的直接行动提供了制度间隙与合法化的话语空间。同样，工人的颠覆性与自主性行动也不必总是以挑战或超越现存权力结构为目标；它们同样可以在那些宣称赋予工人民主权利、但在实践中未能兑现的正式制度内部，努力使工人的声音得以被听见。从这一角度来看，稳定的制度化实践与对抗性的直接行动构成了一个不断循环往复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民主作为一种理想从未被完全实现，却始终激发着工人的行动。这样的整体性视角揭示了：即便是不完善的制度，也可能孕育出工人的民主斗争；而工人的斗争，又可能反过来将原本空洞的制度性民主外壳，转化为更具实质性的民主实践。
资料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基于笔者于2022年在武汉市档案馆查阅的档案资料。这批材料的大部分直到近年才向学术界开放。本文叙述的核心部分——即那些受到严格控制的选举过程如何仍然激发工人能动性——主要依托于以下几个档案馆中的文件材料：
1）中共武汉市委经济工作部；
2）武汉市总工会；
3）武汉市纺织工业总公司；
4）武汉市化学与医药工业局；
5）武汉市自动化设备与仪器公司。
这些档案从不同角度、不同深度记录了武汉市辖区内十余家工厂的厂长选举过程。尤为重要的材料包括：由企业级党委、工会委员会或工作组向上级主管机关提交的关于选举进展的实时更新和总结报告；由各局或委员会编制的内部简报，内容涉及各行业工厂中厂长选举的实施情况及具体案例；以及在内部工作会议上所发表的讲话稿与参考材料。此外，笔者还查阅了少量湖北省档案馆的相关文件，以对若干材料加以印证。通过对这些档案文件的细致、批判与反思地阅读，本文遵循既有的史学研究规范，试图在以官方机构所生成的文书为主要材料的前提下，重建一个突显基层工人能动性叙事。
全国背景：武汉“并行改革”的政策语境
在深入分析武汉地方层面的改革动态之前，有必要首先概述1984—1985年间武汉所推行的两项“并行改革”在全国范围内的政策背景。首先，对厂长的选举制度在20世纪80年代初被确立为全国性政策。1981年颁布的《国营工业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暂行条例》明确规定，企业层面的职工代表大会有权选举厂长。1982年1月2日，中共中央与国务院联合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国营工业企业进行全面整顿的决定》，其中写道：“厂长除在必要时由上级调配以外，要在实行经济责任制和整顿企业的基础上，积极创造条件，逐步实行民主选举。”正如既有研究所指出的，中央层面对厂长选举的支持，实际上是对1980—1981年间席卷全国的劳工骚动的政策回应之一。随着工潮蔓延，全国总工会的领导层主张，强化工厂民主管理的制度化渠道，是削弱工人集体抗争组织化趋势的最有效方式之一。该主张最终在党内高层得到了认可。例如，在1981年6月的一次中央书记处内部讨论会上，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就指出：“（如果是）职工代表大会决定的，你（工人）反对谁啊？”
这种官方对城市工厂内部选举的开放态度，也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政治气候更广泛的特征——那是一个党和国家对基层民主试验相对包容的历史时期。部分地区允许出现竞争性的地方人大代表选举；而一些高层领导人——尤其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真——则鼓励在乡镇和村级层面开展领导干部的直接选举。当然，这些政治家对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并不感兴趣，但他们确实认为，基层选举有助于增强社会主义党和国家公信力，并使地方领导干部要对选区民意有所回应，同时也有助于推动全国范围内的“干部队伍年轻化”进程，即让年老或文化程度较低的干部退休，由更年轻、更具“改革精神”的人取而代之。与全国政策的进度相比，武汉在1984年才全面推行厂长选举显然已经略微滞后。事实上，正如武汉市委副书记辛甫在一次内部讲话中所承认的那样，这一举措一定程度上是源于武汉方面意识到相较于其他许多地方，自己在推行厂长选举上“落在后面”了，因此希望能最终“赶上”。