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翻译】“非法而自由”：菲佣在中国

本文选译自“重新思考移民家庭佣工的全球治理：非正规菲佣在中国的非典型案例”

导读

全世界有数十万菲律宾人，主要是女性，在异国他乡雇主家庭中从事家务劳动。在华语区，ta们被称为“菲佣”。在中国，据统计，也有将近20万名菲佣，主要服务城市中产和外籍精英人士。

尽管存在一个如此庞大的劳工群体，中国没有适用于家政工的签证，因此菲佣们只能非法在中国工作，ta们拿着假身份，或者干脆“黑”下来。ta们不受法律条文的保护，随时可能被遣返。那ta们是如何在中国生存下来的呢？

作者发现，虽然非法，但由于许多执法并不严格，菲佣们有许多的活动空间。因为非法，所以可以随时更换雇主，这算是一种保护，也让ta们更加自由。由于菲佣被正规经济体系排斥，ta们形成了自己的社群，社群内部大家互相帮助向家里汇款、租房、更换工作、买卖杂货和首饰、与雇主谈判薪酬。

本文通过详细的观察，记录了菲佣如何在法律条文与实际执法的“空隙”中，夹缝求生，互帮互助。法律条文与实际执法之间的差距，给了菲佣们与雇主谈判的可能。其他行业的工人，是否能也借鉴菲佣的经验和互帮互助，也发展出自己的社群，并与雇主较量呢？

关键词：菲佣、家务工、外籍工人、保姆、家务劳动

译者：石榴

校对：John

正文

原文：Rethinking the Global Governance of Migrant Domestic Workers: The Heterodox Case of Informal Filipina Workers in China

作者：YIRAN ZHANG

发表：2022年

译注：本段讨论在中国的菲佣和她们在一个非正规劳工市场中的非典型经历。本段解答了下列问题：菲佣如何进入中国内地，并停留、工作，尽管存在对海外家庭佣工的禁令？更重要的是，法律和非正规状态如何影响工人在工作场所内外面对雇主、中介和其它相关方时的谈判能力？

方法论和田野概况

由于非正规移民家政工人难以接触，以及缺乏正规统计，我通过滚雪球的方法招募了我的访谈对象。这是一种常用的研究此类主题的方法。我通过一位来自菲律宾的保姆朋友进入了菲佣的社交圈子，她是社群内备受尊敬的一员。2019年6月至8月间，我经常被邀请参加她们在一个沿海大都市S市的周末和休息日集体活动。我与36名菲佣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并与她们进行了多次集体讨论。【注1】我请受访者讲述她们在中国和其它司法管辖区作为移民家庭佣工的工作经历，并根据她们自己的叙述进行后续提问。除了关注个人经历的个别访谈外，我还在集体聚会中讨论了一般问题，例如持有签证的利弊、新工作机会的开放、中介费用等。这些话题经常在社区中被讨论，有时候菲佣们自己会开启讨论。我还采访了2名与菲佣合作的中国经纪人。【注2】为了保护受访者的隐私和安全，我对人和地点都使用了化名。

受限于样本规模和招募方式，此案例并非具有统计代表性的中国内地非正式移民家庭佣工样本。我的样本还存在幸存者偏差，因为我只采访了仍然居住在中国的人。然而，其它资料可以证实我通过访谈获得的一些信息。以菲佣在中国的月薪为例。我调查的对象中，2019年的月薪普遍在8000至8500元之间，过去几年平均每年涨薪500元。2016年《金融时报》的一篇文章报道了北京非正规居留身份的菲佣月薪为7000元，与我的调查对象的报告接近。中国大陆市场外籍家庭佣工的薪酬上涨也引起了邻近地区的关注。菲律宾驻香港的高级外交官和台湾的劳工学者都警告说，中国市场的薪酬——超过菲律宾当地的两倍——可能会影响到两地的招聘。因此，此定性研究仍然提供了一些关于这个非正式行业的有意义的信息。

本研究的36名访谈对象都是菲律宾女性劳工。除了1名穆斯林，其余的人都参加天主教堂。她们的年龄在25到55岁之间（中位数为41岁）。她们在中国的停留时间从刚到达到13年不等（中位数为5.5年）。20人在其它亚洲地区有工作经验，6人在中东国家工作过，13人在东亚（包括香港和澳门）工作过。这项研究的样本大小和样本的基本人口统计特征与其它地区关于菲佣的研究类似。正如其它关于菲律宾女性劳工的研究所记录，她们的社会经济背景差异很大：一些人为了养活孩子而苦苦挣扎，而另一些人则在菲律宾拥有多处房产和商店。【注3】

然而，她们的移民身份和住房条件与亚洲其它的菲佣有显著不同。受访时，只有4人持有中国政府颁发的有效签证。36名受访者中约有2/3在工作日夜间住在雇主家中，1/3住在自己的住所。在23名住家菲佣中，有15人有与雇主无关的独立租赁住所，常常用来在周末停留或存放私人物品。26名受访者的工作涉及照顾孩子，而其她10人提供不同的家务服务。有3人报告在中国遭受身体虐待，其中1人遭受性虐待。【注4】

