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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新闻】“失踪”之后,法庭之上:赴日技能实习生和中介在国内法庭纠纷的案例分析

【数据新闻】“失踪”之后,法庭之上:赴日技能实习生和中介在国内法庭纠纷的案例分析

核心发现: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劳动者前往海外工作。这些工人们往往在国内与劳务中介签订合同,由中介代理联系海外雇主。尽管工作地点在国外,ta们仍然受到国内中介的控制与管理。 本文专注前往日本进行短期劳动的技能实习生。技能实习制度下工人基本无法转职,维权成本高,回国也会面临中断合同导致的中介索赔,因此在公司遭遇不公待遇后不少工人选择“失踪”。当日方公司失踪人数达到一定程度,公司和监理团体就有可能被取消接收技能实习生资格。但在跨国移工的交易过程中,日方受到的损失会通过对中方中介进行索赔或者惩罚,中介再通过诉讼工人及家属来再次转嫁到工人身上。在这个恶性循环中,日方公司和中介利用两国法规的差异完成了剥削工人的共谋,在工人处于证据弱势的前提下,司法系统的缺少作为让中介更加猖獗。而工人在这个跨国的过程中被“一鱼两吃”,在日本难以维权,回国面临着高额诉讼,被夹在系统之间动弹不得。 关键词:技能实习、劳务中介、劳动法、海外劳工、日本 作者:等闲、眼睛 编辑:眼睛 *本文为“解读劳动”数据新闻营成果作品 技能实习生为何“失踪”? 技能实习制度在名义上是一种让外国人通过在日本的工厂、建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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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据看劳工NGO的十年衰变:全面服务化、遭遇与遗憾

从数据看劳工NGO的十年衰变:全面服务化、遭遇与遗憾

近年来,中国的劳工非政府组织(NGO)经历了显著的转变,维权与面向工人活动方式大幅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各种服务项目。由于国家对于劳工NGO的打压、政府购买服务的引入以及企业公益投资的增加,劳工NGO的整体动能、曝光度和影响力远不如十年前。本文分析了新旧劳工NGO在服务对象、行动方式及自我定位上的差异,揭示了背后国家、资本力量的介入,并反思了这段历史经验的遗失及未来发展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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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翻译】二元土地制度、户籍制和中国流动人口的城市福利权

【实证翻译】二元土地制度、户籍制和中国流动人口的城市福利权

导读 为何中国的户籍制度改革步履维艰?作者基于2021-2022年在广州及周边城市的实地调研,指出二元土地所有制是关键原因。该制度使政府能通过土地销售获取巨额收益,同时将城市短期劳动再生产成本降至最低,例如城中村提供了工人廉价的租屋,解决了住房需求,而乡村土地的存在又弱化了打工者获取城市户口的动机。这一结构削弱了地方政府改革户籍制度或向农民工提供福利、社会保障的动力。进城打工者的子女,时至今日仍无法在大城市内平等入学。作为比较,越南的单一土地所有制则促进了户籍改革,但政府本身提供社会保障的能力也有限。结果,两国都没有为进城工人和其子女提供足够的保障和教育资源。 关键词:流动人口、户籍政策、流动儿童、教育、城乡 译者:小凯 校对:鱿鱼丝 正文 原文:Dualist Land Regime, the Hukou System and the Welfare of Migrant Workers in Chinese Cities 作者:Zhihang Ruan 发表:202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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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翻译】在工作和个人生活之间界定边界:通过“劳动的多重性“视角理解中国西南地区的民族表演者工作

【实证翻译】在工作和个人生活之间界定边界:通过“劳动的多重性“视角理解中国西南地区的民族表演者工作

导读 中国西南部的少数民族是全国最贫困的群体之一。近年来,随着汉族城市中产阶级“消费革命”,前往乡村体验少数民族“风土人情”的旅游项目也变得流行,甚至成为了当地政府积极推动的商业项目,以增加财政收入。许多来自当地乡村地区的非汉族居民成为了少数民族表演者,他们和她们穿戴者专门设计的“民族风”服饰,为汉族游客表演少数民族的“传统风俗”,陪同客人吃饭,甚至进行一些有性暗示的服务。 比起其他服务业劳动者,少数民族表演者需要投入更多的情绪劳动以满足工作要求。他们在工作中要表演极具刻板印象的少数民族形象,尤其对少数民族女性的想象充满了色情元素,这给表演者的私人生活造成了深刻的影响。他们和她们必须重新学习“做”(汉族人期待中的)少数民族,尽管这并不符合他们作为真正的少数民族的成长经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会调整自己的民族身份认同,以及对自己工作的理解,以处理工作要求与真实自我之间的复杂的张力。有些表演者会利用脱贫、保护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等政府推动的叙事逻辑,让自己的工作显得更加合理。 作为来自乡村的少数群体,民族表演者为汉族城市中产提供期待中的表演,但他们的存在本身却被排斥。除了制度上的边界(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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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翻译】苦痛不均:新冠疫情对中国流动劳工就业的影响概述