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武汉对厂长负责制改革的响应要迅速得多——其刚刚在1984年年初被列入国家政策议程的几个月后，武汉便积极落实。中央做出推行厂长负责制改革的决定，标志着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企业改革道路上的一个分水岭。既有研究表明，到1984年时，中央决策者内部已形成共识：厂长负责制应当成为遏制工人在城市公有制企业中的“过度”权力与控制工人的重要手段。而这一制度的实施，也确实在车间层面产生了立竿见影的反民主效果。彭真——当时负责起草厂长负责制方案的工作组负责人——在1984年1月指出，“国营工厂是全民所有而不是本场职工所有，它的厂长只能由国家有关部门委任，要国家负责。”他还感叹道，无论出发点多么好，实行民主选举也会让厂长感到“左右为难”。该工作组随后在1984年年中内部流传的政策草案中提出，应彻底取消工人选举厂长的权利。可见随着厂长负责制的出台，对工厂选举制度的政治支持正在迅速减弱。
尽管厂长负责制的推行在国家政策层面上取代了对厂长选举的宽容态度，但武汉地方的政策落实节奏却产生了时间上的错位。作为厂长选举制的后来者与厂长负责制的先行者，武汉在1984—1985年间试图同时推行两项在政策目标上相互矛盾的改革。而这两项似乎在工作场所民主问题上背道而驰的并行改革，给政策管理和落实工作造成了一种困境。因此，武汉的官方当局不得不格外谨慎地阐释：为何这两项改革并非相互抵触，而是可以形成一个兼容的整体。正如下文将要展示的那样，他们通过阐释一种工具主义的工人民主观，并设计出严格控制厂长选举的手段，从而实现这一整合。
高压之手：官方的选举策略
对工人民主的工具主义式理解
虽然在1980年至1983年间，武汉市的部分工厂已零星举行过厂长选举，但市级官方推动大规模实施此类厂长选举始于1984年春季。1984年4月17日，武汉市委颁布了《关于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四个试行办法》。其中一项规定明确提出，应在全市范围内“普遍实行”由企业职工代表大会直接选举厂长的制度；在中小型企业中也可允许由全体职工直接选举厂长。
武汉的政策宣布具有几个显著特点。首先，该政策并未将推进厂长选举表述为发展工人民主的举措。相反，选举被纳入干部与人员制度改革的政策框架中，其根本目标是“把那些真正敢于改革、有作为、有干劲、能够开创新局面的人选进领导班子”。其次，《四个试行办法》对厂长选举的候选人资格作出了具体规定：厂长候选人必须“具有大专或中等以上文化水平”，并且“大型企业厂长（经理）一般不超过55岁，中小型企业一般不超过50岁”。这一规定表明，也正如政策的制订所体现的，武汉市当局关心的重点并非工人能否真正行使民主，而是确保最终由一批年轻且受过教育的干部担任厂长。
这种将“选出合适的干部”的目标置于关心工人民主本身之上的取向，在当局优先选择实施选举的企业类型上也有所体现。在宣布《四个试行办法》的工作会议上，武汉市委经济工作部主任孙文英提出了分步骤实施的路线图。他指出，应优先在三类公有企业中实施厂长选举：“凡长期不能扭转亏损；能够多做贡献而未多做贡献；墨守成规，长期打不开局面的三种国营企业”。换言之，首批开展选举的企业多为经济表现不佳的单位。市委领导层希望，通过以“能人”取代原有厂长，其经济绩效能够迅速改善。正如孙文英在次年所解释的：“启用一个能人，可以搞活一个企业。‘用人得当，企业兴旺；用人不当，效益下降’。”
但是，为什么武汉市级领导层认为有必要通过厂长选举制来选拔“能干”的厂长，而不直接由党政机关任命他们认为合适的人选呢？这一问题在武汉市总工会于1984年5月撰写的一份内部工作报告中得到了耐人寻味的回答。该报告密切参与了这一政策的制定，并称赞厂长选举提供了一种机制，可以“依靠职工搬掉领导职务终身制的‘铁椅子’”。在工厂内部，将年轻、有知识的“能干”的干部推上管理岗位，必然意味着迫使现任老干部提前退休或退居“二线”。这无疑会引发被替换干部的抵触情绪。如前述引文所示，正是预料到这种抵抗，促使当局必须“依靠工人”，通过选举的形式将干部更替包装为群众民主意志的结果。