虽然未出现在正式统计数据中，中国的非正式家务劳动市场在新冠疫情爆发前至少有20万名无证菲律宾女性劳工，这是由迅速的经济发展和新兴的中上阶层推动的。这种非正式劳工流动有两个方向：中国内部的巨大经济不平等仍然驱使许多中国工人前往菲律宾从事工人阶级劳动，而更富裕的中产阶级则雇用来自中国和国外的家庭佣工。因此，这两个族群之间的关系比一些其它情况更加流动。尽管本地有大量的家务工人——主要是农村到城市的移民——但对全球化的文化资本和英语教育的渴求推动了对外国劳动力的需求。菲律宾工人的英语技能使他们赢得了两个不同的客户群体：需要讲英语的外籍白人家庭和渴望为孩子提供日常照料以及额外英语教育的中国中上层家庭。这个非正式劳动市场集中在几个沿海大都市， S市是有大量外国人口的最大城市之一，估计容纳了约10万名菲佣。

在这个非正规市场中，菲佣不仅替代了当地妇女的劳动，还带来了一些独特的技能。因此，菲佣的平均工资比当地中国保姆高出10-15％。在其它标准下，她们的收入也很高。2019年，S市住家菲佣的市场薪水为8000至10000元（1135-1415美元），是S市最低工资标准（2480元或352美元）的三倍以上，也高于该市的平均工资（6500元或923美元）。这远高于2017年其它亚洲地区住家菲佣的平均工资：香港为640美元（4522元人民币），台湾为560美元（3958元人民币），阿联酋为500美元（3534元人民币），新加坡为370美元（2615元人民币）。唯一一个工资相似的亚洲市场是以色列，约为1374美元（9710元人民币）。

在菲律宾劳工和雇主之间存在两种类型的中介：“跨国招聘人”和 “当地猎头”。“跨国招聘人”通常在菲律宾和中国设有两个分支机构，以将菲律宾劳工与中国雇主联系起来，并促成劳工的移民。这种机制遵循了招募菲佣到其它亚洲地区的典型的“现在飞，后付款”的做法。经过在线面试，有时还要缴纳押金之后，招聘人在菲佣在菲律宾时，安排她与签署一份为特定雇主工作两年的合同。通常，比起已在中国的菲佣，合同规定的薪水低25％，每周休息时间更短，但工资仍高于其它地区。招聘人也收取高额费用：从前6个月的薪水中扣除50-75％，通常为2500-2800美元（3535-3960元）。雇主直接将扣除的工资转给招聘人。作为交换，招聘人负责签证申请（旅游和商务访问类别）、交通和初始培训以及体检。在这个过程中，招聘人通常掌控着劳工的旅行文件。招聘人的员工在旅行过程中护送劳工，并将她们到达之前，将她们的旅行文件保存在招聘人的中国办事处中。类似的业务模式也用来招聘其它东南亚国家的家庭佣工，如印度尼西亚和缅甸，但规模较小。

相比之下，“当地猎头”连接了雇主和已在中国的潜在菲律宾劳工。猎头经常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空缺的职位，并连接感兴趣的老公和雇主。在就业关系形成后，通常经过协商的试用期后，猎头向雇主收取相当于劳工1个月工资的佣金（8000至10000人民币，或1135-1415美元），而工人则支付20-30％（约2000人民币或285美元）的费用。两者都直接将费用支付给猎头。一些菲律宾工人也兼职担任猎头。

非法身份适情而定：实际执行中的移民法律

正规和非正规并非两种明确相反的工作形式。菲佣在中国的工作和生活往往偏离了接收国和发送国双方的正式法律。此外，法律文字给每种偏离赋予了不同的法律后果，从在法院中取消权利，到禁止，再到行政和刑事处罚。然而，每个国家执行法律的动机、能力和方法的多样性塑造了非正式工作的实际后果。我在表1中总结了各种偏离和其法律后果，其中法律文字确定了法律书面上的后果，而法律实际执行的后果来自受访者自己的经验。在此值得注意的是，宽松的执法，特别是禁止性的法律要素，可能对从事非正式行为的各方都有利。

表1 非正规的不同维度

对于无证外籍工人来说，移民身份使他们无法建立其它正式关系，导致了其它非正规维度的存在。受访者不得不在日常生活中制定如何违反移民法的策略。违反移民法的后果又非常受情况影响。法律文本中白纸黑字的禁令，靠的是一个碎片化的移民法执法系统来执行。正是这种情况使菲佣能够进入中国，并居住和工作多年；与此同时，它也导致她们在与执法机构的接触中变得脆弱。【注5】

中国的移民法不允许外国家庭佣工获得就业签证。1996年的一项法规禁止个人和个体经营者（小型企业的一种法律类别）雇佣外籍劳工。2016年以来，作为一个狭窄的例外，政府允许在特定城市的“长居港澳台或外籍高层次人才”可以担保一份“个人助理签证”，并正式雇佣外籍家庭佣工。【注6】我采访的工人中除了3人外，所有人都是直接从菲律宾或之前工作过的其它地区申请1个月的旅游签证进入中国的。她们们自己或在跨国招聘人的帮助下申请了签证。大多数菲佣仅仅是逾期停留，少数人设法获取了一个分类错误的商务签证或与雇主公司关联的就业签证，在中国以准合法的形式工作。【注7】

没有签证的劳工会受到行政处罚。根据《出境入境管理法》，逾期逗留签证并且没有签证工作的外籍劳工可被处以最高1万元（约1,412美元）的罚款，并被拘留最长15天。雇主和代理中介可能面临高达10万元（约14,115美元）的罚款。任何违反《出境入境管理法》的外国人“可被遣返”。跨国招聘人可能要承担刑事责任。【注8】《刑法》第6章第3节对涉及人口走私的各种行为定义为犯罪，犯罪者可能被判处最高7年的监禁或在情节严重的情况下被判处无期徒刑。

