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威尔士矿工联合会、矿工肺病与专家知识的工具性运用（1900–1950）

作者：Michael Bloor

本研究原本拟采用文献分析的方法，但在研究初期，研究员被威尔士大学斯旺西分校南威尔士矿工图书馆所收藏的丰富口述史档案所吸引，从而调整了研究方向。本文分析完全基于该馆的录音资料收藏，同时大量借鉴了此前有关矿工肺病的历史研究成果。

对于科学社会学家而言，口述史资料的重要性甚至可能超过其对于科学史学家的意义。诚然，这些资料记录了许多非正式甚至隐秘的活动。但更重要的是，对于社会学家而言，它们从亲历者的立场出发，对事件进行了具有鲜明主体性的叙述。

本文主要关注与20世纪20至30年代南威尔士日益严重的矿工肺病问题相关的材料，以及矿工群体为争取患者获得赔偿而开展的集体行动。

为争取赔偿而开展的集体行动

1931年至1948年间，英国共有22,000名矿工因患尘肺病而离开工作岗位，其中85%来自南威尔士。许多患者通过观察自身与其他同样致残同事的工作经历之间的相似性，充当了所谓的“民间流行病学家”，自行推断出了疾病的成因。在 Brynamman 矿山工作的矿工 D.M. Davies 就是其中之一：

我得尘肺病的时候还很年轻，只有33岁。我并不是最年轻的致残者。最年轻的是 Cyril Rees，他才29岁。当时大约有八到十个人在这条输送机旁工作。那时候输送机还是新设备。工作环境糟糕到什么程度呢？副矿长亲自下来检查。它在狭小的车间举起风速计，结果风速计根本不转。

正常情况下它应该显示什么？

风速计就是用来显示空气流量的。

也就是说根本没有空气流通？

风速计完全静止不动。……如今还活着的只剩下 Roy Jones、我自己，还有 Tommy Errant。

许多井下工人虽然已经致残，却不符合赔偿资格，只能转做较轻但收入更低的地面工作。当时，Bedwas 矿山的 Fred Morris 矿工因职业患上眼疾，只能转到矿井地面工作。对于同事的境况，他与妻子是这样忆述的：：

Fred Morris： 我特别注意到，那些在地面工作的工人肯定都受到了粉尘影响，因为他们几乎无法呼吸。

Morris 夫人： 支气管炎。当时“尘肺病”这个诊断名称还没有出现。

Fred Morris： 我总记得那些老工人。他们总是咳咳喘喘的。

Morris 夫人的评论体现了命名的重要性：这些地面工人遭受着粉尘危害和身体残疾，却没有获得相应的医学诊断。

部分口述史材料给人的印象是，在缺乏其他就业机会的环境下，患者对于粉尘相关健康风险抱持“认命”态度；又或者，他们因被误导，以为只有硅尘才具有危害性：

我在那里工作了四五年之后（Ferndale 第五矿井），那条五英尺煤层被关闭，改采两英尺八英寸煤层。随后开始安装输送机，又进一步改成皮带输送机。从那时起粉尘问题就出现了。……粉尘极其严重。……当你在清理煤层时，即使电灯或矿灯离你只有一码远，你也根本看不见。

当机械化开始推广时，你有意识到它会产生大量粉尘，并且可能危害健康吗？还是当时并不知道？

这很难讲明白。如果你从小就在矿区长大，你不会特別考虑煤尘问题。因为那时矿工们还得在所谓的“岩层”里掘进。那其实是含有二氧化硅的砂岩。大家更关注的是硅尘，煤尘通常没有看的那么重。

尽管矿工们确实受到 Haldane 以及其他专家观点的误导，但仍有大量证据表明，他们对于机械化所带来的粉尘危害具有某种“民间流行病学”式的理解，而认定机械化跟尘肺病有因果关係。有些人甚至采取了集体行动加以抵制。例如，1920年代，Lanarkshire 郡 Shotts 的新型机械化矿井从 Ayrshire 煤田的 Muirkirk 招募工人。而当时 Muirkirk 还只是用人手採煤法。结果，得到的回应是：“谁愿意去 Shotts 中毒呢？”