除了加快干部更替之外，武汉的官员还认为，厂长选举制可以为随后按照厂长负责制改革所要求进行的权力集中创造条件。如果厂长是在选举中产生的，工人就更可能接受其日后权力的扩大。一份由负责监督厂长选举的工作组撰写的总结报告指出：“群众选出的厂长，就自然可以理直气壮要求群众在工作中支持配合。”武汉市总工会领导向市委递交的另一份报告也表达了相似观点：“民主选举的厂长为职工信任和拥护，是强化行政指挥系统的基础和条件。”换言之，武汉地方当局竭力将厂长选举的推动与厂长责任制的实施框定为一个整体的、相互促进的政策组合，其中前者为后者奠定必要的基础。这进一步体现了官方对工人民主的理解具有明显的工具主义特征。
基于这种工具性意图，1984–1985年间武汉市内开展的厂长选举的规模在该市历史上前所未有。回顾以往数十年，武汉上一次较为系统性地举行基层工厂管理层选举，还要追溯至1964年至1966年初的“四清运动”期间。然而，由于当时选举是在高度集中、统一指挥的大规模运动中进行的，工人几乎没有表达自身意愿的空间。1984至1985年，尽管官方党政机关和/或企业管理层也试图自上而下地控制选举过程（如下文所述），但离开了动荡性的群众运动，工人反而拥有更多余地可以根据自身的意愿去主动介入。
自上而下地掌控选举
鉴于推动厂长选举的工具主义动机，官方当局力图严密掌控选举的实施过程也就不足为奇了。管理选举的权力机构可以是企业党委，也可以是主管监督该企业的上级党政机关，或者两者共同行使权力——特别是在上级党政机关派出工作组进驻企业监督选举时。
在选举的各个阶段中，候选人提名尤为受到官方重视。武汉印染厂就是一个典型案例。该厂共有2,600名职工，是武汉市最具战略意义的工厂之一，其上缴的税金和利润约占全市工业企业总额的5%。选举过程从1984年4月13日持续至5月27日。尽管初期的公开提名阶段产生了76名候选人，但职工代表大会主席团——其中成员大多为在厂内担任领导职务的干部——负责筛选出了10名候选人的初选名单，。随后，工厂党委安排召开职代会主席团的扩大会，将10人名单进一步缩减至5人。最终，主管该企业的上级党组织“根据厂长条件和群众意见进行考核”后，选出两名最终候选人参与选举。这两名候选人都异常年轻，一位二十九岁，另一位二十七岁，且均受过大专教育。最终当选的候选人张怀义曾担任该厂计划处副处长，他早在选举前已被厂领导派往北京参加由纺织工业部专门为厂长举办的培训班。这表明，他很可能早已被列入厂领导选定的“第三梯队”名单中——即被视为今后适合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年轻干部储备名单。
武汉印染厂的选举过程遵循了武汉市级领导推荐的标准程序。1984年4月，市委经济工作部主任孙文英将“最佳做法”流程概述如下：
选举程序是，在党委领导下，由党组织召开大会，讲明企业情况，讲清干部条件，发动群众推荐和自荐，应选人进行演说答辩，然后由企业党组织和上级党组织派人考察，产生若干个候选人，交职工代表大会讨论，用差额选举办法进行选举，超过半数以上最多的得票人当选。
由于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在选举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有必要对其构成与职权作简要说明。到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大部分城市公有制企业已建立或恢复了职工代表大会制度。该制度最早在1950年代被广泛推广，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陷于停滞。后毛泽东时代的党领导层将其视为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工厂内部亟需的制度重建的重要组成部分。1981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准的《国营工业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暂行条例》以及1982年宪法均对职代会的恢复作出了正式规定。
条例明确：一线工人应占职代会代表总数的60%以上（其余由干部和技术人员组成）；代表名额应分配到各车间、科室、工段乃至小生产队，各单位工人每两年直接选举产生职代会代表；未经选举任何人不得被任命为职代会代表。至于基层实践中是否严格遵循上述官方规定，史料显示情况并不一致。但不可否认的是，既然一线工人占据了多数代表席位，而这些工人又与同事在日常劳动中无法避免地要保持紧密联系，那么企业的职工代表大会在事实上必须对全体职工承担一定的责任——即便部分代表选举未必是民主的。（然而，职代会主席团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其成员往往由厂内领导干部主导。）