虽然法规看似白纸黑字，但移民法的执法却混乱且零散，部分原因是《出境入境管理法》的程序规则。只有专业警察或县级以上的移民局有权调查移民相关的活动，包括现场问询。内部的分工减少了基层执法人员在街头追查非法逾期滞留的动机，降低了菲佣面对的风险。【注9】直到我在2019年进行访谈时，菲佣社区报告说，非法逾期滞留本身并不是执法部门的首要关注。有时警察甚至会有意放她们离开，不予处罚，理由是移民执法能力有限。然而，与基层执法人员的其它接触，如人口普查，仍然可能升级为移民执法。在36名受访者中，有15人至少曾与当局有过一次接触但未被逮捕。针对这种日常遭遇，菲佣们采取了各种应对策略，如说流利的中文、保持警惕、行贿以及博取同情。【注10】有时，菲佣们能够借助与雇主或其他当地人的关系，比如用当地方言与警察通话。

没有正式合同或工作签证从事劳动也违反了菲律宾对其海外移民的规定。前文（为翻译，译者注）介绍的三项出境前规定（执照、劳动合同审查和强制培训）中，非正规移民及其招聘人至少违反了第二项和第三项。没有劳动合同审查证书的劳工不能出境，与非正规移民合作的招聘人将面临行政罚款和吊销执照。在实际操作中，这种情况很少被发现——只有1名受访者曾在边境被拦截。

菲律宾驻S市领事馆也通过灵活变通来支持非正规劳工。当劳工报告护照丢失时，领事馆会迅速签发旅行证件。领事馆还会在不检查签证页的情况下续签过期护照。【注11】此外，领事馆为所有菲律宾工人提供基本和社区服务，无论他们的移民身份如何，例如参与国家选举投票。逾期滞留身份的劳工发现这些做法有助于保持他们的独立性和合法身份。同时，领事馆避免公开反对中国遣返逾期签证者的决定，与中国的边境管制官员维持微妙的平衡。

法律规则——特别是那些被违反的规则——在以下几个方面影响了工人的谈判能力。首先，缺乏合法选择改变了移民的法律意识。由于中国没有针对外国家庭佣工的正式移民计划，她们几乎不可能完全遵守法律。因此，她们逐渐采取与法律更具策略性的关系，基于成本和风险在合规和违规之间做出决定。其次，违法行为的法律惩罚在劳工、雇主和中介之间分配了风险和谈判策略。每一方都计算了他们自己或另一方可能面临的某些行为的潜在后果。第三，法律禁令阻止劳工向当局寻求任何公共服务，这培养了她们对其它非正规网络的依赖，尤其是移民社区内部形成的网络。

尽管宽松执法和非正规支持普遍存在，菲佣们仍因被驱逐出境的风险而经历恐惧和被污名化。在雇主家庭以外的日常生活中，保持警惕是她们最常见的关切。例如，在周末聚会时，看到公共场所的警察常常会引发菲佣们的高度警觉，群体有时会因害怕警察而避免某些地点。有些菲佣，尤其是那些来自较高社会经济背景的菲佣，对与家乡的家人和朋友讨论她们的移民身份感到担忧。一位菲佣说：“他们不理解，总是问我，‘你非法居留，为什么还在周末到处旅行？你不害怕吗？’”

在非法的阴影下进行谈判

本节分析法律如何在“非法”的阴影下影响劳工、雇主和中介代理人之间的谈判动态。首先，本节描绘了这个非正式劳动力市场中的市场规范以及劳工们所争取的利益，然后介绍了劳工们的谈判策略。

本节借鉴了有关谈判能力和背景规则的文献，并从合同理论家的研究中获取关于非法律机制如何执行合同的只是。在这一框架下，参与者不是被法律所支配，而是受到法律的影响。包括国家法律和市场规范在内的规则，往往通过启用或禁用某些谈判策略来塑造微观谈判动态。换句话说，双方是在背景规则的笼罩下进行谈判。利益相关者在各自和集体对其行为或不作为的法律后果的预测范围内进行谈判，并据此推测其相对于对方的谈判能力。尽管利益相关者并不总是对立的，但谈判能力框架强调了互相威胁作为谈判和执行协议的策略性作用。

这个市场的高度非正规性使劳工相对容易更换工作。一个关键的信息在工人的讨论中被反复提及：由于不存在合同执行，移民法执法非常偶然，加上每个参与者都不愿意牵扯进正式的权威，劳工如果对工作不满意，可以在没有严重法律后果的情况下退出雇佣关系。由于没有与特定的雇佣合同挂钩的正规移民身份，劳工已经在非法工作。因此，她可以在雇主之间和不同类型的工作之间自由移动，而不受法律明确的纪律约束。劳工已意识到，这种特殊的换工作杠杆显著增强了她们的谈判能力：

“没有签证就意味着自由。雇主和我们都是自由的。他们可以选择我们，我们也可以选择他们。如果我不喜欢他们，我就换工作。【换工作】在这里是正常的。”

另一位菲佣说：

“我们中有些人运气好，找到了一个好老板，把我们当家人。如果在这里运气不好，老板太差，我们可以简单地离开他们。”