最有力的证据，或许来自南威尔士矿工联合会本身。从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联合会便积极为会员争取与肺部疾病相关的赔偿。与此同时，煤矿业主自然竭力反对扩大赔偿范围。最终，赔偿成本日益增加，反而推动了防尘措施落实。

争取扩大赔偿资格的行动，采取了多种不同形式。首先，工会通过法院诉讼，试图扩大法律上对于“矿井中是否存在硅尘”的认定范围。其次，工会试图通过政治压力，尤其是借助矿工出身的议会议员，推动政府资助研究并修改现有赔偿法规。

例如，Will Arthur（1947—1951年南威尔士矿工总秘书）在谈及战后废除“只有过去五年内从事井下工作的人员才有资格获得尘肺病赔偿”这一限制时说道：

Arthur Horner（前主席）不断把收到的信件转给我。这些信来自 Middlesbrough、Coventry、Slough、Oxford Cowley 等地。例如，某家医院的福利官会写道：“病人此前在南威尔士煤矿工作。”

我曾二十多次前往下议院，与矿工议员们会面，试图推动改变这项规定。……我保存着数百封来自各地的信件。大家都在为修改法律而斗争。当时法律规定，只有仍在相关工种工作并经委员会认证的人才有权获得赔偿。法律修订花了两年多时间。

我现在仍然这样认为：如果我当年没有保留那些信件和记录，我们就不可能建立起后来那样有力的论证。

如果有人问我：“Will，你最引以为豪的事情是什么？”

我想我会回答：“推翻旧法案，废除五年规则。”

我对这个诉求的坚持，几乎可以说成为一种执念了。

然而，南威尔士矿工联合会争取赔偿的努力不仅限于政治与法律领域，它还试图影响专家知识与专家判断。这一点最明显地体现在那些存在争议的赔偿案件中：患者必须证明自己接触过硅尘，而工会则试图操纵地质证据并误导专家。

工人们在这方面变得非常机灵。知道地质学家下周要来检查后，有些人会事先在现场撒一些含硅物质。

与此同时，工会也努力向专家调查人员提供相关流行病学证据。Harold Finch 的贡献尤为重要。他帮助医学研究委员会（MRC）的调查人员注意到煤炭装船工人中的肺部疾病流行情况——这些工人在 Cardiff、Penarth 和 Barry 港口负责将煤炭装入运输船。

无论是尝试误导专家判断，还是为专家评估提供切实证据，都表明工会对于影响专家意见的方法具有相当成熟的理解。然而，这些并未穷尽南威尔士矿工联合会所采用的全部策略。例如，联合会长期以来一直通过聘请临床和地质专家来“收买”专业知识。

以下是 Dai Dan Evans（1958—1963年南威尔士矿工总秘书）对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工伤赔偿问题的描述：

……当一个人接受检查时，公司请的医生会说他已经能够恢复正常工作。我们（工会）则会把他送到另一位医生那里，那位医生会说他还不能恢复正常工作。于是公司又把他送到一位由煤矿主聘用的专科医生那里，这位医生会说此人已经能够恢复正常工作。而我们聘请的医生则会坚持认为他不能恢复正常工作。

……这两个人研究的是同一个问题。他们都学过医学，也检查了同一个病人、同一种伤残状况。然而他们却得出不同结论。

……造成差异的并不是病人的状况，而是雇佣他们的主体不同，是雇佣他们的两个不同阶级之间的差异吗？

更为复杂的例子出现在 Harold Finch 对 Arthur Horner 与1937年医学研究委员会调查组接触经过的回忆中：

最终，医学研究委员会被请来介入调查。Arthur Horner 有一点我很欣赏：调查组成员中有一位是共产党员……Arthur 感到担忧；他不希望医学科学家因为与自己属于同一政党而偏袒自己。他想要的，是“他们所看到的真相”。