在实践中，全国各地的职代会最显著的决策权与管理权，主要体现在涉及工人的直接物质利益的分配性事务上，例如住房分配、工资、奖金调整，以及职工子女的招聘机会。1984年5月，武汉市总工会的一份报告指出：“现在我市企业集体福利基金的使用多数由职代会讨论决定，职工住房分配方案基本上由职代会确定。”不过，职代会的权力有时也超出分配事务的范畴。例如，在武汉的红旗造纸厂，职代会代表曾认为厂长提出的生产指标过高，建议其下调30吨。1984—1985年的厂长负责制改革将管理权集中于厂长一人之手，其意图正是要削弱职工代表大会在多方面拥有的这种权力。武汉的一些工会干部就抱怨称，随着厂长负责制在个别工厂的推行，职代会的权力变得如“灯草拐棍”般脆弱。
与孙文英此前提出的选举样板相一致，企业党委或上级党政主管部门在正式启动提名程序之前，通常都会设定严格的候选人资格标准，并在提名结束后对被提名人进行审查。武汉自行车一厂（员工超过1,000人）便是一个典型案例。该厂党委规定，合格的候选人必须具备大专及以上学历，且年龄不得超过45岁。为了有目的性地引导选举，党委向各生产班组发放了一本小册子，列出厂内全部29名受过高等教育的职工信息，以便在考虑提名对象时“让职工了解人事情况”。在公开提名阶段产生27名候选人后，党委再次介入，剔除了10名“明显不符合厂长候选人条件，以及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错误的”的候选人。
除了控制提名流程外，官方当局还力图确保选举过程的“有序”进行——即防止工人进行自主组织或开展竞选活动。在武汉制药厂，党委在号召工人提名候选人前明确规定：“工人应认真、慎重填写推荐表，推荐时独立思考，真正表达自己意愿，不串联，不拉票”。类似地，武汉照相机厂党委在选举启动前也提出了相应的基本准则：“要坚持党的领导，不允许串联和‘四大’，防止派性干扰。”
文中提到的“串联”、“四大自由”以及“派系”等术语均与毛泽东时代“大民主”留下的“幽灵”相关。那是一个工人被允许相对自由地发表意见、组织活动，最终导致文革中大规模造反运动的政治时期。上述术语出现在这些文件中表明，对于官方当局而言，任何形式的工人自主组织或竞选行为都会唤起他们对文化大革命十年间政治失序与自下而上造反的记忆。
意料之外的勇气：工人的反应
一个未曾料想到的工人发声场域
鉴于官方当局自上而下的干预，武汉的厂长职工选举很难被称为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选举。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当选举计划宣布时，工人们往往以怀疑、玩世不恭甚至冷漠的态度回应。在武汉布鞋厂，有工人质疑道：“领导早就研究好了，选个么事？”机械工业局和第一轻工业局的报告也显示，相当数量的工人认为这些选举只是为了确认领导实现已经挑选好的候选人而走的形式。在武汉可锻厂，工人甚至流传出流言称，即将举行的选举不过是上级公司用来甩掉某位厂长的阴谋。类似的传言表明，工人试图按照自己的理解去揣摩即将发生的改革，而他们对于这场由官方制定好的改革也几乎没有什么信任。
然而，通过让基层工人参与到形式化的选举过程中，并制造出一种民主的假象，一些选举意外地为工人表达诉求提供了空间。即便是选举的形式化程序，有时也能让工人比官方当局预期的更认真地去对待真正的民主。当工人这样做时，往往会引发一系列无人能够完全掌控的连锁反应，最终为工人及其工友在官方意料之外的情况下赋权。
武汉印染厂选举的丰富档案材料提供了观察此类动态的窗口。正如前文所示，在整个选举过程中，当局对候选人筛选都保持了严格的控制。但工人并非被动地接受。在当局制定选举时间表时，一些工人站出来，要求“自荐，并要求给自荐者提供方便”。工厂党委和职代会主席团很快满足了这一要求。此外，企业领导层最初倾向于反对举行最终候选人的公开问答环节，理由是担心“怕群众出难题，担心在会上‘出洋相’”。然而，工人们的诉求迫使领导改变了意见。一种罕见的情况出现了：工人的能动性得到了正式承认。从领导层的角度来看，向工人做出这些程序性让步似乎无关痛痒。允许工人自荐以及与候选人的公开问答，并未威胁当局筛选候选人、决定最终候选人乃至控制选举结果的权力。另外，这些附加程序在宣传上也有利，因为它们使选举在工人和更广泛的群众眼中显得更加民主。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企业领导层才愿意作出让步。