在移民群体内的信息收集和共享使得许多工作变动成为可能。在集体聚会上，社区经常讨论最近的工作机会，有时还会给那些大家认为雇主不友好的同伴推荐工作机会。在某种程度上，从低于平均水平的雇佣关系中脱身不仅可能，而且是一种常态。向社群抱怨雇主恶劣的待遇，通常会吸引来对市场上新工作机会的建议。有时，其她人会开始责怪这名菲佣坚持留在坏雇主那里，并鼓励她参加面试。总之，周末的社区聚会是一个关键场所，劳工在这里定义自己的劳动价值，探索背景规则，发现、讨论、并在一定程度上实施她们在这个非正式市场中的谈判策略。【注12】

谈判的利益可以是定量和客观的（工资），也可以是定性和主观的（“我被当作家人对待”）。劳工的利益可能与雇主的利益产生紧张关系（如工资问题），也可能是双赢的局面（雇主和劳工相处融洽）。对劳工来说，最明显的指标是工资和每周休息时间。2019年在S市的基准是每月8,000元人民币和每周连续24小时在雇主家庭以外的休息时间。如果工资或休息时间低于基准，菲佣通常需要在其它方面有超越标准的待遇，如免费独立的住房或较短的工作时间，才会选择留下来并向同伴解释。除了这两个基本指标外，菲佣对工作的满意度也体现在与雇主家庭的关系上，用社区中常见的说法就是，他们是否“把我当家人对待”。【注13】

“被当作家人对待”既是个体劳工的主观感受，也是同行劳工的集体评价。一个标准的维度是劳工从雇主那里得到的尊重程度，以及她是否被视作平等的家庭成员，享有相同的自由。工人们列举了日常生活中的具体细节作为（不）尊重的标志，例如她是否与家人一起进餐，是否可以在雇主面前看手机上的视频，是否可以在工作时间外自由出门等等。有时，对关系的理解与前述指标相抵触。例如，把雇主的孩子带到菲佣的周末社交活动中会延长她们的工作时间，但社区普遍认为这是雇主家庭信任的象征。

换工作的市场规范让菲佣可以离开不满意的雇佣关系，而不仅是极端虐待性的关系。一位菲佣说，她离开了之前的雇主，因为雇主未能实现保持时间安排的承诺。另一位菲佣自己做一份缺乏尊重事件的记录，经历了“四次打击”之后，离开了雇主。除了雇主的待遇外，这位菲佣还考虑了她在可能的选项中选择家庭的偏好。这种更换雇主的自主权也是一种家庭形成的自由。一些常见的偏好标志包括雇主的种族和语言能力，家庭的规模，是否有祖母，孩子的年龄，隐私程度等。菲佣们对这些因素的偏好各不相同。例如，一些菲佣更喜欢文化传统的亚洲家庭，因为他们没有认为菲律宾女性是可利用的性对象的刻板印象，并尊重菲佣与丈夫的关系。其她人则喜欢西方家庭，家规较少，孩子更加独立。

在谈判立场方面，劳工可以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与跨国招聘人签订第一份合同的人（“初来者”），第二类是不靠跨国招聘人或不处于第一份合同之中的人（“自由职业者”）。这些立场指示了权力结构，这些结构被纳入了社区的谈判策略中。初来者受到了无法通过法律执行的初始合同的约束，雇主和招聘人已经为劳工支付了移民费用（包括签证申请和交通费用）。所以他们私下执行合约，通过合同内或合同外的手段，如降低工资或放贷，收回自己的投资。因此，初来者的工资通常比自由职业者的工资——即“市场工资”——低了1/4。工资扣除了招聘人的佣金。尽管在法庭上无法执行，但合同阻止菲佣转到条件更好的工作，特别是在她们不熟悉当地环境的时候。在这期间，工人面临来自雇主和招聘人的强大压力，她门对移民社区和社区的谈判策略的接触非常有限。合同通常包含严格的条款，例如“头三个月禁止使用手机”或“一个月休息两天”。雇主还会采取合同外的强制手段，例如没收护照，安排工人在周六而不是周日休息，控制房中的wifi，将菲佣和另一名中国保姆安排在同一个房间，等等。17名通过跨国招聘人来华的菲佣中有14人提到，第一位雇主是最差的，或者说是她们在中国遇到的“唯一糟糕的家庭”。

Elsa讲述她与第一名雇主极差的经历：

我在菲律宾签了合同。他们告诉我，每月（扣除后）只会给我2000元在F市（一个省级城市）工作。我之前在科威特工作过。所以我觉得2000元挺好的。当时我不知道中国的工资那么高。雇主对我很差。他们不给我wifi。我可以没有其它东西，但没有wifi的生活是不可能的。wifi机器只在晚上8点到10点之间开启。我的工作通常在晚上9:30或10点结束，所以我不可能使到wifi。他们只给了我500元，将其余的工资退回给了我的父母。如果我向他们要现金，他们会问我想要什么东西，然后为我买，而不是给我钱。

雇主和中介施加强制策略的同时，劳工们也制定了逃跑的对策。事实上，这种情况非常普遍，以至于一名招聘人告诉我，如果雇主坚持雇佣一名新来的菲佣，她会事先提醒他们存在这种风险。一个由当地猎头和司机组成的非正规行业，被称为“菲律宾人之友”，随时准备帮助逃跑。由于菲佣在逃跑后预计可以获得相当可观的薪水，“朋友们”乐意为她提供交通服务，作为交换，他们要求获得她月薪的50%（4000元）。