……我记得与那三位医生见面的情景，非常有意思。

“你们别误解我的意思。”——他看着 X 医生说道——“我们要的只是事实真相。你们可以说我们完全错了，可以说这不是井下粉尘造成的。请不要因为顾虑而不敢这样说。”

……他们在南威尔士停留了一段时间，最终得出的结论是，这种疾病确实与井下工作有关。

随后我们得以在大会上引用这些独立医学科学家的结论，并借此向政府施压。

按照 Finch 的叙述，Horner 实际上是在有意识地强化医学研究委员会科学家的“独立性”形象，以避免有利于矿工的调查报告因偏见指控而削弱其政治影响力。从这个意义上说，Horner 的警告是一种高度成熟的政治介入，其目的在于通过推动政治问题的科学化来获取政治收益。

结论

本文所依据的口述史资料，对于矿工如何亲历疾病，以及他们如何理解疾病成因，这两方面的呈现，远比对于影响专家意见过程的记录更为丰富。后者的相关材料自然主要来自少数联合会领导人的回忆。

南威尔士矿工联合会并非被动接受和吸收科学信息。在争取赔偿的过程中，南威尔士矿工及领导以多种方式“工具性”地运用了科学专业知识，尝试将科学观点为己所用。尽管过程耗时长达十五至二十年，他们的努力最终取得成功。

不仅是尘肺病，我们还可以将所有针对健康威胁的集体回应视为一个持续发展过程。例如，矿井监察员工会 NACODS 于1996年将 British Coal 告上法庭，并最终成功证明某些胸部疾病与职业暴露有关，因此应纳入赔偿范围。1997年，NACODS 又赢得一项判决，确认振动性白指病（Vibration White Finger）患者有权获得赔偿。此前该疾病的性质及其病因一直存在争议。

本文强调了患者及其亲人所掌握的疾病知识。矿业社区中的“民间流行病学”认为，高浓度煤尘，无论源于通风不良、机械化生产，还是二者共同作用，都会导致肺部疾病。最终，这种关于煤尘病因作用的“地方知识”一跃成为了科学正统观点。

表面上看，南威尔士矿工联合会的成功似乎为当代试图推动医学科学与技术民主化的社会运动提供了重要启示。然而，这种推论仍需谨慎对待。

首先，本文所讨论的主要事件发生于五十多年前。更重要的是，本研究所涵盖的漫长时间跨度削弱了其与其他研究直接比较的可比性。

不过，其他一些历史研究同样证明，工人群体曾经成功采取集体行动以改善职业健康危害。美国 Vermont 花岗岩工人的行动便是一个例子。1908年，美国花岗岩工人工会刊物曾抱怨，对于几乎所有50岁以下花岗岩切割工都死于“肺痨”的现象，医学界竟缺乏系统调查。1909年，Vermont 花岗岩工人发动罢工，拒绝在冬季门窗紧闭的车间内使用气动工具。最终，雇主同意在重新启用动力工具之前安装除尘设备。随后，美国政府资助开展的“粉尘行业肺结核死亡率”调查明确承认了北美石材切割工人工会（Journeymen Stone Cutters’ Association of North America）在推动该问题进入公众视野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在充分考虑上述限制的前提下，我们仍有理由认为：如果我们希望推动知识体系的世俗化、平民化，就需要对权威抱持某种“不敬”的精神。

20世纪30年代南威尔士的矿业村庄中，这种不敬精神主要来自工会活动和阶级政治。在煤田地区各地由全国劳工学院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of Labour Colleges）开办的大量夜校中，马克思的著作被广泛讲授和研读。Dai Dan Evans 并非唯一一位相信医学知识会受到阶级利益塑造并服务于阶级利益的活动家。

原文：Bloor, M. (2000). The South Wales Miners Federation, Miners’ Lung and the Instrumental Use of Expertise, 1900-1950.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30(1), 125–140. http://www.jstor.org/stable/2857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