然而，在公开提名阶段所发生的事情却让当局措手不及：“在职工推荐和自荐候选人的过程中，个别自荐人在生活福利上许愿过多，少数职工要选‘房子厂长’、‘旅游厂长’、‘四班三运转厂长’、‘奖金厂长’。”虽然工厂工会委员会在报告中声称，只有“少数”工人为改善福利和提高待遇的前景感到兴奋，但工厂党委的另一份报告则描绘出更令人担忧的局面：“在民选工作进入自荐阶段时，个别人利用自荐机会大谈‘福利’、大许‘奖金’，在职工中形成一股选‘奖金’厂长、选‘房子、煤气、旅游’厂长等选‘福利厂长’倾向。”
这里“倾向”一词不仅表明这些自荐者在极短时间内已获得了相当规模的工人支持，也暗示这种支持正在不断扩大的趋势。在企业领导层看来，自荐程序正逐渐失控——它为工人提供了一个表达各种物质诉求的平台，使他们能够自我提名、作出“慷慨”的承诺，并从同事中争取支持。
企业领导层感到有必要出面干预，以消解这些“不守规矩”的声音，并教导工人如何“正确认识”选举的意义。思想教育会、政治思想工作以及各种宣传渠道成为他们惯常动用的工具。然而，领导层也心知肚明，如果不解决工人不满的物质根源，单靠思想工作是几乎无济于事的。对此，工厂党委承认：“（工人的）意见集中为：加班太多，不关心职工生活。”因此，他们“采取了将生产计划按周包干到车间来实现不加班的措施，并利用厂休日组织职工外出游览。实施以后效果明显，五月份全厂未加一天班，生产计划都圆满完成了。”
工厂工会委员会的报告也印证了这一点： “长期未解决”的加班问题在工人参与选举活动后几乎一夜之间得到彻底解决。此外，工人还获得了额外的休假权利——这一问题正是此前那些作出“慷慨承诺”的自荐者所提出的。与此同时，厂方还计划改善食堂条件，满足工人对文体活动的需求，并着手解决住房等其他生活问题。
在工厂党委通过承诺解决工人们的物质诉求而平息了工人的选举动员之后，选举过程得以按计划推进。在厂方回应了工人最为迫切的物质需求之后，工人们仍继续参与选举过程，这表明他们对工厂的长期发展规划与财务稳健状况仍然怀有相当程度的关切。根据工人的意见，职工代表大会的代表在集体大会的环节中，向两位最终候选人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的内容体现了工人们广泛的关注重点：
如何加快资金周转？双面绒、印花宽幅灯芯绒合同数量完成后，将上哪些新品种？用什么办法，采取什么措施，减少烧炭浪费？绒布车间粉尘很多，影响产品质量和工人健康，将采取什么措施解决粉尘问题？
显然，工人们并非短视到只关心自身当下的直接利益。
诚然，工人在此次选举中的意外动员并未对选举结果本身产生影响。正如前文所述，进入候选名单的那些人，都是被官方当局认为“合格”的人选，而最终当选者早已被列入“第三梯队”培养名单，并深受当局青睐其能胜出。尽管如此，这一选举过程仍为工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契机，使他们得以集体发声，威胁到当局对选举的自上而下控制。为了重新确立这种控制，厂方被迫回应促使工人动员起来的那些物质上的不满。从某种意义上说，武汉印染厂的这场选举本身并非真正的民主选举，却产生了民主的影响。
尽管相关证据较为零散，工人试图将民主实践的边界推进到官方容忍限度之外的努力，也出现在武汉机床厂。该厂共有职工3,176人，是武汉首家举行厂长选举的大型企业，于1982年6月实施。当选举消息公布时，一些工人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他们主张候选人在投票前应当在全体职工面前发表竞选演讲；另一些人提议在工厂门口设置投票箱，让所有工人都能投票。
这些倡议很可能出自基层工人，旨在赋予每一位职工——而不仅仅是职代会代表——直接参与选举的权利。然而，这样的民主形式并非官方所能接受。工厂党委在整个选举过程中直接受市党委的指示，展开了艰苦的“思想工作”，以消除工人们的这些想法，并将其定性为“资本主义民主”的表现：
（我们）用具体事例加以揭露，使他们（群众）了解到：资本主义选举表面上非常民主，实际上每个竞选人都受几个或几十个财团控制，完全为这些财团少数富翁效劳，与我们社会主义民主有着本质区别。