我认识的几乎每个知情人士都至少有一个“菲律宾人之友”的联系方式，并且通常很乐意介绍他们。因此，对于一名新来的菲佣，认识一名菲律宾同胞就足以安排一次逃跑。例如，前面故事中的Elsa就是在一个专门为菲律宾劳工设计的手机应用程式上认识了一名S市的菲律宾同胞，认识后不到6个月，Elsa就逃跑了。更了解情况的劳工甚至在签合同之前就准备好了逃跑方案；最快的逃跑发生在抵达2周后。超过一名菲佣提到，她们第一份工作最糟糕的原因不是雇主，而是以子市场工资和工资扣除的形式体现出来的子市场权力结构。一位菲佣说：

“他们【雇主家庭】其实是好人，作为雇主他们没做错任何事。但我不得不逃跑，因为工资差太多了。”

看似矛盾的是，菲佣的无证身份，反而使逃跑更容易。获得长期合法签证机会这一潜在替代利益的缺乏，减少了她们在合同中停留更长时间并偿还债务的动机。更重要的是，由于缺乏支持合同的移民法律制度，面对外籍家庭佣工，雇主和中介无法利用国家的权力直接强制执行合同。当然，这并不排除非法强制执行的可能性，比如扣留旅行文件。此外，特定的社会和法律背景，比如菲律宾领事馆的旅行文件更换政策，也降低了逃跑的成本。

对于自由职业者和更深融入菲律宾社区的菲佣来说，职业流动是工作选择中平淡无奇的一部分。她们利用自己在雇主家庭中作为不可替代的照顾者的角色，以及根据在市场上的其它机会，已经设计出了各种各样的谈判策略。

其它一些谈判策略来自雇主家庭内部。许多菲佣不仅仅是家庭内被动的服务提供者；相反，她们拥有一定的权威，可以重塑其他家庭成员的行为，这通常源自与孩子的亲密关系，因为所有家庭成员都珍视孩子。菲佣们看重自己在雇主家庭中的权威，另外，这种权威同时为她们创造了更好的工作环境。例如，Erika的雇主家庭由一个挑剔的“夫人”、一个吹毛求疵的“奶奶”、一个沉默寡言的“先生”和一个充满保护欲的“小男孩”组成。夫人和奶奶经常与Erika发生争执。“但是在我们吵架后，孩子总是来找我，而不是他的母亲或奶奶：‘我妈妈很傻。别理她。’有一次，奶奶又挑剔了，孩子就喊道：‘别说话，奶奶！我需要一个安静的房间写作业。’于是她停了下来。”另一名菲佣利用她的语言技能来改变家庭关系动态。她建议女雇主在工作日不要讲中文，以培养孩子的英语环境，有效地压制了一个敌对的奶奶。

另一个更具市场导向的策略是最大程度地了解工作机会，保持工作选择开放。菲佣经常与当地猎头保持联系，留意其她菲佣的社交帖子，并有时在不离开当前工作的情况下进行其它面试。一名投机的菲佣甚至与当地猎头勾结，每隔几个月就换一次工作，这样猎头就可以从雇主那里获得额外的佣金。

事实上，一些工人明确利用了自己在雇主家庭中的地位和活跃的非正规劳动力市场之间交汇点的权力。Alex三次离开并返回同一雇主，以取得她想要的条件。Alex说：

前两年，我没有休息日。夫人只允许我每周出去几个小时。在又一次争吵后，我离开了他们去为另一个家庭工作。夫人请求我回来。她给我发了【我看护的】两个男孩的视频，他们哭着想念我。“请回来。孩子们不能没有你。我们也不能没有你。”她在电话里求我。我太喜欢这两个男孩了，所以我回来了。她也给了我加薪，从4000涨到了6500，现在是8000。她还同意每周给我24小时的休息时间和灵活安排工作时间。现在我们相处得很好。我们终于像家人一样了。

通过利用这种不愿成为家庭一员的权力，菲佣能让雇主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家庭成员，尊重她并支付更高的工资：“像家人一样”。值得注意的是，雇主反过来利用了菲佣对孩子的依恋，把她留在家中。

更换雇主的自由也让迅速离职成为减少虐待的一种方式，尽管我的样本中的有限案例不能代表其在大范围内的有效性。例如，Anita在女雇主出差期间险些被男雇主性侵之后，联系了几家中介，并参加了其它城市的在线面试。当女雇主一周后回家时，Anita礼貌地告诉雇主她需要收拾行李并飞回菲律宾。拒绝了雇主送她去机场的提议后，她自己打车去了火车站，并开始了另一份工作。

非正规性也让一些菲佣能够发展出替代的工作安排，并在S城拥有自己的家庭。3位受访者全职工作，但不住在雇主的住所里（社群称为“外住”），另外八名工人则有独立的住所，并在多个家庭兼职工作（社群称为“兼职”）。兼职工作按小时计酬，为菲佣提供了更灵活和私密的工作环境。兼职也是菲律宾女同性恋伴侣之间的典型安排，这让她们能与伴侣一起生活在自己家中。因为缺乏有效的行业限制，一些劳工甚至设法在家庭佣工市场之外找到工作。3位受访者在私立幼儿园教英语，还有1位成为了一家贸易公司的销售人员。