【实证翻译】苦痛不均:新冠疫情对中国流动劳工就业的影响概述

导读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导致中国和全世界进入了一个“危机状态”。尽管新冠疫情对绝大多数人的生活造成了深重的影响,但危机状态下,不同社会群体所受到的影响并不一样。本就受到系统性歧视和不平等困扰的农民工群体,在危机状态下也被迫承担更多的负担和损失。新冠疫情的爆发,加剧了早就存在的城乡之间的不平等现象。本文作者呼吁对户籍制度进行更加实质性的改革,以便将农民工纳入国家社会保障体系,并在下一次危机中得到保护。 据研究估计,全国范围内,至少有3000万至5000万的农民工在2020年3月下旬失去了工作,远远超过了本地城市工人。一项在线调查还表明,农村户口人口承受了疫情的巨大压力。在2月下旬时超过90%的农民工无法找到工作,相比之下城市户口的流动工人找不到工作的只占42%。受教育程度较低和技能较低的群体失业率也较高。同时,社会保障体系覆盖的工人与实际需要社会保障的工人之间存在严重的不匹配。无论是在整个中国人口中还是在流动工人群体内部,疫情都加剧了此前就沿着城乡户籍线存在的不平等现象,包括健康、社会保障、收入和教育等多个方面。 本文写作与新冠疫情爆发早期,作者通过调查和数据分析,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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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翻译】灵活专业化:电商平台如何改变中国服装行业的供应链和劳工关系

【实证翻译】灵活专业化:电商平台如何改变中国服装行业的供应链和劳工关系

导读 电商平台的出现,深刻地改变了服装行业的供应链结构,以及纺织工人们的工作模式。本文作者调查发现,电商平台加剧了行业内的竞争,要求供应商更加灵活生产,这也导致了就业的零工化——对工人来说,这意味着更高的不稳定性,但也让一些工人,尤其是高技术工人,能够获得更高的自主性和工资。 服装销售是电商平台中交易的大头,因此竞争非常激烈。许多淘宝店主表示,为了赢得流量,需要投入大量成本进行宣传营销。而且,由于流行趋势日新月异,许多店主不敢大规模存货,而主要放出短期、小额的订单。这导致供应商普遍采用小批量、多品种和快速补货的生产模式。许多工人也自愿或被迫成为独立、灵活的临时工。作者发现,在高技能工人短缺的环境下,那些拥有较高技能的工人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可以自立门户,收入远超大型工厂中的平均工资。 劳动趋势一直在关注平台经济对工人就业和劳动条件的影响。在过去,我们翻译的文章主要关注外卖骑手。而这篇文章关注的是电商平台如何改变服装生产工人的工作模式。不同案例间有些相似点,比如零工化,但也有许多不同之处,读者可以与其它文章对比阅读。 关键词:电商平台、服装产业、灵活专业化、非正规就业、供应链、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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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一家社会主义工厂中的“红色家政”:中国城市中的家属与再生产劳动转型(1949—1962)

【投稿】一家社会主义工厂中的“红色家政”:中国城市中的家属与再生产劳动转型(1949—1962)

社会主义下“妇女解放”的现有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英勇女性进入男性主导领域的事迹,本文则探讨了社会主义中国常被忽视的女性群体。在中国,这些女性被称作“家属”,她们是工作场所中男女员工的女性家属(妻子、母亲及姻亲)。具体而言,本文聚焦于1949—1962年郑州纺织工人家属的经历。本文认为,尽管家属被描绘为“寄生”在正式工人身上,但她们在家庭内外从事着广泛的有偿或无偿劳作。与资本主义和其他国家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女性一样,这些中国女性的无偿家务劳作支撑着劳动力的日常和繁衍再生产,因而对工业积累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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