这种自上而下的干预引起了至少一名职代会代表的怀疑。他质疑工厂党委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操控这场选举。为了弄清楚这一点，这位代表在正式投票时没有选择任何正式的候选人，而是在选票上写下了一名机床操作工的名字。他的目的就是要看看工厂党委是否会离谱到伪造选举结果。当正式选举结果公布时，时任厂长以高达96%的得票率赢得压倒性胜利，但那位机床操作工人也的确获得了一票。尽管机床厂的这场选举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摆设，但那一张令人尴尬的“抗议票”依然提醒人们：仍有一些工人认真地行使着他们的能动性，不愿被愚弄，并试探着民主的真实边界。
“工人阶级的盛大节日”
在各种类型的企业中，基层工人对选举过程的热情与参与度总体而言在那些经济效益最差的工厂中最高。 这并非因为这些工厂的选举在实质上更加民主，而是因为在这些工厂中，选举结果更加事关重大——工人们非常关心选举是否能选出真正有能力改善企业经营状况的厂长。前文提到的武汉自行车一厂就是一个典型案例。该厂已连续多年亏损，虽然其选举过程是由官方当局以相当标准化的方式把控的，但工人的反应总体上更加投入。固然有人存在冷漠或怀疑的态度，但也有许多人充满希望。有工人甚至表示：“如果这次新选的厂长能够扭转我们厂亏损局面，我们愿从头一个月的奖金中每人拿出一元钱奖励厂长。”
当最终候选名单缩减为4人时，这些候选人被邀请在一次集体大会上发表演讲并回答提问。虽然原本只要求干部与职代会代表出席，但许多基层工人也自发到场。现场提出的问题反映出工人们对企业长期业绩不佳的不同分析：
开辟产品新门路有么打算？提高自行车油漆质量有什么具体措施？…如何掌握市场信息？远景规划有何打算？科室机构重叠怎么办？
当职代会于1984年5月18日召开最终投票时，数百名基层工人聚集在会议大厅，等待即时消息。职代会主席团于是决定在工厂篮球场上架设一个广播喇叭，让所有工人都能听到会议进程。当选举结果公布时，厂区内响起了密集的鞭炮声——这究竟是工人自发燃放的鞭炮，还是由上级部门安排的，已无从考证。无论如何，选举过程的节庆氛围对其产生的影响至关重要。它象征着希望、对过去的诀别，以及一个新的开始。事实上，多份报告都形容工厂里的选举日为“工人阶级的盛大节日”，这表明选举带来的节庆氛围正是官方与干部定义选举是否成功的重要依据。
工人对选举的热情还在武汉化学助剂总厂以更为突出的方式体现出来，而这家工厂此前也曾陷入经济困难。该厂面临的困境已严重到，在选举公告宣布后的最初几天里，竟没有任何符合条件的人愿意自荐参选。面对这种僵局，工人们决定自行动手、另辟蹊径。第四车间的五十五名工人在工厂办公大楼前张贴了一份公告，表示愿意自行集资，奖励那些成功进入最终候选的自荐人；当选者将获得200元，其他未当选但进入终选的自荐者各得100元。
这些经济激励产生了显著效果：次日，就有七位拥有大学或大专学历的职工挺身而出。选举结束后，工人们兑现了承诺，将奖金交给了当选的厂长及另一名进入终选的候选人。获奖者们也并未将这笔钱据为己有，而是决定将其用于设立一个“厂长基金”，以表彰那些在技术革新和新产品开发中做出突出贡献的职工。
出乎意料的竞争性选举
在一些工厂，尤其是中小型工厂，选举甚至产生了官方当局未能掌控或预料到的结果。尽管官方当局可以竭尽所能地审查候选人的资格，并为其青睐的候选人助选，但当最终轮到工人或职代会代表在最后一轮选举中行使投票权时，他们的行为有时则令当局大为震惊。
东方仪表厂共有328名职工，于1984年5月举行了厂长选举。起初，当局按照与上文所述相似的方式设定了候选人的资格标准。随后，他们在由自己挑选出的70名干部与“骨干”工人中进行提名投票。得票最多且符合资格标准的三名候选人进入最后一轮选举。由于该厂规模较小，与大型工厂中仅限职代会代表投票不同，东方仪器厂的所有职工在最后一轮选举中都拥有投票权。
张良新，曾任该厂副厂长，是当局看好的获胜人选。由上级公司派遣并负责指导此次选举的联络组在其报告中明确指出，根据他们的考察与其他人的反馈，“张良新，脑子清醒，有一套治厂设想，能碰硬，适合行政领导工作。预选时得票最多。大选前张良新获胜的希望也是较大的，甚至还有人给他写条子，要他不要紧张，当上厂长后要注意什么等等。”