除了更合作的环境外，他们的就业非法性还引入了另一种筹码——向当局举报的威胁。换句话说，菲律宾劳工和雇主不仅在非法阴影下进行交易，也在与这种非法行交易。举报的威胁以矛盾的方式影响了权力动态——这是所有利益相关者都准备好使用的武器，因为他们都参与了不同的违法行为；与此同时，威胁方又不希望真的付诸实践，因为这可能会适得其反。根据法律规定，这种披露的后果将是对劳工10到15天的拘留和遣送出境，对雇主和当地猎头的罚款，以及对跨国招聘人的潜在刑事指控。雇主的另一个弱点是，他们的居所可能会引起移民官员的注意，这会导致未来的检查。这种检查，甚至只是对它的恐惧，是所有劳工们共有的，这可能导致雇主未来无法再招募外籍家庭佣工。

根据采访中提及的有限案例来看，劳工们并没有比其他人更迟于使用这一武器。她们发现这个武器有时很有用。例如，当 Meghan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辞去了她的第一份工作时，双方都诉诸于这种威胁作为武器：雇主试图用它迫使她留在合同中，而她试图用它来废除合同。Meghan说：

老板想要威胁我：“这里有很多移民官员。如果你辞职，我们可能会举报你。”“你以为我害怕吗？我知道你的名字、家庭地址、公司名字和公司地址。如果你举报我，我会举报你和你的中介。你们雇我本身就是违法的。这是一家大公司，你们不想惹麻烦。”所以他最后问我，是否需要额外的钱来打的士。

工人还利用这个武器从跨国招聘人那里拿回自己的文件。Denise通过威胁起诉拿回了她的文件：

当我开始在第一份合同下工作时，我打电话给中介。我让她把我所有的文件都寄回来，我就放她走。否则，我就回菲律宾，在那里起诉她。她现在做的所有事情在菲律宾都是违法的。所以她害怕了，把所有文件都寄给了我。

Janice在类似的情况下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当我决定离开我的第一家雇主时，我直接去找中介，并威胁要举报他们。我确实【威胁了】。但她还是没有妥协。”很难预测这样的威胁何时会奏效及其原因，因为这种威胁的力量源自另一方反应的不可预测性和法律后果的不确定性，而不仅仅是后果本身。

谈判策略——以及伦理——是在社区聚会期间制定和再生产的。在我参加的第一次集体聚会上，一位经验丰富的菲佣教一名新来的菲佣辞职和威胁举报的技巧。最后，她补充道：“但不要在周中离开你的雇主。他们都在工作，还有孩子要照顾。我们也应该考虑到他们。收拾好东西，等周末离开他们。”

另一方面，非正规性也严重限制了工人的谈判能力和策略。在工资支付不足的情况下，我的访谈对象中只有1人曾向警方求助，另1人曾向移民执法部门举报中介没收文件的行为。正式工会或民间社会组织的支持也缺失，尽管有非正式网络的帮助。工人的谈判地位还受到更广泛的政治经济结构限制，例如国家之间的收入不平等，迫使她们为了养家糊口而为外国家庭工作。

非正规工作解除了劳工在市场中行为与被驱逐风险间的联系，让一系列在正式移工项目中无法实现的谈判策略成为可能。矛盾的是，如果劳工已因逾期居留而面临被驱逐的风险，移民法将无法再直接在工作和生活中约束她，而她可以选择完成当前的工作或离开雇主的家庭。

表2 中国非正规市场上各方的谈判策略汇总

在非正规经济下存活和发达

本节探讨非正规经济网络，它们帮助劳工在工作场所外维持生计，并最终增强她们在工作场所的议价能力。在中国，正规的居留身份决定了个人获得许多基本公共服务的机会。因此，作为非正规移民意味着被排除在这些服务之外，是一种法律上的障碍。同时，一个活跃的非正规市场代替公共渠道，支持社区的日常生活，包括住房、休闲旅行、小商品交易以及向菲律宾汇款，菲律宾工人们在这里既提供服务也消费服务。同样，这群非正规劳工也避免了正规移工项目中禁止移工作为兼职或有时作为商人参与其它的交易。

这种工作场所外的非正规支持网络在以下几方面也给菲佣赋权。首先，它让她们能过上更独立的生活，减少对雇主家庭提供日常用品（包括住房）的依赖。其次，它提供了家政服务之外的替代收入来源，并可以在工作间隙期作为缓冲。第三，它也激励她们参加并为S市的菲律宾劳工社区做出贡献。然而，这一非正规网络未能找到一些关键法律障碍的解决方案，包括在家乡和接收国之间可靠旅行的障碍。

表3 非正规菲律宾劳工网络的日常生计

汇款、住房和交易的案例将说明劳工如何在非正规经济网络和雇主家庭之间平衡生活，以满足她们的消费需求并获取收入。

1.汇款

汇款是世界各地菲律宾海外劳工的共同目标。汇款帮助劳工的家人过上体面的生活，孩子接受教育，也帮她们自己积累财富以购买资产或开始新生意。此外，菲律宾将汇款列为海外工人的“公民责任”之一，并要求正规移民通过官方金融机构发送汇款。然而，对于在中国没有登记的工人来说，正规金融机构几乎是不可及的，因为银行要求中国身份证明文件才能开立账户。生活在正规系统之外，也让她们处在菲律宾官方的视线之外。一个非正规网络帮她们解决无法使用公共金融基础设施的问题。