选举日对全厂而言是一个大事，工人们都深知其事关重大。武汉市委经济工作部的一份内部报告详细记载道：“5月21日大选那天，除了门市部值班、病休和拿劳保人员以外，全体职工按时到厂，有位退休职工听说要选厂长，也赶回工厂要求参加答辩、投票。还有个职工值门卫班，不能参加选举，委托同厂工作的母亲一定代她投一票”当所有选票统计完毕后，一个令人震惊的结果出现了：时任党委副书记向作建以144票对80票击败张良新。联络组在报告中承认，这一结果相当准确地反映了基层工人的情绪：
当大会发表施政演说时，原副书记向作建同志却得了民心，尽管演说长达80分钟，然而掌声不断。我们分析主要是在三个方面抓住了职工。一是把全厂328人逐个做了安排，安定了人心。二是表示：要想尽一切办法收回被总厂行政领导要强行划走的六渡桥门市部，使祖宗的家业不在我们手里败落。依靠总公司使电镀车间六月上旬搬家，为扩大生产解决厂房问题，因而赢得热烈掌声；三是今年七月，至迟在十月一日前，还清内债，让职工欢欢喜喜过国庆，结果又是一片掌声。
此外，工人们对向、张两人的性格与管理风格也持有截然不同的看法：“群众说他最大的优点是待人忠厚，心善……职工说到他如何照顾一位退休老工人及其神经病女儿时，感动不已。” 相比之下，一些工人对张过于严苛的作风颇有怨言。例如，一位仪表车间的女工抱怨说，她“抠错了胯子也不选张良新，上班打点毛衣他也要管。”
因此，至少在东方仪表厂的最终候选中，真正获得更多基层工人支持的人最终战胜了官方青睐的候选人。面对这一令人失望的结果，联络组开始质疑厂长选举是否真的是选拔领导的正确途径，甚至写道：“真正的改革者，或者敢于碰硬的实干家，在群众选举中，往往是不可能得到多数人的拥护的。”
尽管目前尚无其他武汉工厂同等详尽的记录，但显然，选举结果超出上级当局的预期的情况并非个案。在武汉打字机厂的选举中，进入两位终选候选人中，工厂党委倾向于支持时任副厂长，而认为另一名27岁的大学毕业生“不太稳重”。然而，大多数基层工人更支持这位27岁的年轻人，认为他的管理思路更“有创见”和“有闯劲”。 当职代会代表召开会议投票时，结果出人意料地打成平手——两人各得18票！如此意外的争议表明，党委企图将其意图强加于职代会代表的尝试显然失败了，也使得党委放弃代表他们青睐的候选人做进一步干预。相反，他们同意举行第二轮投票，并允许全体职工投票而不仅仅是职代会代表。最终，这位27岁的年轻人当选。 值得注意的是，武汉打字机厂的选举不仅产生了一位获得多数工人支持的厂长，还迫使党委扩大了民主参与的范围。
在武汉可锻厂也发生了几乎同样戏剧性的情形。该厂共有507名职工。当最终候选人缩减为两人并举行竞选演讲与问答环节后，职代会代表于1984年6月6日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最终表决。时任厂长宋文龙在64名职代会代表得到了33票，以仅仅超过半数一票的微弱优势胜出。在其他案例的记录中，当时任厂长参选并进入最后一轮时，他们通常会受到当局的支持，并最终以压倒性的优势获胜。鉴于此，这起选举实属是一种羞辱。相比之下，宋文龙仅以微弱多数票获胜，实际上也可以被解读为一种“不信任”投票。宋本人也承认，这次选举的惊险结果使他“触动很大”，迫使他重新思考自己以维持现状为主的管理方针。
选举后的对工人行动的启发
尽管武汉市政当局原本设想通过厂长选举来为厂长负责制下的权力集中铺路，但在某些工厂结果恰恰相反。无论选举过程受到如何的控制，参与选举的经历本身仍赋予了工人信心、话语资源与制度记忆，使他们在此后能够抵制厂长进一步集权的企图。
武汉橡胶厂共有1,234名职工，是1984年4月下旬首批启动选举程序的50家企业之一。该厂的候选人提名过程受到高度把控。工厂党委不仅设定了严格的资格标准和候选人审查，还在全厂提名投票期间积极为其青睐的候选人助选（该候选人最终当选）。另一方面，为了遵照民主程序，党委在职代会代表进行最终选举投票之前，安排了最终候选人的“竞选演讲和问答”环节。这一环节虽然得到工人的积极参与，但其本意仅仅只是一个仪式性的程序，旨在赋予选举结果民主合法性。然而事实证明，这场活动却在工人中孕育出一种新的意识——他们才是企业真正的主人，而非厂长。
选举结束后不久，厂长负责制于1984年6月初在该厂正式推行。管理权集中到了当选的厂长王庭泉手中。据王本人所述，他因厂长责任制的实施而斗志昂扬：“我凭着个人意志，顶多只征求一下几个副厂长、党委书记的意见，就果断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王以强硬而近乎专断的方式推进的措施主要针对工人的医疗保障、病假制度以及职业教育补贴。这些改革引发了工人间日益增长的不满，而这一不满在1984年8月达到爆发点。当时，一项新近实施且存在缺陷的承包计划导致内胎车间工人工资下降。工资下滑的原因被归咎于产品质量下降，但车间工人认为责任并不在他们。根据王的回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非同寻常”：