在中国，一些菲律宾贸易商在一些菲佣的帮助下，经营私人汇款服务。例如，Alex是一名住家佣工，同时也参与经营一个非正规的私人汇款网络。Alex的“老板”拥有多家贸易公司，因此在两国都有多个银行账户。这位“老板”雇了大约20名菲佣兼职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向其她菲佣宣传该服务。由于缺乏正规的系统来保证货币交易，移民社区现存的紧密联系为创建信任起了关键作用。被召来的劳工将人民币存入由贸易公司持有的中国银行账户，或者将现金交给兼职保姆，以换取收据，通常是一条在线消息。第二天，老板在菲律宾的助手，有时是兼职保姆的家庭成员，从公司在菲律宾的银行账户提取菲律宾比索，然后将钱汇入由寄件人指定的银行账户。对每一笔汇款，金额在5000或8000人民币之内，公司收取50人民币（最低费率为1％），20元交给招募转账的兼职保姆，30元交给“老板”。

该网络还可以进一步非正规化，脱离贸易公司。如果一个家庭女佣在两国都有银行账户和一些人脉，她可以全靠自己经营一家小规模的汇款业务。例如，Alex和她在菲律宾的女朋友正在创办自己的汇款业务。Alex的女朋友此前曾在中国用学生签证身份担任家庭佣工，因此在两个国家都有银行账户。通过为她们自己的业务征集寄款人，她们可以保留全部的50元费用。

2.住房

住房问题证实了这个非正规支持网络的重要性。S市政府颁布了一项法规，要求每份租约都必须向房屋部门登记，并禁止房东向没有身份证明的个人出租。法规还对租赁条件设定了许多限制，例如最大入住人数以及不得将房间租给多个非亲属关系的个人等。实际操作中，包括非法开发和非正规群租在内的非正规住房市场在城市中广泛存在，特别是在市郊所谓的“城中村”内。来自中国其它地区的数百万农民工从这个非正规住房市场中找到了经济实惠的住所，房东和租户都绕开了正式规定。

菲律宾家政工也同样在这个非正规住房市场中找到了住所。超过75％的受访者租了一个独立的房间，有时与菲律宾朋友共享，用于周末或全职居住，她们称之为“寄宿屋”。她们通常长期租赁房间。每月租金在600到1200元之间（约85-170美元），约占其平均月收入的7.5％至15％。一个包含厨房和浴室的单间可能要花费1500元（约合212美元）。在工作期间住在雇主家的菲佣通常在周六晚上返回她们的寄宿屋过夜。住在外面或兼职工作的菲佣整个星期都住在寄宿屋里。

她们的无证身份迫使她们寻找一个“好”房东，提供的不仅仅是居住空间。作为数万名内部和国际移民的寄宿地，“城中村”被地方政府视为社会稳定的威胁，并配有加强的警力。因此，外籍家庭佣工需要友好的房东，他能说简单的英语或使用翻译软件，保护菲佣们免受警方询问。“好”房东可以提醒她们社区中的警察存在，代替他们回答例行检查，并在某些情况下帮她们规避敌对的警察。

在S市拥有独立的房间对她们在工作场所的谈判能力有着重要的影响。最明显的是，拥有过夜的住宿点让每周24小时的休息成为可能。不然，她们需要在24小时结束前返回雇主家里，睡在同一屋檐下。相比之下，在台湾、香港和新加坡，菲佣都有每周连续24小时休息的法定权利，但由于雇主的宵禁，通常只有12小时的实际自由时间。寄宿屋也为菲佣及其个人财产提供了工作间隔期的住所，使她们能够更换工作并离开不喜欢的雇佣关系。因此，在这个非正规市场中，工人很少将住房视为阻碍她们离开不喜欢的工作的因素。另外，独立住所还可以为刚逃离第一个雇主的新朋友或刚从菲律宾下飞机的亲戚提供庇护所。

拥有独立的居住空间也让离开雇主家庭并开始自己的新生活变得更加容易。一位兼职菲佣将住房成本说成她决定开始兼职的关键因素：“房租都一样。住在雇主家的人也在付房租；而她们只睡一晚。她们的寄宿屋大部分时间都是空的。”如果有创业精神，菲佣们也很容易将居住空间变成经营空间，比如向其她菲律宾人售卖食物。

寄宿屋也是社区聚会的场所。一小群朋友经常在同一街区或同一栋房子里租下独立的房间或共享一个房间，远离雇主家庭，形成自己的家庭。一位与朋友合租的菲佣告诉我，她选择租房是为了保持与社区的联系：“我可以在家里见到老朋友，也可以在聚会上认识新朋友。有时我们会在家里聚会。这样更便宜。我没有在寄宿房里存放东西。我把房间留给我的朋友们。”寄宿屋也为她们的浪漫关系提供了庇护，无论是长期女朋友、来访的丈夫还是在网上认识的短期男友。

总之，相对较高的工资、廉价的非正规住房供应和法律执行的缺乏，让菲佣们独立找到了雇主家以外的住房。

3.购物与交易

除了大家都面对的因非正规移民身份而导致的法律障碍，菲佣们在应对日常生活方面的能力因不同社会因素的组合而存在广泛差异，例如持有未过期护照、与雇主有良好的关系以及拥有良好的语言能力。具有创业精神的菲佣们将这些能力转化为商机。

在我进入菲佣社交网络后不久，我注意到一些菲佣在微信上发布商业广告。超过一半的帖子都与金饰有关，包括新品和二手。典型的帖子如：“18K中国黄金。【戒指的表情符号】100%可抵押真品，私信了解详情。”帖子附有不同黄金戒指在天平上的照片。大半生在不同国家间流动后，这些女工使用黄金这种通用货币来储存财富。基于社交媒体的兼职交易商们经营着一个销售和转售的网络，使菲佣们可以方便地变现和实现自己的财富，并拥有女性美的奢华体现。