联系到前段时间劳保方面改革中的一些失误，一些工人公开提出要弹劾我这个厂长，要投我的不信任票，要我把录音机搬来，重温一下自己在竞选厂长时的演说。一时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令人震惊的是，工人不仅试图依据王庭泉在竞选演讲中作出的承诺追究其责任，还明确提出了“罢免投票”的想法。这两种行动逻辑显然都源自工人此前的选举经验。若非经历过选举这一过程，工人们也许很难对厂长的背信弃义感到如此愤怒，也很难认为有正当理由来提出罢免投票的要求。另有一份由工会委员会撰写的独立于王本人报告之外的材料，描绘的情势更为严峻。报告指出，工人的不满已强烈到“生产有停顿的可能”。换言之，罢工一触即发。
面对这种一触即发的局势，王庭泉被迫迅速撤回了降低工资以及削减工人福利等最令人怨愤的举措，从而缓和了紧张局势。1984年夏天，武汉橡胶厂的工人行动成功击退了厂长强行推行的不得人心的改革，并在厂长责任制所推动的管理专制化浪潮的全国背景下，有效遏制了厂长权力的扩张。无论这家工厂的选举多么被把控，对于民主的表象的维护最终促使工人发展出自信感与真正的民主意识，使他们更有勇气对当选厂长的权力扩张行径发起挑战。
结论
在1984至1985年间，武汉市的领导层在全市范围内大规模推行了厂长选举。按照官方说法，这些选举旨在以更“有能力”（即更年轻、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人才取代现任厂长，并在厂长负责制推行的过程中，为权力进一步集中于厂长个人之手铺平道路。然而，事情在工厂基层并未如愿。尽管官方当局缺乏真正实行工人民主的承诺，并竭力操控选举过程与结果，但这些选举仍为工人提供了一个制度性空间、组织机会和信心，使他们能够动员起来向企业领导层提出诉求、表达不满、维护自己的自主权，甚至抵制厂长的权力集中。哪怕只是“民主的表象”也鼓舞了工人，他们随后便试图将表象转化为现实。
通过揭示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复杂历史脉络，并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工作场所民主”的真正含义，本文所讲述的故事为理解1990年代及之后的中国工业治理转型提供了重要的背景。1984至1985年间武汉所出现的这些“意料之外的后果”，在整个后毛泽东时代初期的中国并非个例。随着各种重叠且彼此并不一致的改革在城市工厂中铺开，它们之间所形成的间隙式的空间为工人提供了丰富的机会，使其能够创造性地利用改革来满足自身的诉求。正如本文所揭示的那样，这些动态过程所产生的意外后果超出了任何单一政策的预设，也因此成为许多改革议程进一步推进或深化的障碍。这正是为什么到了1980年代末，政策制定者屡屡感叹工业改革“未能成功”、“达不到预期效果”，甚至“适得其反”的重要原因之一。
面对这些挫折，党和国家在1990年代选择了彻底转向。它不再寻求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本框架内继续推进渐进式改革，而是发动了席卷全国的私有化与国企改制浪潮，导致了大规模的下岗、就业保障的终结，以及福利待遇的急剧削减。以一种暴力镇压的方式，党和国家实际上摧毁了社会主义工人阶级 。“意料之外的后果”的时代至此终结，因为那些曾制造出这些意外后果的主体已不复存在。在中国新近巩固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工不再拥有政治空间或制度资源，无法像他们的社会主义前辈那样，对自上而下的政策措施进行抗争或创造性地运用。党和国家的这一改革战略的转向，正是后毛泽东时代中国政治经济结构被根本性重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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