金饰品的销售形成了一条产业链，其中所有角色都有菲佣承担：卖家、买家和中间商。如果一名菲律宾女性有珠宝要出售，她通常会将珠宝的信息和价格告知她做中间商的亲密朋友。中间商会在她的社交媒体和她的买家群聊中发布该珠宝的信息。如果原中间商允许，其她兼职中间商也可以在自己的帐户上转发该广告。潜在的客户会私下联系中间商询问价格。转发链条中的每名中间商都会给价格加上自己的小额服务费。一些中间商也会自己购买产品并加价转售。因此，“你从黄金中获得多少价值，取决于你从哪个卖家那里购买。”购买的珠宝通常在周末聚会时由共同朋友送达。整个系统在一个每个人都大致相互了解的社区中靠声誉运作。

这个非正规市场也提供日常用品，如零食、维生素、洗发水、服装或自制食品。只有那些能独立接触外部市场或拥有私人生产手段的商人才可以经营此类生意。在一个案例中，有亲戚进口维生素饮料。在另一个案例中，一位前雇主教会了一名工人如何在中国的在线平台上购物。与售卖珠宝的生意相反，这类生意如果库存未能在社群内售出，可能会导致损失，因为商人需要自行购买和储存商品。

总体来说，贸易利润可观。生意的收益甚至可能超过她做家庭佣工的工资。由于收入几乎完全来自朋友和熟人网络，经营汇款或贸易业务的菲佣有额外的经济动力去在线上和线下结识更多的菲律宾同胞，并维护社区。因此，这些商人不仅在社交媒体上广泛联系菲律宾同胞，还创建群聊并举办线下聚会，以促进与社区的交流。有时，利润也推动了社区内部的竞争。在我的实地研究期间，两位老朋友为了共同的客户群展开了竞争，采用了恶性策略，如在社交媒体上相互诋毁，威胁举报对方的违法行为，并组织更多的团体活动以招募新成员。

贸易网络不仅为卖家和买家带来了商品和收入，还丰富了整个社区。在这个非正规社区内，菲律宾移工找到了情感归属、经济收益和赋权支持。

注释

1. 受访人数量与针对其它国家菲佣的社会学研究有可比性。
2. 我从菲律宾社群之外的关系中找到了这2名劳动中介。我多次尝试采访雇主，但都被拒绝了，原因是隐私保护。
3. 中产移民女性在他人家中从事家务劳动，在菲佣和其它族裔的家庭佣工中，都是常见现象。
4. 1名受访者被她的中国丈夫虐待；另外2人被雇主虐待。当然，受社会禁忌影响，实际发生的性骚扰可能多于受访者的报告。不过，在菲佣社群中，谈论性并非禁忌，许多受访者在我在场时当面用玩笑讨论性的话题。
5. 本段的讨论机遇法律文字和受访者的经历，而她们的经历不能直接帮助我们理解她们特殊环境之外的群体。比如，她们的经历与中国南方的无证非洲商人截然不同。尼日利亚伊博商人被警察不成比例地骚扰和最终，而他们的非法移民身份导致了比我的受访者更多也更严重的日常不变。
6. 这些家庭佣工通过S-1签证入境，这是给外籍高层次人才家属探亲的签证。《出入境管理法》第6-10条。根据S市当地媒体报道，2017年，不到1000名家庭佣工获得了S-1签证。S市政府官方网站上写道：“外籍高层次人才雇佣菲佣变得更加容易！”
7. 使用分类错误的签证工作违反了《出入境管理法》，会导致与没有合法签证就业同等的法律后果。尽管如此，在实际操作中，有效的签证章在出入境检查时维持了合法的外表。出于类似原因，雇主也有动机担保赞助这样一份看似合法的签证。
8. 为验证法律文字，我在在线裁判数据库中进行了搜索。在“菲律宾”和“家庭佣工”的关键词下，我发现的法院判决文书都是关于中介单位将劳工带入中国的案例。
9. 一名菲佣精彩地总结了警察的劳动分工：“如果你看见讲英语的警察（非常有可能是移民警察），你就知道自己陷入这个系统中了。在那之前，你总是有可能逃跑，给钱，或向上帝祈祷，而上帝可能会给你另一个机会。”
10. 比如，Elinor在中国的10年期间，她称两次从困境中脱身。第一次，因为另一名菲佣举报，移民警察来到了她家门口。她“声泪俱下地给警察解释自己的情况，说自己‘与自己的孩子们待在一起，而且需要给家里赚钱。’”移民警察“发慈悲”放她走了。第二次，警察决定将她遣返。但是当时遣返中心已经住满了，而且她有高血压。警察不想为她可能的健康问题负责，就把她送回了家，并让她等待电话。她有一个月都没有收到警察的消息，就换了手机号，搬到了另一栋楼，继续在该市工作。
11. 只有1名受访者因缺少雇佣证书被菲律宾出境管理官员拦下。但菲律宾方面的限制对一些劳工的计划造成了影响。尽管错误的中国签证可以让菲佣穿越中菲边境，她可能会选择避免返回菲律宾，害怕在返回中国时被拦下。
12. 这符合在其它一些亚洲地区观察到的情况，在那里，菲律宾女性劳工也可以利用周末进行社交集会。
13. 这也在其它针对菲佣的人类学研究中得到记录。
14. 我曾在多个场合下帮助传送交易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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